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现分三大派，一为复校运动派，对李石曾、李书华组织北平大学，以为对北平教育一网打尽，根本反对，于蔡元培则表示好感。第二为京大派，即刘哲手中所招之京师大学文科学生，及文科编级生，而为旧北大生所驱逐者，彼等颇欲拥李，借以恢复其学籍。第三为读书运动派，但图早日上课，对蔡李无所可否。反李派之其中主干学生共二十人……分别向同学中团结护校团，以学生宿舍所在，每五人一组，每组各举一组长，团结进行。此项小团体之组织，颇令拥李派失其活动之力……校中教职员与蔡多为旧人，且又未开学，不能接受任何人之命令，故对学生之活动，只得取放任主义。[173]
在当时的局势下，学生意见的不断分化，说明各派之间势均力敌，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反而会使事态恶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大复校声势越大，越映衬出政府方面的缺席。有人对北大复校呼吁无门的冷落状况很是同情，“对教育当局表示万分遗憾”，甚至开始怀念起刘哲时代来，表示刘哲在校时尚能借来俄庚款，而凭借国民政府之力，却不能维持原案，原因就在于“政府不为”，“非不能也”。[174]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信中不无讽刺地谈道：“北平大学在筹备开门，唯北大学生尚在反对改组，此辈刘哲时代顺民到此刻忽然抗（扛）出‘北大光荣’的牌子来要保存整个的北大，未免可笑。”[175]一时间，教育界之乱象“尤甚于往日”。《大公报》社评曾对此乱象有过详细描述：
自大学副校长到平，吾人以为废都教育，负责有人，当可由安定而入于整理改造之途。乃迩来学生方面，不安之状，似尤甚于往日。北大有武力护校之宣言，女大有反对合并之运动，师大艺专则有校长人选之争执。喜事者奔走呼号，徒令社会视听为之混淆。沉潜好学之士，则彷徨忧虑，大有后顾茫茫之感。而躬负责任之当局，更无诚挚明了之表示，以安学子之心，而慰社会之望。道路传言，依然不脱旧日纵横捭阖联络排挤之积习。夫当局既有整顿之决心，便应有彻底之办法，担起担子，放手做去，宣布理由，出以正大。若认得环境困难，遽难改造，即当明白发表，一仍旧章，泯息纠纷，徐图整顿。若长在暧昧不明之间，不痛不痒相敷衍，则既无章士钊之勇气，结果将令刘哲笑人。此吾人所认为遗憾者也。[176]
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乱象”或许才是北方教育界的常态。从北京到北平，从京城到“废都”，生存环境的改变给教育界带来了不小的落差，似也因此失去了引领学界的天然身份。北大复校运动开始进行以来，种种诉求非但未能达成所愿，却先使自己失了方寸。不管抗议运动的背后是否掺杂了党派利益之博弈或是政治势力之渗透，对手一方的“暧昧不明”和“不痛不痒”实际上起到了减缓甚至是消解复校运动力度的作用。其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因此，这种冷淡也就更为复校运动的倡导者所不容。
在此背景之下，舆论也开始对同样态度冷淡的蔡元培颇有微词。北大学生李增浓投稿给《大公报》，在声援北大复校的同时也提到了蔡元培。他说：
蔡先生，他是北大多年有力的保育者。他和北大关系之密切，当然比我们重而且大加十倍百倍！现在他做中央政府的教育最高长官，他亲自将他多年提携保育的北大宣布死刑了！我们听到北大灭亡都惊心动魄，眼泪注注，“如丧考妣”！然而，蔡先生怎样呢？我们从军阀的消亡时开始至现在，天天千唤万呼：“北大复活！继续和发扬北大光荣的历史！北京大学万岁！”并且也曾向中央政府，并大学院蔡先生处，文电交驰，三番五次的请求：“请维持北京大学！”然而直到现在竟不得蔡先生之一答！大概蔡先生觉得北大灭亡是应该，而我们的呼号不值一答罢？然而我们总想：我们所敬爱的北大之保护者，蔡先生决不至于如此罢？然而事实竟是那么样，那是为什么？[177]
蔡元培长校之后在北大推行的改革历来都被视为典范，其处事风范与人格魅力更是堪称领袖。无论他是否真正长校，在师生眼中，蔡元培与北大已经浑然一体，是无法超越的校长。而上文所引不惜以恶意而妄相忖度，实际上透露出教育界的某些变化。1928年对蔡元培来说算得上是不太顺利的一年，尤以教育界最令其殚精竭虑。早在5月的全国教育会议开幕式上，蔡元培就对五四后学界以爱国运动为名，实则干涉校务、规避考试的行为提出过批评。[178]8月初的五中全会上，蔡元培再将此案提出，并有《对青年运动问题的提案》公布于各大报纸。随后他又撰写《说青年运动》一文，批评学生不应“或为学校改换名称，要增加经费或校舍”的原因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殴人，这些行为都失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179]虽然蔡元培和杨杏佛都曾出面解释，称该提案并不是蔡个人之提案，而是大学委员会及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未决之案，但还是引起不少争论，也不乏直接的人身攻击。[180]蔡元培提出辞职后，众人目光暂时从此提案转移到北大复校一事上来，其消极冷淡的态度也就成为受到质疑的另一目标。对于这一批在校的北大学生来说，他们入校的时间大致在1925年至1927年，而这一阶段正是北大校史上较为动荡的一段时期。他们更加熟悉的场景是索薪、抗议和请愿，而常被众人津津乐道的文学与思想革命，只有在追溯过去时才有机会重述。他们无疑认同北大的传统，但这种认同的建立是可以脱离蔡元培而存在的，是直接植根于抽象的北大历史传统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否认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他们才会将希望寄托在身居高位的蔡元培身上，并据此提出诸多要求。而当他们的要求无法满足时，怀疑、批评甚至谩骂便极有可能会接踵而至。[181]
