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五四纪念活动历时三天，除了话剧展演之外，重头戏为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五四史料展，共展出五四前后杂志、相片、函件、著述等51种。[122]胡适还写作《“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详细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123]回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胡适重提蔡元培、五四记忆和北大精神，其作用接近于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地点的记忆”，即强调“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124]其意在借助纪念的方式续写传统。
同样出于纪念目的而筹建的，还包括由北大上海同学会提议筹建的“孑民图书馆”以及由胡适发起的为庆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献礼的“孑民大礼堂”，只是这些设想因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实现。[125]不过，1947年10月北大红楼里还是出现了以“蔡元培”命名的“孑民图书室”。这座图书室后来被证实是由北平地下党倡议而创建的。以“孑民”命名是出于斗争的策略和需要，看重的是蔡元培“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又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声望，更易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避免被寻衅破坏。在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旗帜下，图书室“合法收集和传播革命书刊”，成为“第二条战线上的新战场”。[126]
1948年底，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北大在炮声中度过了五十周年校庆。[127]原计划的校庆活动大部分都已停止，文法学院虽仍有展览，但因时局关系，珍品早已撤回，前往参观者亦甚寥落。[128]胡适校长已离开北平，再次缺席了校庆纪念会。他提前写好的祝词，收录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首篇。在文中，他以“沉重的心情”叙述北大五十年来多灾多难的历史，提到了蔡元培和蒋梦麟两位校长如何为建造“新北大”殚精竭虑。风雨飘摇之际，他从记忆中寻找安慰，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向北大告别。
在矗立于沙滩大街的北大红楼旁的民主广场上，北大学生为了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举行集会游行，气氛热烈。[129]自蔡元培长校以来所塑造的学校传统依然延续，本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定义的北大精神也浇灌出了“革命的种子”。[130]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鲁迅所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131]
* * *
[1] 傅斯年：《蔡先生人格之一面》，《蔡元培纪念集》，第396页。
[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4页。
[3] 《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530页；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第108页。有关北大校庆日期及改期的问题，可参见陈平原的《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和《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第95～104、105～115页。
[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61页。
[5]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417页。
[6] 可参见〔美〕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读书》1998年第8期。已有人关注与蔡元培有着同样境遇的洪堡对德国大学发展的象征意义。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国的大学中实行过，德国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话”之说。参见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第24～26页。
[7] 如果以是否出版纪念刊来衡量纪念规模的大小，那么1949年之前北大分别在1918年、1923年、1929年及1948年举行过规模较大的纪念。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1917～1923）只参加了1917年、1918年、1919年及1922年校庆，其余年份他或是外出考察不在校内，或是北大只是在校庆日放假一天，并没有举行相关活动。
[8] 《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02页。
[9] 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编辑处编《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1918，第1页。
[10] 《本校二十周纪念之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第22号，1917年12月11日，第1版。
[11] 《通告同学诸君》，《北京大学日刊》第27号，1917年12月16日，第4版；《本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第27号，1917年12月16日，第1版；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1页。
[12] 《王学长建祖之演说词》，《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8～9页。
[13] 吴梅：《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3页。
[14] 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1页；《纪念册编辑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0号，1918年1月8日，第4版；《纪念册编辑处致本校同学各团体公函》，《北京大学日刊》第51号，1918年1月20日，第3～4版；《纪念册近闻》，《北京大学日刊》第112号，1918年4月16日，第3版。
[15] 蔡元培：《本校二十周年纪念册之筹备》，《北京大学日刊》第55号，1918年1月25日，第1版。
[16]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06～307页。
[17]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秩序》，《北京大学日刊》第274号，1918年12月17日，第2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75号，1918年12月19日，第4版。
[18] 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84页。
[19]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75号，1918年12月19日，第4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6号，1918年12月20日，第3～4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8号，1918年12月23日，第2～3版。
[20] 《本校二十二周年纪念会纪略补志》，《北京大学日刊》第513号，1920年1月13日，第1～2版。
[21] 〔美〕杜威：《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3页。
[22]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6号，1918年12月20日，第4版。
