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他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撰写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在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期间，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文章指出：在陈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日反国民党”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其为“反革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而言，这没有错，只是在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时成了教条主义，自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而且，从长远来看，陈独秀对中共政权的命运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观察。至于说陈反苏、反共产国际（主要是反斯大林），这倒是事实，但这种反对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预见，不能被定为所谓“罪名”。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两方面的强烈反响。学术界认为填补了一项空白，1983年纪念《历史研究》杂志社成立三十周年时，该文与其他8篇文章一起，获得《历史研究》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
但是，有关文件提出：“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因此很长时间不再发表有关陈独秀研究的文章。
因为“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所以，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0辑共632人中，没有陈独秀。而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并连任党的五届中央最高领导人。虽然时间不是最长，但连任届次是建党以来最多的。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两个内部发行刊物刊登陈独秀1934年在国民党狱中写的一组七绝诗《金粉泪》五十六首全文及手书墨迹影印和著名学者陈旭麓作的注释一事，也被说成“很不妥当的”。《中共党史资料》为此被迫做了检讨。而这五十六首诗的全部内容是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腐败、卖国、独裁罪行的，一点“反共”的色彩都没有。
与此同时，1984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的陈独秀文集也受到限制，最后只能以《陈独秀文章选编》之名“内部发行”。其他计划出版中的该书的补编以及陈独秀研究资料等，都因各种规定限制而被迫取消。
但是，学术界继续沿着求真求实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不仅再次全文收录了陈的《金粉泪》五十六首并作全面注释，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其中也收录了《金粉泪》五十六首，以及陈晚年的书信和文章。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包括《金粉泪》，并有详细注释。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中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以上传统观念给陈扣的十顶帽子。1994年，鉴于广大学者对“不能把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这一规定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所谓“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罪名，也不能成立。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陈独秀”的注释，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类的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13]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在当时情况下武装进攻大城市，“首先夺取一省或数个省的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极左路线，也不是什么“取消派”。虽然就党的体制和立场言，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提出并坚持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实属违纪，所以，执行党的纪律，把他开除出党，别人无权置喙，陈独秀对此也理直气壮地承认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说他是“反革命”。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这条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至于反共产国际的问题，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谓“反苏”，就是反斯大林，也是从反共产国际衍生出来的。原则上来说，“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都没有错。斯大林有那么多错误，甚至杀人如麻，不应该反对吗？他和共产国际对别国革命瞎指挥，不应该反对吗？陈独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深刻教训中体会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莫斯科遥控。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毛泽东也是这个观点，否则他也会成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剧人物。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中央还反复宣传这样一个观点：希望中苏战争快快爆发推动世界大战发生从而引发中国革命高潮早日到来。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并指出战争无论怎样爆发，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受害的都是中国老百姓。陈独秀的这种立场和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为“反党、反苏、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14]
五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之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打上了“汉奸”“反革命”的烙印。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15]
紧接其后就是上引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那些文字。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中共文件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汉奸”“反革命”。
当初王明、康生诬陷陈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也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上文已详述，早已被证明是诬陷。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20世纪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被否定。
正是在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年这一年，笔者应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此前一年已经完成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中国托派史》1994年在台湾出版）。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2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都派人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与“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放在一起的说法，做了注释：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16]
这条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这对于1942年已经逝世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对“陈独秀取消派和反革命”的最彻底的平反。因为当年说陈独秀是反革命的唯一根据就是他“与托派相结合”。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六 解铃还须系铃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联共对各国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虽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党”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加上了一个“苏联老大哥”。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真相始终未能揭开。所以，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17]
