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Peter Steinfels，The Neo-Conservatives：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New York，1979，pp.2-4，16-17；余英时师在其《激进与保守》中对美国以自由主义居中的激进与保守有扼要中肯的分析，参见191—193页。
[29]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13，60-61，260-261；Williams，Keywords，pp.150，205，210.
[30]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22-59，62-64.
[31] Willard Wolfe，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New Haven，1975；Stanley Pierson，Marxism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ism，Ithaca，1973.
[32] 关于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何以回归自由主义，参见Dorothy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Academic Social Thought in the 1880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 History，XI（1977-78），pp.5-79，威尔逊的话引在该文71页。
[33] 参见Lewis Feuer，“John Dewey and the Back to People Movement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959），pp.545-568.
[34] Rodgers，Contested Truths，pp.187-193.
[35]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pp.45-61；Ralph H. Gabriel，with Robert H. Walker，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3rd ed.，New York，1986，pp.347-350；Stow Persons，American Mind：A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1958，pp.394-407.
[36] 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余英时师有清晰而持平的分析，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7—45页。
[37]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
[38] 要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才开始给资本主义正名，并逐渐放弃“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的理想，得出“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殷海光语）的结论。本章开始所引胡适的讲话，就是这一“思想转弯”的一部分。可参看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7期，1989年12月，第130—138页。
[39] 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第1卷第1期，1922年1月，第1页（文页）。
[40] 卢永祥事见《银行周报》第11卷第39号，1924年10月7日，第33页。
[41] 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周作人全集》第1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2，第284—286页。
[42]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Century，1922，p.235.
[43]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chapter 9.
[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
[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6] 胡适日记，1917年2月21日。
[47]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53—59页。
[48] 贾祖麟：《胡适》，第295页。
[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31—42页。
[50] 本段与下段，《胡适文选》，1953年台北年重印本，第115—116页。
[51]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见Min-li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95.
[52]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专门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余敏玲教授，她说未见关于此事的俄文记录。胡适日记中提到积极参与谈话的学生如蔡和森、刘伯坚等皆中共党员，以中共和苏联方面对此事的重视（详后），我猜想当年应有某种形式的记录或报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搜寻。
[53] 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不知为何没有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后由耿云志先生设法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上，现已纳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以下径引书名）。
[54]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83，第166页。
[55] 汪菊农：《胡适二三事》，《胡适研究丛录》，第20页。
[56] 本段与以下数段，《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29、31日，8月1日，第235—238页。
[57] 两位叙述者各自的立场值得注意，毛时在海外，基本倾向于胡适一边；仍在大陆的汪则大致站在中山大学学生一边，惟其与胡适有个人关系，也颇注意不把胡适“讲坏”。（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转引自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39页）
[58] 关于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参其《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3—90页。
[59]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0]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第4期，1926年6月30日，收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26页。
[61]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62]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0、31日，第235—236页。
[6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3日，第238—239页。
[64]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5]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85—86页。这个自由主义的阶段扩充史还要与前引胡适所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一语对看。
[66]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2日，第238页。
[67]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5—236页。
[68]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5页。
[69] 参见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40-43，74-76.
[70]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6页。按胡适对苏俄教育的观察或也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他几年前即有“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期许。而有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的陈独秀对苏俄办教育的认识则远更“现实”，他说：“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苏俄虽然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胡适：《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答适之》，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8、31页。
[71] 胡适日记，1934年5月31日。参见John Dewey，“What Are the Russian Schools Doing；” “New Schools for a New Era，” in idem，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 3（1927-28），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41.
[72]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8—79页。
[73] 按晚年的胡适已甚温和，他在1961年说，德国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们的民族有点像英、美，不会狂妄到了极点”。（《谈话录》，第165页）这可以说与早年所见截然相反，更能反证他当年追随世风时的确激进。
[74] 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75] 胡适：《漫游的感想》（1927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1—62页。
[76]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页。
[77] 《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412页。
[78]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书信选》上册，第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26页。
[79] 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页。按伯山还挖苦说：“近来青年作文，动辄是手枪炸弹，后面再写上几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话下用三个希望的符号。”这是影射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但的确把握到了胡适那时精神上新的兴奋。
[80]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7日。
[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82]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4日。
[83]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4]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5]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页。
[86] 《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第49号，1933年5月7日，第6页。
[87]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3日。可对比陈独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88]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同日的日记中。更详细的论述见前引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89] 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49—55页。
[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91]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92]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49页；《胡适致周鲠生》（1948年1月21日），《书信选》下册，第316—320页。
[93] 参见《年谱长编》第6册，第1981—1987页。
[94]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转自《年谱长编》第6册，第2044—20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