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1926年回国后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但大学院院长之职仍使其难以隔断与教育学术界的密切关系。北伐军克复北京之后，蔡元培本有意重长北大校印；北大师生也为此事积极筹划。众人皆以为复校有期，可再现五四辉煌，却被卷入了从改名中华大学到试行大学区制的风潮之中。
蔡元培虽曾热心筹划大学区制，却也认识到了浙江、江苏两地的大学区在实际运行中的重重危机，并不赞成继续北平的试验。但李石曾一派意欲通过推行北平大学区改革，重组各校资源，以控制北方教育界。蔡、李两系之龃龉逐渐公开化，也一度影响到时人对蔡元培的评价。蔡元培在其中扮演了相对被动的角色，不仅对社会质疑之声少有公开的说明，绝大部分时间都以沉默对之，即便是对甚为投契之旧友故交的回复也只有寥寥数语，甚少坦露内心世界，给重组这段历史带来了很大困难。
有关改名中华大学的冲突及后续的北平大学区风潮问题，研究者大多从教育制度变革历史及民国教育界派系之争角度进行讨论，[70]而对蔡元培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的行为表现与心态变化，以及与1930年代前后多变的政局之间的关联尚缺乏解释。若从蔡元培一贯的言行来判断，从内心而言，其并不愿卷入任何派系之争，但蔡李之争已成不争之事实。北大师生在复校运动中曾多次明确提出蔡元培回任校长之要求，但与此前蔡元培辞职后的慰留相比，北大内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均发生了分化，力邀其回校的出发点亦更趋复杂多元。此时，蔡元培虽然仍取其不合作主义的应对方式，且同样规劝学生不要因参与过多政治运动而荒废学业，但其也正因此被逐渐视为保守和落后的代表，也使得部分学生转到批判蔡元培的立场上。北大成就了蔡元培之盛名，他虽曾流露出重回北大之意，但对处在旋涡之中的蔡元培来说，北大却已变得“回不得”和“回不去”了。
一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区
当时就有杂志评论说：“北京教育界的中心是在北大，所以我们要改良北京的高等教育，必须先研究北大的历史。北大本是京师大学堂的化身，在前清时代已经是全国的最高学府。”[71]正如此段所述，在不少时人的观念中，作为表率的北大，已有了辉煌的历史，也理应成为改革的先锋。而只不过现实总能出乎意想，学校的历史和传统，既可以凝聚为无形之力，也可以让任何“风吹草动”变得草木皆兵。从1928年6月京师大学各校独立，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再改北平大学，又改北大学院，直至1929年7月大学区正式撤销，改回北京大学，这一时期是北大校史上变动最频繁的时期。其间各方利益纠葛难辨，为便于后续分析，先对此过程做一简单梳理。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接管北京，京师大学校亦随之宣布终结。是日，国民政府召开第七十次会议。会上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呈文国民政府：“北京大学在教育过程中有悠久之历史，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农、工、医、法、政、艺术等科及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名曰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绝对不能沿用，拟请明令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并请任命校长，以专责成。其内部组织，统由新校长拟具办法，呈由职院核定，借谋整顿，而促进行。”[72]对此，经亨颐提议将北大改为中华大学，得到多数人赞同。至于校长人选问题，易培基已在会前同吴稚晖、张静江达成协议，一致推举李石曾为校长；蔡元培虽有意自兼，却不方便提出，而会上只有孔祥熙一人提议蔡可自兼校长，但并不能左右结果。会议最终决定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蔡元培任校长，未到任前由李石曾代理。[73]蔡元培执掌大学院，虽然不太可能北上到任，但李石曾此时也未在国内，参会众人意将北大付与何人已然明了。
6月15日，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中央大学及中华大学校长人选等问题。按照《大学院组织法》第三条之规定，大学院下设大学委员会，负责“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1928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更明确列出“大学院长及各国立大学校长之人选”是大学委员会议决之事项。[74]此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辞去中华大学校长，改推李石曾为校长。蔡元培虽仍有意自兼，且曾于会前托杨杏佛向易培基转达代为提名之意，却得知其与吴稚晖、张静江已商定推李，蔡只好主动提出不再任校长一职。在此次会议上，胡适还与吴稚晖发生冲突，甚至被指责为“反革命”。[75]6月19日，国民政府第七十三次会议照准大学委员会商议之结果。[76]蔡元培对15日大学委员会的结果甚为失望，一时激愤，准备辞去大学院院长，后经劝解打消此意。此后，他继续奔波于各地，在各种职务角色间频繁转换，对北大方面的一切邀请，皆以手中事忙无法北上为由拒绝。
