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记者从“某校学生领袖”处得悉，1月19日下午学生赴众议院请愿，本意是想闯进众议院，扰乱全场秩序，使当日无法投票；还想以五四时对待曹、陆、章之手段对付某议长。其目的就是要扩大风潮，联合全国学界，“对国会做某项根本举动”。[104]此论言之凿凿，虽无旁证，却也并非完全不足信。其实早在此次学生请愿被殴事发之前，《申报》杂评作者“冷”即对可能到来的学潮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将已成形之“军祸”“议祸”与“将行发轫之初”之“学祸”并列为“三祸”，认为青年学子是出于国民的社会责任与“二祸”对抗，但若“执政之人不思消弭之或且激荡之”，则“他日养成之果，将视今日之军祸、议祸而未必稍减者”。[105]随着北大教职员、学生以及京师教育界的风潮日趋扩大，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尽量消弭各方冲突，控制风潮范围，于是以大总统黎元洪名义发电慰留蔡元培，一再要求“能以教育问题为范围，勿涉其他政治，免致反对者有所借口”。[106]
蔡元培辞职事件，本只关乎北大一校，若从驱彭角度考虑，法专因校长问题也算是牵涉其中。但学生请愿事件之后，事态扩大。20日，各校学生先是各自表态，北京中等以上二十余校代表又联合起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委员会，一致行动。[107]同日，八校联席会议开会，议决发表宣言，反对彭允彝，呈请府院予以罢免，并挽留蔡校长，彻底查办众院殴伤请愿学生之指使。同时，经各校商议，只谈“驱彭”，不谈罗案，以免教育界招致政党色彩。[108]但事态发展至此，走向如何，能否不涉政治，已经越来越失去控制。
1月23日，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派代表蒋梦麟、杨栋林、陈启修往见总统黎元洪。代表希望对“驱彭挽蔡”有更明确的表示，黎当即说，“你们学界被人利用”，“你们学阀，动辄聚众，所以巡警辄打起来，并且他们不知来的人是学生，且彭之罪何在？再罗案是法律问题”。教职员代表谴责彭干涉司法公正，黎则回应说：“在法律上彭并未破坏司法，而教育界人，却反借法律问题干涉行政。”代表与黎又就罢彭及学生被殴等问题辩论良久，黎又有“学生不应恃众而有越法之举”“教职员动辄教学生恃众要求，亦属不合”等论。[109]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断难调和。
面对学界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反对声音，彭允彝也有所行动。他见已获得众议院同意，态度反而逐渐强硬起来，甚至向黎元洪放言，“如蔡氏复职，我必退职，决不恋栈”，另外还不忘攻击蔡之辞职“内容极其复杂”，因此其整顿学风之目的就是“决不能为一党一派所征服”，颇有不惜与学界决裂之意。[110]
彭允彝之所以有此等信心，也是与投票之前并不明朗的形势有关。虽有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议员审慎投票，但人数上并不占优。[111]参议员中还是有不少彭的拥护者，他们准备投彭的目的，是想借其严苛手段整顿不靖之学风；另有部分议员则游移于两派之间。[112]1月24日，虽有各校学生再次请愿，但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下，参议院仍投票通过彭允彝。[113]北大学生当晚即召开大会，明确表示将“驱彭留蔡而扩为否认国会、脱离教育部”，同时通电全国，宣布国会及政府罪状，并派人广泛联络社会各界适时罢工、罢业，以为后援。有人曾对此后的政治局势表示担心，称：“彭氏未通过前之学潮，虽内幕中原因复杂，然表面上究为彭蔡二人问题。若彭氏果被否决，无论蔡氏是否回京，学生及教职员，皆无题目可做。乃一般政客，竟不肯抛除私见，目下已明明成为政治问题。”[114]新一轮风潮正是由此继起，甚至连“久不与闻此事”的严修也发函，沉痛表示“恐前途将发生绝大危险”。[115]
