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蔡元培去世之后，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的变迁，不仅是学术界追思往事以应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也与现实政治的起伏密切相关。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群体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纪念仪式之中，而蔡元培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好成为各方为自身利益而展开的重新诠释历史之争夺的思想资源。由于蔡元培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特殊的身份与地位，特别是与北大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如何定位和评价蔡元培一生的功过是非，便成为国共两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时人有意无意的宣扬与遮蔽之下，蔡元培以及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如何被赋予追求独立精神代表身份的。
1943年，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社论开篇即有言：“蔡先生的生平，不是一言可尽，但是人人印象深处，有一个蔡先生，人人精神境界中，有一个蔡先生的典型。”[66]虽然纪念仪式发挥出的效力最直接体现在仪式性的场合，但仪式产生的潜在影响却并不完全以此来衡量。从一定程度上说，纪念仪式带来的情感与精神上的冲击力是有限的，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而后人不断重新叙述、书写与解读的过程却更持久、更易于映射出历史记忆的流变。扬·阿斯曼提出，对亡者的回忆可以区分为“回溯性”（retrospektiv）与“前瞻性”（prospektiv）两类。“回溯性的对亡者的回忆”，是指群体与亡者有共同生活，亡者被不断带入当下，并以此方式构建出一幅关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图像，亡者自然而然地被纳入此幅图像之中。而前瞻性对亡者的回忆，受到文化的影响更大，注重的是“功绩”、“名望”及其获取的方式。[67]
作为五四期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因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解释权的纷争而成为共同争夺的思想资源。处于合作抗日之中的国共两党，其政治立场上的差别以及各自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都影响了对历史记忆的剪裁与取舍。特别是自1940年代起，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蔡元培逝世纪念仪式中隐含的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也由此日益显现。这里“不同取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学术文化界与政界之间的差别，另一个则是指现实政治语境中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围绕着不同的纪念内容、不同的纪念途径，学术文化界与国共两党这三方力量也构建出了不同侧面的蔡元培形象。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徊徨，这本是蔡元培最难以释怀之事。蔡元培生前或为学或为政的选择，皆与其当时所处环境、心态与立场相关联，也是内在统一于蔡元培个人复杂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不过，在蔡元培身后的各色纪念中，这样的统一却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对蔡元培的纪念更多时候凸显和强调的只是其复杂人生经历的一面而已，甚至不乏非此即彼的绝然论断。
一 学术界的纪念：“立身处世的模楷”
与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后由国家统一组织的纪念活动不同，1940年到1949年之间，和蔡元培密切相关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皆是由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同学会出面举办的。组织者的改变，同时带来了纪念形式与主题的变化。
1941年3月5日，即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央研究院与北大重庆同学会师生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周年公祭。与祭者二百余人。继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委员吴稚晖、陈立夫、翁文灏等人均发表了演说，追述了蔡元培生前德行功业。中央大学农学院还特意赠送公祭纪念树两株，由北大校友代表亲植于会场附近。同时，在渝北大师生亦议决自行筹措经费建立蔡元培纪念堂，陈列蔡元培生平研究所用之中外书籍等。[68]
1943年3月5日，适逢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中央研究院和重庆北大同学会又组织“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等四百余人到会。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带领行祭礼后，又由吴稚晖讲演“蔡先生之生平”、蒋梦麟讲述“蔡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之贡献”。大会还议决此后于每年改为蔡元培诞辰（1月11日）之日举行纪念。[69]同日，《中央日报》以《纪念蔡先生》为题发表了社论，并开辟了《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专版，刊发了吴稚晖、朱家骅、陶孟和、汪敬熙、陶希圣等人的追念文章。所述仍以追述蔡元培生平事迹为主。[70]
到了1945年1月初，蔡元培诞辰纪念形式又有变化，蔡元培生平事迹回顾与学术讲演结合起来进行。每年由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中推定一人，或请院外专家一人或数人举行专门演讲，演讲词均由中研院负责付印出版。[71]当年的纪念即由于右任报告“蔡元培先生之生平”，同时由李四光发表学术讲演。[72]同年3月，受到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影响而在成都创办的美术期刊《新艺》月刊，也以“纪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五周年”为主题，分别刊登了蔡尚思的《蔡孑民先生的生平》与署名“觉玄”的陈中凡的纪念文章《蔡孑民先生和美育》。[73]
1946年，正值蔡元培八十周年冥诞。中央研究院与重庆北大同学会依照历年旧例举办纪念会。由傅斯年演讲“蔡先生北京大学时期”、丁燮林演讲“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时期”，并由中研院评议员吴有训做学术演讲。[74]
