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体验新俄
胡适1926年夏途经苏联时，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51]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长谈，校长拉狄克也参与。这次谈话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52]近年发掘出的胡适日记留下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记录，[53]目前我还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
两份他人叙述都是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对其所述内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值得将其稍详细地摘录在下面。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以后中国学者如非革命党人要去参观就不许了，张君劢先生过俄时即想去孙逸仙大学，终于未得其门而入。[54]
另一份记录出自汪菊农，他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55]
胡适自己的日记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前往中山大学：[56]
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而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他表彰苏联不够，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此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胡适实在有点不通人情，苏联也曾退还庚款，当年北大发工资即曾靠此款。今在苏联而不先表扬苏联所为，却强调美国的“首先”，当然容易使人不快。赞扬美国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曾与胡适“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60]
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张彭春曾说，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61]
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虽不曾“主张共产”，大体也属于张氏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从其日记可知，胡适甫抵莫斯科即径往中山大学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他在当面称赞苏俄时仍保持着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这在他个人而言赞美已不算低），只不过是秉其一贯的立场；观其在寄往国内的书信及稍后的文章中大赞新俄，甚至引起许多政治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开或私下的质疑，便最可见其心中的真实感受（详后）。
在苏俄与中共方面，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对胡并不取“骂”的态度是个敏锐的观察，时人传言中的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之住处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的确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与刘伯坚在“舌战”后仍希望胡适能“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被连续安排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他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做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62]
而中共方面给胡适的实际影响或更直接，使他产生了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念头，胡适8月3日的日记说：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63]
胡适早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就说，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64]这次有心出来组党做政治活动，仍“以改革内政为主旨”，是其一贯思想的具体化。此时的思考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过，胡适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至少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在仿效苏俄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
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但日记中那一段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扩充史非常值得注意，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胡适眼中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很多面相开放。他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此缩略为“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但他明确针对“共产党的朋友”问道：“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65]
这样，一般人眼中对立冲突的政治和社会取向，胡适却能看到其共性；许多人视为对立的苏俄和美国的发展方向，在胡适眼中就呈现出一致性。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在胡适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邻室恰有一位苏俄外交委员Theodore Rothstein，在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亲美而不那么反帝且怀疑苏俄的专政）后，Rothstein指出：“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为，“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66]
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67]
他立刻将这位教授的观念引用到寄回国发表的书信之中，指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68]这一看法并非完全无因。在斯大林1927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中心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确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只是到了1927年后因注重专门技术人才的训练，才开始逐步放弃以前的教育方式。[69]
胡适到苏俄是1926年，苏俄教育尚未改变，他自己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70]两年后胡适的老师杜威访问苏俄，仍然“大夸许苏俄教育”。[71]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上，一向反对专制的胡适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这让他的许多朋友不解。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72]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这是胡适性格中感情一面暗藏激进的又一次表露，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也可见胡适那时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有多远。[73]
这样一种观念的巨变，显然与胡适对苏联现象的现场观察直接相关。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74]
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人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
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时候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75]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
其实胡适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当时给张慰慈写信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他也确曾把经苏俄回国作为一种选择，并说：“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愿望是存在的。当然，对中共而言，两次试图增强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为后来其不欣赏胡适的伏笔。
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77]
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78]
徐新六的观察甚敏锐，“力大”（因而效果明显）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问题实际是：对苏俄的“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胡适那时主张向俄国人学习的，首先是“努力肯干”的认真精神。当时《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他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上。[79]
可以说，重在行动是胡适当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那段时间特别强调努力肯干，虽然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主要还是针对他所认知的国人“政治活动能力薄弱”这一缺失。而立足于行动的基础也使一些在常人看来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政治趋向可以被胡适“兼容并包”而熔于一炉。不了解这一点，就较难对胡适那段时间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解之同情”。