8月16日，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设立北平大学分区案。李书华提出《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谓此为李石曾先生之主张”，“众即漠然”，唯有朱家骅“略有表示”。此提案就此通过。蔡元培虽为主席，却于会场中“未赞一词”，翌日更是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携眷离宁。[77]从1927年6月大学区制开始试验已是一年有余，危机重重。[78]相对于其他大学区，平津、河北等地各校历史与境况千差万别，对大学区制改革的诉求更是各不相同。[79]刘哲时代只针对北京各校合并就已风潮迭起，更何况是范围更大的北平大学区改革。因此时国民政府尚未正式通过和公布《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到底如何操作并不明朗，北平各校又忙于为即将到来的开学筹措经费，而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则在集中全力抗议大学院对北大的接收，此消息一经公布并未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而蔡元培的反应则有些“出人意料”：8月17日，蔡元培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提出辞职，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旋即携眷离开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再慰留，但蔡去志坚决，义无反顾。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七次会议批准了蔡元培的辞职，并改任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此次选择辞职，和前几次方式相似，但心境已然不同，此后他大多扮演“救火者”兼“和事佬”的角色，[80]平衡各方利益。风雨飘摇之际，北大师生迭发函电请其回校主事，却从未得到实质性回应。其对北大之事看似即若即离，其实更多是有心无力。
9月21日，国民政府第九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以北平政治分会的管辖区（即北平、天津两市和河北、热河两省）为北平大学区。高等教育由大学本部掌管，设校长一人，副校长一人，秘书长一人。具体来说，该计划仍是遵循刘哲打造京师大学校的方式，将北京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分别与他校合并重组：北京大学文学院与保定河北大学文科合并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理学院改为“北平大学理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法政大学、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预科则改为“北平大学文理预科”。[81]
在得知成立北平大学区消息后，除北大外，如天津的北洋大学、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等其他被并入的高校，也纷纷表示抗议。[82]因经费问题，此时北平国立各校学生虽已大半到校，但尚未正式开学，学生遂发起“读书运动”，要求上课。11月1日，李书华到北平，着手组织北平大学。11月10日，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正式通过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规程，设立校长办公处开始办公，并正式开始施行改组合并计划。[83]李石曾因病于11月底才到北平，[84]但为避免引发更激烈抗议并未立刻宣布就职，北平大学具体事务靠李书华维持。但李书华资历、威望尚浅，各学院教授均不肯合作，北平大学校务仍然停滞不前。李书华、萧瑜等人不惜暗中使出招数，被学生识破之后矛盾进一步激化。[85]
11月29日，北大学生五百余人手执“打倒二李”“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万岁”等标语，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北平大学区办公处，二李等人适均在外未归，学生们无处泄愤，遂入室内将门窗器具捣坏，各房门玻璃亦皆被捣碎，并拆毁招牌等物。毁毕，又至李石曾及李书华私宅，因闻讯有警备部派军警保护，学生未有举动即去。[86]北大复校之事最终还是发展到付诸武力的地步。针对如何处理学生这一越轨行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北平政分会，北平市卫戍部各有打算。[87]为缓解风潮，蔡元培、蒋梦麟和吴稚晖则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先是蔡与蒋以私人名义联名于12月6日致电学生，告其勿走极端，称“大学区制静待试行，校名虽更其实无损，长思远瞩勿复反李”。[88]其后，吴稚晖出面调停，与北大来宁请愿学生代表李辛之、赵子懋等晤商变通办法。经多次商议调整，最终达成妥协办法：将大学区内原北大三院统称“北大学院”，改文科为文学院、理科为理学院、法科为社会科学院。三院仅为挂牌名称，行政方面不予适用。学校英文校名仍称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陈大齐为北大学院院长，北大学院院长为北平大学区当然委员，下设各院主任可出席北平大学院长会议。经费仍按从前北大最高预算支给。[89]此种方式使北大的完整性得以保全。至此，北大学潮暂告解决。