[23] 云：《北大筹备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1月30日，第10版。另据胡适回忆，蔡元培大举庆祝，也有“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参见《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5页。
[24] 静观：《纪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2月20日，第6版。
[25]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4页。
[26] 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833页。
[27] 静观：《纪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2月20日，第6版。
[28] 《北大廿五年纪念》，《顺天时报》1922年12月18日，第2版。
[29] 《北大廿五周纪念之第二日》，《顺天时报》1923年12月18日，第7版。代校长蒋梦麟曾致函学生，陈述学校的艰难处境，希望他们筹划校庆活动“以简而易举，无碍学业，不耗财力者为限”。参见《学生干事会念五周年纪念筹备会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第1326号，1923年10月29日，第2～3版；《蒋代校长为本校念五周年事致学生干事会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331号，1923年11月3日，第1版。
[30] 本段及下段均见蒋梦麟《北大之精神》，北大总务部日刊课、廿五纪念册编辑处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第1～2页。
[31] 朱务善：《北大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17页。
[32] 关蔚华：《北京大学诞生的背景和他应有的使命及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32页。
[33]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2页。
[34] 《北大筹备卅一周年纪念》，《大公报》1929年11月9日，第2张第5版。
[35] 《北大卅一周年纪念第二院展览会》，《大公报》1929年12月15日，第2张第5版；《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大公报》1929年12月16日，第2张第5版；《北大纪念会开幕盛况》，《大公报》1929年12月17日，第2张第5版。
[36] 《北大纪念会开幕盛况》，《大公报》1929年12月17日，第2张第5版。
[37] 《北京大学概况》，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第15～16页。
[38] 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96～98页。
[39]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3页。
[40] 《北大今日纪念卅五周年》，《益世报》1933年12月17日，第3版；《北平两最高学府北大师大成立纪念》，《益世报》1933年12月18日，第2版。
[41] 《编者底话》，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33，第1页。
[42] 刘复：《三十五年过去了！》，《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陶希圣：《北大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4页。
[43]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1页。
[44] 顾麟生：《我们底北大》，《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
[45] 直声：《我所认识的北大》，《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
[46] 奚停：《“老了想当年，穷了提方便”的北大三十五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1～2页。
[4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 46～47页。
[48] 保罗·康纳顿在解释“社会记忆”时探讨了仪式的作用。他借用卢卡斯（Steven Lukes）的定义，强调要关注仪式的隐性象征内容，而不是形式。把握仪式的内容，就是要从仪式的结构入手。“仪式”与“活动”相比，强调的是象征性所传达出的文化意义。他进一步指出，仪式具有“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作为仪式的一种，纪念仪式具有“一种明显的返观和时序的性质”，“它们并不仅仅暗示对过去的延续，而且明确宣称这样的延续”。〔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60、50～51页。
[49] 运公：《举国悼念蔡元培》，《东方杂志》第37卷第8号，1940年4月16日，第54～55页。
[50] 本段及下段均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6～528页。
[51] 《蔡委员孑民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启事》，《中央日报》1940年3月15日，第1版。
[52]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8页。
[53] 《蔡孑民先生追悼会定二十四日假中央党部举行 各地亦同时开会追悼》，《中央日报》1940年3月22日，第2版。
[54] 《追悼蔡元培 蒋委员长亲临致祭 全国各地同时开会追悼》，《大公报》（重庆）1940年3月25日，第2版；《蔡孑民先生追悼会 全国昨日沉痛举行》，《中央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2版；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台北，1987，第808～810页。
[55] 参见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5日报道，转引自《东方杂志》第37卷第8号，1940年4月16日，第55～56页。
[56] 《吊蔡孑民先生》，《中央日报》1940年3月6日，第2版。
[57] 关于蔡元培晚年支持抗战的事迹，可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七章第三节，第359～367页。
[58] 陈良猷：《追悼蔡先生我们应有的认识》，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386页。
[59] 《蔡孑民先生追悼会 全国昨日沉痛举行》，《中央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2版。
[60] 参见《广西各界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册》（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40年）中相关文章。各地悼念情况均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第 808～810页。
[61] 〔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88页。
[62] 张申府：《蔡先生的一生与我们应当怎样悼念他》，《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40页；张申府：《从1911年到1948年期间曾投过稿的报纸期刊等》，《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 145页。
[63] 宗白华：《〈美育〉等编辑后语》，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261页。
[64]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140～147页；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344～358页。
[6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149页。
[66] 《社论：纪念蔡先生》，《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6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56～57页。
