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纪念，1917～1949第一节 北大校庆纪念中的“蔡元培”第二节 蔡元培纪念仪式之解读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2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美国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指出，“历史记忆”中也包含着体验性的意味，是亲历者将经历复原和转换为叙事的过程。[72]可以说，这种“体验性”来源于记忆的各个主题，是记忆主体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具体到本书的论题来说，蔡元培在革新北大的同时，与北大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历史”或“记忆”存在了。蔡元培革新北大的过程，也是相关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试举一例。1924年，因“罗文干案”赴欧留学的蔡元培以个人学术研究难以中断为理由，婉言拒绝返校的请求。他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说：
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刍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73]
蔡元培的这段话颇堪玩味。一直以来，他都被视为北京大学的缔造者，而他“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需要再进一步探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和记录的过程。其中既包括由不断重复追忆而保有的连续性，又包括无意或刻意规避而呈现出的断裂性。哈布瓦赫曾言：“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4]客观地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并未过多直接参与北大所谓“新旧之争”，更多的是尽自己做校长的职责，从北大发展的大局着眼，营造一种风气与氛围。开风气之事并非人人皆可为之，非有大见识、大气度不可。蔡元培本人的品格与德行也有颇为人所折服之处，他能得到众人的一致赞誉并非偶然。自京师大学堂创办起，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一直处于学界独尊的特殊地位。这其中有历史积淀的基础，也得益于蔡元培的用心营造，还要加上北大之外包括学界、政界在内不断积累起的对北大负担起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的认识。特别是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民族危机加剧之后，蔡元培所营造的五四以来北大的学术繁荣也就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追求。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并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的事件。它不断地被提及、被追忆、被纪念，皆是亲历者、追慕者或是当权者在各自立场与现实情境下选择的结果，包含着以个人记忆重构社会记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又被赋予接续北大传统、重建“北大精神”以及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意义。因此，要考察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不能仅仅以蔡氏生卒年代为限，而是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勾连历史与当下，既能借助后见之明以期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能历史地看待当下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同样持有历史记忆的视角，不同的论述主题和基本史料，都会带来具体研究策略和处理方法的差别。相对于以事件为中心的讨论，对以人物为中心的相关历史记忆的考察，因为有了被记忆者的参与，从而使整个建构过程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但是，就目前国内外已有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考察来看，如上文提及的施瓦茨对华盛顿及林肯的考察、黄克武对史可法的考察、潘光哲等人对“国父”孙中山的考察，都存在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即关注的都是被记忆者离世后其形象如何被重新塑造的过程。而记忆的生成过程，显然并不是完全以被记忆者的自然生卒年代作为时间的限定，而是与被记忆者生前身后动荡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关联，同时也是与被记忆者所存在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互动的社会过程。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被记忆者生前诸多超越常人的特质，才会存在其身后不断被纪念、被重复叙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本书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相关历史记忆形成过程的考察，更多地将关注点置于更具有历史动感和历史复杂性的时限之内，更侧重于对蔡元培生前个人参与的历史记忆的建构。
本书希望从两个层面解读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首先，考察蔡元培与其直接参与建构的北大的关联。这一层面是理解蔡元培何以成为北大精神和中国大学理念象征的根源。其次，从记忆、想象与认同的层面，分析带有神化色彩的蔡元培与北大是如何形成的，即关注蔡元培与北大关系之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再造的过程，关注如何在不断地想象同时又不断认同这样想象的过程中造就的蔡元培和北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层面并非完全割裂，贯穿于其中的是历史进程中的蔡元培与北大，以及“他者”眼中的蔡元培与北大。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即形成了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之间的解释空间。因此，本书力图在重建不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呈现时人与后人如何理解、重述、建构这一段历史，以及又是如何基于此不断叠加记忆的过程。
按照记忆形成的先后顺序，本书围绕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从被怀疑到被认同以及其后人们的不断追忆等关键性环节展开。此进程同时也对应着蔡元培从实际长校到名义上的校长再到与北大脱离实际关系的过程。本书想要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在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北大的诸项革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蔡元培如何成为学界之领袖？其次，在蔡元培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北大师生围绕是否请其回校继续担任校长，有怎样各异的想法？不同时局之下，这些请其回校的想法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该如何解释？在此期间，蔡元培的声名、威望和形象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蔡元培去世之后，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评价蔡元培生前的功过是非？对蔡元培的形象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志田对民国史“倒放电影”倾向的批评，以及王汎森对文本“去熟悉化”的呼吁，强调的都是要在遵循历史进程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推演，而非将研究者自己超越时代判断的观点强加于历史。[75]因此，本书的论述希望以立体化的多维度、多层面来考察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的变化。这种立体化的展开，既体现在对时间维度的古今观照上，也体现在历史实际与文本记录的互动之间。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通过研究欧洲政治思想史，提出了关于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互动的理论，认为：“要理解某一论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作者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76]这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也必然会带来史料的极大扩展。自创设之日起，中国教育史学科就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从以往的研究惯例来看，对教育家的思想研究属于教育思想史领域，而对具体教育实践的研究则多归于教育制度史的范畴。[77]在具体的研究中，多以整理和诠释经典思想文本与制度文本为主，而较少关注教育思想或制度生成广义上的“语境”（context）等问题。而实际上，教育问题牵涉颇广，包含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所谓教育思想，只是提供了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面相的记录。与活生生的历史场景相比，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绝对划分，无疑割裂了这种必然的联系，往往使研究变得僵化，缺少灵动。教育思想的提出往往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在内，由此也很难完全作用于现实。即使在某些范围内得以实施，由理想化思想产生的力量亦不免随着外部条件的限制而被削弱，甚至完全与思想家的初衷相背离。而“历史记忆”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都纳入一个新的诠释体系中，即将研究的目光转移到教育思想在现实实践中复杂的过程，以一种立体化的动态方式来进行分析与考察。这或算是沟通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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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22页。
[2] 相关代表性论著，可参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叶隽考释《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吴家莹《校长如何实践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经验》，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该书初版名为《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由台湾花莲师范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于1992年出版）；张晓唯《蔡元培》，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2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99～269页；戴维翰（William J.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史华慈（B. I. Schwartz）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以蔡元培1917年～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可参见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以及北京大学校史馆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所列论文目录。
[3]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144页。
[4] 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第86页。
[5]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研究集》，第122页。
[6]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读书》2005年第4期，第3页。
[7]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北大历史和蔡元培的著作，包括：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8]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372页。
[9] 相关著述可参见高天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4年10月；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另外“大学精神”也以标题形式出现在有关中国大学问题的历史文选中，参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何光沪等编《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4～6页。