11月初李书华到平之后，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正式成立，北平教育终于结束了无人负责的状态。北大复校运动的诸多抗议活动，也加入与李书华接洽的主题。[182]按照惯例，北大秋季学期开学后即需改组学生会。11月19日，北大学生会成立，复校运动委员会宣告结束，复校工作由学生会接手。[183]作为代表全体学生的机关，北大学生会再次发表宣言重申复校运动三个目标，即北京大学名称不改、北京大学组织不改、北京大学直隶中央。[184]与此同时，与学生会对立的读书运动会也以发表宣言、散发传单的方式，希望学生们可以在“保持学校的名称”与“保持学校的实际”之间做出权衡。对于外界局势，他们认为：
从政局说起，自张继、李石曾二氏先后来，北平政治分会渐行增加重量。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北平大学区，也就愈觉得有恃无恐。纵令我们能派代表赴京请愿，其势力真是比较的微乎其微！不见得国民政府就能因此取消它的决议案，变更全国制度。蔡校长如能回校，自然是全体同学所渴望，但是实际上蔡先生已成政界要人，其必不能来平长校，系人所共知。蔡先生若是能来，早就来了，何至于弄到现在这种地步呢？[185]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大学生会与读书运动会旨趣各异，但其诉求均已不再过多纠缠于校长问题。从前文所引《益世报》记者的分析来看，北大内部各派之间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如果单从人数上说，坚决反对改组者或许还不如读书运动一派。“11·29”北大风潮之后，沈尹默就曾说过：“北大现存学生，为数共有四百余人。其中有三百人，皆急欲读书上课，其坚决拒绝接收者，只有百零数人。”[186]不过，显然闹出事端比埋首读书更易引发社会关注，使复校运动加快了进程，渐进尾声。
11月30日，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开会商讨处置办法，除向国府报告事件经过之外，议定先行接收北大三院以控制局势。负责地方治安的阎锡山亦致电国民政府说明情况。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训令北平特别市市政府，“迅速查拿暴动为首之人”，依法惩办。[187]12月1日，北平大学接收北大三院被拒，双方对是否调用军警武力接收一事各执一词，再次分别致电中央各机关说明情况。[188]因12月1日系周六，国府须待周二（4日）才会召开会议，双方相持不下，只有静待中央命令。5日，行政会议议决北大风潮解决办法，由教育部“严令制止”，若不听劝阻即“严法判裁”。[189]这也基本确定了处理该次风潮的基调——“和平解决”。此后，北平政治分会遵照中央指示，致函卫戍部及市政府“依法办理”。[190]因风潮涉及治安问题，本为卫戍部职责范围内之事，但此事被怀疑背后有党派力量暗中运作，且顾虑如未妥善解决会再引发学生过激行为，故卫戍部的处置十分小心谨慎，甚至是略有拖延。[191]
此段时间，北大内部各派学生意见分歧更加扩大。北大学生会议决派出李辛之、赵子懋为代表赴京请愿，坚决要求保存北大完整。与之对立的上课促成委员会则仍以即日开课为根本目标，要求援照女子大学前例，另赁校舍以便开课。他们不承认学生会派出的代表，曾致电中央各机关，称李、赵二人是“假窃公名”，别有企图。[192]李、赵二人在南京、上海等地颇为活跃，曾谒见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坚持要求取消北平大学区。[193]蔡元培对此表示，“李（石曾）先生办学主张，与余相同，其在北平大学主持教育，与余无异。余与李数十年患难至交，反李即是反余”。[194]此段表态或许并非蔡之原话，但从其对此次事件的冷淡态度来看，所言应该大致不差。
在吴稚晖的调停下，南下代表接受“北大学院”的称谓，并同意对文、理、法三科进行改组以保存北大之完整。尽管学生对此办法仍有不少分歧，但对复校之事“均趋于主张从速解决之一途”。[195]此前已宣告结束的读书运动会再发宣言，仍主张尽快开课。宣言中提到：我们以为是张三来也好，是李四来也好，只求他是有诚意来办学，倒不妨在学术上来详细商量。若是我们只认定某人就配长北大，除某人外他人就不配长北大，那么北京大学便成了世袭万世一家一姓之学校了。[196]这份宣言有156人签名的上课宣言，参与人数占到当时在校生人数的半数以上。[197]复校一事对于大多数北大学生来说，已经不堪其苦，无论是否改名，不管何人长校，但求早日开学。北大教职员及学生大多建议“趁机收束”，赵子懋等人也感到“努力无方”。1月底，学生会最终经投票议决，同意以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为校名，并以陈大齐为院长，仍照北大原有预算75000元为最高预算。[198]至此，北大复校运动暂时画上了句号。
可惜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得太久。1929年6月25日，行政院第27次会议议决于当年暑假内即行停止浙江大学区及北平大学区，年底前结束中央大学区。[199]消息传出之后，北大复校之声再次响起。北大学生会议决宣布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改悬挂新校牌，并联络学校当局及教职员致电蔡元培，欢迎其回校主持一切，同时还致电国府及教育部请求任命蔡元培为校长。[200]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此时也向国府递交辞呈，请蔡元培回校。[201]