1月25日，女高师校长许寿裳、美专校长郑锦、医专校长周颂声、工专校长俞同奎，不忍见于教育沦为政争之具，廉耻道丧，集体提出辞职。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收拾。随后召开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商讨应对办法，议决：（1）继续上书，要求罢免彭允彝。在未得替任者之前，所有事件均不经由教育部直接与总理交涉，以示决绝。（2）派代表慰留四校校长，且表示除现任校长之外，无论何人拒不承认。同日，学生联合会也在北大开会，针对彭之问题议决多项。[116]学界态度虽然坚决，且从彭允彝署理教部之日起，反对者与日俱增，但两月以来，彭之地位非但未曾动摇，反而在痛骂声中顺利过关，蔡之辞职与预期差距甚远。“挽蔡”与“驱彭”本是一事之两面，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驱彭”的议题更加占据上风，而“挽蔡”的呼声似乎微弱了不少。
1月26日，国立八校联席会议代表十人赴国务院请见国务总理张绍曾，将昨日决议当面转达。代表会面之初便申明是专为请罢斥彭允彝而来，不涉及蔡之辞职及罗案，并历数彭到部之后种种措施乖谬之处，谓之“毫无人格，非去不可”。对此，张绍曾却拿出“对事问题，易于解决，对人问题，颇涉纷纠”的态度，甚至有“世间较彭更无人格者甚多，此时不必计较，俟机会到来，自有局面开展之日”之语。[117]张对彭有意偏袒，会面最终不欢而散。同日，彭允彝忽然再次提出辞职。舆论评论说“其假惺惺之辞职正为满腔得意之表示”。[118]面对舆论一片声讨之声，张绍曾默不作声，助长了彭之气焰，其与学界之对抗也进一步升级。
对于如何处理蔡元培的辞职，尽管北大教职员、学生在外界看来是采取了一致行动，但在北大内部最初讨论之时，各方特别是教职员意见并未即刻达成一致。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吴虞在日记中说，蔡元培辞职后召开的全体教职员大会，“教员到者，不过三分之一”，“人心亦殊可见”。[119]他们在具体讨论时也多有分歧，“有主张激烈者，有主张和平者，有折衷持平于两派间者”。激烈一派主张继续请愿，甚至不惜再次上演流血惨剧。和平一派则以为，流血之举无益于实际，只须专注“留蔡去彭一点上缓和做去”。而最终则是折中一派“大占优势”，具体的主张包括：不采用破坏秩序之举动；不坚持非蔡来不可，但须贯彻去彭主张；始终抱教授治校之主旨；等等。而其中的中坚人物，如胡适之、顾孟余等，极力反对停课，还特别提出“如有校长则非蔡来不可，蔡不来，则无校长亦可以维持”。[120]五四之后，北大逐步实行教授治校，即便是校长不在校，也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进行。在这样的情势下，北大内部越来越多的有关校长人选的不同声音，可以说是教育界内部多元化的缩影。
蔡元培最初以个人名义提出辞职，而非援引之前国立各校一并行动的惯例，正是因为“法专与农专为彭系的人”。[121]早在前一年，北京教育界内部就已不复五四前后共同进退之势。据胡适1922年4月9日日记，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大会。会上多数人主张延长春假，实则是不满政府拖欠薪酬变相罢课。蔡元培亲自出席会议，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坚决不肯延长春假，并表示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但不能抵抗”，各校仍一律开课，但联席会议各代表则选择一齐辞职。[122]1922年7月，在中国教育改进社济南年会上，众人因是改革还是取消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问题发生争执。此后，报章舆论即出现北大企图吞并法专的消息。[123]曾任年会高等教育组主席的蔡元培特意撰文说明真相，感慨道：“方今全国教育事业，均有朝不保夕之势。北京国立各校，尤危险万状。彼此互助不遑，岂宜再于内部争无聊之闲气。”[124]蔡元培不想为“无聊之闲气”起争执，但已有某些人认定势必要争一争高下。当然，所欲“争”的不单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有京师国立各校的地位与利益。北大因其特殊之地位，向来以群伦领袖自认，处处争先，却也因此树敌不少。[125]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就职之后，学潮亦未因寒假开始而稍有停歇，再加上教育经费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126]彭允彝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派代表当面挽留蔡元培。