[68] 《蔡元培逝世周年祭 昨在中央图书馆举行 北大师生筹建纪念堂》，《中央日报》1941年3月6日，第3版。
[69] 《故院长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启事》，《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1版；《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 昨举行隆重纪念》，《中央日报》1943年3月6日，第3版。
[70] 《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5版。
[71] 《纪念蔡元培 中研院十一日举行 将设纪念学术奖章》，《中央日报》1945年1月4日，第3版。
[72] 《纪念蔡元培 请于院长报告生平 李四光作学术讲演》，《中央日报》1945年1月9日，第3版；《纪念蔡元培会 于右任李四光等演讲》，《中央日报》1945年1月12日，第3版。
[73] （蔡）尚思：《蔡孑民先生的生平》，《新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16～18页；觉玄（陈中凡）：《蔡孑民先生和美育》，《新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19～24页。
[74] 《蔡元培诞辰 中研院将扩大纪念》，《中央日报》1946年1月9日，第3版。
[75] 《蔡元培诞辰明日开会纪念》，《中央日报》1947年1月12日，第5版；《中研院昨纪念蔡元培氏诞辰 傅斯年报告蔡氏生平》，《中央日报》1947年1月12日，第5版。
[76] 《国防会通过实施建警案 张自忠蔡元培予以国葬》，《中央日报》1947年4月12日，第2版；《蔡元培等国葬事 正研究具体办法》，《中央日报》1947年5月13日，第4版。
[7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32页。
[78] 《中研院及北大同学联合纪念蔡元培 李济之与会作学术讲演》，《中央日报》1948年1月12日，第4版。
[79] 《首届院士八十一人 中研院昨选出公布 设学术奖章纪念蔡元培》，《中央日报》1948年3月28日，第4版。
[80] 《中研院成立廿周年纪念 蔡元培先生铜像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2日，第1版；《中研院今开会庆祝二十周年 蔡元培铜像同时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9日，第4版；《蔡元培铜像在中研院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10日，第4版。
[81]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146页。
[8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87～88页。
[83] 《蔡孑民先生传略出版预告》，《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1版。
[84] 高乃同：《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3。
[85] 叶圣陶：《读〈蔡孑民先生传略〉》，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第26～32页。
[86] 陆丹林：《评介〈蔡孑民先生传略〉》，《文化先锋》第16期，1946年，第20页。
[87] 黄萍荪：《蔡孑民先生纪念集序》，《蔡孑民先生纪念集》，浙江研究社，1941。
[88] 本段及下段参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蔡尚思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8、195、143～144、142页。
[89]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转引自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389～390页。
[90]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
[91] 有关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问题，目前研究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其参与的“清党”运动以及后来参与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问题，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有失偏颇。已有的研究可以参见〔美〕林敦（Allen B. Linden）《蔡元培和中国国民党（1926～1940年）》，《论蔡元培》，第281～303页；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第 34～38页。另可参看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92] 本段及下段引文皆出自《社论：今天的追悼大会》，《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 2版。
[93] 参阅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第66～107页。
[94] 《社论：“五四”勖青年》，《中央日报》1940年5月4日，第2版。
[95] 王星拱：《“五四”的回忆》，《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第3页。另有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3期，1964年9月。
[96] 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173页。
[97]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 216～228页。
[98] 杨廉：《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杨厅长廉廿日在读书运动讲演大会报告》，《安徽政务月刊》第6期，1935年4月，第58～60页。
[99] 《社论：纪念蔡先生》，《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00] 《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第2版。
[101] 《社论：念五四·看当今》，《中央日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102] “中央日报出版广告”，《申报》1928年2月1日，第1版。
[10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7页。
[104] 《短评：追悼蔡孑民先生》，《新中华报》1940年3月12日，第1版。
[105]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487～488页。
[106] 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第5页。
[107] 本段及下段皆出自《社论：悼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1版。
[108]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1页。
[109]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0、618页。
[110]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6页。
[111] 《哀穆的空气中追悼蔡元培吴承仕》，《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第3版。
[112] 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中国文化》第1卷第2号，1940年4月，第49页。
[113] 本段引文皆出自《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14] 胡绳：《争民主的战士永生》，《新华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3版。
[115] 《胡适校长论大学教育》，《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16] 《傅斯年谈北大复校》，《大公报》1946年5月6日，第3版。