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停办大学区制。[90]6月25日，教育部电令北平大学区于当年暑期内停止。[91]8月初，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相继复校，天津的北洋大学也脱离北平大学，其余北平各校重组为北平大学。
二 “洛蜀交哄”
从1928年6月决定改名中华大学到1929年8月北大在北平大学区停止后复校，国民政府大学院及教育部对北大的接收与改造始终处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蔡元培、李石曾两派是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政令的决策者、推行者，也可以说是直接引发风潮的当事人。以往研究大多从派系角度做分析，从两派冲突分析教育界风气之变换。只不过，学界中之派系与政党政治之派系仍有不同，之所以组“派”成“系”，乃因意气相投而至交往频繁多过互为利用，但其组织大多是随意松散的。派系之名有自封者，亦不乏被贴上标签、强为命名者。对派系之内的当事者而言，是否承认属于该派与被认为属于该派，始终存在区别。学界之派系并不似政党之派有外在严苛的规章约束，其归属感受自身派系观念之强弱影响更大。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往往只见表象而并不全然了解内情，无从分辨（也有可能是不愿分辨）每人之差别，再加上文人相轻之习，旁观者恶意揣测派系之争也并不少见。派系之间即便有观点相悖，但并不是事事都剑拔弩张，因此引发冲突的关键性事件是讨论派系问题的切入点。本段主要围绕6月8日、6月15日以及8月16日三次有关北大改名及改组事件展开讨论，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系列事件对蔡元培在北方教育界影响力的转变。
从前文梳理来看，北伐军进入北京后接收北大、改名中华大学是蔡李两派冲突之始。《大公报》曾有一文从派系角度详细回顾了中华大学问题之由来：
当平津克复，百端待理，教育其一。时沪电称蔡元培先生将来平，闻蔡初意确欲来平，即为整顿教育。后在南京会议，对于北平各校，蔡意拟将北京大学名义合并各校。时经亨颐则极端表示反对，谓如此办法，敢必甚引起风潮。事实上恐不能办到。盖经氏前曾为师范大学总务长，闻亦思自树一帜，而为某派者也。后经氏主张合并各校，而名为中华大学，合中央、中山为三“中大”，此三大为中国有特殊地位之大学。此中华大学之名所由来。后当讨论校长问题，孔祥熙即提议蔡元培，似蔡之意亦愿自兼，即不能亲自北来负责，拟以徜徉沪滨之胡适之博士为副校长。故当时曾有陈西滢将为文科主任，周鲠生为法科主任等传闻，而经亨颐、易培基等则阴为反对，李书华等之所谓中法派，早已暗中活跃。后蔡提出李石曾为校长，时李尚在美国，盖现国中之校长人选，当以蔡李与吴稚晖三人为适当。吴人知其不能干，故此一席，非蔡即李也。[92]
从上文记述来看，蔡元培并非反对九校合并，而是希望将各校纳入北大之统领，显然他也有重回北大之意。只是此时蔡元培尚不知易培基等人已在会前有所动作，因此会上仍同意担任中华大学校长。
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再开会议，讨论中央大学易长以及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会前蔡元培与杨杏佛特意发快信，请在上海的胡适“务必去一趟”。此时中大校长事，张乃燕与杨杏佛形同水火，[93]胡适认为蔡自请处分“必系代杏佛受过”；且几日前蔡与杨抽出时间参加中国公学校董会，使胡适觉得“不能不去‘报聘’”。蔡元培的确是在找胡适做后援，无论是在中央大学还是在中华大学问题上，都有奋力一搏之想，而胡适参会前显然并不觉得中华大学会成为问题，因此才会感慨“谁也不知道今天会上的大争论却在北大的问题”。[94]
会上，蔡元培报告北大问题经过后提出两点：（1）改名中华大学；（2）自己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定李石曾为校长。听闻此言，不知前因内情的胡适起立发言道：“（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李煜瀛）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言罢，张乃燕、吴稚晖、易培基、张仲苏等相继发言，力挺李石曾为校长。易培基还详述了6月8日会议提名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之经过。他说：