对于北大方面的盛情邀请，蔡元培的回应仍算不上积极。他对宁汉冲突升级之后的政局更为失望，离京赴沪，继续以“沉默对之”。[202]6月初，他再次明确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一职，并于同日上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正式递交辞呈。[203]自1928年8月辞去大学院院长之后，蔡元培对政治大势的判断一直颇为消极，此时他已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中央研究院的建设，希望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而他虽然不可能完全隔绝与教育界的联系，但对北平教育界诸多事情，非必要时并不会介入。[204]
6月29日，蔡元培带病出席在天津召开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205]得知此消息后，北大教职工会及学生会均派代表赶赴天津，请其回校主持一切。蔡元培以体弱为由并没有答应去平，只是劝慰学生要以镇静态度对待复校，希望以法律途径表示诉求。[206]此后，北大教职员工会、学生会、南京北大同学会等迭次致电国府及教育部，请求明令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后又派出代表南下迎接蔡返校。[207]北大学生之所以坚决要求蔡元培回校，也有现实考虑。他们希望借助蔡元培的号召力联络北大，把已离校的旧教授尽数召回，且最好能将北大校务理出头绪。[208]对此，傅斯年也有清醒的判断，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北大学生之欢迎先生，非高阳相国（指李石曾——引者注）部下所喜也，亦非现在北大之教职员（无论以前与先生有无交情）所喜也。然学生之欢迎则出于真诚，其故有三：一、北大之传训固与先生不可折而为二，愿先生重来以为精神上之光宠。二、愿先生来能以宽博之态度拉回若干好的旧教员，增加若干好的新教员。三、愿先生来北大隆高其社会上之地位。然此三事，除第三稍须与名相干外，其他皆实事，非可以挂名之法满足人意者。故若于下列各事无充分之成绩，则此日北大学生热烈欢迎先生来校之忱为之散消。[209]
出身北大的傅斯年恐怕最能了解北大内部众人的心态。作为旁观者，傅斯年或许还能冷静分析，而处于旋涡之中的蔡元培顾虑就更多。或是感于北大学生热情邀请，或是不愿见北大校务一蹶不振，蔡元培最终允诺九个月后“若无特殊阻力”便回北大。[210]9月10日，行政院第三十七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到任前由陈大齐代理。[211]
其实早在7月底就已经传出消息，会请蔡元培出长北大。当时，因李石曾与李书华均表示坚决不就北大校长之职，教育部长蒋梦麟在与李石曾、蔡元培、易培基、吴稚晖等人会商之后做出决定。[212]这之后的一个月，迟迟未见正式命令发表，说明蔡元培自己也还在犹豫。早在7月，当傅斯年得知蔡元培有意长校时，就曾致电劝阻：“必于经费、人才办法皆得解决，方孚众望。若但挂名，由人盘踞把持，大损盛名，且事恐不可收拾。”[213]8月底，傅斯年再次致函蔡元培讨论北大校长之事，说明蔡当时尚未下定决心。傅斯年在信中以“蔡先生不来，北大没有办法；蔡先生来，蔡先生没有办法”来概括当时的窘境，并细致分析道：
斯年下忱以为，先生如来，则真来；不来，则真不来。……真来的两个条件：一人、二办法。须于半年之内，能招致十个以上之教员，（新者）旧教员再有一部分回来，更须有几个负责任的人，然后可以济事。教务长、三科院长似皆不便仍旧，盖旧者无非意在盘踞而已。……此一层实是难题。
办法则有下列之要点。一、必与学生约，不胡乱管事，［二］、必与教员约，逐渐减少兼职，以至于无。
若不来，似亦不妨直说无办法故不来，学生如不用功，教员如不辞兼职，来亦无益，等。如此，明达者或亦可谅也。
斯年不敢劝先生究竟就否，但愿先生来亦积极，退亦积极，如走中间之一路，后来恐不可收拾耳。[214]
他还说，从感情论，蔡元培是“不可不来”，但就事实而言，一来“即须与固位者争”。若只是挂虚名，又会让学生以为“虽蔡先生来亦不过尔尔”，从此爱戴之心付诸东流，反而使“讥诮者更振振有词”。傅斯年站在蔡的立场考虑，所言确有见识，无论“人”还是“办法”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7月底，蔡元培在日记中列出了一个北大主要人员名单，[215]可见其对回北大之事并不是没有动过心，傅斯年所提之事也应仔细考虑筹划过。最终，他仍选了一条偏向“中间”的道路——缓期回校。“九个月”的约定，看似时间明确，九个月中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是否会有“特殊阻力”亦无法得知，这一承诺多少有些“镜花水月”之感。不过，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长的消息，仍不失为一剂安抚的良剂。此后，蔡元培忙于中央研究院事务，始终无暇回到北大。直到1930年9月19日，国府第94次会议议决，照准蔡元培辞职，遗缺由陈大齐代理，并于12月4日正式公布蒋梦麟为北大校长，北大另一个时代也由此开启。[216]
小结
192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三十一年。对于历劫重生的北京大学来说，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集会以重振士气。虽然并非大庆之年，但校庆纪念活动的规模仍甚为宏大。纪念会各项活动被安排到三天举行，北大三院张灯结彩，遍悬彩旗。除了17日当日的纪念大会之外，各项成绩展览、学术演讲、表演游艺、运动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217]《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作为纪念大会的保留节目也按时出版。在沪休养的蔡元培，因病不能回北平参加纪念会。不过，他在校庆前一个月就完成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言的写作，以文字表示庆祝。在序言中，他提醒全校同人注意两点：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二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与一般概念中校庆主题的祥和之气不同，他以颇为严厉的语气说道：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在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218]