[1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德〕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伟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87页。
[1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页。
[1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68～71页。
[14]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0页。
[15]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1页，第49～51、81页。在对仪式研究较为深入的人类学领域，仪式一直被视为诠释人类情绪、情感以及复杂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从表述和内容方面看，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对仪式问题的关注有一个明显的从“宗教”到“社会”的内在变化。仪式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仪式的集中讨论，可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对于中国具体问题的集中讨论，可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6]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18～19页。
[1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
[18]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金寿福译，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19]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1页。
[20]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23页。
[21] Jan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汤志杰：《追寻记忆的痕迹——二阶观察的解谜活动》，《新史学》第14卷第3期，2003年9月。
[22]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Summer，1995），pp.125-133.〔德〕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兵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德〕扬·阿斯曼：《文学的记忆》，曲平梅译，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39～55页。
[23]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443～455页。相关的方法论的反思，可以参考Jeffrey K.Olick，Joyce Robbins，“Social Memory Studies：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24（1998），pp.105-140。
[24]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09～210页。
[25]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16页。
[26]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0页。
[27]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1页。
[28] 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76～89页。
[2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8～10页。
[30]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导论”第17～20页。
[31] 〔美〕汉斯·凯尔纳：《此刻“不再”》，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第252页。
[32] 〔美〕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梁民政译，宋立宏校，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
[33] 〔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还是遗忘：如何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30～32页。
[34]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04，第21页。
[35] 〔德〕约恩·吕森：《消解历史的秩序——现代和后现代交叉处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记忆的问题》，张永华译，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第7页。
[3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7] Barry Schwartz，“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eds.，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1990），pp.81-107.具体论述可参见施瓦茨的两本专著：George Washington：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 （New York：Free Press，1987）；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38]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页。
[3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53页。
[40]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
[41]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8页。
[42] 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收录的相关文章。
[43] 赵世瑜：《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氏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第297～323页；赵世瑜的《传说·历史·历史记忆》和《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均收入《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第73～124页）。
[44] 卢元伟：《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第65～70页。
[45] 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为：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46] 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
[47]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8]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另见〔美〕薇拉·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147～174页。
[49] 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44～174页。还可参见罗志田《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第37～45页。
[50] 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997），pp.1386-1403.
[51] 新潮社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20。
[52]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误》，《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271页。
[53]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第20～21页。
[54] 孙德中：《蔡元培教育学说》，台北：复兴书局，1956。
[55] 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56] 陶英惠编著《蔡元培年谱》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57] 1959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蔡元培选集》，收集他1902年至1937年的代表作67篇。这期间台湾、香港地区也曾编选蔡元培的文集，但大都“简略而草率”，参见高平叔《为了蔡先生的嘱托——〈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页。
[58]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123页。
[59]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60] 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1]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62] 高平叔：《序》，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第2页。
[63]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4]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65] 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66] 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67] 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68] 《蔡元培全集》出版之后，陆续发现新的蔡元培佚文，如桑兵曾考证《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见《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为蔡元培所撰，但并未收入《蔡元培全集》，见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27页。陆续还有学者发现了蔡元培题写的序言等，参见钱斌《蔡元培佚文六篇辑录并述略》，《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6期，第70～74页；钱斌、宋培基《新发现蔡元培与北大学人相关的六篇佚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2～35页；钱斌《新发现蔡元培七篇序文述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48～53页；王丽、钱斌《蔡元培佚文〈张川胡氏宗谱序〉述略》，《浙江档案》2009年第5期，第 58～60页；周雷鸣《蔡元培轶函四则考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6～19页；柳和城《蔡元培轶文资料六篇》，《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0～24页；宫立《蔡元培佚简两通》，《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第154～156页；周雷鸣《蔡元培轶文函件五则考释》，《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第329～339页。
[69]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68页。
[70] 具体的研究文献目录，可以参考《蔡元培研究集》，第579～593页；《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
[71]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第194页。
[72] 〔美〕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赵晗译，《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第84～95页。
[73] 《复傅斯年罗家伦函》（1924年12月4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第708页。
[74]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59页。
[75] 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270～274页；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第183页。
[76] 〔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71页。
[77] 参见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7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