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2]其中以1923年辞职影响最大。这次辞职起因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中践踏人权，干涉司法公正，为保持独立人格，故而采取“不合作主义”。[3]有学者从近代法政关系出发，分析了罗案告诉与检审的过程，指出针对罗文干的三项犯罪指控并非虚构，其诉讼程序虽有不尽规范之处，但国务会议申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证蔡元培等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抗议举动，缺乏法律依据”。[4]这一观察十分敏锐。蔡元培的出走除了有以退为进对抗军阀政治的意图之外，更多是基于五四后社会现实境遇引发的借机而退的个人选择。不过，辞职宣言的发表，因其本身带有的反抗军阀的政治意义，不仅引发胡适、陈独秀等人激烈讨论，更是由此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驱彭挽蔡”的风潮。在这次风潮中，蔡元培“不合作”的对抗方式以及其政治意味一直为时人关注的唯一焦点。这种聚焦于“政治”的解读方式，反而使挽留蔡元培成了政治运动次要而顺带的结果。由此，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知也随着“运动”的一波三折而有所修正。
本节无意去辨别罗案本身的孰是孰非，而是选取蔡元培个人、北大师生及社会舆论等不同角度，讨论在学潮和强大的舆论环境之下，“驱彭挽蔡”运动对蔡元培的声名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早有去志”：蔡元培的态度与舆论的反响
1922年11月，因军阀内部斗争，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指控在与奥地利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国会以国家利益严重受损为由，提议严办，总统黎元洪下令京师警备厅将罗文干逮捕。1923年1月11日，罗文干受贿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但国务会议对此不满，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复议案，使罗再入监，并以受贿伪造公文书，损害国家财产等罪名起诉。在此背景下，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愤而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呈，避走天津。[5]
蔡元培在提交辞呈的同时还向外界发表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6]1月23日，已经抵达天津的蔡元培一面发表谈话，解释自己的辞职并无偏袒罗文干之意，与彭氏亦非意气之争；[7]一面又公布《关于不合作宣言》，称：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8]
面对北大教师学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发函说：“弟之去志，早为诸先生所洞鉴。此次因彭事而实现，不过提早几日耳。既已决行，不惟彭之去否毫无关系，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条件，亦复义不返顾。”[9]由之前种种“罪恶”的忍无可忍已有“数月”，到历数自五四至今内心的数次“必退”“告退”的决心，都可显示出蔡元培此次辞职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去志”。
如前所述，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初，将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学制、课程的凌杂与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10]到了1922年，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又总结了任职几年间北大的变化：一是为提倡学理风气，将工科归并于北洋大学，仅设文、理、法三科；二是沟通文理科，取消学长制，在各系设置教授会；三是贯通中西课程。[11]即便因经费及外部的政治环境问题北大的成绩打了不少折扣，但其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的设想逐步展开，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若能跳出1923年辞职事件本身，蔡元培所言之“语境”分析，或许也就不难理解其所言早欲告退之意。
1920年12月到翌年9月，蔡元培曾赴欧美考察各地大学教学管理以及教育经费的分配状况。其间德国大学“学问上研究上完全自由”“毫不受革命影响，独立如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2]而此时国内的教育状况是：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学校“岌岌可危”，“已山穷水尽，无力维持”。[13]两者相较，更是引发了蔡元培的无限感慨。1921年8月，他还在洛杉矶参观期间起草了《教育独立演词稿》，意在“不受宗教与政治之干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应超轶于现实政治并且独立于政党和教会，教育家可以专心于学问本身，不必因政权的更迭而减损教育的成效。民国初建，蔡元培就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集中表达了其对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设想。他从康德二元论哲学出发，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部分。蔡元培将“实体世界”解释为“不可名言”的“观念之一种”，类似于不同哲学或是宗教流派“所达之最高观念”。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方面，犹如“一纸之有表里”。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统一。他还把教育划分为两类——“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现世幸福；宗教家则是通过“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以追求实体世界；而教育家应该做到的不是只满足于现世之幸福，而是“立于现象世界”，同时朝向于追求实体世界。也就是说，共和时代可以开始考虑怎样办理“超轶于政治”的“新教育”的问题。[15]到1922年《教育独立议》发表时，蔡元培更是将这种交织着现实主义关怀与理想主义信念的教育图景推到极致。他提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6]