他先和稚晖、静江商定了推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决定之后，那天早上来寻蔡先生，只见一面，未及交谈，见着杏佛。杏佛说，“寅村先生来的正好。大学院今天预备提出北大的事，蔡先生自己愿意兼，不好自己提出，请寅村先生提出。”易就去寻蔡先生，说，他不能提蔡先生，因为事前已和吴、张两位商定了推石曾先生，若该推蔡先生，岂不成了“卖友”？所以后来国府会议有调停的办法，请蔡先生为校长，未到任以前，由李石曾先生代理。[95]
胡适还是坚持维持国府原案，即蔡元培做校长，由李石曾代理。蔡元培认为不好，还是决定请李石曾为校长，并补充易培基前述发言说：
那天我就没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长，后来才知道你们几位先有了一个会议，已决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时没有余暇回转过来。现在都明白了，所以决定请石曾先生为中华大学校长。
随后，吴稚晖有长篇发言，矛头直指胡适，说他是“反革命”，还翻出“三一八”惨案后李石曾等人被通缉之事，暗指是东吉祥胡同一系背后鼓动所致。据胡适的描述，吴稚晖演说中情绪渐进失控，先是“大说”，再是“直跳起来说”，又到“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会议几乎变成吴稚晖对胡适的讨伐，丝毫不容胡适辩驳。支持李石曾者占绝对优势，胡适也只能妥协。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蔡元培辞去中华大学校长，改任李石曾。
散会后，吴稚晖摸出几张电报丢给胡适，电报所示解释了吴氏会上举动异常之原因。胡适记曰：
（吴稚晖）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李）书华、（肖）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96]
胡适对吴稚晖“也不满意”的判断应该大致不差，因为“不满意”才会在会后给胡适看那些电报，但也正如吴氏自己所言，“不满意”与“站队”始终并不冲突，特别是关系到各派相争之事。当日会上，胡适说李石曾派别观念太深，张乃燕却反驳道：“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97]李石曾一派并不讳言自己的派别观念深重，反倒有些引以为豪的意思。且越是派别观念深者，越是看重这种“站队”，也会以同样的想法揣度对方，把“站队”一事想得极为重要，因此吴稚晖在会上一再提起“东吉祥系”，即是表明立场、选择了“站队”而已。[98]
晚饭时，胡适听蔡元培感慨地说：“他（指蔡元培）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他们逼他兼司法部，却不许他做北大校长。这种干法，未免太笨。”在此情形之下，第二日胡适便致函蔡元培，要求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甚至说如果蔡元培不允许，自己也会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99]而早在15日会议最后，蔡元培即席提出要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还请众人商议继任者。参会者自然不能同意，但蔡元培却有“那我只好一丢就走了，将来还得你们诸位选出继任者”之语，也才会有当天饭桌上的那一段“肺腑之言”。
蔡元培的容人之量，众所公认。不过，“无所不容”也有可能被解读为“滥好人”。沈尹默说蔡在北大时就是被“包围”的。所谓“包围”，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龃龉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100]关于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交往，已有学者做过详细讨论。[101]李石曾，名煜瀛，清末名臣李鸿藻之第三子。二人初次会面于1902年的上海张园，订交于德国柏林，皆醉心于互助论，可说志趣相投。1913年后旅欧期间，二人过从甚密，共同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组织“世界编译社”，创办华法教育会，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二人合作无间。蔡元培聘李石曾为北大哲学教授，后又聘其担任北大生物系主任。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后，李石曾被选为评议会评议、行政会议委员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图书委员会委员，又兼研究所委员会委员。[102]二人还致力于中法教育事业的扩展，先后创办孔德学校、里昂中法大学等校，这一时期也是“二人合作最长、最好的一个时期”。[103]1923年至1926年蔡氏在欧期间，二人交集甚少，而李石曾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颇为活跃。[104]此段时间李石曾似在有意扶植自己的势力，扩大在北方教育界的影响。其中与北大最为相关的是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北京各校因声援女师大风潮掀起反对教长章士钊运动，李石曾等人提请评议会通过决议脱离教育部。[105]李石曾与胡适为赞成与反对两派之代表，就北大脱离教育之正当性、评议会权力问题大动干戈。[106]这也是胡、李二人早年较为激烈的一次交锋。当时站在李石曾一边的主要以“法日派”为主，也是此后李氏在教育界倚重之人。据顾颉刚转述，“当年北平挂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个之多，有人背后还称李为‘北方王’”。[107]借北大改名中华大学以占领北方教育界，李石曾似有志在必得之意。
