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走完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中国古语有“盖棺论定”之说，但有关“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的话题，并没有随着蔡元培的逝去而消散。尽管晚年的蔡元培面对教育界纷争主动选择“毁誉听之”的方式，但社会舆论对其不能挺身而出重长北大已有微词。不过，随着作为历史中鲜活个体的蔡元培的离世，一切可能的言说和辩驳皆由此而逝，留下的只是一段任人评说的过往。
傅斯年在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时曾表示：“也许蔡先生的传记不应该在三年五载之内成就。因为，凡是一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其人品之正形，人格之全观，在盖棺未久之时，不特有心渲染和有意避忌者，要把是是非非说得颠颠倒倒；即在意诚气平之人，也有些不能说的话，甚而至于有些看不出的道理。”[1]不过，傅斯年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所做的判断，在时人追悼蔡元培的纪念之中却显得不合时宜。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的逝世更像是精神偶像的丧失。时人不断重复地隆重祭奠和悼念，既是在寻找一种贤者逝去后的情感寄托，同时也含有承继和延续蔡元培精神遗产的现实追求。
扬·阿斯曼指出，交往记忆是建立在“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的基础上。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即“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这种记忆“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于集体之中”，“是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的”。当其实体化的承载者死亡之后，它便让位给一种新的记忆。[2]与蔡元培丰富多彩的一生相比，时人及后人对其出长北大经历的追忆，更多是立足于现实回望，同时也是基于各自对蔡元培认识与理解的个人经验。在与蔡元培有所交集的同时代人的眼中，“蔡元培”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在那些与蔡元培并无交集的人眼中，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经历已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大学的办学典范。随着时间的流逝，当那些在交往基础上的对蔡元培的代际记忆逐渐消失之时，基于当下立场的新的解释逐渐登场，其不同取向则续写着人们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
无论人、事或物，其开始与结束都被视为象征除旧布新与代际更替的重要的时间点；而“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过程”，也常以“周年”为单位，予以纪念。在新的纪年开始之时或旧的纪年结束之际，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常常融于一体，不断被人们重新赋予意义。本章围绕“纪念”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分析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生前的校庆纪念以及身后的逝世纪念等活动被不断重述和重组，不同时代的叙事又呈现出怎样的不同，以此勾勒出时人基于不同立场的追忆所显现出的历史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