从民国初年号召“超轶于政治的教育”，到此时列举出“实行实然的教育”的办法，“教育独立”已然由理论层次的思考，逐渐深入制度化雏形的建构。若再加上此后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尝试，“教育独立”勾勒出的是由思想领域到教育实践的贯穿一致的路径。
若说蔡元培的苦心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派学术的“兼容”，那么他一直追求的超轶于政治之外的独立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北大改革“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主义期盼，都只能在五四之后的社会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最终也难以摆脱略显悲剧色彩的命运：蔡元培在北大努力实践的“兼容并包”，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具体的实施，都越来越偏离他最初的设想，逐渐蜕变为以理念形式存之于世的精神追求。教育独立虽是针对社会现实，却始终难以摆脱理想主义色彩。带有强烈现实观照的理论设想并不能表明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逻辑上的推理始终难以替代具体的实践。与五四之前的北大改革相比，蔡元培越是强调教育独立，越是表示他是在着力建构“兼容并包”得以实现的最为根本的外围基础——环境与秩序，而不是此前径直指向“兼容并包”的核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
一战结束之后，在北大已占据言论核心位置的新文化一派的师生中间，不得不出来谈论政治的看法已逐渐成为共识。比如，胡适就曾说过，“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17]他后来还回忆道：“在民国六年（1917年——引者注），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谈它。”[18]五四以后，当时的军阀政府认为“五四事件”是提倡白话文和攻击礼教的结果，所以也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施加压力和威胁，使原想置身政治之外的读书人的看法，比此前又进了一步，感觉非研究政治、过问政治不可。[19]从学生一辈看，国势衰微，“救国”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学生们普遍认为，要想“救国”，根本就在于“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于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成立。聚集了《新潮》与《国民》主要成员的讲演团，逐渐将以往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思想争论带到了街头及乡村。[20]在北大庆祝蔡元培五四后复职回校的欢迎会上，学生代表方豪的致辞颇具代表性。他说：
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21]
在一战后的社会现实中，如何取舍学术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已愈发困难。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一方面竭力使北大成为思想演进的学术机构，专研学术，与世俗社会的腐败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希望北大对社会有所影响，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尽管蔡元培试图努力使政治和教育相互独立，但他在北大培养社会使命感的尝试和对教育平民化的支持却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在此氛围中，要想分别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政治已越来越困难。[22]
唤起民智以图救国，可谓时人共识。北大师生间最主要的分歧只在于究竟选择何种道路、何种方式：是牺牲学术，发起运动，还是更为沉潜，以学问救国。蔡元培曾说过，“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23]但这并非代表他希望学生们只是固守书本中、校园内的小世界，更多是希望学生们选择更理性的方式，最为重要的还是以积累知识、探求学问为根本。其实，蔡元培从就任北大校长之时起，就曾多次强调大学应该“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4]他肯定五四运动对学生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25]而这两点皆可归结为学问的修养与提升。
直至五四热潮渐渐消退，蔡元培的这些设想才得到北大方面的一些响应。1920年暑假，已在美国留学的杨振声给新潮社同人来信，总结了五四后一年间学生思想上的变化。他说：
