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举行校庆纪念的提议最早出自校长蔡元培，而1917年12月17日首次带有校庆性质的演讲会则源于学生的建议。北京大学并不是近代中国大学之中最早举办纪念庆典的学校，不过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自此之后，周年校庆纪念会便伴随着这所大学的成长，成为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1949年之后，北大校庆悄然改期到5月4日的青年节，这一变化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波澜，而近四十年后有学者则将其解释为“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3]扬·阿斯曼指出，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根植于其中的回忆将被遗忘，而在新时代，有组织的回忆工作会代替“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的回忆”，因此，新时代的文本不再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重新阐释。[4]百余年来，世事变幻，政权更替，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畔，作为“校园风景中的永恒”（钱理群语）的蔡元培校长，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有论者指出，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与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已经“内化成一种象征与启示”。[5]还有论者认为，蔡元培与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6]这些判断大致不差。本节分别选取几次规模较大的1949年之前北大校庆纪念中有关蔡元培的叙事作为讨论对象，以校庆纪念刊、演讲词及宣传材料为分析文本，[7]侧重讨论不同时代评价标准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人们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经典叙事如何形成，以及“蔡元培”又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学精神”建立关联的。
创设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在建校初期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举行过特别的庆典。纪念校庆的提议者蔡元培，本来的计划是等到北大二十五周年之时以出版丛刊的方式加以庆祝。[8]但是1917年南洋公学和北京高师都举行了风动一时的纪念活动，不甘落后的北大学生遂临时起意，发起校庆纪念会。[9]因是临时起意，故筹备时间颇为仓促，学校遂采纳学生建议，采用演说会和发行纪念刊的形式来庆祝。[10]
17日的纪念会于午后2时在法科大讲堂举行。到会者先行摄影留念。为求整齐划一效果，学生们都被要求穿着北大制服或乙种礼服（长袍大褂），以示庄重。校长蔡元培宣布开会并致辞。随后，由专人演奏文科教授吴梅特为此次纪念会撰写的《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接着开始演说，发言者除了蔡元培与北大学长、教授之外，还请来了曾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另有学生代表也发表了讲话。时近薄暮方告散会。[11]
作为首次校庆纪念会，筹备时间虽短，形式上也略显简单，但众人热情甚为高涨，演讲中无不感慨北大建校二十年时光飞逝，也对北大此后的发展充满期待。法科学长王建祖的演说颇有代表性。他说：“自大学之开办，迄今已经廿载，其制度及范围时有变更，惟其精神上之进步，则以今日为速。昔者教员与学生接近之机会极少，学生与学生之间亦然。今则各种团体逐渐创立，又有《日刊》，自后教员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有相通之道，无隔膜之虞。”[12]1917年校庆之时，蔡元培任职尚未满一年，北大师生却已欣然发现北大已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这种对未来充满期望的情绪弥漫于校园。吴梅所作《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也表现出这种情绪。其歌词如下：
棫朴乐英才，
试语同侪，
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景山丽日开，
旧家主第门桯改。
春明起讲台，
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
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13]
此歌特为纪念会所作，融北大二十年之历史于音符律动之中。其中“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一句，尤其是“喜”与“幸”两字，颇能说明当时北大人对校长蔡元培的特殊感情。
