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很能反映立说者当时之所思所虑。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同一时段的思想发展，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轨迹。
1923年及前后的一两年，确实是中国思想的转变时期。胡适那时也正在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是向着集团主义在走，胡适有意无意间也在不断跟进。他开始赞扬王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1922年，还略早于其自划的分界线。此后胡适的思想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一个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的人来说，这个步子迈得好像很大，也显得太突然，其实这应该是他经过反思和斟酌的谋定而后动。
基本上，胡适的步子也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演变一步步逐渐迈出的。但正像他当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补了中国思想界典范危机的空白一样，胡适这次谋定而后动的整体转变幅度虽大，每一步迈得却不算大，而他变化的速度又未必赶得上中国激进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进方向去的领导空间已被新文化诸人中的“急进派”捷足先占了，则胡适所能做的只是认同于既存的集团主义势力。在胡适个人，步子或已迈到最大，而在许多激进的青年看来，则或许还不够“时髦”吧！
或正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胡适的调整和转变都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适这样一个已确立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能往这个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进世风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在此进展中，深受外在大趋势影响的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要了解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还要回头看看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中国自主动“面向西方”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需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适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是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3]
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现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8]
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中共《主张》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9]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夏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如果说陈或因老朋友的关系，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语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11]
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12]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其实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
胡适曾说，1925年时，“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他终未加入。接下来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13]特别是胡适自己到下一年就大赞苏俄（详后），以行动表明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这显然不是无源的突变。在别人或觉意外出奇，在胡适自己，可说更多是谋定而后的有意转变。因为他一向自称不肯学时髦，恰证明这次他是谋定而后动，也就是老师向学生靠拢。其实不仅对新俄的向往，胡适关于西洋文明的分段及各期“宗教信条”的论述，与一般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多少有些“隔”的感觉，但是与罗家伦在《新潮》第一期的《今日世界之新潮》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深知胡适的张慰慈说过，“适之又是最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的。说胡适受学生影响而向左转，大约可以不错。[14]而他那时的激进，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高度推崇。
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人，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对此，晚年的胡适曾有清楚的自我供证。
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引用了他的一位仍在政府任“公务员”的朋友两年前来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值得引证在这里：
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在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引了这段话后，胡适自己忏悔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15]
像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我们熟知的胡适形象有相当的出入。这一方面因为胡适素来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温和渐进取向，晚年更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同时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赞，有些是以英文在国外发表。即使在胡适用中文发表的言论中，或者也因其论说星散各处，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要了解自由主义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爱，最有提示性的就是从他本人的中外思想资源去考察分析，下面就胡适所亲近的英美自由主义的渊源流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做一大致的勾勒。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自20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常喜欢将英美二字联在一起，从政治到文学艺术，似乎都有英美派。英美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无疑的，但两国间亦有许多不同。同样，英美的自由主义虽是同源，也有相当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在20年代的中国，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曾被中国思想界对立的两派分别请来助阵。故说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将英美并提要格外小心。
就其本身来说，则不仅美国自由主义源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且这一流派的自由主义所有的基础理论，可说尽出于英国。所以要检讨英美自由主义，必须从英国入手。
英国自由主义也是多源头的，而且甚难清楚地界定。1848年时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曾试图将其界定，结果发现其含义“非常之不精确”。[16]不过，英国经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渊源有两支，即17世纪洛克（John Locke）和弥尔顿（John Milton）等人的政治思想和18世纪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从历史角度看，自由主义与对宗教和既存政治权威的抗议是一致的。由于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工业革命后的中产阶级对抗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需要，到19世纪时自由主义在英国成为显学，并在政治上亦居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的理论也在此期间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个人自由。但是怎样达到个人自由的目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却常常不能达成共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根源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理性、个人主义和人类进步的必然性。且特别强调法律愈少个人自由愈多，故主张国家对个人的干涉越少越好；经济发展是个人自由之一部分，国家对此也不应干预，让其按工资铁律的“自然法则”自身发展。这种理论在19世纪的最明确表述者即李嘉图（David Ricardo）。[17]经典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计划性的社会改革，认为最好的改革就是去掉对个人和经济运行的法律束缚。这一点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律多为前工业社会所制定，受惠于工业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然要反对。
这种反对整体社会改革的主张很明显地体现出受到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影响。边沁实际上主张改革英国所有的制度习俗，但要一样一样地改。边氏以功利为检验各种制度习俗的唯一标准。他对每一项制度习俗都提出两个问题：在哪方面具备功利，对谁具备功利？换言之，对所有制度习俗均应随时考察其是否为人提供快乐，及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提供快乐；最终要达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目的。边沁以为个人与社区（community）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后者的利益不过是前者利益的总和，故此政府不应干预经济。[18]