而到了完成复员工作后的1947年，蔡元培诞辰纪念则被安排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分院举行。到会者有邵力子、段锡朋、吴有训、徐中舒等约八十人，由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傅斯年等人做了报告。除了简短的纪念仪式之外，纪念的主题已经走出了单纯的情感抒发和感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层面的问题，如开始着手进行蔡元培生前著述手迹的收集整理工作、处理各类善后事宜以及为蔡元培制作塑像等。[75]1947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予蔡元培以国葬。[76]5月，国葬令正式发布，宣布蔡元培为“兴邦耆宿，群士导师，升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77]不过，因经费及战争的影响，蔡元培的国葬最终未能举行。
1948年1月11日，中研院及北京大学南京同学会联合举行蔡元培诞辰纪念会。到会者有陈雪屏、田培林、何联奎、杨钟健、程希孟、萨本栋等200余人。首先由朱家骅演讲中研院、北大历史及现状。继由李济发表学术演讲。[78]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三、四次会议，除了选举出首届院士81人之外，也通过了《蔡元培纪念办法》，共计7条，主要包括：在中研院评议会内设立蔡元培学术纪念委员会；设立蔡元培学术奖章、奖学金；中研院每年于蔡元培诞辰举行纪念会及学术讲演；等等。[79]同年6月9日，正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雕塑大师刘开渠雕刻的蔡元培铜像于当日在中研院正式揭幕。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意从上海赶至南京，行揭幕礼。[80]
与之前全国范围的纪念相比，1940年之后纪念的参与者虽仍不乏国家政权中心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大多是以中央研究院成员或北大人的身份参加，而不是为了履行国家行政命令。作为组织者的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更多的是将相关纪念主题限定于回顾与追忆蔡元培生前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此外，学术演讲与报告方式的引入，契合了中央研究院与北大作为学术研究与传播机构的定位，也增添了纪念活动的学术色彩。对于中央研究院与北大来说，这些纪念蔡元培的后续活动仍是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时的纪念仪式的自然延续，整个纪念过程中的参与者、纪念主题、纪念方式虽有些许调整，但总体上仍持续了原有的集体认知，也达成了扬·阿斯曼所言的通过“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的循环促生了一种‘共识’”。[81]
蔡元培出长北大与创建中央研究院的经历，仍是参与者不断叙述和追忆的主要话题。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和中研院院长的学者与道德表率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纪念空间与纪念参与者的作用之下凸显出来。记忆的传承，除了通过纪念仪式获得的回忆之外，回归日常生活之后，“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能够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82]
由蔡元培生前学界友人撰写的回忆录和思想传记，也以更易流传的书册形式开启了勾画蔡元培人生历程的序幕，也延续了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1943年，为配合重庆各界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重庆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高乃同（平叔）编著的《蔡孑民先生传略》（以下简称《传略》），并于纪念大会之前特意在《中央日报》头版刊登销售广告，以扩大影响。[83]高平叔编著的《传略》只是抱着“给读者一个简短的参考”的初衷，但由吴稚晖、朱家骅作序，黄炎培撰写跋语，并经过翁文灏、朱家骅、吴稚晖、王云五、蒋梦麟等人详加校阅，从中仍可看出寄予了诸多参与者的无尽哀思。《传略》收录了由蔡元培口述的个人生平记录《蔡孑民先生传略》（上）（蔡先生口述，黄世晖记）、《蔡孑民先生传略》（下）（蔡先生口述，高平叔记），还有蔡元培生前好友王云五、蒋维乔二人的追忆文章《蔡孑民先生的贡献》《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以及蔡元培生前自叙《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验》。[84]
《蔡孑民先生传略》编就之后，编者高平叔也在序言中表示过担心，因为连他自己“也嫌它写得太简略，不足以表达蔡先生于万一”，但若“能引起读者加深对于蔡先生的认识与学习”，“那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传略》出版后，叶圣陶曾特别向青年人推荐，正是看到书中“大部是自叙性质的文字，平实的写下去，没有什么夸饰装点，可是在种种事为之中，自然表现他（指蔡元培——引者注）的崇高的人格”。[85]曾是南社社员的陆丹林也特别肯定了此书对基本材料的选择。他认为，《传略》收录的各篇文章包含了蔡元培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分析，做到了对蔡元培主客观两方面的综合介绍，同时又经过详细的校订，“可说是空谷足音，使人蛩然而喜”，便不由自主地会将蔡元培视为“立身处世的模楷”。[86]
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时，曾任《越风》半月刊主编的黄萍荪，也选取了“记叙先生性情之文若干篇”集为《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由浙江研究社公开出版。《纪念集》收录了文章33篇，其中包括《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孑民口述、黄世晖记）、《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黄炎培）、《纪念蔡孑民先生》（柳亚子）、《蔡孑民先生的著述》（许地山）、《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悼蔡孑民先生》（朱家骅）、《蔡先生与新中国》（梁漱溟）等文。黄萍荪在序言中表示，此前读韩愈《原性》“知人之于七情”一节而曾有“人之于性，性之使情，竟有若是其难”之叹，而当他读到蔡元培的好友门生所述“行宜习尚品性之文凡若干篇”时，便颇有感触，认为：“近世唯先生之情，能超然不受性之所趋，岂真有合于（韩）退之所谓动而处其中者在耶？”具体来说，即是“行事抱乐观，过难无难色，是其喜也；愤而疾俗，起而革命，怒也；政见不合，惕然而去，惧也；士无贤不肖，教之不疲，爱也；绝乡愿，去伪学，恶世之所恶，恶也；研旧学，阐新知，孜孜不倦，欲也”。之所以要编这样的文集，也有把蔡元培视为道德楷模的考虑，要使当时之人“知先生之自由今日者，于学问道德而外，尚有得于古之所难得者在焉”。[87]