校庆当日讲演结束后，《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的编辑被提上日程。[14]蔡元培亲自督促此事，邀请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担任总编辑。[15]文科教授刘师培、陈汉章、马叙伦和担任讲师的李石曾，都题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内容除了蔡元培的序言及校庆当日讲演会演说词外，对北大校史沿革、校内各项规程通则、校内各类社团的介绍及相关经费、图书馆等数据图表都有详细收录，同时还收集了在校教职员、学生以及毕业校友的详细名单、籍贯等。纪念册最后还有陈汉章撰写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详述三代至清大学制度之沿革。这本纪念册将全校力量动员起来，代表着北大师生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正如蔡元培在序言中所言：“往者已矣，伏愿自此以后，本此二十年之成绩而奋进不已，使他日为二十五年纪念时，顿增重大之关系，略可以减吾人之惭而益其慰，则此纪念册之编辑为不虚耳。”[16]
1918年校庆纪念会的准备比起上年要从容得多。作为北大历史上发展颇为迅速的一年，纪念会仍以讲演为主，只是在形式上略有调整，新增了画法研究会与书法研究会作品展。一百余部作品陈列于礼堂两侧，供人观览，也是对这一年北大面貌悄然改变的最好诠释。[17]蔡元培的纪念会开会词并无长篇大论，更像一大家之长如数家珍般细数孩子一年来之进步，务实亲切。他赞赏了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的成绩，还特别提及了应时而设的校役夜班与消费公社之商业夜班，充分肯定了北大的变化，最后还不忘向师生报告学校在校舍与经费方面的计划。[18]随后的演讲中，众人也从不同方面对北大的成绩和肩负之责任做出解说。[19]1919年的校庆形式及规模与此前两年基本一致。从蔡元培的致辞中也能看出他对北大两年来的变化算是满意，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肯定了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自动之精神较前大有发展；二是提出北大各行政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已渐次成立，学校已经初具规模。[20]这年校庆的特别之处是，来访的杜威也在纪念会上以《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大学的重要不在它所教的东西，在它怎样教和怎样学的精神”。大学代表着“知识的重要”、“光明”和由理性生成并经过实验的“真理的势力”。所以，大学要做“活水的源头”，它的责任是传播知识。[21]
在最初三年北大的纪念会上，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北大师生，都对学校的未来和自己身上的责任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正如1918年校庆纪念会上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在致辞中说的那样：“今值世界和平，又国内亦将促进和平，大学进行实有伟大之希望：在教授诸君抱乐育英才之宏愿，自能牺牲一切，视学术为神圣事业，以造国家社会之幸福；在就学之青年，尤望视学术为神圣事业，群焉致力其间，以谋国家社会之共同发展，庶世界进化，我亦得与参列其间。”[22]这种必然“参列其间”的自信，源自蔡元培长校后北大从物质层面至精神层面的改变，师生目睹和参与了这些变化，不再只是做旁观者，更愿意选择主动融于其间。历年校庆纪念都以仪式化的方式对北大的变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再加上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共同患难也使得北大师生间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按照一般惯例，周年庆典都是在纪念结束之时举行。北大校庆的特别之处在于，1917年到1922年间，即蔡元培实际长校时期，均是以周年纪念开始之日作为纪念日。蔡元培曾在1922年的纪念会上对此做出解释，提前庆祝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新纪年的开始就“振起精神”，好好预备。所以北大分别在1922年12月17日和1923年12月17日举行过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前者是为庆祝北大成立已经年满二十四年，开始进入建校第二十五年；而后者则是为庆祝北大成立已满二十五年，也是蔡元培就任之初便已确定的大庆之期。北大这两次以“二十五年”命名的典礼，正好对应于蔡元培实际长校终止前夕与名义上担任校长之后，其对比也显露出校长实际人选变化带来的改变。
1922年纪念会的规模超过了以往，早在11月底学校方面便已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详细制订各项计划。[23]纪念会分别在四天内举行，动静结合，形式上也有颇多创新。16日下午，先期举行提灯会。其形式源于生辰前夕的“暖寿”习俗，师生手持红灯两千余盏，整队游行，并高呼“北大万岁”。17日校庆当日，上午举行庆典仪式，下午则为教授演讲。17～18日举行展览、游艺活动，展览主要是展示北大收购的明清档案、墓碑拓片、清嘉庆道光朝进士殿试榜以及各类出版品、美术作品等。19日安排了北大恳亲会，全体教职员、在校生、毕业生共聚庆贺，犹如“外宾既散，特设家宴，以图家人之欢聚”。[24]正如科瑟（Lewis Coser）在解读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概念时所言，“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25]北大一年中虽然不乏纪念庆典的机会，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每年都会在5月4日进行规模较大的集会和演讲，但其意义与年末的校庆并不相同。从北大发起校庆纪念开始，其最初形式与北大人的家庭聚会颇为类似，少数校外演讲嘉宾则像是受邀来访的客人，整体上看，典礼仪式所营造出来的是师生团聚的和谐大家庭的氛围。随着校庆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22年校庆纪念的设计之中，展览、体育、游艺等形式的加入，增加了校庆纪念的狂欢成分，也使对校庆的记忆更加多元和深入。