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动了！但是大家都站起来了，向那一方走呢；……所以我想我们以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不但要用杂志上零碎的知识来引导社会，促动社会；还要供给社会一种有系统的知识，有本有源的知识……不是东剽西窃，抄些无头无尾的学说去纯盗虚声。如此看来，我们尽现在多读书多研究学问，造成坚强的有永久性的学识，好预备作社会的真正贡献，倒是更要紧一些了！[26]
类似的思考也可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寻得共鸣。[27]但是，较之此种理性思考，学潮已渐有泛滥之势。1923年初，杨中明在《民国十一年之学潮》中列举的前一年各种起因的学潮就达123次之多。[28]梅光迪观察到，“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29]然而，五四后军阀政府更为严酷的压迫和威胁，反而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制造了理由。这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薪潮、学潮互为作用，扰攘不安，[30]无疑是蔡元培最不愿意看到且无力解决的局面。由此，他逐渐萌发的辞职念头，终于在遭遇“罗文干案”后爆发。所以他说此次辞职不牵涉个人意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使蔡元培治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那么，由北大内部的讲义费风潮而引发的蔡元培心态上的变化，更让其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长生涯。所谓“讲义费风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学生因不满讲义收费而围攻校长办公室，并由此引发从校长蔡元培到总务长蒋梦麟及其他行政负责人沈士远、李大钊、李辛白等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校务陷于停顿的事件。蔡元培将其定性为“多数学生的暴动”，足见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说，自讲义费风潮之后，蔡元培在心态上已开始倾向于悲观，而“罗文干案”的发生更使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才会有“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决绝和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的感慨和行动。[32]
1920年前后，教育经费问题“实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国立八校为“饭碗问题”引发的索薪风潮就未曾中断过，甚至酿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华门惨剧”。虽然蔡元培认为，“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是“世间最痛心的事”，但在事关国立八校教育经费问题上，亦不惜代价与其他七校同进退。[34]国立八校曾多次尝试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但仍是一筹莫展。风潮发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长全体辞职。此时“岁达一万余元”的讲义费，也就成了北大一项颇占分量的开支。其实，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过改良讲义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发过讨论，只因存在部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未能完全执行。[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与蔡元培讨论讲义收费的来往信函。众人皆希望“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赞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应是上午写就付印，此时风潮还未发生。蔡元培同意讲义收费，一方面是因有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短缺的实际情况，希望“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36]讲义收费案，本是评议会已讨论通过的议案，但仍未公布，写信众人并非当时参与讨论的评议员，自然无从知晓。[37]在学校经费愈来愈拮据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日刊》此时刊载这样的讨论，可看作讲义即将实行收费的信号。
蔡元培这样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风潮：“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38]据在场的顾孟余回忆：“蔡先生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十人；其实当日为首者虽只几十人，而附和者实有几百人；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大家拥挤不肯走散，遂使当日秩序大乱。”[39]蔡元培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谦谦君子，但当日却对学生挥拳作势，怒目大喊“我给你们决斗”，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可以想见，蔡元培目睹学生“暴举”应是气愤到了极点。《京报》记者邵飘萍曾在风潮后建议“征收讲义，不如尽废讲义”。蔡元培阅后回信，解释北大讲义收费是在区分不同学科的不同需求基础上进行的，与私立学校强迫收费不同，认为“似乎体谅学生已极周到”。[40]显然，蔡元培已是认定，学生应该十分清楚学校正面临诸多难题，但学生不仅未能体谅，还从“内部破坏”，所以“很抱悲观”。