同一年，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已经完稿。尽管书稿因种种缘由未能立即公开出版，但从选材、体例上看，其仍不失为对时人眼中蔡元培形象的一种记录。蔡尚思在1950年此书出版的自序中回忆写作的初衷，就是要使“读者看了本书，不但等于看他的全集，而且比看他的全集更能得其体系和要领。又本书既然到处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去看蔡元培先生，所以同时也就可以当作‘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大要’去看”。[88]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学术思想传记尽力搜罗了有关蔡元培的各类见闻、书报刊载的蔡元培著述和各类搜集到的文稿等材料，在第一时间对蔡元培做了总结。蔡尚思认为，蔡元培“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不因年龄之老而后退，不因地位之高而妥协，不因年老位高而不虚心请教，不因兼容并包而无中心宗旨，虽反对旧道德而仍注重自身的修养，虽非专门研究而终不失为开山祖师”。概括说来就是，“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无畏，在朝在野相同”。蔡元培的特色就在于“思想的前进”“功业的伟大”“人格的高尚”“学问的广博”，做到了学问与思想二者合一，可谓“重要的一个宗师”。
在1941年写成的“序例”中，蔡尚思表示要运用“新逻辑新史观”，“用历史的态度，社会的眼光，来论述先生的一切”，所以他选择以“学术思想传记”的方式来组织整部著作。他在序言中特别解释了“学术思想传记”几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第一，包括了“学术思想”与“传记”两大部分；第二，可理解为“侧重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种传记”；第三，虽以学术为范围，而“在实际上却仍侧重思想（广义的思想），尤以教育、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宗教等各种思想与方法为主要”；第四，循已有先例称为“传记”；第五，涉及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众多人物，故以“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为副名。蔡尚思此书尽管以“学术思想”为主题之一，不过，客观地说，在具体行文之中却并未将其设想完全贯彻。综观整部著作，与其说大部分篇章是在讨论蔡元培在各个学科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不如说更偏重于讨论蔡元培之于各学科的影响。蔡元培学界领袖的地位正是通过能对众多学科的设立与发展产生影响而体现出来的。
整理编订蔡元培遗著、组织编写蔡元培传记，辑录时人悼念文章，都是记录和传达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学术界对蔡元培生平的书写，一直是围绕着蔡元培出长北大、创建中央研究院的经历展开。具体的行文除了肯定蔡元培的创设之功外，更多关注的是蔡元培在北大革新中表现出来的品德和聚拢新旧各派人才的气度，而正是在此种方式的不断叙说中，蔡元培道德与学问楷模的形象逐渐流传于世。
二 国民党的纪念：“忠实党员”
1940年3月，陈独秀在《中央日报》悼念特刊中发表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他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89]这段文字一般被用来证明蔡、陈、胡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却常常有意取头去尾，往往忽视了关键的“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一句。如果能与1940年之后政治社会语境互为参看，或许更易理解陈氏所谓“疑义”之说。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国民党开始贯彻“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随着现实政治中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加剧，国共两党纷纷展开对“五四运动”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行动逻辑、意义等问题的重新解读。[90]蔡元培虽被尊奉为国民党“元老”，但就其一生的政治立场而言，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91]不过，思想上想要处于一种超然的位置是一事，面对现实政治时能够最终成为何种利益的代表则是另一事。蔡元培与国民党素有的历史渊源和晚年高调从政的经历，皆成为国民党可堪利用的思想资源。
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针对当日各界追悼蔡元培大会发表的社论，其论证过程中处处可见欲借蔡元培而发抒国民党政治倾向的论调。社论先是肯定地表示，即便是在“万感交集的今天”，也要“猛忆着一个事实”，即是“在抗战紧张的时节追念蔡先生，在国家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悼思蔡先生”。“在今天的环境中，蔡先生的精神就是国家民族生存奋斗中一盏明灯”。那么，蔡元培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蔡先生生前表现的道义勇气”。文章至此话锋一变，转而说道：
革命党整个的动作，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本党从前的推翻满清，打到北洋军阀，今日的抗战建国，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行为，道义的勇敢是根据信仰发生的。蔡先生一生奋斗前进，蔡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蔡先生的勇敢是跟着他的信仰而来的，今天追悼蔡先生，要效法蔡先生毕生表现之道义的勇气。只要是根据道义的，我们要向前进攻向前奋斗。[92]
社论最后更是直接拿蔡元培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做起文章，说道：
蔡先生是鼓舞我们这种勇气的榜样，我们须学蔡先生的勇气，同时我们还须学蔡先生的信仰。蔡先生是数十年来本党一个忠实党员，三民主义一个信徒。探本穷源，蔡先生的精神是发源在此，蔡先生事业的发扬亦在此。追悼蔡先生要攀绕着蔡先生的精神，追溯蔡先生的精神，要提倡信仰，信仰救世的三民主义，信仰救国的中国国民党！
整篇社论的逻辑论证理路是：由蔡元培具有道义勇气的精神，到抗战建国的革命也是道义勇敢的行为，再到蔡元培是信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的。由此便直接得出结论：悼念蔡元培的最好方式便是像他那样信仰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这样的逻辑推演，每段论据看似皆出自事实，并无太大漏洞，而问题正是出在对论据的选择上，即抽离于历史情景的解读愈深入，恐怕离历史真实愈远。