6月15日会后，蔡元培虽经众人劝阻暂时打消辞意，但胡适却一直未能释怀，21日再次给蔡元培写信询问是否已同意自己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事。他还在信中劝慰蔡元培在此“时势之下，一动不如一静”，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要“与此复杂的社会相周旋”，就“不可不有一番通盘筹划”，并建议选择“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集中于几件道地的教育事业，用全力做去”，切实做法，才能不辜负“一个做事的机会”。[108]在大学委员会中，只有胡适始终站在蔡元培一边。对此，蔡元培回信说：“承规劝之言，甚佩，当铭诸座右。”他还提到“有一事可奉告者，亮畴（即王宠惠——引者注）即将回国，司法部之交还，一月后必可实现，目前无法摆脱”，[109]俨然对辞职之事已经有所计划。胡适还在21日的信末感慨道：“暑夜独坐，静念十年来朋友聚散离合之迹，悲哀之怀不能自已，想念及先生，提笔草此书，略写一时的感想，先生不见罪就够了，不敢百忙中赐答也。”[110]蔡、胡二人亦师亦友，蔡元培当然不会见怪，而胡适的感慨也颇能代表不少北大旧人失落、沮丧之心态。
从6月中开始至8月中正式提出辞职，蔡元培对北大之事多以安抚方式处理，并未做出任何切实的许诺。他曾致电北大表示待大学院事告一段落后即行北上，[111]但大学院此时正处于存亡关头，恐怕很难等到“院事完毕”之时。虽曾不时传出蔡要亲自接收国立九校的消息，但最终其均未能成行。[112]此段时间蔡元培忙着出席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处理中央研究院院务，根本无暇顾及北大。待到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大学院改教育部已成定局，大学委员会又于8月16日通过设立北平大学区决议。翌日，蔡元培便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国民政府提请辞职。[113]其辞呈中有“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等语，引发不少两系相争的猜测。[114]另“据知其底细者”称，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辞”，并不是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115]
蔡元培是携眷出京后才递交辞呈的，且选择了先到各地游览再回沪的路线，以避游说。[116]8月21日的国府会议发布指令慰留，还派宋子文亲往当面表示恳切挽留。[117]但蔡元培并不为所动，在回复于右任、宋子文、李烈钧等人来函时有“自知辁材，难膺烦剧，去志早决，万无反顾”等语，辞意坚决。[118]他致函谭延闿表示，“初以北京未下，后因全会将开，突有表示，易招妄测，忍隐未发，忽又逾月。兹全会告竣，正澄清吏治，登进贤能之机会，自维溺职，不去何待”[119]，也可印证前文对胡适所言静待时机之语并非虚言。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派孔祥熙亲往退还辞呈。虽然蔡元培去志甚坚，但连日劝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申明“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同时还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120]最终大学院改教育部后，由蒋梦麟代替其职位，而监察院院长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
蔡元培的请辞也对李石曾北上的计划产生了影响。[121]8月底，李石曾一面派李书华来平与各方接洽一切，一面却提请辞去中华大学校长。[122]蔡元培得知此事后，立即“去电阻止”，私下评论说“太滑稽了”。[123]李石曾此举颇有些以退为进之意，也可看出其为人处事之法。顾颉刚回忆说，当时李石曾是“蓄意打倒”蔡元培的，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他还提到，李氏作为法日派领袖并不直接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124]国民政府明令慰留李石曾后不久，李书华就被任命为中华大学副校长，也印证了顾氏的观察大致不差。李石曾之侄李宗侗也是替其出头之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李石曾的角色只是“从旁赞助”，“因蔡先生为北大老校长，人地最相宜”，但国府既不能任蔡他去，亦不能任李辞职，李辞校长“当然作为罢论”，意在暗示李氏执掌北大是临危授命。[125]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经费问题的确是当时国立九校最大的困扰，二李曾以校款无着为由，提出过辞职，[126]长时间不就职也算是事出有因。对此，蔡元培也对李石曾有所回护。[127]此事若从正面看来，本无不妥；但若从了解李氏为人者看来，恐怕又会因此增加不少负面评价。李对北方教育界表现得太过积极进取，甚至提请辞职之后，“仍愿以个人名义，对于筹划经费，极力赞助”，[128]不由得让人怀疑其辞职只是故作姿态。