第二，如1957年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对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卡达尔所说的，从1927年以后，中共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需要苏联的援助；建国后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苏联援助和经验借鉴。为此，没有必要去得罪斯大林和苏联。[18]
第三，毛泽东还对卡达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为了国际斗争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斯大林的领袖形象。1963年在中苏大论战中，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也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相比之下，陈独秀的冤屈乃是一个小问题。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因此党内定了一个规矩，批判党史上的错误，只批判我党领导人，不批判共产国际，更不批判斯大林。谁违背这个规矩，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19]
第四，在1931年至1945年毛泽东革命路线战胜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莫斯科在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压制党内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满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第五，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之后，赫鲁晓夫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在当年的中共八大上也提出防止中共党内的个人迷信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他坚决维护斯大林的崇高地位，提出“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20]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斯大林，揭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真相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革命中，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等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时，陈独秀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解体，过去封存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年、1998年，这套档案中有关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立即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批档案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读到公开出版的这批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研究。
恰巧，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上的三大机会主义让步、汪陈宣言、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当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21]
随后，1999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由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7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则发表了笔者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监督下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转眼到了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中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也出版了很多党史著作。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摒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批、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提法，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22]
在民间，陈独秀研究也有广泛的基础和较大的影响。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学者成立了第一个陈独秀研究会，接着，安庆、合肥、上海也先后成立研究陈独秀的学术团体。他们分别于1989年（北京）、1992年（安庆）、1994年（江津）、1997年（上海）、1999年（北京）、2001年（温州）、2002年（南京）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还直接促成了日本陈独秀研究会的成立，并在东京召开了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一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陈独秀研究会在香港出版了3本反映目前陈独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陈独秀研究文集》，还从1993年开始，在缺乏经费的困难条件下，编辑出版了会刊，不仅提供大量珍贵史料，还使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得到及时交流。所有这些，大力推动了陈独秀冤假错案辩诬工作的开展，扩大了这项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
自然，要真正恢复陈独秀的历史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还相当激烈，有时甚至出现倒退。如有的党史论著还提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说法，在否定“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继续保留“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说明，陈独秀的“正名”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本文原载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世纪》，2002年9月，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修改）
* * *
[1] 《一份关于陈独秀的文件》，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期（1993），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内部资料，第4～5页。
[2]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第38、54页；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238页。
[3] 转引自《欧远方文选》，香港：语丝出版社，2002，第457页。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1984年3月19日。
[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第137～139页。
[7] 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8]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
[9]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1928年。
[10] 贾立臣主编《中国现代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87页。
[11]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东方学报》第62册，1990年3月，第547页。
[12]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38页。
[14] 参见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45～53页。
[1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70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976页。
[18] 参见《卡达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第173页。
[19] 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红旗》1963年第18期。
[20]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红旗》1963年第18期。
[21] 唐宝林：《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讨论会侧记》，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1999），第20页。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280页。