与上述社论中相对生硬地论述蔡元培与国民党的关系比起来，国民党对蔡元培的纪念和重塑更多是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而关联到一起的。1919～1949年，国民党一直在不断调整对“五四运动”定位的论证，最主要的就是尽力将“五四运动”纳入其发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序列。[93]在此过程中，作为五四时期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亦随之被屡屡提及。1940年5月4日，《中央日报》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中，特意强调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在民国八年，亦即新近逝世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任校长后的第三年，依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那时候之所以会有‘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直接间接，都可说是受着本党革命精神所领导”。[94]1942年，王星拱在《“五四”的回忆》一文中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他说：
辛亥革命，虽告成功，然而国民党的力量和意识始终没有跨进北京城一步。……自从蔡孑民先生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于是有若干国民党人，以及趋向与同情于国民党者，才能活动于这个污浊颓朽的大圈子中的一个清明奋发的小圈子里。他们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处处都采取对敌和革命的态度。至于破除广被朝野的迷信、诋毁剩余不合时代性的礼制，都是向这一个目标进攻的连带方法。风声所树，传播极广，所以五四运动发动之后，不出旬日之间，自北京而传至全国，自学生而传至各界，有如古人所谓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是诚为历史上不曾多见之事例也。[95]
王星拱的文章发表于1942年《世界学生》杂志第5期。当期和接下来的第6期曾连续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吴稚晖、顾颉刚、许德珩、王芸生、罗家伦在内的“五四运动”当事人与亲历者都参与其中。对此，罗志田先生曾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特别指出，无论这次《世界学生》的文章是受国民党“指示”而做，还是为了能使国民党接受对五四的纪念而做，都属于根据“当时需要”修改历史记忆的举措，并且除了顾颉刚外实际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立言。[96]相对来说，蔡元培一生党派意识皆较为淡漠，即便是在晚年与国民党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其也将行动基本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之内，甚至多次选择以辞职为抗议。可以说，蔡元培一生皆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为当权者的现实政治所左右。[97]而此时着意强调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国民党员身份，是在以现实的需要重塑过去的记忆。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的社论则通过对五四后蔡元培读书救国之论的重新解读，树立了一个治学兼救国“典型”的蔡元培形象。社论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国国民党的先进”，进而强调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接着社论转入正题，从蔡元培五四之后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个“平易的告诫”谈起，告诫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识，用思想与器识去役使技能”，尤其强调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与“救国”可谓蔡元培生前“名言”，从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贯态度来看，尽管他将读书与救国并论，但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强调以学术救国。社论将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与求真理”，并进而总结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条”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国要读书，读书不离开国家，将学与行合并为一”。“救国”与“读书”都是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后一直被各方势力转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就曾以《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为题，在开展的“读书运动”中告诫各校学生要以读书为重，且不时以蔡元培作为读书求学的榜样。[98]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学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时无人能及。国民党此番社论则是在现实境遇之下将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后更是提出了纪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国青年“要从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学与救国”，“国家的责任落在全国的青年双肩上，全国青年应该永记蔡先生生前的诏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99]
到了1947年“五四”纪念日，蔡元培当年留书出走之时引用《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也被《中央日报》社论借该日纪念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社论认为，蔡元培当年是因为“忧虑此纯洁的爱国运动过度发展，将丧失其自发性”才决定辞职出走。而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没有隐秘的阴谋，没有外来的操纵，只有纯洁的爱国热忱，只有坚强的真理信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发自觉的精神”，五四运动才会“对于科学思想民主政治和国民革命有伟大的影响”。社论将蔡元培此引语解释为“学生运动激起了别人的同情，可是别人不负责任的鼓励和怂恿，甚至于操纵和利用，必予青年学生以重大的损害”，并进而明确指出中共是在“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正是蔡元培所说的“道旁儿”。社论甚至还指责共产党在学生群众中发展，就是利用“抑制青年的自发和自觉性”的办法，所以对青年学生提出告诫，要时刻“怀悟蔡先生‘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警语”，“珍惜五四时代自发自觉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纪念日，《中央日报》的社论还是旧话重提，再次强调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的“心理是极纯洁的，感情是极奔放的”，所以当时的学生才会“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争入监狱而不悔”。但是，学生是“纯洁易受尘污，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当时“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告诫，就是“要极力保持学运的纯洁性”。社论利用蔡元培所说的“极诚挚而深刻”的话，对青年学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坚持学生运动的自发性与自主性，不陶醉于道旁杀马的欢呼，不迷惑于职业学生的骗局”，然后才能“维持五四的传统，开展文化运动的前途”。[101]
