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 22，34～36，39～41，43，47，52，55，57～61，63，64，68，70，91，109～113，122，125，126，156，161，168，181，219，266
学生会 66，118，132，133，136，137，158～161，174，175，195，199～203，223，226
Y
严复 32，33
阎锡山 162，192，200
燕树棠 105，137
杨廉 117，252
杨亮功 45，80，83，84
杨铨（杏佛） 172，178，193，198
叶圣陶 245
仪式 7，8，11～13，15，17，217，218，229，231，234，235，238～240，242，244，262，266
易培基（寅村） 172，177～179，188，204，208
《益世报》 195，200
于右任 184，230～232，241，242
袁希涛 83～85，216
恽代英 147，148
Z
张厚载 78
张继 124，185，199，231，232
张静江 165，172
张澜 151
张乃燕 178，180
张绍曾 110，120，123，128
张申府 236
张元济 129，145，202
张作霖 93，155，158，161
章士钊 109，156，181，196，232
章太炎 47，74，75，149
赵子懋 162，175，192，201，202
中华大学 170～172，176～179，182，184，185，187，191，192，194，208
中央大学区 168，173，178，202
《中央日报》 20，24，230，233，236，239，241，244，247，248，250～253，256
中央研究院 1，153，154，156，166，167，183，184，203，206，229，231～233，236，238，241～244，247
周恩来 254
周作人 32，57，62，76，88，134，135，143，158，159，181，190，196，199
朱家骅 20，143，173，189，230，236，241，243～245
朱务善 221
朱希祖 103，192
宗白华 237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选定题目之后，论文写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新视角解读的期待以及对自己驾驭该问题能力的怀疑。即便是在毕业后多年重新提笔修改之时，那种交织着复杂情绪的记忆和当年写作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仍会不时袭来，挥之不去。这一情绪状态，或许大部分只是性格使然，却相伴游走于写作始终，冷暖自知。
如影随形的惴惴不安，最初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情绪问题大多不受理性控制，而越是受感性的控制反而越有可能偏离研究正轨。不过，幸运的是，这种状态却为我接近和理解研究对象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虽然蔡元培所处之时代、所历之事、所见之人，与我的日常经验可说是天壤之别，但从他的文字和时人的记述中，他的以教育学术为出发点，诚意正心处事为人，虽不时落入争斗泥沼，做事多有掣肘，却又能泰然处之的人生境遇和心态，与我在写作及修改时之心境颇为接近，自然而然地成为解读的切入点。正所谓“知人论世”，有此立场，蔡元培之于我，便不再只是书本上那个百余年前行走于政教两界的历史人物，而成了映照自身、反躬自问的良师。正所谓“史无定法”，面对这个已有丰硕成果的主题，能做到自认为与研究对象有心灵相通之处，也是可遇不可求。从心态和心境入手去体贴人物，虽算不上剑走偏锋，我却是想借此独辟蹊径。
过于贴近自己的研究对象，会有“为贤者讳”的危险，也是人物研究的大忌。教育学界对归属于“教育家”的人物研究，一般更注重的是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但晚清民国一代的学人多是“跨界”发展，教育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而专门的领域。他们以教育学术救国，所得助力部分即来自教育学术界之外，教育界无时无刻不被牵涉进复杂动荡的时局之中。如何去重建晚清民国变局之中的历史语境，将教育放置于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之中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去理解那一代学人的痛苦与抉择，恐怕是进行与教育相关人物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更偏向于认可这样的假设：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无法预知未来和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当下如此，过去亦然。面对各种选择和无尽的可能性，历史人物也有七情六欲，即便他们天赋异禀，抉择时的踌躇不安也恐难以逾越。从动态历史中互通的情绪和心态入手，有助于将历史人物回归于“人”本身，这一点在蔡元培研究中尤其具有意义。
我的情绪虽于研究不无裨益，却也因此烦扰了不少师友。如果说这本书在教育史研究中能取得一点点成绩，实得益于于师述胜的悉心指导。在求学阶段，幸得于师不弃，得以忝列门墙，聆听教诲。在我的思路陷入僵局之时，于师寥寥数语便助我拨开迷雾。只可惜那时懵懂无知，加之当局者迷，于师肺腑之言大多还是未能参悟透彻，要到毕业多年之后才有所体会。于师对学术的勤勉和专注，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榜样。
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正值蔡元培研究会组织“蔡元培与现代中国——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我得以结识诸多蔡元培研究的前辈学者，特别是南开大学的张晓唯先生、北京大学的蔡磊砢女士、台湾花莲教育大学的吴家莹先生、绍兴文理学院的钱斌女士，他们或指点迷津，或惠赠资料，论文写作能够顺利进行，多赖于他们的热心帮助和提携。
本书部分章节曾发表于《教育学报》。该刊是我国学界中为数不多的还为教育史类文章留有版面的学术刊物之一，诸位编辑老师的鞭策和督促，也使我有机会反思自己的研究，不断寻找新的突破。
当然，本书的写作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对蔡元培与北大的解释也还有拓展的空间，如对蔡元培入北大之前的经历，特别是他早年之人际交游往来对其长校后延揽教师的影响未能有充分的讨论。此外，对1949年之后蔡元培之于北大的影响也没能涉及。希望今后可以有机会弥补以上缺憾。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离开北京是自出生后从未想过的事，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未知，留沪工作的决定给父母带来的影响多过于我，至今令我心怀愧疚。这本书也献给他们！
2017年5月3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娄岙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201-1196-6
Ⅰ.①重… Ⅱ.①娄… Ⅲ.①蔡元培（1867-1940）-人物研究 Ⅳ.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037号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记忆史的视角
著者/娄岙菲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梁艳玲 肖世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52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196-6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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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简体字版前言
春寒料峭情迟到，花立寒春分外娇。在经过了北京历史上少有而漫长的超低温寒春和重污染雾霾之后，和风和暖阳终于姗姗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拙著《陈独秀全传》简体字版也随之而至，给我有久渴逢甘露之感。命运之眷顾确是很难预测。
饮水思源，拙著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首先我要感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是他们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2009年）接受了我长达100多万字的初稿，然后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请专家匿名审读，与我共同进行（通过电子邮件）编辑、修改和整理，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了繁体字本。该书不到两个月就获得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11年度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充分展示了香港出版界、学术界和媒体界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因此也在港台和海外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内地的读者亦然。之后，令人意外的是，这部本应被冷落（篇幅太长且是学术著作）的初版书，竟然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被读者抢购一空，在2013年春节前出现脱销现象。一些购买者奔走相告，有的甚至“投诉”到我的邮箱中。出版社立即加印修正版二刷，节后即应声入市。在此，我对广大读者和出版社的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直在关注着我的这本书。他们以诚意和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理解、宽容与合作，最终获得出版简体字版的版权，使我的“中国梦”——拙著返回生我养我的故土，报答父老乡亲——得以实现。我现年已经74岁，以此句号，结束学术生涯，足矣。
在繁体字版面世期间，我收到了港台、海外读者和内地读者的大量来信，除了殷殷鼓励之外，也有不少古道热肠的指教和建议，许多是不曾谋面甚至不留真名（电子邮件用的是化名）的“一字师”。其中最使我感动、最应该纪念的是以下几位。
一是我的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铁健研究员。他对于陈独秀1925年一首重要政治诗（羁情脉脉感年芳，余梦愔愔入渺茫）的字句辨认提出了正确的读法，对诗中的“白塔”也提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
