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聚拢人才与重塑学风的努力，不仅使北大校内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也逐渐得到北大校内教职员与学生的认同。蔡元培革新北大，影响不止于北大一校，而是“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32]顾颉刚晚年回忆说：“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133]所以，本节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林（纾）论战与五四之后全国学界掀起的“挽蔡”运动，旨在说明蔡元培如何从一校之长而成为学界领袖，这对学界评价蔡元培出长北大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蔡林论战的社会意义
1919年1月，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正式创刊发行。定位于“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以刊登学术著述，“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也登载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134]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曾明言，《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各方面的意见均可通过《北京大学月刊》宣布，“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正是在这份发刊词中，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联系到一起。他将大学看作“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希望大学能做到《礼记·中庸》所言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35]
尽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围绕着“兼收并蓄之主义”立论，但在时人眼中，其影响力相当有限。就连蔡元培也并不十分笃定《北京大学月刊》“是否能副此希望”。再加上此后一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兼容并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难与大学理念画等号，完成两者勾连的正是《〈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发表四个月之后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谓将五四之前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于此，“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136]其实，蔡、林二人论战不过是一来一回一个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该文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写回信，对林所指责的两个方面逐一驳斥，于3月21日首先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此后，林纾又于3月24日在《公言报》上发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除对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认自己听信失实传闻，请蔡元培原谅。蔡对此未予回应。蔡、林二人的论战即告结束。据何思源回忆，“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137]论战中，蔡元培虽仅回复两函，即《致〈公言报〉函》及《答林琴南函》，却得到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此轮“新旧之争”[138]中占得先机。
罗志田先生曾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诠释了这场论战，认为蔡元培在批驳林纾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所以，林纾的失败在“地位”而不是“主张”上。[139]这样的观察可谓洞见。北大内部新旧杂陈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林纾虽不能容忍北大“趋新”的一面，却也不能无视相对“旧”的一面的存在和影响。特别是处于当时那种“过渡之时代”，“新”与“旧”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林纾的论点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140]据毛子水推测，蔡元培当初之所以并未聘请林纾在北大任教，“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141]
从社会舆论来看，时人对林纾的指责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观点上的偏颇。《每周评论》4月13日第17号、4月17日第19号曾特别增刊四个版面，刊布“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辑录各大报纸对此事的评论。从转录各文分析，整个舆论都偏向于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认为林纾指责的几点，如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和新文学，都是思想学术层面的问题，“苟其思想确有合乎真理，不背于大势，则虽极相反对之二思想不妨同时并存。且辩难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论之反对，乃发展学术之所必要者”。[142]如果“其认为不能满意，尽可平心静气，为论理上之研究，则真理将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纾那样“一笔抹煞，使尽灌夫骂座之身段，是不特于新派之主张丝毫无损，而转于自身之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143]显然，在时人眼中，林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为守旧的卫道士，其德行也已恶劣到了极点。
蒋梦麟担任主笔的《新教育》杂志，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学新旧思潮冲突实录》为题，刊出了蔡、林二氏“辨难之来往函件”。前有编者按语，称：“大学既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则众家共处一堂，必有主张不同，互相辨难之好现象。北京大学之新气象，实由此不同之主张及互相辨难而生。世界文化之进步，思想之发达，皆由此种活动而生，此足为吾国学术前途贺者也。”语气中显现出颇为豁达的学术气度与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新教育》杂志本就是由北大参与创办的，自然要站出来替北大说话。[144]此段“实录”，先是在标题中将蔡、林分别划归于新旧冲突的两派，其后又言要“阅者平心读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记者代为下判语也”。这也就是说，论辩结果已被认定是毋庸置疑的。[145]