其实，李石曾因筹款不能北上之说并非托词，国立九校最终不致关门也的确与他努力奔走筹措款项分不开。[129]但北大复校运动迁延过久，再加上学校又因经费问题始终难以开学，学生情绪渐进失控。11月29日，连日抗议复校无果的北大学生，捣坏北平大学区办公处，并径直进入李石曾、李书华等人住宅实行破坏，酿成大风潮。得知此消息后，蔡元培即于12月1日致电二李表示慰问，[130]后又与蒋梦麟联名以个人名义致电北大学生，规劝诸生不必“以一时之不察，起无谓之风波”。蔡元培尽力疏解诸生对大学区制的抵抗情绪，强调自己“实创其议”，还以自己早年在北大兴革之事，采用的也是“有利则存，见害则徙”的原则，希望学生不要操之过急，静待实验结果。[131]面对学生的越轨举动，仍未正式就职的李石曾并未出面处理闹事学生，而是等待行政院及北平政分会命令再做行动。[132]12月4日，行政院会议决定，由教育部发电剀切晓谕，如不遵令即依法律制裁。[133]教育部遂于5日电谕北大学生，主要从北大传统及应负责任入手，称赞北大“循流竞进，不主故常”，希望学生不要“封故抱残，徒争形式”，措辞极为温和，应该与教育部长蒋梦麟的授意不无关系。[134]
李石曾最初对此事的回应并不算积极，除了不在其位的原因之外，他深知如果学生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使北平大学区风潮更趋恶化，因此他不似蔡元培等人直接批评学生，而是主张在和平解决的原则之下公事公办，实际上是将难题推给了教育部，最后仍是要靠蔡元培和蒋梦麟出面解决。此后虽有强行接收北大之举，也是以“维系国府威信”为名，要求军警不携任何武器、不带皮带，以避免与学生有所冲突。[135]已经不再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选择此时与北大学生直接对话，并将抗议行动定性为“举动有违常规”，是出于对北大的“爱护之情，不后贤者”。他有意淡化风潮之严重程度，并不愿见北大卷入学潮。他在给北大学生电文的最后还特意提及校长李石曾，称其“德业高越”，还历数其辉煌事迹：“昔教授北大，群情翕然；经纶教育，亦多宏业。又其辅弼总理，领袖伦彦，勤劳党国，昭在有目。”希望学生长思远嘱，不必听信空穴来风。[136]蔡、李二人此前因中华大学改名事嫌隙丛生，其虽被怀疑是李氏“蓄意”而为，但二人早年情谊甚笃，此后在政事上也有不少交集，再加上有吴稚晖从中调和，[137]此时关系尚未完全闹僵。电文中对李石曾的推崇，并不只是敷衍之词。
但派系之事最易成为解释矛盾冲突的借口，如报载消息称：“李石曾与蔡元培素极重视北大地盘，李此次北上，蔡派对之不满，此次反对李之学生，即与蔡有密切之关系。李未到校之前，即欲借证明学生学籍而开除一部分之学生，故学生辈打人先下手，反李之声浪以启。李氏一派，则主张表面暂持不理主义，然内幕中活动颇紧。”[138]再联系到蔡、蒋电文开头处即有“护校之举曾得培等同意，虽知好事之徒，虚构谰言，别有用意”等语，可见当时流言之盛。[139]对此传言，李石曾也站出来回应，北大事件与蔡有关只是外界故意挑拨，继而说道：“蔡与余系老友，学潮发生后，曾来电慰余，即可概见。”[140]自改名中华大学事起，蔡李两系龃龉便已逐渐公开化。不管散播流言者是否有党派色彩，抑或当事人是否自认存在派系之争，流言渐起之势都说明，蜀洛交哄已成既定事实，甚至到了可以被利用的地步，对此后教育最高领导权的布置影响颇大。陈布雷在1930年接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就颇为踌躇，深感“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他说：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蒋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141]
以陈布雷对1930年之后的观察和判断来讨论1928年底的事件算不上十分妥当，但不到两年的时间两系冲突就已到了影响教育部正常运行的地步，甚至要靠蒋介石出来调和，可见其事态已经相当严重。舆论一向喜对党争内斗之事捕风捉影，当争斗从局内人逐渐扩大为公共事件之时，无论当事人本身派系观念是否深重，实际上都已没有了置身事外的辩解机会，也很难阻挡流言传播。有些时候，流言还有可能反过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更偏向利用派系加以解释，反而坐实了派系之事。
李石曾在处理北大事件时特意对公众强调与蔡元培关系密切，虽是出于消弭流言的目的，但或许也希望借助蔡之威望为自己铺路。李氏多年来虽也有意在教育界培植自己的势力，但对争夺北大始终有所顾虑。[142]他在推行北平大学区时所受阻碍，大部分来自北大师生的反对，其在北大师生中的声望甚至还不如吴稚晖，遑论蔡元培。[143]在北大复校运动中，请蔡元培回平长校作为请愿要求之一不断被提及。因此，对于北平大学区风潮来说，局内人的决策固然会影响时势走向，局外的北大师生和社会舆论，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造势者”。
三 造势者