二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的领导和教员们。他们最早关注、研读繁体字本，并专门召开了此书的研讨会，热情邀请我去参加聆听和讨论，使我深受教益。特别是李东郎教授的发言，主要谈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弱点和责任问题，入情入理。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李教授的发言，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在这次简体字版中增加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弥补了本书一个重大的不足。
三是本书的审查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他们抱着对学术和学者关怀的态度，以尊重本书对史料的运用、保护独立见解为出发点，认真仔细地审读了全稿，指出了严肃的问题和许多中肯、具体并可操作的修改意见，终于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以上不少意见，已经在繁体字版二刷改正，还有些意见，也已在此简体字版中修改。此外，简体字版并在篇幅上略有增加，内容更加充实。但必须说明：在基本史料和基本观点上，两个版本的书是一致的。
虽然本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做了以上努力，但毕竟学识有限，种种舛误和不足尚不能免；有些学术问题，更可以再探讨。学无止境，本人愿意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继续给予批评指教，以使拙著再有进步。
唐宝林
2013年4月于北京
繁体字版前言[1]
1979年，我40岁。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运动”中浪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后，我由一个大学的政治教员，茫然地跨进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中国革命史研究。社科院近代史所位于北京王府上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曾是明代的特务机关、北洋政府黎元洪大总统宅第、学术大师胡适的住宅。对于自己学识水准能否胜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机构的任务，我心中一点也没有数。
然而，我是一个幸运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领导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开朗、热情提携后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过去亲密无间的战友，一夜之间就翻脸不认人，都被咬得遍体麟伤，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也决不捏造罪名陷害他人。她为此吃尽了苦头，伤透了心，有点“看破红尘”的心绪，故而要求调到研究所来，清静地研究一点历史，了却余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弯，与陈独秀还有点远亲关系。几十年来她在党内总听到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终拿不出一条证据来，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现在想弄弄明白。她说：“小唐，你就与我一起做陈独秀的研究吧！先从他的后期着手。”——因为，上述陈独秀的罪名，都发生在他的后期。
做此研究，谈何容易！陈独秀案是在极其复杂的年代中党派斗争的产物，被中共中央数个决议所铁定。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后成立了中共反对派组织，也即中共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反对党。因此，他的后期历史资料是严厉封存的绝密档案。别说学者，就是高官，没有特殊的理由和审批手续也是不能查阅的。陈独秀研究成了禁区，能发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学家中，个别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客观评价过陈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击和迫害。
机遇终于出现了。当我们开始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各项工作包括各地的档案管理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们花了约一年时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当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和中国托派的系统资料，犹如发现了一座储藏量丰富的金矿。系统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它包括了从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中国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陈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进行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书信。
为什么这些资料会如此全面而系统？中国托派产生及陈独秀加入后，组织和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国辐射。其活动完全归结为一张机关报上的宣传及散发小册子和传单，由于地下斗争的恶劣环境，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蓝纸手工复印或手写的原稿。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除少数托派领导人把组织转到境外之外，绝大多数托派分子转入地下，继续收藏着这些资料。中共忙于对付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整顿经济，托派分子以为可以继续活动，因此又活跃了起来。没料想，他们的组织与活动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泽东的要求，全国统一行动，对大陆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实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继而在全国掀起肃托运动，把散落在民间及所有图书馆中的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资料全部彻底地清查出来，经过整理，加以封存。
获得这批后期历史资料后，为贯彻资料共用和推动全国陈独秀全面研究的原则，我们于是联络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对陈独秀有研究的学者收集、研究陈独秀并最终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共分四卷。安徽学者主编第一卷（1879～1915），即陈独秀早期资料，陆续收集到《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迄今发现的陈独秀最早的著作《扬子江形势略论》、早期创办的刊物《安徽俗话报》等；北京学者主编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陈独秀在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出版的《广东群报》，记录了陈的大量言论和活动；上海学者主编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陈独秀领导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资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时期陈主持的中共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尤其珍贵；近代史所则利用上述资料主编第四卷（1927～1942）。这四卷资料都是综合性的，包括陈独秀未发表过的论著、有关各种档案资料、亲友回忆录和各方评论等，准备交中央直属的，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冲破阻力，纷纷发表文章。有的对陈独秀的诬名提出质疑，有的直接为其辩诬。笔者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刊物《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发表了处女作《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接着又运用整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写了三万多字的论文《试论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该文批驳了陈与托派相结合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点，获得该杂志优秀论文奖。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气，乍暖乍寒。1984年初，《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初稿陆续编出，第一卷已经被人民出版社审阅通过。然而此前，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成立的观点，被定为学术领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现，受到了批判。《陈独秀研究资料》的出版也受到指责。有关部门称：“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致使《陈独秀研究资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开始撰写《陈独秀传（下册）——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此著为李新主编的革命史丛书之一，该书上册已由丛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任建树先行接手），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迫结束以后得以面世。但由于形格势禁，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该书在观点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资料运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受到了欢迎，在上海图书馆的借阅率好几年名列前茅。而且，由于陈独秀后期档案资料很快又被查封，并转移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不让学者研究使用，这本书成了所有研究陈秀后期历史的学者必阅的“工具书”。
