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北伐前夕的中国教育界，“乱象丛生”或许可算得上贴切。在军阀政府控制之下，作为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北京，逐渐失去了活力，不少学人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出路。南北教育界之风气随之而变。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成立之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名义上仍然代表着中华民国教育最高行政权力。南北政局由对峙走向统一，教育亦受此影响经历波折动荡。早在北伐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力图扭转颓势，一意合并改组国立九校，虽反对之风潮一直未曾消歇，但改组后的京师大学校仍存在运行了近一年时间。此时的南方，作为北伐革命的大本营，又是另一番景象。从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再到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改革，北伐的节节胜利也给教育带来了权力和利益的争斗与重组。
有学者早就观察到，这段历史“尚有待深入搜求和细致梳理”，[1]这一看法时至今日仍未失其意义。1920年代后期，蔡元培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高峰”，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仍是身处高位之国府要员。看似达至人生巅峰的蔡元培，其此时的境遇却颇为耐人寻味：他虽然希望构筑远离政治与派系的教育行政制度体系，但苦心维系之大学院与大学区失败的原因正是其着力避免政治与派系之争；他虽然有意回归北大，却仍未能在一片挽留声中如愿以偿。各方力量均想借重其在教育学术界无人能及之领袖地位，蔡元培被迫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赞誉者有之，诋毁者亦有之，别是一番滋味。这期间蔡元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均开始有所下降，相应的选择亦是被动多于主动。
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蔡元培的不同历史记忆，是与北平大学区风潮前后北大校长人选的争论密切相关。首先，蔡元培是事件的核心，没有他应时而变的抉择，后续之讨论便也无从谈起。其次，蔡元培的友人、同僚等实际决策者大多占据要职，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核心人物；但越是重大的决策，当事者越是讳莫如深，由此也给时人及后人带来很大猜测与评论的空间。最后，北大教职员和学生是蔡元培回校一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关注蔡元培的一举一动，盼其回校的诸多呼吁也是出于真诚。相比于了解事件背后的隐情和体贴蔡元培内心之艰难，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利益，难以接受其面对时局之无所作为，所以适时转变了立场和态度，并以此重新定义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
傅斯年曾说蔡元培此段时间的进退关乎“一生大节”，[2]但受到资料限制及研究视域的影响，以往对蔡元培1920年代后期经历的讨论，大多注重其政治活动以及担任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的学术贡献等相对“积极”的一面，而对大学区制改革的失败及其引发的学生风潮、参与“清党”等讨论，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是不着任何笔墨，或是小心论证，强调此段经历只不过是其人生的“弯路”“歧途”，且不乏为其开脱辩护之词，颇能显现出后人对历史记忆有意识地遮蔽和剪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