林纾引起北大“趋新”教师群起而攻之，其实也掺杂着学术观念上的“新旧之争”。民国之初，北京各级教育大权均握于浙人之手，“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146]太炎一派借此机会亦纷纷移席京师，学界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此时的桐城派早已不负当年叱咤北大教坛的风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纾更是不可能扭转其逐渐衰微的颓势。但向来以著文见长的“桐城派”，却被指责不会作文，则颇有些诡论的意味了。《每周评论》第13号就刊出了署名“二古”的“一中学校教师”来信，指出了这位古文大家的为文诸众多不妥之处。信中说，适逢校中“文课之期”，以林纾文章“有未安之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接着，对林纾的小说《荆生》逐字逐句地评论、删改，“以改中学校学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于海内所称大古文家之林先生”。这无疑是说，林纾此文的水准还不如中学校学生。[147]
从学术观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对桐城派，贬林纾尤甚。[148]师从章太炎的钱玄同在出面支持胡适文学改革建议的同时，就曾批评林纾所译的“欧西小说”的价值还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149]这无疑表明，以“旧学”立身的钱玄同已然加入新文化一派倡导新文学的行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旧’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150]他们共同的敌人正是所谓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于思想实际上归属于“趋新”行列的蔡元培，虽未曾站出来明确支持新文化派的观点，但他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已然说明了一切。[151]从学术背景来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旧学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学德国，“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152]，无疑对学术流变中的“新”与“旧”都最有发言权。他在回应林纾时曾言：“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53]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桐城一派已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不过，当时也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只是虚造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借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154]近代社会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为特征的思想权势的转移，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进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贴上“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落后的、下降的、将要灭亡的。[155]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新”与“旧”的蔡元培和林纾，在未开战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周作人曾指责古文复兴运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156]这恐怕也是时人的某种共识。林纾影射小说《荆生》发表后不久，关于北大的种种谣言就跟着开始流传。[157]林纾立刻被视为罪魁祸首，被嘲讽为只会“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指林纾一派——引者注）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158]。刘半农后来也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159]在新文化一派眼中，“伟丈夫”荆生就是当权者，即是安福系徐树铮，此点已毋庸置疑。本来《新青年》讨论的只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而且“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尽可从容辩论”，林纾却“倚靠权势”，“暗地造谣”，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160]新的传言不断出现，称林纾“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61]此条消息虽未有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但是，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确曾据总统徐世昌的授意，致信蔡元培，主题即是希望其针对“稍逾学生范围之外”的《新潮》“加以检约”。[162]此后，社会上又不断传出林纾与政治丑闻间的难以辨明的传言，虽说大部分难以证实，却也多少有些无风不起浪的意味在内。
面对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养，一般很少主动辩驳，即便有所回应，态度亦是不卑不亢，颇有大将风度。对此，傅斯年则提醒说：“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163]在处理与林纾有师生之谊的北大学生张厚载时，蔡元培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张厚载曾以《神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关北大的谣传。[164]林纾《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发表之后，张曾去信解释与林的种种关系，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还戏称可将林纾的几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张厚载落笔之间不乏一股戏谑的口气，把北大的名誉当作儿戏。就算蔡元培的涵养再好，对于“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许将关乎学校声誉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辞颇为严厉，称：“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校之心，安乎，否乎？”[165]北大早已是“众矢之的”，国立大学显然并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赢得关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对北大的猜忌，可见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会形象。3月31日，北大评议会将临近毕业的张厚载开除学籍，理由正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学校名誉。[166]