蔡元培虽然名义上仍担任北大校长，但立论上只谈规劝学生专心学业，不再涉及对北大过往的总结和以后的计划，言辞之间已经没有了周年纪念刊序言中那样的热情和希望，更多的是洞彻时局之后的清醒与超然。
1920年代末期是北大历史上颇为纷乱动荡的时期。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接手北平教育界之时，都不敢对这所自认为引领学界风气的学校掉以轻心。无论是刘哲对九校的改组还是北平大学区改革，虽然其出发点是对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但背后无疑也包含了占领北大的考虑，因此也有前后相继的共通之处。北大与蔡元培被认为是一个理想时代的象征。自1928年6月改名中华大学起到1929年9月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长止，恢复校名、废除北平大学区、要求蔡元培出长北大等一系列要求，始终贯彻抗议运动的始终。不同于以往北大师生声势浩大的“挽蔡”行动，北大教职员在这场运动中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在此过程中扮演运动主导者、推动者角色的，是部分坚决主张复校的学生。但因其抗争主题只关乎北大一校之兴衰，即便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试图扩大该运动的影响力，却未能如愿掀起席卷全国的大风潮。这种落差一方面带来了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使蔡元培与北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隔膜。虽然蔡元培仍取其一贯的“不合作”态度，但其在1923年辞职时备受推崇的“不合作主义”，却已被解释为消极的“不作为”，舆论已经悄然改变了对蔡元培的评价立场。
对于蔡元培自己来说，这一时期也是其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转折。1929年8月，当蔡元培尚在犹豫是否接任校长时，傅斯年来信谈道：
以环境与先生不适之故及少人之故，先生于政治大体上未作积极之表显，而于进退之际，或未得尽合时际之要求，故先生在世俗中之盛名，不复如昔。（即如去年先生去大学院，各地教育界并无如何表示。）此固不足计较，然一人声名得如先生当年之地步，既非偶然且不容易，持此可以建树事业，失之则吾等源源本本知其内外者，不能不发历史的悲叹。而此日北大同学热烈欢迎先生者，无非瞻望典型，怀念前修，若无以满足之，则先生在他们心中之信仰，必大为底略，如此则鄙夫易培基之党可以振振有词，而高阳相国日以争经费为口说者，真成北大元勋矣。若要倒此田地，实竟不得不下台，而先生盛名最后之留余地不复存矣。[219]
“盛名”与“声名”虽有时会被看作虚妄之物，却也代表了一种无形之号召力。处于乱世之中，持守“盛名”不易，蔡元培适时之进退，虽有出于爱惜羽毛的考虑，却也难掩其在新政局中败退的现实。
* * *
[1] 张晓唯：《蔡元培传》，第100页。
[2]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49页。
[3] 1925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另成立女子大学，亦属国立性质，“国立八校”遂改为“国立九校”。“九校”是指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4] 刘哲（1880～1954），字敬舆，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兼教育会会长、省议会议员、议长、中东铁路理事等职，参见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张氏帅府志》，沈阳出版社，2013，第272页。
[5] 《专电》，《申报》1927年8月5日，第7版；《大元帅指令第一六五号》，《政府公报》第4073号，1927年8月24日。
[6] 《教育总长刘哲呈大元帅为拟具京师国立九校改组计划请鉴核示遵文》，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13～14页。
[7] 《大元帅指令第一○七号》《教育总长刘哲呈大元帅为订立国立京师大学校筹备委员会规程缮折呈请备案文》《教育部令第一二五号》《大元帅指令第一六五号》，均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14～17页。
[8]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
[9] 章士钊：《教育问题——答蔡元培》，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24～26页；《章士钊对大学教育之兴革》，《晨报》1925年5月1日，第2版。
[10]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第234～246页。
