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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可知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这是胡适病过且要大病之前，已露出疲劳之态，不那么能刻苦了。他知道“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此次就“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这是话说得委婉，其实还是一种防卫心态，无非是要做出来证明他有“拿绣花针儿的本领”，以后好多做开辟之事。这正像他对小说的考证，其真正的动机是要传播他所谓“科学的治学方法”一样。[66]胡适做事，的确都是有“宣言”要发的。但他一生治学，也没有下决断到底是主要“用大刀阔斧”还是“拿绣花针儿”，最后二十年多耗在《水经注》的考证之中，仍是在两者之间游移。
不过，这次的疲劳之态已透露出他的《哲学史》真可能写不完了。胡适的《中古哲学史》写了三次，1919年在北大一次，在中国公学时一次，30年代再回北大后又一次，却都未完成。胡适真是只写前半部书啦。他后来说是因为写到禅宗，有了疑问，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他一贯的“展缓判断”的态度，应该是可信的。唐德刚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胡适既要坚持自己提倡的“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又受其盛名之累，不能随便犯错误，让人抓住小辫子。结果搞不清佛教问题就无法把中古哲学部分写下去，而同样的因素又使他连佛教的问题也始终没有搞“清楚”。[67]
的确，胡适既然因要开风气而直接向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挑战，就更不敢犯错误了。太炎固不至于主动为难后辈，[68]其弟子中能做胡适所谓“绣花针功夫”的则大有人在，而且他们的气度涵养都未必有老师那么好。胡适若出言稍不慎，便有可能吃这些人的大亏。他的确“不得不特别谨慎”。胡适本以胆大见长，适宜做开拓事业，而一个“训练”，一个“盛名”，反使其变得比一般人胆小，学问做不下去，就不得不转而谈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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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许多论述，都本余英时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收在《年谱长编》第1册篇首，第1—74页），凡正文中已提到是余先生的观点，不再注出。
[2] 《口述自传》，第77页注4。
[3]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2年12月1日。
[4] 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张之洞语已引在余先生文中；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759页。
[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9页。
[6] 参阅1919年4月21日《时事新报》所刊朱谦之《新旧之相反相成》，转引自《吴虞日记》上册，第462页。朱氏通篇所论，当时有新思想者皆治诸子学者。
[7] 关于康、章对儒学的冲击，参阅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8]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第72—88页。
[9] 《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1—22页。
[10] 《严复致熊纯如》（1912年4月19日），《严复集》第2册，第605页。
[11] 本段与下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151—164页。
[1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29—230页。
[13]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卷二，第286页。
[1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9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05页；参见同卷第213—218页所附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
[15]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16] 《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17] 《口述自传》，第152—153页。
[18] 李敖：《胡适和三个人》，《李敖全集》第5册，第329页。
[19]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缪金源致胡适》（1920年12月16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117、118页；《吴虞日记》上册，第450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第216页。
[2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5—76页；《口述自传》，第128、5页；参见李敖《胡适和三个人》，第303页。
[21] 《吴虞日记》上册，第585页；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第294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参阅前文第36页及后文第3页（后文系新增，单独排页）。以下所引亦同出此两页。两文均已为余英时师所引用。
[23] 胡适语转自《年谱长编》第1册，第297页。此事必须由黄门高足来做最后裁决，也提示着这将起的风潮或者也有教授间斗法的影响。黄侃的另一个弟子范文澜就告诉周作人，他曾在课堂上不断作乱，试图驱赶已往趋新一面走的黄氏同门朱希祖。周作人：《苦茶》，第276—277页。
[24]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转自《年谱长编》第1册，第296页；《谈话录》，第135、173页；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25]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4页。按冯氏在其《三松堂自序》（第200页）中又记此事，文字略不同。
[26] 《口述自传》，第229、249页。
[27] 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36页。不过，据冯友兰在前引文中所述，讲一学期才讲到周代的是陈黻宸；而他在1935年的回忆中又说：“民国四年沈兼士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了一学期的功夫，才讲到周代”。（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84—285页）有可能胡适以前讲中国哲学史的多用一学期来讲周代之前的“哲学”。
[28] 关于典范理论，参见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rev. 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29] 《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30] 本段及下段之大部，从观点到文字，几乎全部引述余英时师前述两文，故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引述中若有理解错误，自然由我负责。
[31] 《吴虞日记》上册，第480页；《口述自传》，第128页；并参见李敖《胡适和三个人》，第330—331页。
[32]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4日。
[33] 《口述自传》，第205页；《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34]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p.89-90.
[35]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57、100页。
[36]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37] 胡适日记，1916年9月16日。
[38] 《口述自传》，第249、210、204页。
[3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5—216页；《谈话录》，第160页。
[40] 熊十力语出自其《十力语要初续》，转引自余先生文；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41] 冯友兰语转引自余先生文；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330—331页。
[42]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43] 转引自陈源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4页。
[44] 《年谱》，第198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161—162页；胡适日记，1914年2月9日。
[45]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3—537页。
[46]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
[47] 《口述自传》，第94—97页。
[48]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口述自传》，第116页注29、第20页注8。
[49] 夏道平：《谈自由，念胡适》，《世界日报》1990年12月16日之《世界周刊》；吴森：《杜威思想与中国文化》，收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50] 参见Daniel T.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Basic Books，1987），pp.190—192，杜威的话引在该书第191页。
[51]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57—270页。
[52] 《口述自传》，第93页。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也有相似看法。贾氏关于胡适的名著，有两个中译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名直译，作者音译为格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和《胡适评传》（书名转译，南海出版公司，1992），都有小错而尚可。本书所用为后者，简作《胡适》，参见第42、99页。
[53]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5日、7月7日所附他1917年3月补记；《口述自传》，第91—92页。
[54] 贾祖麟：《胡适》，第97页；《口述自传》，第92页。
[55]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1日。
[56] 《口述自传》，第117—123页。
[57] 《口述自传》，第12页、第20页注8。
[58] 胡适发现，在一部康德占40页的西方哲学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决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适是否心服。参见其《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页；存疑主义见第36—41页。
[5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21页；《口述自传》，第252页。
[6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今日西人治汉学者中文程度渐深，可以预期冯氏的“贞元六书”将来在西方的影响还会增大。因为那里面恰多“举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内容，其出发点或视角又常与西人相接近，加点材料并再事发挥就可做成文章。这是题外话了。
[61] 《口述自传》，第117页。
[62] 《口述自传》，第124—126页。
[63] 《口述自传》，第97页。
[64] 本段与下段，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65] 《口述自传》，第214页；《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66]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5页。
[67] 参见《口述自传》，第181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
[68] 随着胡适影响的扩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后也越来越不容忍胡适及其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