就在《陈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新观点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轮流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
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时候，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陆续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录的是关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1920年创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和详细地看到，陈独秀怎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中共，又怎样被迫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怎样被迫接受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弃独立发展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主张，接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让步、屈服，从而成为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怎样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样把失败的罪责推到陈独秀身上。所有这些，彻底地推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除陈独秀问题外，本人还在多个领域从事研究，著有《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中国托派史》等，多数获得重大奖项，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该奖是为那些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但我也因多次闯禁区、踩线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严惩”的边缘。有人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学者，不为现实政治服务，违背正统观点，是严重错误。”我回答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况且，党的基本原则正是“实事求是”，我求真实写历史，无愧于党，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历史。
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笔者企图把自己近30年来积累的资料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为陈“正名”的战斗中结为战友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我也要说明，本书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贡献陈研资料和许多反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资料和陈研会员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胆地取名为《全传》。为了求“全”，初稿近百万字。由于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若干内容只得割爱，减缩成现在这个版本，但与国内外几本陈传相比，还是最全的，所以未改书名。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所谓“全”也是相对的，只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所以，本著实际上是广大有良知的陈研学者集体的创作。为此，我向广大陈研学者，向广大原陈研会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还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 カ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和弘前大学李梁教授的热情帮助。这种国际友情产生于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的时期，让我十分感动。另外，我还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国托派中央临委邵鲁之子）和原中国托派老人、已故的郑超麟、王凡西（英国籍）先生提供的许多资料和信息，在此也一并感谢。
本著的撰写，是我在陈研会无法立足时向会员的许愿之举。但是为了照顾妻子的病体，研究与撰写工作只得断断续续地进行，本来准备两三年完成的工作，现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许多朋友和陈研会员等得太久，这也是需要说明和表示歉意的。这一点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为我三十年学术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后勤保障，让我能够专心于学术研究。为此她操劳过度，从2003年起，几次发生脑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状况，近年来发展到全身瘫痪，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书在出版社审阅期间，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遗憾之至！
明年我将进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笔者的封笔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为本著的出版热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对他们无比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吴永嘉小姐和出版社为此延请的特约编辑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国际规格，要求甚高，所提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我也曾努力为之，但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已深，尤在资料的运用和注释上限制较多，致少数地方仍有缺憾，望读者见谅。
200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时完成，乃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唐宝林
2008年10月初稿
2009年7月修改
* * *
[1] 此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繁体字版前言，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
唐宝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个重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做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时机，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汉奸”罪名完全是诬陷之外，有的属于权力掌握者的“理论解释权”（即“成王败寇”）的产物；有的则是把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结果。因此，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此案是中共党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一 “五四无陈论”与“一大错误选择论”的破灭
关于五四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2日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最近，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作用的估价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论述和资料的编辑，因而屡次被提出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丛刊》有一本《五四运动》，就因为不能肯定陈独秀的文章可否选入而只得暂时把编好的稿子搁下来；《中国青年》编辑部曾经怀疑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论文是否可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马列学院编辑中国革命报刊史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最近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也来信问：苏联对革命叛徒贝利亚的文章和照片统统烧掉，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