[127]北大方面态度强硬，表示自2月1日起绝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公文，具体校务由评议会维持，同时继续“驱彭挽蔡”运动，拒绝政府任命校内外之任何人出长北大。[128]对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2月9日，他与大总统黎元洪联名发出了“整顿学风”的训令，指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表示将“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准备再施重拳。[129]之所以有如此决绝的态度，除了要压制愈加高涨的学潮之外，也是针对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后迅速掀起的各校学生的声援而渐有的“学潮”“工潮”合并之势。[130]政府的态度无疑意在阻挡蔡元培返京，想以最快速度抑制风潮扩大。直到2月底，双方仍在僵持，学生开始出京寻找外援，而彭允彝也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对抗又有逐渐扩大之势。[131]此时，上海《申报》以《北大校长问题之各面观》为题，分析了此次风潮可能的走向：
若是仅就北大一校现状以观，在彼等教职员及学生，固明知蔡氏必不能来，而仍口口声声谓非留蔡不可者，则以其最后有两种目的焉，第一目的在于倒彭，第二目的在于离教部而独立，或即由此创成一种废弃校长，教授治校之理想新制，倘二者不能达其一，则无论何人来长校，皆不能让其安稳接办下去，此则彼等业经决定之主旨也。[132]
与民国期间的历任教育总长相比，彭允彝恐怕是声名最差者。除了干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外，每每披露于报刊之上挑衅和侮辱学界之语，以及与学界之人对话时居高临下之姿态，都是其招致众人唾弃的原因。且不论蔡元培本人是否同意回校，在彭与学界水火不容的情况下，只有彭去，蔡才存在回京的可能性。以此来看，“驱彭”是实现“挽蔡”的前提。
3月，北大正式开学，评议会与总务长、教务长继续共同维持校务。[133]北大教职员、学生仍坚持“驱彭挽蔡”运动。[134]彭之行为，各地学界亦有目共睹，纷纷加入驱彭队伍，以示声援。[135]经亨颐后来评论说，国会议员对学生、职员的请愿、抗议置之不理，甚至是藐视，正是因为“他们认学生完全是对手了”，“他们是政客生活中人，并非看学生都是政客，一定是看学生所敬爱的蔡先生是一个大政客。彭允彝也不过是政客，半斤八两，对手八马，所以有此结果”。[136]其间，彭允彝威逼利诱，用尽手段，不惜在各校造谣生事，离间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意在酿成风潮，借机以私党替换各国立大学校长。[137]“五四纪念日”当日，学生谈起四年来一事无成，群情激愤，遂提出要像当年一样，向与曹、陆有相等罪恶的彭允彝“下一总攻”，非实行驱逐不可。会后学生分作两队，一队往教育部请愿，一队则赴彭宅抗议。彭允彝似早已得消息，躲避不见，赴教育部一队遂散。至其私宅一队，因见彭不获，以砖头瓦块撞门，又向门窗掷入无数石块，险些酿成惨剧。彭允彝因八校教职员屡次索薪及反对教育当局之积愤，借此诬陷教职员指使学生攻击其寓所，先是通电并发训令，大骂蒋梦麟、杨栋林、马裕藻等北大教职员，并向地检厅提起控诉。[138]北大教职员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一面通电全国澄清事实，一面亦向地检厅提起反诉。[139]双方剑拔弩张，毫无转圜余地。6月初，医专因改大学事和法大因校长事再酿风潮，北京小学校教员又因经费无着宣布罢课。[140]以上种种事情尚未了结，6月中时局却大变，张绍曾辞职，教育总长彭允彝虽不舍官位，却也无奈随之去职。“驱彭运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告终结。