《中央日报》创刊之际就将自己定位为“国民党的喉舌”，要“发扬国民党的主义，解释国民党的政策，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102]。自蔡元培逝世之后，该报围绕着与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相关的纪念，勾勒出了一个国民党政治宣传需要的蔡元培形象。它为了强调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影响，而一再强调蔡元培的国民党党员身份，特别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蔡元培对北大以及由北大而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缔造之功。蔡元培出长北大的那段经历，也因国民党着意的历史书写而呈现出另一种色彩。
三 共产党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自蔡元培逝世之日起，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起和组织了一些系列悼念活动。194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蔡元培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慰问，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题写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9日，中共中央也发出唁电：“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为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103]3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短评，对蔡元培的评价与历史定位有了更详细的说明。短评表示：
蔡先生的死，对中国文化教育界和革命青年是一个很大损失。蔡先生从加入同盟会迄今四十余年，始终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对推动新文化运动与发展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功绩，培植了很多的革命青年。先生对“五四”时代的军阀卖国政府非法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青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曾不惜以辞职来要求当时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先生曾积极赞助。抗战前很多主持正义的人士，为反对非法逮捕和暗杀革命分子，在上海组织“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亦有先生参加。先生对这次国共合作对日抗战的促成，也出力不小。[104]
整篇短评对蔡元培的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分别选取了蔡元培“加入同盟会”、“推动新文化运动与发展教育事业”、营救“五四”被捕学生、赞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人权保障同盟等几个重要事件。不难发现，对蔡元培人生经历的叙述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不仅是站在以革命政治高度进行的一次总结，也呼应了中国共产党此前不久大力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述。短评给予蔡元培正面的积极评价，认为他“始终是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拥护民主自由和团结救国，反对压迫专制独断，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短评结尾处还不忘强调：“只有彻底实现民主宪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才是对蔡先生最有意义的追悼和纪念。”“蔡元培”已经开始脱离历史的具体语境，而是逐渐在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进程中被赋予象征意义。
自1930年代末起，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青年的毛泽东正是被五四运动唤醒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此，“他的主要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或许就是受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五四运动’理解的影响而形成的”。[105]随着1940年代毛泽东作为“五四”话语权威的逐渐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创造的五四话语产生了双重意识形态功能。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毛泽东本人）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找到了合法性解释；其次，它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奠定了历史上的合法性。[106]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由此在中共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姿态。
1940年3月24日社会各界公祭蔡元培之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以《悼蔡孑民先生》为题发表社论。[107]文章以毛泽东“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开篇，首先便对蔡元培学界领袖和道德楷模的地位给予了明确定位。与之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中以自由教育概括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相似，《新华日报》的社论中也多次出现“自由”这个关键词。其所言的“自由”大致从革命与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具体来说，社论首先从蔡元培曾论及的“自由平等”谈起：