五四后，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41]蔡元培这种担心可谓颇具远见，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版刊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正可说明他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布告说，北大部分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蔡元培对此种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且语气甚为严厉地责问学生：“为教员者虽抱有满腔循循善诱之热诚，然岂能牺牲其人格自尊之观念。万一因少数者不慎之举动，而激其不屑教诲之感想，则诸君之损失何如？本校之损失何如？返之于诸君自爱及好学之本心，与爱护母校而冀其日日发达之初志，安耶否耶？”[42]事情的缘起，可从1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致教务长顾孟余的信中窥知一二。燕、王两位教授在法律系讲授行政法、国际法时，由以往的“纯粹讲义制”改为采用“简单讲义方法”，即“使其自作笔记，并以余暇翻阅参考书籍”，结果招致学生不满。为此，两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所采用的“教授方法殊难变更”，并声明“如竟不能得学生诸君一部分或全体的谅解，学校自有维持纪律义务。如竟不能维持，杰、棠等亦不愿牺牲正当方法，备员讲席，以至有负学校之委托”。[43]蔡元培之所以会如此“兴师动众”，正是因为不能容忍学生们“宜顺一时冲激，有自损人格之举动”。在这场争执中，蔡元培担心的正是学生们这些“外乎情理之举动”逐渐显露出的激进趋向与态度。
风潮因讲义收费而起，但风潮起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却认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44]他在10月25日风潮平定后的师生大会上说：
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
虽然事后蔡元培也承认对第三条猜测“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但他仍忍不住反问学生：“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45]语气中似怒气未消，也多少表露了一些心态上的悲观失望。在风潮发生前一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组织“北大同学会”，希望能以此联络感情，相互提携事业，以求改进校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46]当蔡元培满怀希望开始尝试改变北大精神涣散、形同散沙的面貌时，这突发的讲义费风潮无异于“起于内部”的“精神方面”的破坏，对他来说应是不小的刺激。
蔡元培承认，五四风潮之后，他就已经抱了“必退的决心”，但因为“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遂加紧评议会等各项制度建设，希望不会再“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当一切已经布置妥当之后，“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所以，此时蔡元培仍抱有一线希望，虽早已有了“退”的念头，却还未付诸行动。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宣言》里还提到，“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47]罗文干案交与法庭时间在1922年11月下旬，也就是说，蔡元培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计划退出。对此，胡适的回忆也可佐证：“蔡先生自去年十月讲义风潮以来，即有去志。他来劝我告假时，曾说自己也要走了，因为不愿在曹锟之下讨生活。……蔡先生去志既决，故于廿五周年开学纪念，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纪念已过去了，反动的政治更逼人而来。”[48]
让蔡元培下定决心的是彭允彝提议对罗文干案再审。蔡元培在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的辞职启事中表示：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49]
他在《不合作宣言》中详细解释了辞职的原因。文中开头便说“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他说道：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50]
以其人生阅历和经验而言，理应对此举所引发政局之动荡有所预见。蔡元培想要以隐退的方式间接做积极的努力，且早有此意，彭允彝事件是触发其实施辞职的导火索。
据深知内情的胡适回忆，最初是邵飘萍将罗文干再次入狱的消息相告的，蔡元培听后“很愤激”，便与汤尔和、胡适及蒋梦麟商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决定以辞职为抗议。在汤尔和的建议下，蔡拟定了辞职启事，并即日出京。[51]
蔡元培辞职本有借机对抗军阀政治的目的，邵飘萍也将辞职事件定位为“非蔡校长一人之进退问题，乃北京教育界奋起而与人格破产者战”，不仅关乎北京教育界之荣枯问题，实乃“中华民国全国教育界之存亡问题”。[52]但胡适认为最终结果“殊使人失望”。因为他的本意是极力想把抗议之事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但启事“专以彭允彝为主题”，外间也只注意到彭蔡之争，而“反动势力之卑污，真出人意外”，所以“不但不愿与为伍，并且耻与为敌对”，再加上实际响应的人“真太少了”，更让胡适不由得生出“饭碗的势力可怕，政治知觉的缺乏更可怕”的感慨。[53]