但是边沁既以功利为检验一切的标准，就为集体主义一方的政府或社会干预的观念提供了同样的思想武器。如果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实行干预，也完全理直气壮。且边沁（以及李嘉图）关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一致的观点暗示着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内部的一大隐忧，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社会的平等公正本来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大原则。
随着工业发展到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劳资关系成为英国的社会问题。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危机更凸显了这些社会问题。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发展首先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基础的，则社会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利益显然已不一致了。同样，工厂主的个人利益是要从工人身上获取最大利润，这与工人利益必然冲突，则个人利益自不能说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是自由和平等的竞争。但是每个竞争者如果一开始就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则竞争必有利于原处优势者，结果只能是更不平等和不自由。[19]不能提供均等机会的自由制度是真正的自由吗？这些道义问题困扰着许多自由主义者。
所以，19世纪后半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困扰和转变时期。这段时间的代表人物是穆勒（John S.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及在中国名气稍逊的格林（Thomas H. Green）。穆勒基本上站在经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对自由主义的诠释渐侧重于思想和道义方面。同时按边沁的以功利为检验标准的思路，穆勒虽仍坚持政府应尽量不干涉私人，却也接受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府改革措施。[20]严复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就很能道出穆勒立场妥协的消息。
斯宾塞本是社会学的鼻祖，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可他同时又坚守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并且以新出的达尔文进化学说为支援，为一种可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概念论证辩护。既然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则欲以国家方面的蓄意行动来达到社会目标不仅不必要，而且是自毁性质的。[21]
站在斯宾塞对立面的是格林。格林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引入自由主义。他颇受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认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故每一个人都应与他人一起造成一种包括自身和他人利益的“共善”（common good），而政府就应代表这种共同的道德意志。但是格林也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和剥夺性的政府手段，仍坚守自由主义的基点。[22]
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彼时英国自由主义的分歧和路数。穆勒居中，两边是维持传统的斯宾塞和向福利国家路径迈进的格林。但是斯氏之必须用新学说来维系旧传统已很能说明经济放任自由主义的危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也渐成显学；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更有取代自由主义之势。
社会主义亦是词义纷繁概念极难界定，其流派之多恐怕更在自由主义之上。但19世纪英文中社会主义的政治涵义大致有颇不相同的两大类：一是将社会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体系的简单表述，一是着重区分于个人的，特别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前者主张社会改革、社会秩序、确立和扩展政治自由、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要终止过去的不平等和特权等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相通，故有人亦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继续。为行文简便，且称其为社会主义甲。后者则与个人主义形式的社会理论对立竞争，主张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主要指社会秩序而非平等）在生产方式私有制之下均不可能达到，只有在社会公有和社会控制取代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实现。为行文简便，暂称其为社会主义乙。
在英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各种称为社会主义运动者多为甲的不同侧面，所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理论，反而是达成自由主义目标所必须的。如费边主义者即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理想的经济侧面”（萧伯纳语）。因为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也含有抗议既存政治权威的成分，可说是更早的自由主义的必然延续。只是到了20世纪初，甲乙两派才最后截然分离，乙派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而两派均相互指责对方不是真社会主义。乙派认为甲派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故径呼其为自由派；甲派则重视自由主义价值与其社会主义的自然关联，他们认为，乙派既然反对自由主义，就不是真社会主义。在关于甲派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认知上，大家其实是相同的。[23]
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自身出现危机时，又遇到社会主义从外部的挑战。结果到19、20世纪之际，从穆勒-格林的趋向渐渐发展成一种新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即是霍布豪斯（Leonard T. Hobhouse）。现代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经典派认为是，故主张只有去掉权威才有个人自由；现代派认为不一定，则为了社会自由也必须有社会约束——即国家和法律的作用。
现代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对某一个人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现代自由主义援用边沁以功利为检验标准的取径，允许并主张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的调节和干预，以应付因生产社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种运用公领域干预私领域的主张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到1911年，霍布豪斯在其名著《自由主义》之中更进而提出并论证了“自由社会主义”。霍氏针对“适者生存”的社会观，进一步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和缓的集体主义制度，即在保全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或者说是在福利社会中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24]
霍布豪斯要在英国做的，正是胡适的老师杜威要在美国做的。与霍氏一样，杜威受格林一派自由主义影响甚深，也提倡公领域的干预和控制。[25]不过美国自由主义有与英国很不一样的发展进程。
首先，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斯密的《原富》同在1776年发表，但《原富》在美国出版已是在十三年之后了。特别是刚独立的美国缺乏资金，不得不一开始就利用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故美国人受经济放任自由主义影响较晚。结果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是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主，与经济组织方式联系较少。这一点与英国的经典自由主义有较大的区别。只是到了19世纪初，斯密的《原富》在美国读者渐多，经济放任主义才渐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后来者的地位使经济放任主义在美国处于一种后来居上的争正统的地位，而不像在英国其本身就是正统。[26]
其次，由于美国基本没有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也缺乏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所以自由主义在美国一开始就不仅不具有抗议的性质，而且一直是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关于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非常精当的分析。他说，美国思想传统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美国政治传统常是保守的。故美国的“道统”对“政统”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道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对政统之保守的一种反作用。[27]