12月17日校庆当日是整个纪念活动最为集中的一天。蔡元培在演讲中将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898年到1912年、1912年到1917年以及其接任校长之后。他回顾了自己长校后北大在学术风气、系科设置、行政组织等方面的诸多变化，并希望能早日建起大礼堂和图书馆，筹划多年的丛书也可早日出版。[26]演讲是北大校庆最常采用的形式，在众多演讲中，医专校长汤尔和的致辞颇有新意。他说：
大我生命，全仗小我来维持。我们因为希望大我进步太快，遂觉得有不满意的样子。其实北大自蔡先生长校以来，进步已不小了。社会上有崇拜的，有嫉妒的，无非是重视北大心理的表现。五六年来，北大状况与从前真是截然不同，你看他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何能与欧洲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大学相比呢……蔡先生本是一个好的保姆，还有诸位教授，又肯是好的看护妇，那还怕发达不好吗？所以要看他的发达，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不要用肉眼看。[27]
与蔡元培的演讲类似，汤尔和也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北大。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过往的筛选与重塑；既是总结过去，更是展望未来。北大的改变有目共睹，人们欢庆北大的新生，与此同时自然也要感念带来这些变化的蔡元培。比如，北大校庆期间《顺天时报》对此事也有详细报道。具体内容除介绍参观校庆展览的观感之外，也对校长蔡元培的功绩有所评论。文中说：
自蔡氏长校以后，不过数年，而学风斐然一变，挹取欧美新教育新文化，施之朝气勃勃的青年，使学生的思想根本改革，高等官僚制造所一变而为新文化策源地。蔡氏之功，将来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是可断言。[28]
以今日之后见之明来看，作为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亲身参与的最后一次校庆纪念，1922年的校庆纪念带有一个时代结束的意味。蔡元培自我的总结与外界的评论互为呼应，这种以蔡元培长校前后的对比为中心的叙事，不断被后续的校庆纪念复述和延续。
到1923年底，北大建校已满二十五周年。年初北大发起并参与了“驱彭挽蔡”运动，学校正常的秩序直至暑假前后才算正式恢复。蔡元培远赴欧洲，负责校务的蒋梦麟虽按时举行校庆纪念，但因经费问题，规模仅为一年前的六分之一，且之前所计划的编书、建造图书馆和大礼堂等目标无一实现。[29]或许是1922年校庆纪念时曾由《北京大学日刊》出版过校庆增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受外界干扰并无更实质的成绩，《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整体上要比《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逊色不少。虽然其中不乏学术论著和诗歌作品，但主题确定和编排处理都略显简单，参与写作的教员数量也大为减少。受刊物主题限定的影响，纪念刊所录文章的标题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是“希望”和“精神”。
纪念刊为首一篇即为代校长蒋梦麟的《北大之精神》。文中将“北大精神”解释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在论述“大度包容的精神”时提到：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辨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30]
在谈到“思想自由的精神”时，他又说：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蒋梦麟此番宣示的潜台词是，向北大师生公开表示在其再次代理校务期间仍然会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作为治理北大的基础。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叙述也是结合北大的历史与现实对这一理念的重新解释，并最终以“北大精神”这个更为抽象的表述加以概括。