彭允彝正式就任之后，“驱彭”声浪就盖过“挽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大始终是与彭允彝交锋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行踪不定，联络不畅。1月17日，蔡元培发出启事，提出辞职；当众人以为其早已南下之时，蔡元培却在津门做寓公；4月初始离津赴沪；5月中最终确定赴法行程后又往浙江上虞、绍兴等地游览，间或演讲。[141]北大教职员在得知蔡元培赴法行期已定之后，向其致函，请其回校；同时，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面陈请其返校复职之决心。信函列举其中一条理由为：
吾国社会之不良，政治之腐败，非从根本上加改革不可。而改革之方，端在从实际上积极的进行。若消极的与恶社会宣告脱离关系，以云独善其身则可矣，以云改革，则同人等未敢遽然赞同也。况先生居吾国最高学府领袖地位，先生诚欲力挽颓风以与恶社会、恶政府图，正可借此机会，积极从实际上进行，以收万一之效，断不宜因厌弃一二小人之故，立即置身事外，飘然远引，堕数年缔造之功，遂奸人破坏之愿也。故揆之于理，先生似不可去。[142]
书信最后还提及“驱彭”运动的善后问题：
再就现在实际情形论之，在先生既因不屑与彭允彝伍而去职，或因此物不去，不欲返校，同人等亦未尝不了解先生之苦衷。故在勉力维持校务之时，无日不以驱此恶物为帜志……先生若竟去国，则此物虽去，同人等又将何以善其后乎。
信文最后有“事机迫切，急不择言，失检之语，惟先生谅之”等语，执笔者应也察觉文中所述较为直白，不过总体来看，行文重点仍在以情动人，其“赌注”似放在蔡不忍心对其付出心血撒手不管之上。北大教职员请求蔡校长回校，并非敷衍的官样文章，只可惜对蔡“早有去志”之语未能领悟。站在蔡元培的立场，既已离开，便无法回头，其好友张元济就曾来函相劝：“一彭允彝去，而来者无非彭允彝，且愈趋愈下，尚有不如彭允彝者。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143]最终，蔡元培亦如张元济所言，不为与北大之情所动，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申明自己不能复职的苦衷，旋即携眷远走法国。[144]至此，蔡元培1923年辞职事件告一段落。北大校长一职，蔡元培仍援引五四运动后之先例，请蒋梦麟予以代理。[145]这样的安排又为蔡元培1926年归国后的复职风波埋下了伏笔。
与五四之后的“挽蔡”运动相比，尽管是同样的函电交驰，但无论是政府一方还是教育界一方，辞职事件发生之后，不仅少有直接发给蔡元培表达挽留的函电，而且也少有派遣代表当面劝说蔡元培的实际行动；与此同时，蔡元培本人态度也远不如五四之后积极，并未就辞职问题有过多表态。特别是当社会各界将注意力集中于蔡元培辞职背后的政治问题之时，挽留校长蔡元培的要求反而退到次要的位置，只是达成“驱彭”目的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尽管蔡元培的辞职，从一开始即非孤立的教育事件，而是蕴含着反抗黑暗政治的意味，但“驱彭挽蔡”运动自一起，就超出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最初预想，最终由“学潮”扩大至“政潮”，京师教育界更是将蔡元培的辞职转化为争取教育界权利的一次斗争。蔡元培在此一过程中的角色，可谓颇有些尴尬：众人欲借重其声望向现实政治施压的出发点，再加上逐渐失去控制的政治运动的走向，都使得蔡元培在整个事件中逐渐陷入某种符号化的境地。蔡元培的辞职，众人有欲借此事反抗军阀政治的意味，蔡元培自己也有欲借机而退的个人选择。而随后掀起的“驱彭挽蔡”运动，强调的只是其反抗军阀的一面，而少有关注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蔡元培的所思所想。在这样并不对等的聚焦之下，蔡元培因其反抗军阀的一面而被视作了追求独立精神的代表。
纵观整个“驱彭挽蔡”运动，北大内部师生之间以及京师国立各校之间在如何挽留蔡元培的步骤和方法上多有分歧，但基本上能保持对“挽留蔡元培”行动的认同。作为一场以“胜负论英雄”的政治运动，对运动结果的过多关注，往往容易遮蔽或是有意忽略行动背后的众多分歧。蔡元培是历史记忆的参与者和书写者，他的选择也会影响记忆之形成。对待怎样挽留蔡元培的问题背后映射出的正是民国教育界五四后之分化，同时也说明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也有了细微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