二战后美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其实不过是老自由主义（经典派）换了包装。保守主义之前加的新字固然是迎合美国人典型的喜新厌旧气质，实际也透露出保守主义本身没有多少市场的消息。反过来，正因为保守主义在美国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批判力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乃不得不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批评。结果造成美国思想界之激进与保守通常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中轴的左右摆动。而且到二战后一度出现一种“形左实右”的现象，即新保守主义是求变的（从现状往老自由主义方向变），自称自由主义的反而是保守的（要保持罗斯福新政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现状）。[28]
美国自由主义不得不自我批判这个因素进而造成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认知，即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通常是比现状更偏激进一面。霍夫斯塔特以为“自由主义的”（liberal）在美国的含义即是“大众的、民主的、进步的”。这也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19世纪以来的大众主义（Popu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血缘关系。故美国自由主义虽然不具先天的抗议性质，其中更“自由化”的一支却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渐与所有具有抗议性的思潮和运动认同，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近朱者赤的粉红色思想。[29]
美国的大众主义是一种渊源于清教的自耕农理想的“重农”思想，依据新教的平等和互助（博爱）的教义向往一种前工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和社区协作的理想社会。[30]近年的研究表明，同样的新教理想和前工业社会的社区观念正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31]这样一种兼含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理念乃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甲的又一先天相通之处。特别是在美国，平均地权派（Agrarianism）和经典自由主义均可溯源到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因为杰氏本为平均地权派的鼻祖，后来又接受斯密的放任主义经济学说并大力鼓吹之。1848年美国的《韦氏大字典》就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派使用的新术语，两者间的关联可见一斑。
19世纪美国思想界对英国情形所知最悉且追随亦紧，当社会主义在英国渐成显学时，其在美国的影响也日大。我们今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多侧重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殊不知其本身也有甚强的正面道义诉求，而这正是它在当时吸引人之处。在进步主义初期的188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美国知识界非常风靡。而且美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的欣赏，不仅因其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应似乎比经典自由主义更切近，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对新教平等博爱道义精神的承接。美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支后来变成基督教社会主义，即是明证。
只是因为种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当英国知识人从自由主义迈向费边社会主义时，美国士人反从社会主义回归自由主义，而形成一种与霍布豪斯十分相似的现代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一度向往实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认知，后来的总统威尔逊在此时即认为：“就基本理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如果不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基本相同的。”[32]
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注重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曾服膺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不过杜威在社会有机论方面比斯氏走得更远。同时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后美国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实际是个国际性的运动，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人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国也参与这一运动并曾到民间去组织农业工人。此运动在美国风行时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学任教（1884—1894），那时影响杜威最大的是名记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别强调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时曾计划出版一份报纸，专论哲学可运用于社会，并可提供“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此举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后来报纸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后终成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从哲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乃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33]
19世纪末的美国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实用主义在詹姆士手里并不盛行。更因美国理想主义与清教的联系，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学人思想上的重负，颇类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欢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的通行有所妨碍。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盖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即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
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34]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由于美国本无贵族，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正统，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均得以在名大学任教、往来于上流社会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较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虽然关注大众，却不能认同于大众。反观英国，费边社诸人多是记者文人一类，很难被既存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不得不往权势圈外寻求影响，路数又大不一样。[35]
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胡适所服膺的自由主义，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式现代自由主义。[36]其与社会主义的容易相通，可从以上讨论略见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赞颂和向往，主要还是受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环境及个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显学，中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反传统或反既存权势方面，在英国和中国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对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面的道德诉求。其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但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同时还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自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人中长期不得人心的状况其实也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渐变为士商工农，大量关于商的专书的出现早已不知多少倍于农书。但士对商的轻视仍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均是外来新名词，其与中国传统概念最相近的是商与商人。所以，在士人潜意识那安身立命之处，资本主义可说是先天的不逗人爱。这在前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在后来各方的观点都极明确，分歧也凸显出来之后，梁启超在1927年还特别声明：“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37]梁氏这段话，最能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38]
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从反面增加了其批判者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有增无减，也是社会主义能风行的土壤。萧纯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则愈见其为独到者。今日国内之谈社会主义者，即大率类此”。[39]萧氏的观察若去掉其情绪化的部分，大体是可靠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除资本主义外的其他各种“主义”，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