在《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学生对“北大精神”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朱务善的文章便直接以《北大精神》为题，通过对北大历史的回顾，提出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31]另有学生将“北大精神”总结为“直率坦白的精神”、“兼容扩大的精神”和“毅勇坚敏的精神”。他将第二种精神解释为蔡校长的兼容并包主义，而第三种精神则体现在蔡元培与彭允彝的斗争之中。[32]在校庆这一主题之下，尽管师生仍以北大的历史和责任作为讨论的核心，但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已经开始趋向一致。
哈布瓦赫以“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对记忆做出区分。“历史记忆”是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触发，可以借助纪念活动、法定节日等形式存续下来；“自传记忆”则是指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但参与者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日趋淡化。除非通过“与具有共同的过去经历的人相接触”，才能周期性地强化这种记忆。[33]哈布瓦赫之所以对两者做出区分，是因为两种记忆在记忆主体、记忆产生以及存续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但从北大的历史来看，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记忆则兼具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的双重属性。
1923年的北大校庆，是蔡元培离开北大仅在名义上担任校长之后举行的首个纪念会，其转折意义不言而喻。自此之后，进入北大执教的教员及就读的学生都不再与蔡元培发生交集，也都不再是蔡元培长校期间的亲历者。随着记忆对象的出走，此后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记忆，并不直接由对象本身生发而来。出于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认可，这些记忆并没有随其出走而中断。不过，不同人群获取记忆的来源也由此开始出现分化，呈现不同的状态：曾与蔡元培有交集者，或是采取回顾与其交往的细节，或是以分享在北大求学任教的亲身体验等方式接续记忆；而对于新进者来说，进入北大时大多是慕名而来，或至少在入校前已对北大有所了解。他们对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理解，一部分来自坊间传颂的大学故事；另一部分则是通过亲炙者对蔡元培事迹的回溯而获得，即其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是建构于叙述者之上。随着亲炙者离开北大，新进者已经无法为蔡元培长校期间的历史叙述添加细节，于是那些细节便渐渐停留和固定于已有的叙述文本之中，而新进者只能基于这些文本通过对抽象的“北大精神”的不断诠释来接续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
校庆纪念活动提供了集中诠释北大历史与传统，进而塑造“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的机会。1923～1929年，北大只在个别年份举行过小规模的校庆纪念，直到1929年北平大学区完全终止之后，得以独立的北大才重新恢复校庆活动。在此期间，北大处处受到掣肘，而当其面临重组或重建的关头，北大师生希望蔡元培能够重掌校印，即便在当时内外环境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仍有不少人执着于以蔡元培回校作为平息抗议风潮的交换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抗议斗争的活动，却也正好填补了亲炙者与新进者交替有可能带来的记忆的中断。为了达到复校的目的，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不断被重述，也使其相关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
1929年9月，蔡元培在名义上再次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北大选择了以庆祝建校三十一周年的方式，向动荡的1920年代告别。这次的校庆纪念会，也是北大历史上较为隆重的纪念会之一。北大学生会早在11月初就开始着手筹备。[34]纪念会持续了三天，包括了学术演讲、展览、球类比赛和游艺活动等内容，规模上也与1922年纪念会大致相仿。[35]17日校庆当日的纪念活动由总务长王烈主持。他在致辞时总结了北大三十一年中“可资纪念之事”。他说道：
其一，因蔡校长对于新旧人才兼包并蓄，极力延揽，对于旧方面，则有辜鸿铭辈，在新的方面之发展，则提倡新文化运动。虽当时社会目此运动，以为斯文道丧，然其影响社会，有功文化，盖已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及后参于政事之窃陋，而稍稍有政治运动，总之北大之精神思想，均站在时代之前头，不落常人之窠臼，而常超越常人之见解者。其二，此十余年中，固为北大最长足进展，最可纪念之时期，然同时亦为最危险之时期，因其不落常人窠臼，不能与俗苟同，故其处境至难，无时不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维倾圮，虽历遭危险，会庆已复旧观，蔡先生已再度长校，将来发展，当可预期也。[36]