至此，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告一段落。回顾整个事态的起承转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论上的缺陷，论战之初就足以预见必败的结局。以蔡元培的阅历和学识来看，这样的结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蔡元培是有意借此机会重申改革北大“兼容并包”的主旨，但从论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他选择应对林纾挑战的初衷多少让人觉得并非那么单纯。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纾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德性上都已无立足之地。社会舆论也因鄙视林纾的行为而对北大的种种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兼容并包”被视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挽蔡”运动的影响
就在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开始淡出人们视野之时，越来越多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逐渐占据了各大报纸的版面。本以为协约国的胜利可以为中国带来“新时代之新纪元”[167]，却未曾想巴黎和会也只是一场骗局。人们从最初的期待到沮丧再到愤慨，越来越难以抑制的情绪终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此后，各方利益团体的冲突不断升级，运动规模逐渐扩大，局面一度扑朔迷离。[168]5月9日晨，蔡元培在营救出各校被捕学生之后，留下一则启事，悄然出京。蔡元培的出走立刻掀起了一股各界挽留校长的风潮，“挽蔡”运动更成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各方与北京政府斗争的焦点之一。
以往大部分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多从“斗争”角度，将“挽蔡”纳入五四运动整体叙述中，认为其是新旧思潮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扩大，同时也是政治斗争以及教育界内部复杂人事关系斗争的反映。[169]但若从此一事件的社会影响来看，已成为五四运动一部分的“挽蔡”，同时也是与北大和蔡元培在近代教育进程中地位的变化相关联的，是影响蔡元培出长北大相关历史记忆形成的关键性事件。正是轰动全国学界的“挽蔡”运动，使“北大校长非蔡元培莫属”的观念开始被学界认同，并由此逐渐深入人心。
蔡元培后来回忆五四后突然提出辞职，是因为被拘的学生虽已保释，但“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170]蔡元培这次出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为8日晚他仍有“安慰学生之演说”。且“当时有人向之言，恐不免有人设计危及先生”，他也只以“一笑答之”，“并云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而蔡元培“出走之事竟不与人谋”，且连“平日最亲信之人事前亦不与闻”，无怪乎当时舆论皆怀疑他是因“最大暗潮所逼迫而行”。[171]9日上午，蔡元培的留笺“已由北大油印传遍学界”[172]。这则用典古奥的启事，立即引起了各方的怀疑和猜测。为此，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特意逐字逐句做出解释，才渐渐平息事端。[173]不过，即便是能够解释清楚字面含义，也并不妨碍人们猜测启事的“言外之意”。《申报》有“杂评”就读出了蔡元培出走的“内幕”，认为“大学内部尚有难言之隐”，而且将蔡元培的留书出走与此前蔡林论战引发的“新旧之争”联系到一起，认为“暗潮之鼓荡，本非一日。不幸此次学生事件，会逢其适”，所以，蔡元培是以一人之力“当内外交谪之冲，又焉得而不走”。[174]
13日，《晨报》曾刊出未具名之《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的文章，实为蔡元培手笔。查蔡元培5月12日日记，有“晨，幼轩去，携去辞职真因一函”[175]的记录。当时各方情势未定，他不便出来说话，此文当是其以另一种方式发表的声明。文中除详述蔡元培出走前的内幕外，还提及了五四后政府已有更换北大校长的决定，辞职是欲“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176]蔡元培本意或许只是为突然出走向学界做一非正式交代，但文中屡次提及的政府“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等语，却正好坐实了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的传言。
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马叙伦、李大钊、马寅初等人就代表北大教职员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11日，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再联成一气”，一致认为“蔡之能挽回与否，非校长之去留问题，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如至无法转圜之时则亦唯有罢课之一法。倘政府以学生罢课为不足惜，则即自行全体解散，各校决取一致行动”，誓与北大同进退。[177]同日，天津学界联合会成立，宣布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178]12日，新成立的上海学联亦致电北京教育部，称：“蔡先生学界泰斗，自长大学，全国交庆得人，今犯何罪，欲加撤换？务望毅力主持，毋使奸人得逞，否则全国青年将起为大学学生后盾。”[179]接着，上海学联又发表宣言，再次详述反对撤换蔡元培的理由：“方今国中恶劣之空气充满四隅，惟赖青年学者除旧布新，发聋振聩，以期进与世界之新文明携手。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大学，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顽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界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学生等一息犹存，不能坐视学术之日即沦亡而不救。”[180]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组织机构接连致电国务院、教育部，请求挽留蔡元培。[181]在时人眼中，挽留蔡元培已不再是北大一校之事，而是全国青年、全国学界的大事；蔡元培能否出长北大也被视为学界与思想界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当时北大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面是政府消极敷衍的态度，一面是全国学界积极有力的支持，北大全体师生更是因此而激荡起抗争的决心，13日晚，北大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商量维持大学之法。会议一致认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誓要“竭力维持蔡校长年来所苦心经营之大学”。[182]