而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激进化已达一个新的高度。1924年秋江浙战争时，浙江卢永祥在其辖区征收“军需善后米捐”，买卖米均须纳捐。上海市县两商会曾呈请减免，卢氏复电称，军需和民生都应照顾，较次的籼米可以免捐。较好的粳米，则“均为有产阶级所购，区区饷捐，摊之于各人，为数极微”，必须照纳。[40]阶级意识既已见端倪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则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
过去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试查旧文，则一向冲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周作人认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这当然也包括周氏自己。实际上，周作人根本认为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才不赞成共产主义。[41]周氏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涵盖甚宽，约近于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主义。这个观察大体是不错的。
罗素描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时，即说中国的青年及其优秀教师中的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42]罗素接触的人当然有限，其所谓优秀教师者，大约应为多少说点英语之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不过是向往而已。但这样的人中若已多数向往社会主义，其余自可想见。实际上中国士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罗素自己也有贡献。周策纵先生注意到罗素在华演讲的中文译稿中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与其在别处的英文叙述有些不甚相合，[43]但大多数中国人认知的罗素正是来自那中文的部分。因罗素是梁启超“他们”请来助阵，且常讲中国传统有许多不错的地方，胡适对罗素是不满意的。但罗素对社会主义或更切近中国国情的论述，或者也影响了胡适。
由于其所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缘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起源相当早。还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国大选中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演说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威尔逊在那时主张“小政府”，让国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党的主张了）。而罗斯福则要想“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类今日民主党的主张）。胡适说，在二者之中，“吾从威氏”。[44]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动荡后特别偏向西方而疏离于中国观念的一个表现，因为罗氏的主张显然更接近中国固有的政治观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证，胡适后来至少有二十年是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有计划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适在此时大约是在意识的一面从威尔逊，无意识的一面恐怕还是更倾向于罗斯福的。
两个月后，有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以为，中国之病“不在无自由平等之说，乃在不知此诸字之真谛”。他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适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认为：“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胡适进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因为“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这里的表达虽然尚不十分系统化，已是清楚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而其不想拾人唾余走西方老路之意，则已直指社会主义了。
到1917年，胡适曾摘录他致朋友郑莱的信，里面说到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因为欧战就是人类未能控制民族主义所致。因是摘录，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确切意思，但大致是较机械地运用所谓实验主义，要在实验室里出思想，并在实验室里检验思想。[46]无论对思想进行何种控制，这样的实验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相通的地方显然还多于其与自由主义相通者。当然，这主要是体现了胡适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社会的杜威式取向。
综观胡适一生，他不但在哲学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即是杜威思路的最亲切体会和运用，而且有时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们试比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和大家熟知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时极相似的一段话，其渊源甚明。同样，胡适在他那篇引起争议的《我们走哪条路》中提出的贫穷疾病等中国“五大仇敌”与上述杜威要在美国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国社会与胡适所在的中国社会不啻霄壤之别。胡适所说的五敌当然都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可是这背后尚有更大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47]
反过来，贾祖麟批评胡适对中国人的社会愿望和实际生活条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有违杜威的师教，也未必正确。[48]其实胡适不完全是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而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搞有计划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决美国问题的重要“方案”，胡适一学，自然发现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
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那天他上课讲的就是王莽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以为“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不久，胡适就写成并发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文。他确认王莽“均众庶，抑兼并”的各项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王莽将许多“公共用具”“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表明他“的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因为那个时代“国家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时不会收效，但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49]
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对王莽的研究并无什么贡献，但对认识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实行“社会主义”而当得起大政治家，足见此时“集团主义”的思想在胡适心中已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语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点睛之笔。胡适后来在1930年自己选编了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胡适文选》，自认是代表那时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在那篇文章里，胡适正式宣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适并论述这二者间的过渡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这正是典型的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推理。但胡适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国，故他比英美自由主义者又迈进了一步，直接诉诸社会主义：“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其结果是财产私有为神圣人权的观念已动摇；被轻视的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50]
1926年，在写此文三个月后，胡适途经苏俄到英国参加庚款会议。那时他曾准备以这篇文章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并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详后）。此时胡适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续了他此前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也有他本人访问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这一刺激引发的“兴奋”。考察他访问的几项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当时的心态和他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