[117] 艾治平：《听胡适校长讲演》，《山西文学》2006年第5期，第14～15页。
[118] 《从北大的校庆说起》，《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119] 《北大纪念校庆》，《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第3版。
[120]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第165～169页。
[121] 《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2] 《北大五四纪念周结束》，《大公报》1947年5月8日，第3版；《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3] 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大公报》1947年5月4日，第3版。
[124]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44页。
[125] 《北大旅沪校友发起孑民图书馆》，《申报》1946年2月18日，第2版；《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大公报》1948年3月25日，第3版。
[126] 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4页。
[127] 《大炮机枪声中北大渡过校庆》，《申报》1948年12月18日，第2版。
[128] 《北大首脑忙逃难 校庆纪念欠热闹》，《益世报》1948年12月17日，第3版。
[129] 叶向忠：《北大的情缘》，《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97页。
[130] 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363页。
[131] 鲁迅：《我观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87～288页。
余论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恐怕是谈论近代中国大学最难绕过的话题。蔡元培曾说过，“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正是他在校期间的诸项革新，一扫官僚养成所之风，才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品格与灵魂。如果以民国教育变革的实际结果为标准，无论是其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是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行政制度设想，在现实的冲击下，或改弦更张，或灰飞烟灭，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无疑是个“失败者”。但是，蔡元培却一直被视作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典范”与其说是从蔡元培的道德抑或事功层面而言，毋宁说是指他自晚清至民国的漫长经历中所持有的独立精神与人生境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其在改革北大期间所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道，不仅成为近代大学追求的办学理念，也被视为“蔡元培精神的象征”[2]，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固有的现实观念与史料文本之间的差距，使这个“典范”的形成过程本身有颇多可堪质疑之处。这里所谓“质疑”，一是源于对蔡元培一生内心相互冲撞的理想憧憬与现实挫折的切己体察，二是源于对蔡元培与北大作为学界领袖盛名之下逐渐显露出的无力与无奈的阅读经历。因此，本书最终之立意并不仅停留在整理和诠释蔡元培诸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思想渊源与逻辑思路本身，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充分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揭示了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如何被记忆、被重构、被追忆的过程。
毫无疑问，蔡元培是人们俗语里常说的“好人”。他年少得志，学问与事功都可称当世俊杰；他虽身居高位，声名远播，却能身正令行，无论是面对波诡云谲之政治界，还是派系纷乱之教育界，都自有一番原则与操守；他性情温和，处处为他人着想，平日待人接物极为友善，使人如沐春风。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待人友善，且声望极盛，故而不时被人“包围”，常有人利用其声望做文章，使其陷入左右为难之境地。
吴稚晖曾评价蔡元培是“以周公型之人物，处武侯型之时势”，故而感慨其未能有“彰彰之成就”，言语之中惋惜之情尽现。[3]吴氏之言恐怕只注意到了此中颇为消极的一面，而忽视了“武侯型之时势”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蔡元培在实际出长北大的五年半时间内，以传统与域外的双重经验革新北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大的学风与品格。但是，蔡元培及北大学界领袖地位得以确立，也受到当时北大特殊的办学条件、政治环境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从实际影响看，蔡元培自1923年仅名义上担任校长期间亦未从北大的历史叙事里消失。围绕着时人或劝阻其辞职，或请求其复职，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方式及“毁誉听之”的态度，为人们自主诠释蔡元培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也不断修正着人们对蔡元培的认识。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的各种纪念仪式因纪念者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使有关记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提升至精神层面，愈来愈成为一种象征。
总而言之，从纵向的历时性变化来看，本书在梳理蔡元培何以成为学界领袖的基础上，围绕着蔡元培的多次辞职（即1923年、1926年及1928年）进行分析，希望回答的是这位担任北大校长仅仅五年有半的蔡先生，为什么在其离校多年之后还能受到北大师生的爱戴，又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喊出北大“非蔡不可”的口号。在是否回校重长北大的问题上，当事者、旁观者的评价和观察，都是分析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形象变迁的一面镜子。在蔡元培与北大师生、蔡元培与社会舆论的各种互动之中，其形象变迁之线索也大致被勾勒出来。蔡元培一生多次的辞职、去留之间的抉择，使得其形象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从横向上看，本书从三个层面来诠释北大校长蔡元培形象的生成和变化：首先是作为被记忆者的蔡元培对历史记忆形成的主动影响，蔡元培在世期间始终是其形象和记忆的塑造主体；其次是与蔡元培有交集或不同时代的参与者（各校师生、社会舆论等）对历史记忆建构过程的影响；最后是关键性事件对历史记忆形成的影响。前两个层面呈现的是同心圆结构，处于核心的是作为记忆主体的蔡元培，其外围为不同参与者基于记忆主体的不同建构；两者互相作用，亦互为因果。关键性事件则是这一同心圆的半径，一方面勾连记忆主体与记忆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是观察历史记忆形成及其蔡元培形象变迁的切入之处。