[11] 《京闻纪要》，《申报》1927年7月24日，第4版。
[12] 《京教育界反对王九龄就职之激昂》，《申报》1925年3月19日，第11版；松：《又是教育风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1925年3月21日。
[13] 《教部昨向阁议提出说帖 请财部拨发教育经费三月》，《世界日报》1927年1月23日，第6版；《国立九校去年领款总数》，《益世报》1927年2月11日，第17版。
[14] 《北大教授联袂离京》，《益世报》1927年2月17日，第17版；《国立五校教职员预备总辞职》，《益世报》1927年2月17日，第17版。
[15] 《各校招生困难，投考学生为数寥寥》，《世界日报》1927年7月16日，第6版。
[16] 《大批北大学生被休学》，《益世报》1927年6月20日，第16版。
[17] 《代表联席会议将开紧急会》，《顺天时报》1927年8月7日，第7版。
[18] 《校务讨论会向政府索款》，《晨报》1927年8月6日，第7版。教育部致电各校校长通知改组接收事宜时，接受电报地址均为京外，参见《教部接收国立九校后》，《世界日报》1927年8月12日，第6版。
[19]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0] 《为国校改组事九校教职员函刘哲》，《益世报》1927年8月4日，第16版。
[21] 《张作霖今日下九校改组令》，《世界日报》1927年8月6日，第6版。
[22]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3] 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第24～25页。
[24]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第543页。
[25] 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0页。
[26] 《接收北大之情形》，《益世报》1927年8月20日，第16版。
[27] 《教育界对接受九校之酝酿》，《顺天时报》1927年8月17日，第7版。
[28]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9] 《京大筹备昨闻》，《益世报》1927年8月23日，第16版。
[30] 《学生与教员对改组国校最近态度》，《顺天时报》1927年8月14日，第7版。
[31] 《九校教职员志在索欠》，《顺天时报》1927年8月11日，第7版。
[32] 《京大校长刘哲昨日在该校之训词》，《顺天时报》1927年9月21日，第7版。
[33]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
[34] 《关于京师大学的开学盛典》，《语丝》第152期，1927年10月8日，第20～22页。
[35] 《京大学生禁入党》，《顺天时报》1927年9月24日，第7版。
[36] 《京大防止学生轨外行动》，《顺天时报》1927年9月29日，第7版。
[37] 《京大学生限期报到》，《顺天时报》1927年9月22日，第7版。
[38] 《京大校务八项》，《益世报》1927年10月23日，第16版；《京大男女生分座》，《益世报》1927年10月18日，第16版。
[39] 《京大文理科学生报到尚有问题》，《益世报》1927年9月23日，第16版。
[40] 《俄国庚款管理权问题之内容》，《益世报》1925年3月2日，第6版。
[41] 《刘哲极力主张以俄庚款作教育费》，《晨报》1927年7月18日，第7版；犹豫：《潘复刘哲将动用俄款》，《申报》1927年8月2日，第7版。
[42] 《京大昨发讫九月份经费》，《益世报》10月5日，第16版；《京大十月份经费已发出十二万五千》，《益世报》1927年10月27日，第16版；《十一月份京大经费昨发出》，《益世报》1927年11月27日，第16版。
[43] 《刘哲昨与教部员话别》，《晨报》1928年6月3日，第7版。
[44] 《青天白日旗下京校焕然一新》，《益世报》1928年6月9日，第16版。
[45] 赵子懋：《国立北京大学复校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50页。
[46] 《北京教育界》，《大公报》1928年6月10日，第3版；《鼓舞欢忭之北京教育界》，《民国日报》1928年6月21日，第4版。
[47] 庐：《粤省组设教育行政委员会》，《申报》1926年3月2日，第11版。
[48]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关于教育行政委员会行使教育部职权案复国民政府秘书处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1页。
[49]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3～25页。
[50] 《大学院组织缘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1页。
[5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8页。
[52]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86～587页。
[53]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32～734页。