不过，胡适所言未能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只是以其所欲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而言，未免悬之过高。无论是社会舆论关注蔡元培以辞职为对抗的方式而引发的讨论，还是学界掀起的“驱彭挽蔡”运动，从其大幕拉开之时便早已身陷政治的泥沼，难以自拔。蔡元培辞职当日，陈独秀即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认为中国政治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比较进步的党派”来打破黑暗的反动政局，号召青年“万勿把蔡校长辞职当作仅仅一个教育问题，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54]社会舆论亦立即响应。《申报》有评论者敏锐地指出，蔡元培此次辞职，“虽发端于彭氏之干涉司法独立，而其实在原因则甚为复杂，与前几次辞职，实有不同”。正是军阀无日不存破坏教育的野心，逼迫其选择“洁身引退”。文章重提几个月前的讲义费风潮实有军阀在背后作用，同时又举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刘彦、农业专门学校校长章士钊为例，称他们“皆政学系，皆湖南人，又皆国会议员”，以此证明彭允彝是有意借此极力扩充党派势力。文中还提到虽然彭尚不敢公然夺取北大，但此前不久下达的整顿学风的训令，已是“匣剑帷灯，固已隐有所指”，因为此前彭就曾对内阁总理张绍曾说过，“北京学风之嚣张，实自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始”，言语之间颇多暗示。[55]
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舆论枪口便一致朝彭允彝开炮，除了对干涉司法公正的指责之外，其出长教部之后不容于学界之“倒行逆施”也要逐一清算。人们眼中只有彭蔡之争，对于蔡之辞职是应时而起，还是早有计划，无暇顾及。且到了辞职事件发生之后，比起探究蔡辞职之原因，如何平息学潮、政潮和法潮才是关注的焦点。
彭允彝之所以能够署理教育总长，得益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保荐。[56]早在1922年12月署理命令发布之时，教育界就通电表示全体反对。[57]彭执掌教部虽时间不长，麻烦却是不断：先是教育部职员罢工索要薪水，再是法专校长问题，学生指责其任用私党，又有随意裁撤教部职员引起抗议，还有八校亲往谒见提出经费问题等。[58]他想动用行政权力整顿学风以规束各校，虽已通过阁议，却没有任何反响。[59]待到罗文干案再审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对彭允彝之攻击呈排山倒海之势，甚至颇有些“墙倒众人推”的意思。[60]
这种“一边倒”的局面，虽使得彭允彝的回应略显微弱，却也是十分重要的观察角度。1月19日，即蔡留书出走后的第三日，彭就公开发布通电，为自己的行为辩驳。他说：
查声请再议，本告诉人一种权利，此案既显然损害国家，国务院为代表国家执行政务机关，国务员为国务会议中之一员，依法提议，责所当然。至再议后，如何侦察，如何处分，其权仍在法庭，何谓破坏司法独立？虽经再议，诉讼应否成立，自可依法办理，何谓蹂躏人权？以国务员商议国务，何谓侵越权限？国会为代表民意机关，对于罗案，屡有提议，自应郑重办理，何谓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同意案之条件？若果如蔡校长所云，国务员对于国务不能置议，蔑视国会而不顾，目睹国家蒙受损害而不理，如此即可见好士林，不受国人与天良之谴责乎？蔡校长身为国家最高学府表率，且曾任最高行政长官，乃亦发出此不规律之言论，实深惋惜。且允彝以国务员议国政，则被蔡校长任意指摘，而蔡校长以校长资格横干国政，又将何说之词？允彝不自量度，妄欲整顿学风，为国自效，讵料国立大学校长亦出位越轨如此，瞻念前途，至为可痛。除呈明大总统外，特将国务会议议决罗案声请再议始末详电奉达，即希察鉴。[61]
彭允彝此番通电从其身份与职责入手，主要回应蔡“蹂躏人权”和“干涉司法公正”的指控。其立场也并非没有支持者，《顺天时报》就刊发评论说：
退一步而言，本善意以解释，亦可认蔡校长之出此举，乃厌恶之出此举，乃厌恶政党势力侵入学界，特借此以泄公愤也。果而，蔡校长之行为，殊不能不谓为一种巧妙策略也。换言之，即无异制敌人之机先，乘敌军策战尚未完备，突然实行奇袭，冀借此博得世间之同情，使政学会狼狈不堪，蔡校长或可不去。纵蔡校长或竟去职，而胡适及其他教授亦或无务去之必要耶。[62]
《大公报》上也有类似言论：
英文北京日报，亦于昨日论说中，评判蔡氏之辞职曰：吾人以蔡氏今次所出之行动，不能认为贤明之处置。蔡氏辞职之原因，谓在于教长之干涉司法独立。而一学校长，与司法独立问题，果有若何之关系耶。时彭教长为提议之逮捕罗氏者，然该提议既经国务会议议决……且国务员不论为教长、财长，均是政治家也。蔡氏特一学校长，决非政治的领袖。蔡校长之辞职，决非贡献于司法独立者，斯种辞职，仅有惹起教育界新风潮之效果，非有若何裨益于司法独立者，且致损伤蔡氏所努力保持之人格也。[63]
相对于铺天盖地讨伐彭允彝的言论，此时替彭说话，无异于是助纣为虐。坊间早有传说，彭允彝发出整顿学风之令，意在向教育界安插私党，是其以政党干涉教育的罪状之一，但以“巧妙策略”来形容蔡元培，将二人争斗视为派系之争，甚至在某些人眼中，将蔡看作“学阀之领袖”，也是借其声望鼓动学生，在本质上与彭允彝并无不同。[64]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之下，以派系来揣度蔡元培恐怕是触犯了学界之底线，看似在替彭辩驳，反而使彭之为人更显卑劣。对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一边发表通电，一边还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不断为自己申辩。[65]彭允彝辞职举动被指责为缓兵之计：先是以退为进保住自己的位子，再徐图排除异己，占领教育界。[66]不久又有消息说，彭允彝曾面见黎元洪，称蔡把持京师教育多年，且鼓动和利用学生发起学潮，理应对蔡“加以惩戒，以儆效尤”。[67]此后黎元洪退回其辞呈，似也坐实了黎与彭本是沆瀣一气。1月27日，彭允彝再次提出辞职，但其辞呈中全然没有要退的意思，仍是大谈其为经费筹措之计划，其中“部校经费无着，深恐整顿学风，不能始终贯彻”等语，不过仍是借此为自己辩解而已。[68]