五四后教育界的政潮、教潮与学潮，常常互为因果，相伴而生。教育行政权力更迭频繁的恶果之一，是办学经费无以维系，学校运行因此而中断。比起教职员去留的抉择，对于尚在求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无论是留下继续学业还是转投他处，都要付出更高代价。胡适曾经感慨五四后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144]北伐胜利及政权转换终于给北大带来新的转机，恢复“北京大学”的名称与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北大教职员与学生的共同目标。北大师生与大学院/教育部的函电交驰，再加上面陈利害，甚至是武力对抗，半年时间内北大始终处于名称更替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都与北大师生的抗争有关。不过，抗议的过程充满着变数，看似一致的目标背后逐渐显露出教职员与学生的不同立场和诉求。五四后，学生已经俨然成为影响教育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1928年到1930年的复校过程中，部分学生表现得尤为积极，实际上主导了北大的复校运动。作为缔造北大历史的老校长，提议蔡元培重新长校是抗议初期复校宣言中频繁出现的要求之一。不过，随着北大复校之事久悬未决，社会舆论对蔡元培的“不作为”颇有微词，他回校的可能越来越小，其与北大的关联也逐渐微弱。
对北大来说，北伐军入城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接收京师大学的问题。6月8日，九校教职员召开联席会，表示刘哲时代的被迫“隐忍服务”已告结束，各校都要求恢复京师大学成立之前的原有校名，并将会向大学院及时汇报进展情况，[145]由此拉开各校复校运动的序幕。10日，北大教务长陈大齐召集各学系、科、部、研究所主任开会，讨论北大接受事宜，议决会同学生代表接收北大各院。[146]与此同时，北大学生也早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部分学生先是与代理京师大学校务的文科学长江瀚达成协议，取消期末考试。随后即开全体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并于7日上午即召开成立大会，着手进行复校运动。[147]9日，江瀚即向大学院提出辞职。[148]在辞呈中，他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学生受积年压迫，“或不依于常轨”，极易酿成事端。[149]北大复校运动大幕拉开之后，事态发展不幸确如江氏所料。
北大复校运动会首次宣言称，军阀恶势力并没有摧残北大“固有精神”。“有三十年来光荣的历史”的北大，肩负着“社会指导者”的责任，“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民众运动的领袖”。所以，要继续北大光荣的历史，发扬光大北大精神。[150]改名中华大学消息传出后，设立于首都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也呈请国民政府及大学院，要求保留北大旧名，并从历史传统、社会地位、现实状况、域外经验等方面详细列举了七条理由。宣言特别强调，“北京大学四字已超出北京地名关系以外，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固有名词”，所以北大也“应随中国民族文化之发展，而万古长存”。[151]同时，上海的北大同学会也对母校的复校运动表示声援，也呈文国民政府，从学校历史地位与文化传统等方面详述北大不可更名之七项理由。[152]对历史的回顾和梳理被用来作为重新解释现实的工具，这也为后续的北大复校运动定下了基调——从北大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强调北大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以保存“北京大学”校名和保持学科建制的完整。
早在6月6日大学院院务会议上就传出消息，蔡元培将会到北平办理接收北京政府下设中央教育学术机关。[153]当听说蔡元培不日将会到平后，北大教职员协进会即商议派人到天津迎接，北大毕业生则开始着手准备筹备盛大的欢迎会。[154]不久大学院又改派社会教育处处长陈剑修，秘书高鲁、齐宗颐为特派员接收北平教育机关，[155]却又因中华大学改名而被叫停。之后，代理校务的陈大齐和李书华都曾致电蔡元培，请其早日北上接手校务，但由于此时已经确定李石曾将出长中华大学，蔡元培分别复电婉拒。[156]北大的复校运动，自此又加入反对改名和拒绝大学院接收的主题。6月20日，学生方面再开代表大会，议决发表保全旧校名宣言，并呈文国府陈诉理由，同时联合教职员选派代表南下请愿。[157]7月初，接收九校专员高鲁等人到平，虽有蔡元培出面请沈尹默、李书华等人协助，但大学院接收北大之事仍然遇到了很多阻力。[158]学生普遍认为，如果同意接收即是同意改名，因此一直对接收一事颇为敏感。复校运动委员会在此过程中态度逐渐强硬，表示如不恢复原有校名将拒绝接收。[159]他们仍采用致电大学院、上呈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派代表赴京请愿等办法，宣传复校运动，并请蔡元培从速返校主持校务。其呈文立意仍注重对北大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的阐发，指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实有其光荣之历史，与不可废灭之精神在焉”，且“北大已成为文化史之一专名，国际间之誉辞，早凌越于地域之意义以外”。[160]呈文递上后，国民政府及大学院均并未做出回应。7月11日接收当日，高鲁等人以书面声明保证接收与改组无关，且在复校运动并无妨碍之后，才得以完成清点和接收。[161]