蔡先生是一个倾慕自由平等思想的学者。他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揭橥之“自由平等博爱”为纲，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留学欧洲，相当研究了法国的革命，而且是因为他亲身所处的中国，也正是多年来为独立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斗的国家。法国大革命是真正“民众的革命”，因为民众，大多数在重重压迫剥削之下底“下层”民众，都独立地起来，以自己的革命信心，自己的力量，英勇地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封建残余存在的国家，不以革命的斗争，就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欲达到此目的，就必须以此来唤起民众，就必须以此来教育青年。
显然，社论之意不在谈论“自由”，而只是从“自由”引出对“民众的革命”与青年之间关系的讨论。社论认定“凡是纪念蔡先生的人，当誓以鲜红的血，抗战到底，不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就应当不中止”，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表示纪念蔡元培对争取革命胜利的作用。而青年作为唤起民众、争取自由的中坚力量，需要更多的引导。所以，后文对蔡元培以往教育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晚年为抗战所做宣传的肯定，看中的是当时抗战救国时代主题下蔡元培对青年的号召力。
接着，社论又转向了研究的自由，讨论了自由研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蔡先生对青年的新思想，是主张启发，而不是加以遏阻，是主张自由研究，而不是加以限制和强迫。所以历史上著名的反帝和反孔家店的新思潮“五四”运动发生及其发展，固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主观的原因；然而这新思潮之主要发源地，正是蔡先生和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所主持之北大。北大的师生在“五四”运动中曾尽了他们重大的作用。
可以说，这是中共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功绩颇有代表性的叙述。此论基本的假设和逻辑思路在于北大校长蔡元培鼓励和倡导下的自由研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且随着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形态的确立而逐渐形成解释蔡元培长校期间诸多问题的基本话语体系。由此，纪念“五四”期间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也成为“五四”权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社论强调，对蔡元培的纪念，“应当继承蔡先生的学术研究自由、信仰自由的精神，对青年学子的学术研究予以启发扶助，对青年思想信仰，予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若再进一步分析，《新华日报》此篇社论以“自由”为主题立论或有强调“选择的自由”之意。此时国共两党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时期。而此篇社论的倒数第二段“插入”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解释，甚至还特意以放大一号的黑体字置于报头右侧再次予以强调，正可说明其社论确有“言外之意”。社论有言：
我们，共产党人，固然始终为劳动群众利益而奋斗，可是我们是一向尊重和爱护一切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一切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只有与广大劳动人民携手，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才能得到自己真正的发展和出路！
从基本的行文规则来看，此段文字的讨论与整篇社论“自由”的主题似乎并不完全对应，甚至可以说有些突兀。不过，若联想到此前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便也不难理解社论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1939年10月，身在延安的艾思奇便发表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一文，提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重要的任务之一即是“要善于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08]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醒党员要“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将其上升至“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的高度。毛泽东表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当前严酷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9]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纪念当日，毛泽东再次论述了共产党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之间的天然联系。他表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10]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斗争形势而做出的积极判断和调整。在此种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对蔡元培的纪念，也带有现实政治的深刻痕迹。从纪念活动的实际影响来看，中国共产党经由对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之间关系的诠释，既表达了中共对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贤逝去的哀思，也借由蔡元培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毋庸置疑的号召力，适时配合了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
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又特意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到会者有吴玉章、艾思奇、范文澜、丁玲等文化界的代表，另有延安各机关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千余人。会场布置极为哀穆，悬挂各方送来之挽联、花圈。大会首先由吴玉章报告此次追悼会的意义，接着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继由范文澜简略报告蔡元培生平，并由文化界代表艾思奇、青年界代表刘光相继发言。最后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以大会名义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并电慰家属。唁电表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做到了“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所以，“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111]