但是，北京政府对全国教育界呼吁的态度并不明朗，14日晚，仍是将挽留蔡元培命令与挽留曹汝霖、陆宗舆的命令一并发表。[183]同时，又为五四学生事连下两道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及各省省长、教育厅厅长对学生切实加以约束，“毋得干务政治”，“其有不率训诫，纠相滋事者，查明斥退”。[184]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北京政府有“于八面求圆之中而寓以袒护国贼之意，政府挽留蔡之诚意果安在哉”。[185]
5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受安福系攻击而正式辞职，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186]钱能训内阁又出于与安福系政治交易的目的，决定提议安福系的田应璜为教育总长。[187]但田纯系政客，且“品卑学陋”，政府亦迟迟未敢公布发表。[188]安福系这一提议，立即引发学生们强烈反响。19日，北京十八所专门以上学校正式罢课。早在5月16日，《申报》“杂评”栏就发表评论，承认学生即将采取的罢课行为“实出于情不获已”，但同时也表示了担忧：“然吾人之所顾虑者，以一无顾惜之当局，对此情不获已之请求，苟不视为可怜而视为要挟，一任学生之罢课与否，则学生又将奈何？”[189]17日，《申报》又以《可以出矣》为题，劝说蔡元培复职，认为“蔡氏之出，此其时矣”，“不然而罢课之举成，非特益陷全国教育于纷扰，且适以快彼日夜谋摧残者之心。蔡氏其忍乎？今后之教育，诚难维持矣。然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又非担当大任者所应尔乎？”[190]时人已将目光聚焦于蔡元培一人。蔡元培复职或辞职已被视作能否收拾此局面的焦点。
不过，此事实际上牵涉政治格局走向、学界各方切身利益等，并不是蔡元培出来复职即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于此点，有着丰富政治实践经验的蔡元培应该不难做出判断。蔡元培于5月9日出京后并未立即南下，而是到16日才乘车南下，次日晚抵沪，并于第二天上午与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会晤，“商发一电于总统、总理、教育总长”。[191]在江苏省教育会众人劝说下，蔡元培的辞意已不如先前坚决。20日，他即发出通电，称：“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192]“挽蔡”之事似有转圜余地。不过，北京各校学生因罢课一事与政府的冲突愈发升级，致使局势又趋复杂。21日，时任总理的钱能训答复了各校学生罢课时提出的“切实挽留蔡校长”“教育总长不予更动”“准许学生自由集会”“惩办曹、陆、章”等六项要求。但学生们对此并不满意，一致决定“仍不上课”，且有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护鲁义勇军，发行《五七》日刊等为后续。[193]25日，教育部连续发布多项训令，令各校学生“限三日内一律上课”。[194]但学生仍复以罢课相对抗，且时有与军警发生冲突。[195]26日，蔡元培明确复电政府，表示“卧病故乡，未能北上”，[196]但此前蒋梦麟描述蔡元培的精神状态是“仍抱积极精神”。[197]所以，此时称病，应有时局并未明朗，按兵不动的考虑。袁希涛曾有致黄炎培密电，称“大学情形极复杂，日内孑老来，恐亦难以处理，尔和意见相同，适之赴津，俟回与商，如尚有办法，当再电告”，并不赞同其此时复出。[198]蔡元培复职之事虽未有特别清晰的步骤、计划，却也是大势所趋，但何日何时复出是颇费思量的。
6月3日，北京政府因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酿成了“六三”事件，事态急转直下。[199]当日，汤尔和致函蔡元培称，“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劝其不可轻出复职。[200]5日，上海工商界亦予以响应，纷纷罢工、罢市，风潮渐行扩大。同日，教育次长袁希涛被免职，傅岳棻被任命为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201]6日，大总统徐世昌宣布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又引发学界新一轮“驱胡挽蔡”的斗争。7日，北大开全体教职员紧急大会，决议“不承认胡仁源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由大会用公函告之，以示决心”。[202]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致函胡仁源，表明了立场：“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回复教育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是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尤非蔡校长个人问题。”[203]同日，北大学生也开大会，认为胡仁源“学问信望均不称为大学校长”，表示一致反对。[204]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此宣言是蔡元培“初出京时所草”，故语气仍相当决绝。[205]蔡元培特意选择此时发布，当是另有深意：一方面，北京各校校长与各校学生对于蔡元培返校复职，仍相当坚持；另一方面，新任教育次长傅岳棻也十分清楚，“不觅蔡孑民返校，此事无从结束”，再加上胡仁源无论德性与学问都不可能与蔡元培相提并论，且有欲分裂学界团体、分裂大学的消息传出，所以蔡元培才选择了以退为进，以另一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求能尽快恢复五四前教育界状况。
教育部迫于各方压力，宣布将胡仁源调入部中办事，并计划派秘书徐鸿宝（前北大图书馆馆长）偕同北大教职员代表及联合会代表南下挽留。[206]6月17日、18日，国务院、教育部又分别致电蔡元培表示挽留。20日，蔡元培在复电中再次请辞北大校长职务。[207]教育部再做答复。24日，蔡元培接马叙伦、康宝忠函电，称：“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208]马叙伦亦致函汤尔和，请其催蔡元培发表通电，宣布回任。7月9日，蔡元培才正式致电教育部，表示同意复职。此消息即刻得到北京各校师生的热烈回应。[209]
此前《申报》有消息称：“外间多谓前此蔡孑民之秘密出京，必系得有危险消息者，此时尤未必肯来也。今日晤某要人谓此事不难解决，即蔡先生暂时未返，亦只有胡仁源解职而由蔡先生指定一人，暂摄校务，维持目前，则危难悉解。”[210]虽然当时各方“尚在混沌之中”，但“某要人”的指点却正好与后来最终事态的发展相合。7月23日，蒋梦麟以蔡元培个人代表的身份，代理蔡元培主持北大。[211]全国学生联合会亦发表宣言终止罢课。[212]因五四运动而起的“挽蔡”斗争亦告一段落。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正式到校视事。[213]此前仍有蒋智由将长北大之传闻，又为蔡氏复职增加迷雾。[214]对此，《申报》“杂评”撰文分析了个中利害，颇为深入：
慰留者欲用之意也，排斥者欲去之意也，然而当局之手段，则往往互用。表面上欲勉从多数人之意，则不得不出于慰留，慰留又不便于己派。于是阴行排挤之，使不能自留而去。今又以此手段，施之于蔡校长矣。蔡方抵京，而即有种种攻击之论，散播之谣，旁敲反击，日出不已，能令人安然以居校长之席耶？然自蔡来而北大学生之心方定，且将开会欢迎，作学潮最后之一结束。若果迫使不得安居，则恐又将扬其余波也。