本书将具体考察下限划定在1949年，是因研究时间及精力所限，并非表示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和形象变化的终结。实际上，因循时间的流动，直至今日，相关的历史记忆仍在不断修正已有的含义，同时又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从学理上分析，根据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间性（temporality）关系的不同，历史记忆所建构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实际存在两种维度，一种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它确保了过去的主导地位；另一种则是非连续性，它以现在的态度为中心，贬低过去以肯定现在的价值。[4]随着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治风潮的起伏与大学观念的变换，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大致以1978年为界，分别呈现出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不同特点。而且，与当下现实在时间上愈是接近，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愈是被特别强化其连续性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对蔡元培革新北大历史的过程被不断重复地叙述。特别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前后，对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历史的叙说也带有了更鲜明的时代印记，越来越多与当下大学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
围绕着中国大学精神的热烈讨论，使蔡元培成了“曝光率”位列前茅的近代大学校长之一。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时所倡导的诸多理念被视为大学精神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被符号化解读。其背后实际关联的是研究者的学术取向、研究立场与基本的历史观念。若进一步分析这些看似繁荣的“研究”，则会发现，它们或是流于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或是限于历史掌故的猎奇阅读，严谨深入的学术研究似并不多见。
具体的史学研究，看似极易入手，背后实则高深莫测。陈寅恪先生曾言：“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但有人“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结果是“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先生强调需要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欲达此“了解”，最重要的即是重建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但今人毕竟身处当下现实，若欲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不免悬得过高，由此从体悟现实入手或更易理解历史，也更易深入。“由今知古”与“由古知今”进路不同，但殊途同归。今日研究常有为历史考察寻找某些特别的现实意义之举，似乎只有存在现实意义的题目才有研究价值。这样的取向无疑从其理论预设之初即人为割裂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天然联系，似并不足取。
历史学家布洛赫曾表示：“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6]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从未断裂，如何认识现实必然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反之亦然。不过，笔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却并不代表认同完全以现实为取向进行研究。在笔者看来，目前学界对蔡元培与北大研究的最大问题，恐怕即是存在将解读蔡元培思想与实践视为批判现实工具的趋势。当对历史的回溯带有过于强烈的现实指向之时，不仅历史叙述者自己的研究视界容易被遮蔽，更为危险的是，掌握着话语权的叙述者们选择的“扬古抑今”的呈现方式会带来对历史存真价值的消解。蔡元培常常被抽离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抽象化、概念化的姿态出现于北大历史的叙述之中，致使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书写与被记忆的便只有其象征意义。因此，“回到蔡元培去”[7]的意义便不仅是解读蔡元培理念与实践的具体操作方法，更是一种不断朝向于追求历史真实的努力。
* * *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8页。
[2] 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大学之理念》，第84页。
[3] 吴稚晖：《吴稚晖先生序》，高乃同编《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4，第1页。
[4] 〔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第592～593页。
[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1999，第279～280页。
[6]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36页。
[7] 语出蔡仲德的论文《回到蔡元培去——论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及其意义》，《蔡元培研究集》，第250页。
参考文献
一 蔡元培论著及北京大学档案史料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BD1918002，BD1919017，BD1920009，BD1923024。
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蔡孑民（元培）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蔡元培：《蔡元培言行录》，广益书局，1933。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
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编辑处编《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1918。
北大总务部日刊课、廿五纪念册编辑处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
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
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33。
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大学总务处，1923。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二 报刊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大学月刊》《晨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孤军》《国闻周报》《教育杂志》《京报》《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努力周报》《申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现代评论》《新潮》《新华日报》《新教育》《新青年》《新中华报》《益世报》《中国青年》《中央日报》
三 文集、书信、日记、回忆录等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
艾治平：《听胡适校长讲演》，《山西文学》2006年第5期。
北京大学校史馆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蔡）尚思：《蔡孑民先生的生平》，《新艺月刊》第 3～4期，1945年。
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据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影印。
傅振伦：《李煜瀛事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北京出版社，1988。
高乃同（平叔）编《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4。
宫立：《蔡元培佚简两通》，《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顾颉刚：《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广西各界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册》，1940。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