[54] 美国学者林敦（Allen B. Linden）指出，蔡元培之所以支持蒋介石，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密友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都是积极支持蒋介石的，他们说服了蔡元培；二是蔡元培和李石曾相信，利用他们在国民党的影响可以在中国建立类似法国教育制度的近代教育体系。参见〔美〕林敦《蔡元培和中国国民党（1926～1940）》，《论蔡元培》，第283页。
[55] 蔡元培：《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09页。
[56] 《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大纲》，《申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
[57]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59页。
[58] 《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09页。
[59] 参考浙江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全集》中对《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的注释，见《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455页。
[60] 陶英惠：《胡适与蔡元培》，氏著《中研院六院长》，文汇出版社，2009，第148页。
[61] 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上册，1972，第199页。
[62]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3～24页。
[63] 吴稚晖：《向大学院提分区大学问题之余议案》，罗家伦、黄季陆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167页。
[64]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65] 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将大学区制弊端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经费分配不均，大学呈畸形之发展；第二，易受政潮之牵涉，各级学校均有横被牵连之危险；第三，酿成学阀把持之势力、评议会之组织，侧重大学而忽视中学，且仍受校长之操纵；第四，行政效率减低，校长、处长对校务、政务不能兼顾，各校公文往往延至三月尚未批答；第五，大学屡起风潮，延及中学，对学风影响负面。参见《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关于大学区制忽略中等教育请设法变更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9～41页。
[66] 《郭春涛、刘守中等在国民党二届五次全会上提议撤销大学院改设教育部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47～50页。
[67] 《蔡元培谈青年运动及大学院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第2版。
[68] 《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7页。
[69] 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0页。
[70] 关于北平大学区的相关研究，可参看赵峻岩《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90～219页。有关北平大学区风潮的研究，可以参看严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85～94页；许小青《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 （1925～1929）》，《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7～88页；宁卫萍《吴稚晖与蔡李之争——以1928～1929年北大护校风潮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3期，第5～9页；黄启兵《北平大学区时期北京大学的合并与分离》，《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第83～89页；王昊《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63～66页；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19～222页。
[71]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7页。
[72] 蔡元培：《关于恢复北京大学校名的提案》，《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47页。
[73] 《北大改名中华大学》，《申报》1928年6月10日，第12版。
[74]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7～39页。
[7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159页。
[76] 《国府七十三次会议》，《民国日报》1928年6月20日，第4版。