回顾建校缘起与发展历史是校庆纪念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王烈是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进行发言的，其整段叙述基本上延续了前人的策略：先是讲旧闻，再是谈变迁，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与“北大之精神”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校庆主题之下，经过类似过程的不断演绎，此种叙事也逐渐凝聚为北大师生在回忆蔡元培校长时的典范。
在《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文章采取了相似的思路。比如，《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转载了《北京大学概况》一文，其中对“校风之特点”介绍如下：
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以后，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主义，办理北大，于是全国各派学者齐集该校，因而在学术上及思想上分新旧两派，互相竞争，轰轰烈烈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大告成功，而旧派学者亦努力求其学问之日昌。所谓北大精神，盖一方面因其含有革命化之新思想，为文化中心，他方面又无所不包至大无外也。十余年来，该校此种精神，并未亡失，学生研究学问常能努力于真理之寻求，同时以自由发展为原则，分道扬镳，成就甚大。再则学生性情品格之熏陶，在该校此种校风之中，亦有特别效果，即（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做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37]
该文的关注点仍在思想文化层面，其出处虽无从考证，但能够被收入纪念刊中也说明了北大众人的认同。此外，纪念刊中还发表了李辛之所撰的《北大之过去与现在》，立意大致相似，具体讨论更进一层。李文在回顾北大校名沿革和学制课程之演进的基础上，讨论了北大“今日之精神”以及“明日之目标”。在解释“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原因时，他给出了三点理由：（1）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领袖人才为目的；（2）始终与旧势力抗战；（3）领导新思潮运动。他在解释第一点时谈道：
我国教育自民元蔡元培先生发表新教育意见之后，教育界空气为之一转，全国风气亦为之一变。后蔡先生来本校，将其教育之理想次第实施，极力提倡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主义。在教员方面，新旧派别，无不网罗，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于是在同学方面而相习成风，各走各路，极复杂之能事。[38]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先是细数了北大历史上六件对抗恶势力的具体事例，再是列举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师生创办的各类杂志，以此证明北大始终处于与恶势力对抗及引领新思潮的领导位置。总体来看，其中第一、第三点含义相近，都是从思想与学术层面来谈北大特点以及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而第二点所举诸项大部分也与蔡元培有莫大关联，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是五四运动、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驱逐彭允彝运动以及北大的复校运动。
可见，在1929年的校庆纪念中，虽然参与者在回顾北大校史时运用的叙事方式不尽相同，但延续的仍然是1923年校庆纪念的基本思路，即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驱彭运动”展开，强调这一系列事件对北大传统与精神的塑造作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以上种种与蔡元培相关联的叙述，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细节、不带情感的客观描述，只是为论证观点的一条论据而已。此外，复校运动得以在纪念刊中出现且被不断提及，主要是因为这场迁延两年的运动刚刚结束，余温尚在。这一主题的加入，呼应了北大刚刚结束的抗争运动，带有鲜明的年代特点，同时也使得北大传统得以续写，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历史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属性，要在“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通过集会的方式来“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之时，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39]蔡元培长校期间的纪念会奠定的此后北大校庆的基调，是由当时众多参与者共同塑造而成的；当其离校之后，这些记忆又通过校庆纪念会以及纪念刊的方式，开始形塑后来者的历史记忆。时间是形成和存留记忆的基本要素，时间的流动与社会环境与语境的变化相呼应，因此也使得历史记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校庆纪念中不断增加或删减主题和内容，即是观察历史记忆之更迭的一种方式：历史记忆中的某些主题，因其重要性或特殊性，会作为记忆的内容一直传承下去；某些在过去看似重要的东西，也有可能因时间的流逝而降低了重要性，便不再出现在校庆纪念之中，进而逐渐被遗忘；与此同时，某些新的主题也会因为世事变幻而加入校庆纪念之中，并以不断重述的方式刻入众人的历史记忆之中。