当局而诚不欲多事者，可不有以遏止之乎。[215]
不难看出，处在激烈争夺中的各利益群体看中的皆是北大在全国教育界、思想界的影响力，都想利用北大做一番文章，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去留问题由此便成为争夺的焦点。而蔡元培最终得以回校复职，可以说，是教育界在争斗中暂时稍占上风。
蔡元培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被迫出走，使全国学界的目光被迅速带入“挽蔡”风潮之中。北大一校的校长问题便由此成为全国学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话题。从“挽蔡”风潮的整体走向来看，蔡元培是与身边诸多好友，特别是江苏教育会诸人，共同做出的出走与复职的选择，所以不妨将其视作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与北京政府的主动博弈。与此同时，随着五四运动而引发的时局不断变化，全国学界也越来越肯定地将北大校长与蔡元培画上等号。可以说，经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影响亦由此逐渐扩大。
小结
多年之后，周作人曾评价道，北京“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正是“由五四运动而来的”。发起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之主动，因此北京学界的声名自然也随之而四远传扬，隐然成为全国的重心了”。“中国是在革命时期，所谓学术文化的中心也脱离不了这个色彩，所以北平学界的声名总是多少带着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216]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曾评价说：“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217]将学术与思想分开评论，只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开创之功，而不提学术成就，显然是认为北大的地位与所应取得的学术成绩并不值得夸耀。不过，对实际成绩的理性考量与当事人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往往会相互冲突。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北大的教职员和充满激情的学生，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种相当积极的态度。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学参加入学考试的蒋复璁，偶遇校长蔡元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若干年后，他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边空院内等考卷，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朱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据旁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从小学即晓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我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218]
严格来说，“幸福”只是一个带有个人体验性意味的描述性词语，但是，如果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北大校园弥漫的普遍情绪，那么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一股无形的校园风气，更是一种自信与气度。北大新闻研究会会员李光宇，曾帮助北京中小学校联合运动会编辑新闻，结果得到“全会人一致之称赞”。他特意写信给校长蔡元培，表示“所刊新闻亦能引起全场人之注意，认为会场中不可少之一发布消息机关”，并进而特意指出其背后的意义，即“于此足见吾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社会服务之精神及任事之能力”。[219]
1926年9月才进入北大预科的千家驹更是在入学之前即对北大满怀深情。他回忆说：“我对本校发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新潮流也渐渐的灌输到交通比较不便的金华来了，我才知道有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并且有《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学们。我相信学生是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是应该站到民众之前去引导他们走；而不是站在中间或跟在后面的。而那时候配得上引导民众的，只有北京大学。我便非常羡慕本校，以为进大校［学］必须进本校才对！”[220]
北大越来越显现出的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身在其中的教职员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陈衡哲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语气中也透露出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说：“这个大学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他的进步，真所谓‘一日千里了’。所以我对于北大全体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心，是一种没有疑惑的希望心。……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愿诸位知道：我到这里来，对于诸位是负有领路的责任的。我应当尽我的力，去帮助诸位发展各人的天才的。我应当引起诸位对于学问的兴趣的。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先生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221]
吕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其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似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先有风气转变，后有五四后的“新纪元”，而之所以这种变化，则是因“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的转变”。[222]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开始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可替代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向往新文化青年追捧的对象。1919年3月的《东方杂志》转载了《时事新报》记者公时对北大的报道。报道称，蔡元培乃“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223]1920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曾转发上海《新申报》的报道。