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为。[1]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泽东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曾对斯诺说：他在1920年听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引者）。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时，他们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是全党“错误的选择”。[2]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研究五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都举行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其中，针对以上情况，也提出了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将闻名的萧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3]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泽东深情地说：
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4]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及“不准翻案”，但其中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获中宣部、文化部奖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可见，此时已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念。
二 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5年12月1日，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刺杀。此案由于凶手和侦查凶手的人员很快被消灭，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时机，对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大审判、大清洗。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国内的，经过逼供信后，全部枪毙；原先已被驱逐出境、辗转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也被斯大林派去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联共的这个疯狂运动，当时在莫斯科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正、副代表的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回国）先后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延安的《解放》和武汉的《群众》及《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此说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虽未闹上法庭，却一直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5]
1930年代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叛徒”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此是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不同意的，但后来发生了转变。因为，在王明、康生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其中被呼吁的40个党派及团体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还发表“时评”，对陈独秀表示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7]但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解决了王明企图夺权的问题后，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提出质疑。笔者也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8]，进行论证。此事立即引起重视。1984年中宣部的13号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终于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进行了平反。
三 “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9]起，中共领导人及几乎所有大陆学者，都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蔡为适应斯大林和中共丑化陈独秀的需要，就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此，大陆学者都不再认真去读陈独秀文章的本意，而是因循讹传蔡和森的观点，故意不提陈独秀文章中紧接着还有另一句话：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即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十月革命。改革开放后，首先是大庆师专的贾立臣先生在主编《中国现代史》时，否定了关于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的论述是所谓“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认为陈“对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已做出了科学的预见，较之认定只有一种前途的观点是很大的进步”；“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预见，对推动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贡献”。[10]随后，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更明确地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11]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并以陈文中所述的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佐证，强调从来没有人说领导这个过渡的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
但是，由于政治压力和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贾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编修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笔者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提出疑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由此，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笔者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最终解体的历史教训和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奢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所以，陈独秀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这时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动摇的。直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论述。这时，陈独秀才变成上述批判中所称的地地道道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者”。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晚年也明确指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12]
改革开放后，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起初对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得很激烈。邓小平说，不争论这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先干起来再说，因此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四 新版毛选放弃了五项“反革命罪”的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下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这样，慑于党的纪律，没有人提出异议。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从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开始接触，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大多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2日，在上面的命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密封存。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被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暴露。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看到了这些档案，终于了解到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在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覆灭的历史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