上述变化在1933年的校庆纪念及《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年的校庆纪念活动只办了一天，上午的纪念大会照例是发言和演讲，下午安排了各种游艺活动。[40]校庆活动的筹划及纪念刊的编辑，全部由学生会出面组织。纪念刊面向教师、学生及北大已毕业的学生征稿，但由于时间仓促，除了蔡、蒋两校长的题词之外，教职员中只有刘复、陶希圣和艾克敦（Harold Acton）发去了文章。纪念刊共收录了在校学生文章十余篇，毕业学生文章一篇，颇能体现学生在此次校庆中的主导作用。[41]虽然筹备会申明稿件去留以不涉攻讦和谩骂为标准，但仍然难掩纪念刊相对激进的编纂态度。
在纪念刊中，教师与学生的意见近乎针锋相对。刘复希望学生更应当关注“努力雪学术耻”，陶希圣也提醒学生“不要把自己太看重了”，皆是从教育与学术思想层面去讨论北大应扮演的角色。[42]但面对战争形势的日趋恶化，学生们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关切，逐渐超越对学业本身的关注。他们利用校庆纪念回顾北大历史，旨在以此对北大未能起到引领学界的作用集中进行反思。纪念筹备会发表了《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明确表示了此次纪念是“为过去的北大敲着葬钟，在葬钟的丁丁声中，要把死气沉沉的北大惊醒”。与此前由校方主导的校庆纪念意在营造大家庭聚会的方式不同，学生更为关切的是，“不抵抗主义断送了东北四省”，为什么“北京大学却成了哑巴，一声不响的静寂着”。他们号召“从来站在时代最前线的北大”，“应该负起新时代的任务”，应该“醒来，向前，向前”。[43]
比起以往借助历史以获得认同的路径不同，1933年的校庆纪念对北大历史的回顾虽然基本上也是从五四谈起，但其有非常现实的诉求，着眼的还是当下。比如，有的学生强调五四运动的倡导者是北大，五四精神是“北大精神”的“副本”。所谓“北大精神”，即是“革命精神”，因此“推进北大精神”就是要用革命的行动去实现“革命精神”。[44]有的学生表示，自己是抱着对“北大”二字的信仰来到学校的，现在却只感到“失望”，觉得北大的“骨子里实在缺少一种向前发展的精神，暮气沉沉的好像个近死亡的老太婆”。他继续说道：
人都好拿着过去的光荣来炫耀，所以北大的同学动不动就说我们五四时代如何如何，认为是无上光荣的历史。可是五四的时代早过去了。时代的轮子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过去的功绩，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不配拿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当前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我们来努力。我们只会引证一些过去的史绩来夸耀，那不是我们的光荣，乃是我们的耻辱。[45]
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当下与未来的可能性，认为北大若只是停留在对过去的夸耀之中，便是类似于“老了想当年”的懦弱表现，是不能代表北大应有之精神和地位的。[46]他们还表示，五四运动的精神固然值得纪念，但不应止步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和发扬五四的精神才是纪念它的本意。
对比前文纪念刊中有关叙述，“蔡元培”的缺席也预示着变化的开始。“五四运动”一词虽然仍会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频繁出现，但其着意强调的是其作为反抗恶势力的政治意义，却几乎不再提及思想文化层面与北大的关联。一方面，从学校外部来看，政治军事环境恶化，威胁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从北大内部来看，蔡元培自1930年前后淡出后，威望与影响力均已大不如前。纪念刊中五四已然过时的论调，背后或多或少也包括了蔡元培也已过时的意思。其间回顾“五四运动”的方式，接近于扬·阿斯曼所说的“回忆附着的象征物”。他认为，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历史却并不因此而变得不真实，反而是由于获得了更多符合当下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而变得真实。[47]由学生主导的《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利用校庆纪念更新了对北大传统的解释。这种立足于当下的表述，也使北大新一代建立起新的认同，代际转换亦随之悄然进行。
综观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北大校庆，虽然整体上来看主题和形式变化不大，但仔细对比师生不同时期的发言，仍可发现时代烙印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梳理回忆内容差异的基础上，可以更明确地观察到蔡元培的角色与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从校庆的参与者变为追怀的回忆对象，再至淡出人们的视野，与他在北大从长校到淡出的过程相呼应，也是其对北大的影响从具体实践转化为北大精神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