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几乎销声匿迹，只在1月23日抵达天津后有一公开应答。[69]胡适后来称自己“在这时候差不多成了蔡先生的唯一辩护人”，是因为蔡元培辞呈与启事公布之后，他曾连续在《努力周报》上刊发多篇文章，态度积极。在胡适看来，“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为抗议’的决心。他这一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还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胡适之所以称赞蔡元培此次的举动，“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70]蔡元培确曾引《易传》“小人知进而不知退”的话，认为近年来的许多纠纷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他才选择“退的举动”，目的就是要“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71]
胡适读过蔡元培的《关于不合作宣言》之后，借用《晨报》说法称之为“不合作主义”，对其“不合作”也有解读，认为并不能简单去判断蔡的态度是“完全消极”的，因为他的一去“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无论如何，他的去志十分坚决。所以，以“一去为奋斗”的蔡元培是决不会回来的。明白了这一点，与其主张挽留蔡先生，“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72]
对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社会舆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支持蔡元培的出走，但认为其行为仍免不了要做“北京万恶政府的文化事业上的一个装饰品”。[73]陈独秀也希望能通过此次事件引发民众反思，但言辞语气却激烈得多。陈独秀曾在《向导》杂志上连续发表数文，评论蔡元培的出走是“一个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义”，“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他认为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是“消极的”和“非民众的”观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因为如果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只采取消极的态度，非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反而会“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这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陈独秀对蔡元培一直倡导的“教育独立”也表示质疑。他说：“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去？”[74]陈独秀由此认定，“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断然不能采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批评想要“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75]邓中夏也对蔡元培奉行的不合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是消极的。他提出，此次运动的目标不应该特别注意“挽蔡”，也不应该特别注意“驱彭”，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将军阀政治根本推翻后，这两个小问题便迎刃而解，从而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整个反动政权。[76]
从性格上讲，蔡元培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的信念可以带领他满怀希望开拓功业；不过，当这样的努力遇到现实政治的强烈刺激之后，他性格中不妥协的一面也会有相当决绝的表现。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蔡元培皆曾居高位、掌大权，但他并不十分看重“位”和“权”，而是首要判断“位”与“权”是否皆由“道”而出，颇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意味。不过，虽然蔡元培能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且在宣布辞职之前已在心态上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是这些变化皆属隐秘的内心活动和情绪积累，不会轻易外露，外间自然也不易察觉。所以，当蔡元培宣布辞职之后，以其在社会各界的威望所积蓄的能量来看，自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二 “非蔡不可”：教育界的“驱彭挽蔡”
五四后，学界对北大校长“非蔡莫属”渐成普遍认识。蔡元培辞职的消息一经公布，学界立即提出“驱彭挽蔡”的口号。在“蹂躏人权”和“干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下，面对不可调和的彭蔡之争，学界理所当然地选择站在蔡元培一方。随着学界抗议运动的深入，彭允彝卑劣之为人和品行暴露无遗，学潮与政潮相互激荡，事态愈发难以控制。“驱彭”之声也不再只出现于北京教育界，而是逐渐成了一场全国学界齐动员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蔡元培除了在天津发表《不合作宣言》作为声明之外，并未在后续的运动中发声，而这也给“驱彭挽蔡”留有很大的“运动”空间。
