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未成眷属，实人生之恨事。但中国的传统，向来反对离婚，尤反对喜新厌旧。名教的力量，虽无形而甚巨。读书的士人，被视为社会行为的典范，道德要求又更高。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是极大的。前引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对“暴得大名不祥”之古训的肯定，是他的甘苦之言；名誉伴随着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这样的“盛名”，的确很“不易处”。
1925年，胡适做了一首诗《一个人的话》：“忍了好几天的眼泪，总没有哭的机会。今天好容易没有人了，我要哭他一个痛快。”哭完之后，才一切轻松。当年胡适的母亲解决家庭纠纷的办法就首先是忍；实在忍不住时，就哭，也并不骂一个人；哭到把年龄相仿的媳妇们折服为止。[44]这大约就是胡适这首关于哭的诗的出处。旁人只见胡适少年得志，不知他一向与旧势力周旋，在社会压力下赔笑脸，也有许多的苦处。
1922年6月，胡适有一首诗《有感》，结语是“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那天的日记中称“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三十多年后，又自己加注说是纪清宣统帝。这是徐志摩所说应该注意的那一类诗了。的确，在胡家住过几年的乡亲石原皋即直指此诗是为曹珮声所做。无论为谁所做，少年要冲破的，是千年的礼教。1936年胡适做有一首《无心肝的月亮》，自述是取明人小说中“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意思。周策纵先生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两句诗，本是《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写女子企图私奔的故事。周先生确是胡适诗的真正解人，他虽不知胡适那段时间颇涉一些情缘，仍看出胡适《无心肝的月亮》所写的主角“对感情压抑得很厉害”。[45]胡适在诗中自白道：“孩子，你要可怜他，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那年曹珮声恰从美国归国，此诗大约不是为珮声而作，却表述着某种持续的无奈——礼教虽然锁不住少年的心，少年也终于跳不出他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实不也都是殉道的牺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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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自“暴得大名”后不过数年，即因其“好邀众誉”，且“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许多人视为落伍，后来更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被认为是认同于北洋政府。重要的是，说胡适落伍不只是激进派的看法，曾任北洋政府部长、比胡适还更“落伍”的汤尔和，也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46]而且，因为哲学史有点写不下去，谈政治又谈到“向壁”的地步，胡适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是不知何去何从。一向不习惯寂寞和闲散的胡适，在那段时间里确有点像他1923年在索克思家养病时所说，是“寂寞和闲散同时来”，对他来说，那的确“是很苦的”！
有时胡适的落伍其实是吃了朋友的亏。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适家听到王世杰大骂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而学生则真是受骗送死。胡适听了一言不发。[47]可知当日“英美派”心中的确有此认知。但此话在家骂是可以的，一公开发表，客观上就是为杀人的军阀政府开脱，所以鲁迅等就不能不出来说话了。而《现代评论》派在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就要大降。胡适既然一言不发，对此也许还有点保留，但一般的认知，他当然是《现代评论》派的，所以他也只能跟着“落伍”了。
到北伐时，胡适明确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这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48]本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其思想以外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就在有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今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有些落伍了。
民初士人在激进的大潮流下，许多人的思想可以说是数年一变，速者一年数变。因为“潮流”本身变得太快，不如此即赶不上“潮流”。而由于思想的追随者有意无意间渐据主动地位，立说者要跟上“潮流”，实际上就必须跟着听众变。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是，这些“曾开风气人”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落伍”，因而必须“跟着少年人跑”。胡适就认为，梁启超和章士钊都曾不甘心，梁“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章则不然，他是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做首领。[49]
但是民初世风的转变太快，梁启超个人的转变可谓快而频，仍跟不上，在壮年即不得不“功成身退”，不再占据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跟了而没跟上，那不跟着少年跑的章士钊就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其实，钱基博认为，梁启超虽乐于引胡适之说以自张，但他“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50]这就提示了一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在“跟着少年跑”已成时代风尚的语境下，要想“调节其横流”，也必须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既然先有了要想“调节其横流”之心，往往也就只能得一个跟而跟不上的结局。
钱基博后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说，胡适与梁启超一样，对时代也是“惟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前面说过，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部分是因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曾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少年跑”，但他与梁启超一样，又不时“思调节其横流”。唯一存“调节”之意，就不仅“调节”未必能成功，自己也可能因跟不上而“落伍”。
其实胡适自己也清楚这一点。1936年周作人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胡适立即“抗议”说：“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要对他们说我的话。”[51]胡适之所以不能抓住青年，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跟着跑时总思有所调节。虽然抓不住，却不肯放弃，还是要抓，这是胡适的老实话。因为他深知五四运动后，学生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有力量有用处的新成分”，各派力量都在努力争取。胡适自己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唐德刚先生曾说，“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大的变动”。因为他“享有盛名”，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这个说法恐怕只看到钱币的一面。晚年的胡适有时确有“返老还童”之状，如民族主义情绪较强，略近于他留学之前的心态。这或者给人以长期不变的印象。其实胡适的老朋友任鸿隽就认为胡适“最能意外出奇，使人惊喜”。[52]“最能”者，其转变自非一两次也。