4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刊出了吴玉章的悼念文章，再次总结了蔡元培革命一生中“可纪念”之处：一是“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二是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勤工俭学；三是出任北大校长，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四是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为保障人权而奋斗。[112]吴玉章的叙述和评论中规中矩，论断总体上亦未超出上述《新中华报》短评及《新华日报》社论，也可以说，对蔡元培生平事迹的选取和评价已经基本定型。
1943年3月初，在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又以《怀念蔡孑民先生》为题刊发社论，对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历史予以评价，认为北大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113]社论表示：
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们怀念北大，我们更怀念到蔡先生。
中共对蔡元培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做贡献的定位，是通过肯定北大在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作用而实现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蔡元培的各种纪念，绝大部分被纳入现实政治之中，皆不难从政策层面找到理论上的支持，由此也带有更多政策宣传的色彩。
1945年1月11日，胡绳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蔡元培是“争民主的战士”。文章将具有蔡元培标志性色彩的“无所不包”以“民主作风”加以解释：
假如有人想把蔡先生捧进文庙，来磨灭他的光芒，而有人只用空洞的革命的字眼来装点他，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他之所以是一个革命者，就因为他的一生贯彻着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他以“无所不包”的民主作风，扶助着进步的文化运动，他以“有所不为”的操守对抗着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他以学者的胸襟而成为民主斗争中的一个战士。[114]
胡绳此文发表于蔡元培诞辰之日，其中还特别强调了真正伟大的学者，是“把在学术思想上的真理的追求和现实的政治斗争集合于一身的”。同时，胡绳还引用蔡元培写作于1920年的《洪水与猛兽》一文，认为其“要扑灭危害人民的旧势力，要让进步的新的事物自由发展”的主张贯彻于他的一生。
蔡元培在生前曾极力倡导教育之独立，但其一生都在政治与教育的纠葛之间徘徊。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他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其出长北大的历史，都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随着“五四运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地位的确立，蔡元培作为五四运动领导者的一面得以凸显，这也影响到大陆1949年后对蔡元培的主流认识。
小结
1946年7月底，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抵达北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大要继续蔡孑民先生的容忍精神”。[115]经历了八年多的战乱，由昆明迁回北平的北大也带给人们新的希望。复员后的北大保留了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增设了农、工、医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系，教授与学生人数成倍增长。[116]10月10日的开学典礼上，胡适重申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一个像样的学校”和“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希望学生能“作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117]
194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四十八周年校庆纪念。一般而言，一所大学的校庆未必会引起全国的注意，但北大始终是个例外。[118]这一年的校庆纪念会，除了原有的演讲、聚餐和游艺等项目外，还增加了向国旗、校旗、孙中山先生遗像以及蔡元培故校长遗容致敬等四项仪式，意在表示“兼容并包之精神”。[119]虽然胡适因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未亲临纪念大会，但北大历经抗战，重回阔别九年之沙滩红楼，重拾北大精神也是他的出发点。
胡适在此前不久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议从事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利用十年时间，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号召“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120]如同多年前蔡元培接任校长时在北大倡导学术研究之风一样，胡适也希望复员后的北大能承担起建设学术重心的重任。
1947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了隆重的五四纪念会。纪念会上，胡适再次谈及北大与五四之关系，也借此缅怀蔡元培和陈独秀。他说：
我们怀念五四时代的蔡孑民先生，把一个旧式大学，变成一个新的大学；蔡先生不是一个演讲家，不是一个文学家，何以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一）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张勋复辟时，辜鸿铭也不为蔡先生所弃，对旧时代的与新时代的，一视同仁。（二）办学校不独揽大权。当时新派的教员，将北大分部别系，组织若干委员会，将校长权力剥夺，蔡氏亦以为是。……北大精神为自由与容忍，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运动。[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