[77]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78] 参看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79]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80] 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第34～38页。
[81] 《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第1卷第11号，1928年。
[82] 《北洋大学学生会拥护独立运动》，《大公报》1928年9月6日，第5版；《保定河北大学反对归并北平大学区宣言》，《益世报》1928年9月24日，第16版。
[83] 《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会议记录》，《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第1期，1929年3月11日。
[84] 《李石曾启事》，《京报》1928年11月30日，第2版。
[85] 《风波突起之北大》，《教育杂志》第21卷第1号，1929年1月，第178～180页。该文中还详细记述了李书华等人自到北平之后的工作状况：“一月来北平大学校务，毫无成绩，无一学院正式上课者。而改组之惟一手段，即为接收北京大学。近来李书华去函北大各旧教授，阻其赴北大授课以图使北大学生内部破裂，趁机接收。事为北大学生会探悉，未得胜利。继又实行经济及新闻封锁政策，使北大内部因无经费而停滞，但仍无效果。近一周来，李书华谕大学秘书长萧瑜运动其至戚北大学生贾国永，在内部破坏学生运动。复命自称代表到北平大学请求接收，但北大学生会认贾为卖校份子，被逐出校。”
[86] 《北大学生百余人捣毁校长办公室》，《大公报》1928年11月30日，第2版。
[87] 《大学当局昨未再接收》，《大公报》1928年12月3日，第2版；《昨日行政院会议 北平学潮决严令制止》，《大公报》1928年12月5日，第2版。
[88] 《蔡蒋劝导北大学生》，《大公报》1928年12月8日，第2版。
[89] 《北大学潮已告解决》，《申报》1929年2月5日，第17版。
[90] 《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7页。
[91] 《北平大学区即将停止》，《大公报》1929年6月26日，第5版。
[92]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93]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9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1、155页。
[95] 本段及下段引文均出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6页。
[9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8～159页。
[9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页。
[98] 胡适后来曾给蔡元培写信，再次提起被吴稚晖指为“反革命”一事，仍是难掩心中怨气。他说：“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为限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此信并未发出，估计是胡适也觉得言语表达上不够妥当。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3页。
[9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9、160页。
[100] 张晓唯：《周作人与北平大学区风潮》，氏著《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第203页。
[101] 张晓唯：《蔡元培与李石曾》，《蔡元培研究集》，第 505～519页。
[102] 傅振伦：《李煜瀛事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北京出版社，1988，第27～31页。
[103] 张晓唯：《蔡元培与李石曾》，《蔡元培研究集》，第 513页。
[104] 陈纪莹：《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 185～198页。
[105] 《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之索隐》，《申报》1925年9月12日，第9版。
[106] 《北大脱离教部问题之纷争》，《顺天时报》1925年8月25日，第3版。
[107] 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4页。
[10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62～163页。
[109] 《复胡适函》（1928年6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363页。
[11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63页。
[111] 《蔡元培月内来京》，《京报》1928年6月19日，第3版。
[112] 《蔡元培不久来京》，《京报》1928年6月14日，第2版；《蔡元培今日可到京》，《京报》1928年6月1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