该文的“主脑”是讨论“废除道尹制，多设大学校”问题。文章从北大已有的成绩谈起，认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自五四之后已“渐渐有了大觉悟”，“晓得他们的职志，在制造文化”。于是，北大“一洗从前顽旧不堪的习惯”，做出了“文化运动”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作者还在文中感慨道：“要是中国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设满各省，这文化运动的势力，足以改良社会而有余。”“要是没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那么这文化运动就失了主持者，就不能够发生文化运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北京大学是最应当希望他扩充的，各省也最应当多设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大学校”。[224]
1921年7月，蔡元培游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在旧金山华侨的欢迎会上，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介绍说：“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225]北大在当时学界的统帅地位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治理之下，可谓重获新生；而蔡元培也借北京大学这个舞台成就了一生功业上的辉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经由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不再仅仅是北大一校的领袖，而是拥有了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意义。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的地位也由此逐渐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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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红楼内外》，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93页。
[2] 蔡元培：《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 212页。
[3] 民国初年（1912～1916年）到蔡元培就任之前北大的改革状况，可参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35～49页；〔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第79～117页。
[4] 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9页。
[5] 《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36页。
[6]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41页。
[7] 胡仁源：《北京大学计划书》，转引自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47页。
[8]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第11页。
[9] 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4、46页。
[10] 陈其鹿：《听蔡孑民先生演辞感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第51～52页。
[11] 杜亚泉：《教育之指导》，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332页。
[12] 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10页。
[13]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第56页。
[14]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65页。
[1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00～501页。
[1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10页；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话》，《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页。
[17] 蔡元培：《在直隶省定县中学的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4页。
[18]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16页。
[19] 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66页。关于蔡元培在德所修课程，可参见〔德〕费路（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第460～465页；还可参见〔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李张林、沈国琴译，《应用心理学》1996年第2期，第56～60页。
[20] 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7页。
[21] 〔日〕吉田熊次：《德国教育之精神》，华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编译，商务印书馆，1916，第19页。
[22] 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间（1907～1912）只有1911年日记以及蔡元培两篇回忆录——《口述传略》（上）和《自写年谱》可资参考。但日记记录颇为简略，两篇回忆录又多是记载大学周边的所见所闻。
[23]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16页。
[24] “1900年4月17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60页。
[25]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6页。
[26]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8页。
[27] 陈洪捷先生从译文上讨论了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参见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7页。
[28]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28页。
[29] 《致汪精卫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