与其同辈人一样，胡适也不断在变，以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同样，他也的确是一直努力向学生辈不断跟进，只是不愿挂在口头上。可以看出，在这一般认为他“落伍”的时间里，胡适对他“暴得大名”之后的去从，是有所反思，有所斟酌，也有所计划，有所调整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胡适向学生辈跟进的调整幅度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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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这一周》（1921年11月1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17页。
[2]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87页。
[3]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书信选》中册，第294页。
[4] 印出的此文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的“山中杂记”中。
[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41、108—109页。
[6]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
[7] 《谈话录》，第48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夏志清序，第24—25页。
[8]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8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7页。
[9] 《谈话录》，第194页。
[10]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98—199、94页。
[1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第116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第1922页。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页。
[13] 《谈话录》，第255页。
[14]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141页。
[15] 胡适日记，1922年5月30日。
[1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1页；胡适的《宣统与胡适》曾刊《努力周报》第12期，胡适1922年7月23日日记中有剪报。
[17]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1、116页。
[18] 《我的前半生》，第179—180页；胡适与其朋友们关于此事的辩论参见《书信选》中册，第268—282页。
[19] 罗尔纲：《关于胡适的点滴》，《胡适研究丛录》，第16—17页。
[20]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
[21]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1、13日，收在其《爱眉小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127，129页，以下注为徐日记及年月日。
[22] 《胡适诗存》，第230页。本章所引胡适诗词，凡自此书并标出篇名者，一般不再注出。
[23]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4—76页。
[24] 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6—57页；沈卫威《胡适的婚外恋》，《名人传记》1988年第8期，第68—71页；田柚《千年礼教锁不住的少年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1年3月26日。
[25] 《胡适致胡近仁》（1918年5月2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10页。
[26] 胡适日记，1914年6月6日
[27] 胡适日记，1914年1月4、27日；《胡适致母》（1911年6月22日），引自《年谱》，第27页。
[28] 《谈话录》，第232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26页。
[29] 《年谱》，第45页；胡适：《美国的妇人》（1918年9月），《胡适文存》卷四，第54页。
[30] 胡适：《贞操问题》（1918年9月），《胡适文存》卷四，第73—74页。
[31] 《胡适致胡近仁》（1918年5月2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10页。
[32] 《四十自述》，第64页。
[33]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年谱》，第62—63页。
[34] 胡适日记，1923年5月21日；《丁文江致胡适信（残）》，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5月24日。
[35] 《胡适致汪孟邹》（1923年夏），《胡适研究丛录》，第234页；胡适日记，1923年12月12日。
[36] 胡适日记，1923年所附《山中杂记》，8月17日诗。
[37]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11、13日。
[38] 《任白涛致胡适》（1927年5月23日），《书信选》上册，第432—433页；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21日。
[39] 《胡适诗存》，第277页。
[40] 按此诗原稿收《后尝试集》，出版时编辑仅疑为徐作，经请方家辨认笔迹，确为徐的字。有学者以为是胡适做，不仅字不像，意思更不妥。以民初的世风和学者的素养，此类话若出自事主，太陋。
[41]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38—39页。
[42]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6—57页。
[43] 分别转引自颜非《胡适与徽州文化》，收在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第92页；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7—59页。
[44] 《四十自述》，第62页。
[45]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6页。
[46] 《张奚若致某人（残信）》（约1920年），《书信选》下册，第516—517页；《钱玄同致胡适》（1919年2月）、《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25、545页。
[47]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73页。
[48] 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第13—14页。
[49]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4—168页。
[5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354页。
[51] 《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52] 《口述自传》，第80页注22、第130—33页注2；《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