然而任鸿隽关注的“俄国式的劳农专制”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本实际存在，胡适自己对此也并非没有疑虑。在这方面，他进一步得到了罗素的帮助。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罗素即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胡适反对说，“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告诉他，“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觉得“此言也有道理”。[80]
以前罗素说中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时，胡适曾做有《一个哲学家》的诗，说罗素自己不要国家，却要中国人爱国；自己不信政府，却要中国行国家社会主义；这都因为罗素认为中国人还不配走自由主义之路。胡适曾“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如今他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转变了，罗素再教他为了国家好而牺牲个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罗素在1922年著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就是要“使俄国美国化”。[81]胡适当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并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坚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82]但在思想转变之后，再加上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的推理，则社会主义专政的将来总还会到民治；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欢的罗素的观点。不过，罗素一向是将“美国主义”作为挖苦对象的，他说俄国走美国路本略带贬义。而在胡适这里，已是明显的褒义了。
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或者让他回想起Merriam当初类似的观察，即苏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而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84]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
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是反对多而赞成少，但都承认这是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胡适是乐观的实验主义者，故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诠释这些新试验。而且，他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了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新宗教信条之中，在这一点上他比张君劢等进步党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张忠栋先生曾提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85]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他到1930年仍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另一方面，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他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
对胡适来说，既然他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显然更强调两国“取径”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适对西方有着自己的亲身认识，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看待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观其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他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对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胡适那段时间一直把苏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1919年开始，他长期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输入什么样的学理、怎样输入，以及某些学理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但从未质疑这些学理属于“西方”。
其实胡适对苏联的好感和他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续的，他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同样，胡适对美国政治方式的赞赏也是有分寸的。尽管他长期以来有意无意间试图将美国方式运用于中国，但因“议政”而较仔细地考察过中国国情并实地体验了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胡适对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与蔡和森等人的“舌战”给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简言之，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他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两大“试验”对看）。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国内反帝一方的思考。
胡适是西方式的进化论者，在他看来，中国尚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阶段，或最多不过刚迈过这一阶段，后面经济上还有工业革命，思想上还有启蒙时代，离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尚远。他后来说，只有基础坚实的国家，才有精力去讨论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国家还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还不是一个政府”，甚至缺乏“保证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则“我们如何配讨论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呢”？中国不仅与欧美不能比，与苏俄不能比，甚至与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按指公领域的干预作用］的政治哲学。”[86]不过，尽管中国离社会主义时代尚远，西方却已经差不多了。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前面说过，胡适在1926年9月曾准备以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他在日记中自述说：“此书的动机固然很早，这几年我常常想着这个文化问题。”从已发表的东西看，所谓“这几年”至少可从1922年讲王莽时算起，正是胡适自己划分的集团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讲自由主义的一章拟从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讲起，颇类似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的取径。这也表明胡适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现代自由主义。穆勒正是英国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从完全个人主义到兼容集体主义的转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达社会主义是自然的发展。这本书他后来没有写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这大概就是彼时胡适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在此后的几年间，胡适多次向欧美听众谈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细致化的小修补，但大体没有变动，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越来越高。
胡适以为，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说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给西人鼓劲说，西方文明正迅速成为世界文明。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反复对英美人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88]
像这样对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中，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几年间，胡适对他所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曾试图改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宗教信条”，但意思大致不变。其倾向是徘徊于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过胡适对社会主义虽推崇备至，主要还是从西方文明正变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发，是要帮助西方人认识到他们认识不到的价值。一旦回到中国时，他的立场还是踏在自由主义之上。
尽管胡适这许多话是在为英美人说法，他常常还是从中国的视角在看问题。一战后东西方精神物质文明之争在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确是热点，而西人对此本不甚注意，哪里谈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国，那场争论倒确实改变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态。其实还不仅是梁启超“他们”在一次大战后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8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等人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西洋文明的长处。