在复校运动的第一个月，北大师生对复校一事甚为积极，定期召开会议制定相应对策，同时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宣传和影响。7月9日上午在北大召开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便成了北大表达诉求的机会。此次大会有李宗仁、吴稚晖、阎锡山及白崇禧代表等军政各界人士共八百余人出席，场面宏大。会场布置除了常见的彩坊红灯之外，还出现了“北大复活”“反对改名华大”等标语。北大教职员代表与李宗仁、吴稚晖等军政要人均有发言。北大代理校务的陈大齐、教职员代表朱希祖、学生代表赵子懋等从不同层面着重强调了北大与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以及北伐的关系。李宗仁、吴稚晖的演讲虽然也肯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但最终落脚在规劝学生不要把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而是应该埋首读书。[162]这场“另有所图”的纪念大会，并未产生特别的效果，两天之后大学院特派员完成了对北大的接收。而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学院仍未对北大反对改组更名之事做出回应。
早在1928年7月底，社会舆论就对蔡元培回校不抱乐观，北京教育实际上“内容空疏，名实悬远”，“大学院远在南都，蔡孑民兼差四五，对于北方教育，实嫌过于冷淡”。[163]这一观察甚为写实。北大校务自接收之后仍没有改变无人负责主持的停滞状态。[164]组织此次复校运动的核心，是由教职员与学生联合组成的复校运动委员会。该会虽有联合名义，但仍以部分学生起主导作用。对外宣传办法也与历次抗议运动相似，大致采用惯用的发表通电、呈文政府等方法寻求各界支持，但总体来看，实施效果并不让人满意。其影响范围基本限于北大校园之内及部分北大毕业生，而且很少得到社会舆论的回应，甚至连北大内部反响也不强烈。复校运动以恢复北大校名为主题的运动更易被认为只是北大的内政，不似军阀时代抗争主题常与爱国运动、黑暗政治相关联，不足以扩展为可以广泛动员与号召的主题。从政府一面来看，大学院因推行大学区制不力颇受诟病，五中全会上已确定其行将废止。蔡元培辞职后将大学院事务托付副院长杨铨处理，杨铨不久亦提出辞职，直至9月底才选定蒋梦麟继任，院务受到不小影响。[165]蔡元培此时态度消极，已基本断绝了重回北大之想，因此于公于私均不可能对北大师生所请有所回应。
群体性的抗议请愿，因牵涉人员众多，在策略上如果能一鼓作气，往往可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若是迁延过久，请愿者内部很可能先会自乱阵脚。据报载，北大的复校运动因届假期，委员会工作多有停顿，曾引来留校学生之不满，甚至出现了该会与留校学生“直函质问”和“贴宣言标语攻击诋骂”的情况。9月初，不少学生返校后也对复校运动委员会表示不满，认为其“常以空言塞责，无具体计划及相当成绩表见”，遂另组敢死队、读书运动会，后又合组为“北大护校读书会”，与复校运动委员会对立。另有部分学生虽赞成复校，但鉴于已将中华大学名义取消而更名为北平大学，似愿让步，希望能将视线集中于开学复课之事。[166]
9月21日，国府会议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中华大学改名北平大学，另将北洋大学、河北大学等校一并重组。直至此时，复校运动才渐有起色，开始得到各界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平大学区的成立，不仅涉及北平各校利益，且还牵涉河北、天津等地学校，他们纷纷加入抗议队伍，声势得以壮大；[167]另一方面是因为开学日期已过，九校为争取经费恢复上课，已至声嘶力竭之境地，对读书运动的呼声更加强烈。复校运动加入“读书”主题，更易获得关注和同情，其自身请愿抗议等行动的合理性也由此得到加强。
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自加入九校读书运动会后，也对筹备开学一事颇为用心，积极与在平北大教师联络，拟联合组织“学生学业维持会”，先行开学授课。[168]10月20日，北大行开学礼，到会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四百余人。[169]但复校运动并未终止，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上呈国民政府，历述北大开学情况及复校决心，并再次电请蔡元培来校主持。[170]11月初，李书华携筹集到的五十万元经费来平，开始着手组织北平大学区改组工作。[171]此后，各校学生会、九校学生读书运动会以及各种团体组织等行动更加积极：有继续明确反对改组，要求各校独立者；有希望早日上课，请李书华前往接收者；也不乏会后临时起意即赴李书华私宅示威者。[172]《益世报》记者观察到北平大学学生因意见分歧也有了派别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