在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北大学生。18日晨，北大各院即有“驱彭挽蔡”之标语出现，甚至有在法学课堂上师生共同痛哭者。[77]当日下午，北大学生开全体大会，商议应对办法。到会者近两千人，众人一致认为，此事“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会议议决：（1）驱逐彭允彝；（2）拥护司法独立；（3）挽留蔡校长；（4）警告国会。若皆不能奏效，则采取五四之时对待曹、陆的手段来处理。[78]显然，无论是北大教师还是学生，此时直接利用的思想资源都是五四运动中“挽蔡”斗争的先例。18日下午，八校校务会议也召开紧急讨论会，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行挽留蔡校长，遂赴蔡宅请其收回成命，却未能如愿见面。[79]因事关重大，各校未敢轻易表态，定于1月20日详细讨论后再予决定，务求保持一致态度。[80]19日上午，北大教职员亦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五项：（1）发表宣言与呈文表示态度；（2）组织临时教职员会；（3）照常上课；（4）与学生取一致行动；（5）反对彭允彝。[81]
18日北大学生全体大会上曾有人临时动议，难保黎元洪不被人利用，同意蔡辞职，所以又选派代表赴黎宅请愿，但被告之黎氏尚在办公，遂有翌日上午面见总统之举。[82]19日，黄日葵、杨廉等代表四人面见黎元洪，当面提出罢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要求。但黎之态度颇为敷衍，称彭之去留，权在国会，自己并不能做主，教学生向国会方面做功夫。[83]19日正是众议院内阁投票之期。当日下午，北大、法专、医专、工专等校学生约千人，赴众议院请愿勿投彭同意票。学生手持“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小旗，大队之前还有“警告国会”之横幅。不料却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计受伤者二百余人，重伤入院者五十余人。[84]学生请愿被打，立即引发多方持续抗议，事件进一步升级。[85]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北大教职员于当日再次开会，进一步提出罢免彭允彝的要求。[86]呈文将此次辞职与当年五四后出走相提并论，认为“事略相同”。当年全国学界为此扰攘了数月，所以假使蔡元培此次不能立即回校，“必致影响于教育前途者甚大”。而彭允彝“一日在职，则蔡校长一日不回”，所以要求“立即罢免彭允彝教育总长之职，并切实慰留蔡校长，以安教育而弭学潮”。[87]
学生正当请愿被殴打，不仅再次印证了蔡元培辞职宣言所宣称的无比黑暗的现实政治，而且也成了彭允彝摧残教育界的有力证据。社会舆论明显倒向于交锋中处于劣势的学生。高一涵在《努力周报》上评论说，宪法准许人民请愿的规定，本是为了防止人民“轨道外暴动”，是减少革命流血，但当政治本身清明无望时，便不能坐以待毙。只要不是态度消极，立刻可以联想起来的是“只有革命”这四个字。议会对待请愿学生的方式并不是要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绝灭人民对于政治的一线希望”，反而是在制造革命。无论是使国家免去革命祸乱的人，还是以革命自命的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政治前途令人忧虑。[88]还有人直指彭允彝是“顽钝无耻之徒”，因缘附会，靠依附军阀才得以出长教育，其“生平无所为，亦无所不为，惟视其能否达升官发财之目的以为进止”。[89]对此，彭允彝一面欲缓解事态，发表辩解之词；一面提出辞职，虽被黎元洪退回辞呈，但仍散播辞职出京之言论，以避攻击，实则赴西山后即潜回北京，积极在议员当中上下运动。[90]
在这样强烈的流血对抗之下，学生群情激愤，被打当日即在法专开会，决定组织“北京公私立各校学生联席会议”，延请律师控诉纵警行凶之主使，且将具体情形通电全国学界。同时，大会亦计划致函国会表明态度，反对彭氏出长教育，敦请蔡元培回校。[91]彭允彝控制下的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决定解散该校学生会，重新组织学生委员会，与北京各校代表联席会一致行动。[92]
然而，学生们流血请愿并未发生作用，众议院仍投彭允彝同意票。[93]据吴虞分析，彭本不能通过，但因北大学生请愿，“议员深恨学阀，始特将彭允彝通过矣”。[94]北大教职员、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或为学生受伤事件发表宣言，或发表上府院之呈文，坚决否认彭允彝，挽留蔡元培，并要求彻查打人事件。[95]华北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均对受伤学生表示慰问，并发表宣言谴责军警之残暴行为。[96]江苏省教育会发表通电，表示“抱教育救国之志愿”，谴责彭允彝破坏司法公正。[97]另有自称江苏公民的杨鄂联等二十五人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五条办法，并特意提及政府若不罢斥彭允彝，则“全国公民不论学商各界，本五四精神与之立抗”，态度相当坚决。[98]上海商会会长曹慕管也致函蒋梦麟等人，将此次学潮看作“革新政治导线”，表示商界也要“与学界一致奋斗”，并称已派代表往见孙中山表明决心。[99]社会各界也接连发出电文，表示支持北大师生，一致要求“驱彭挽蔡”。[100]
胡适曾将学生请愿被殴事称为“国会对教育界宣战，也就是恶政府对清议宣战”。[101]北大全体学生后来发表宣言，也意识到校长蔡元培的辞职“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宣言称：“蔡先生这次离开北大，的确是为政治糟得不像样了，的确是不忍苟安于这种政治状况之下。他的辞呈的确是一篇对于现政治的‘抗议书’。我们学生也有国民的天职，对于这种政治情形，也不能漠然坐视。我们‘爱国勿忘求学，求学勿忘爱国’，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也必有一种恳切的表示和运动。”[102]“爱国”“求学”之论本是五四后蔡元培率先提出的，他想要劝诫青年们不能因为爱国而荒废学业，救国仍要把研求学问作为根基。[103]此时，学生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实际政治的旁观者，而是要求有“恳切的表示和运动”。北大学生却以蔡元培所言之反面立论，恐怕多少也让人有些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