但胡适看到的竟是西人认识不到的社会主义，恰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的一个主流倾向。胡适对社会主义的赞颂，虽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够味道，并没有引起时人多少反应。但差不多同时胡适对新俄也颇多美言，却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当时抽象广义的社会主义已是士林之大势所趋，故胡适谈社会主义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见什么人反对。但具体到苏俄，则不仅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故不容不做出反应。
1933年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时，重申了他对苏俄的赞赏，并进而表彰了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次他明确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赞颂，强调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适为《东方杂志》做了一篇《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的长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对西洋文明态度”一文里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同时仍将苏俄归入往民治发展的一路。[91]胡适是反对中国独裁的，但又向往社会主义和苏俄，所以干脆把苏俄诠释为不是独裁的。这是胡适中西不同说的典型表现。
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这个时间略可商讨。那时他的确已讲到集权和民主的斗争，不过仍把苏俄划在民主一边。至少他对“新俄”的梦想还持续了几年。但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立脚点他基本未曾移动。同时，胡适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苏美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路。且美国在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正因为自由主义立场坚定，胡适在40年代中期已渐渐认识到他多年“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不过是场梦。前面说过，胡适一开始接受现代自由主义就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对某一个人的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这一现代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一国不能干预他国之事）。最终使胡适放弃“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的，是《雅尔塔协定》和战后苏联对东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毕竟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92]
在此之后，胡适在1947年8月1日发表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最后修正了他关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的说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说法。但即使在这篇讲话中，胡适仍坚持要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93]大约同时，胡适仍撰文指出，百年来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英国工党靠非暴力的议会选举改革社会。[94]他对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向往，其立场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现代自由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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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是“一种自觉的尝试”。其对新俄的向往及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大致都是这类尝试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尝试篇》所说：“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那“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后来不得不放弃；于社会主义，则以合始而以离终。这些尝试，可以说都是偏向“失败”的。不过，“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行了“实验的精神”。
如果说这是胡适在理论层面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尝试，与此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他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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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
[2]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3号，1920年12月，第107页。
[3]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8页；黄炎培语转自陈独秀《俄国精神》，《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1页（栏页）。
[4]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书信选》上册，第31—32页。
[5] 傅斯年语在《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第129页；陈独秀语载《每周评论》第8号之《随感录》；《时事新报》社论转自《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11页。
[6] 北大民意测量转引自陈福霖（F.Gilbert Cha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ew York，1981），pp.21-22；吴宓语见其1927年1月在清华的演讲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p.2.
[7]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这段话在本书所用版本中漏排，见《历史月刊》第29期，第145页。
[8] 《胡适致陈独秀（稿）》，《书信选》上册，第119—120页。
[9] 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67—169页。
[10]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
[11] 关于邓中夏，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04—205页。
[1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即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选》的“自序”。
[13]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页。
[14] 张慰慈为《一个态度，一个按语》写的编者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15]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演讲集》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47—48页。
[16] Harold J. Schults，ed.，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Lexington，Mass.，1972，p.viii. 本节关于英国自由主义的讨论，多借鉴此书的材料。另外，以下对我们较熟悉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因版本甚多，除直接引用外，一般不注明版本。
[17] David 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21）.
[18] Cf. Jeremy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and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798）.
[19] 此观点参见E. H. Carr，The New Society，New York，1960，pp.20-26.
[20] John S.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and On Liberty（1859）.
[21] Cf. J. D. Y. Peel，Herbert Spencer：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London，1971.
[22] Cf. Thomas H. Green，Prolegomena to Ethics（1883）.
[23] Williams，Keywords，pp.239-241.
[24] L. T. Hobhouse，Liberalism（1911）. Stefan Collini，Liberalism and Sociology：L. T. Hobhouse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1979，特别是前四章。
[25] Schults，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p.97；亦参见杜威长期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合编的教材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A Source Book，2nd ed.，1954，vol. 2，pp.1012-1013.
[26] 参见Frank Bourgin，The Great Challenge：The Myth of Laissez-Faire in the Early Republic，New York，1989；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6，chapter 9.
[27] Richard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pp.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