目录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一 早年传奇（1879～1905）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厌弃科举的“选学妖孽”
蒙了一个秀才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成“康党” 舌战群儒
学西学 转为“乱党”
初出茅庐 叱咤风云
何梅士、苏曼殊
创办《安徽俗话报》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信仰无政府主义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辛亥革命中一飞冲九天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以编辑为生 静待饿死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
文学革命中的“黄金搭档”
两位特殊的战友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培育一代“新青年”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爱国运动
明星如此闪烁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误入“列宁主义”
脱下西装和长袍 到工人中去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奠定中共基础工作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和建党活动
五 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接任共产党领导时的特殊心态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第一年的辉煌业绩
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与困惑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误解的消除
提携毛泽东
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与鲍罗廷的初次冲突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1922～1927）父子无情亦有情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国民党二大
中山舰事件
整理党务案
反对北伐风波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在汪、蒋之间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与瞿秋白的分歧
十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
起草《汪陈宣言》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不堪回忆武昌城”
关于执行国际执委七大路线的争斗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舔吮自己的伤口
文字学研究中苦度艰难岁月
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十三 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在党内正式组织反对派小组织
被开除出党
十四 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领导托陈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饱受莫斯科回国托派组织的排挤和打击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果断整顿无产者社 最终促使托派统一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走上了颠沛无尽的不归路
十五 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制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
托洛茨基的复杂表态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十六 在狱中（上·1932～1937）被捕
假作真来真亦假
审判
狱中斗争
冠盖云集的探监者
患难得真情
狱中的研究工作
《自传》之“瑰宝”与遗憾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狱中的特殊战斗和《金粉泪》的沧桑
十七 在狱中（下·1932～1937）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继续反极左 企图遥控托派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开除”陈独秀
思想转变的滥觞
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同时拒绝“回党三条件”
不舍托派观点 深陷书生议政误区
最后一次救国实践及其夭折
“汉奸事件”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对托派极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绪的回归
与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谊
十九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合作主义”
最后的思想辉煌
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开人世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
一 早年传奇（1879～1905）
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这一年阴历是兔年。后来的经历表明，陈这个生日，与两窝兔子有关，可以说“五兔闹人间”。与陈这只兔子同一年出生的还有与他同月出生而比他小19天的托洛茨基，比他大十个月的斯大林（斯大林出生为1878年12月6日，阳历与陈虽不是同一年，阴历却同为兔年）。这两个人决定了陈后半生的悲剧命运。斯大林更是直接制造了同年出生的陈、托这两只兔子的悲剧命运。同时，比陈大一轮出生的蔡元培、比陈小一轮出生的胡适，这两只兔子则扶助了陈前半生的喜剧命运，铸就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辉煌——新文化运动。围绕着陈传奇一生周围总共五只兔子的故事，也算是另一种巧合，另一种传奇。
陈独秀出生的怀宁，今称安庆。其实，当时怀宁又名安庆。自1760年起，安庆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所在地。所以，说陈生于安徽怀宁或安庆均可。
陈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后来，自己取名，用作化名、别名、笔名的，现已查明有四十几个，其中重要的有：独秀、众甫、CC生、三爱、陈仲、山民、只眼、王坦甫、致中、T.S.CHEN、撒翁、顽石、雪衣、三户、鳦儿、孔甲、明夷等。一个人，一生用那么多名字，这大概是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汉字文化和姓氏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表明经历的曲折和复杂。为什么不能始终用一个名字，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躲避文字狱，远的不说，就从秦始皇开始，哪朝哪代没有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中国文人，从这血迹斑斑的教训中，学会了用不断变化的化名、别名、笔名来掩护自己，希望既能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又能成为“漏网之鱼”。陈以上的CC生、三爱、王坦甫、致中之类，就属此类。二是为了明志和寓意，以上只眼、撒翁、顽石、雪衣、三户等，就属此类。这每一个名字中，都有一个深刻的故事。本书在以下这些名字出现时，再做交代。
关于陈这一支“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据“文化大革命”中陈家一名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和安徽史学家张湘炳先生的考证[1]：“陈”这一氏姓的始祖是虞舜的后裔——虞思。
唐朝时，这支正统的陈氏家族出了一个陈阔公，字伯宣，少有才名，在战乱之年，到庐山去访宦友马总，见庐山风光秀丽，不舍离去，便在庐山义门地区结舍居住下来。伯宣公就成为义门陈氏的始祖。
到陈阔公系下第十三世陈汝公这一房，分徙到安徽省怀宁县，最后在怀宁县棕阳门外金锭桥大江一带的柳林湾安家落户。这地方可能就是陈独秀《实庵自传》中所写的渌水乡。陈汝公可算是陈氏家族怀宁始祖的第一世始祖了。此后第19世就是陈独秀这一代。所以，章士钊说：“陈，怀宁旧家子，自幼读书有声。”[2]这陈家的确是个“怀宁旧家子”，已经在怀宁定居19个世代了。与陈一起共度过领导中共与托派两个风火岁月的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陈传》残稿中，曾提出陈家在怀宁“已有好多世代”，但说不正确。张湘炳先生正确列出了陈汝公到陈独秀再到其子共20世的世系表，可见其研究学问的功力不小。
出生于1901年的郑超麟对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颇有研究。他从陈自传中提供的少量文字中，探寻陈家的渊源，讲得头头是道。渌水乡在长江边，有江堤叫广济圩拦着江水。可是每年潮汛一来，常有水堤被冲毁的危险，全乡就会被水淹没。这样的旧家子，有一套严密的宗族制度。乡里设有陈家祠堂，订有族规，推选出族长管理全族事务。为族长办事的名为“户差”，执行族长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时还有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是专门利用神鬼迷信骗钱的。陈说：“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奇怪的是，“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3]陈将母亲这种既不信任他，又很恭敬地款待他的做法，说成是“优容奸恶”。其实表明当时这种迷信习惯势力之强大，明白人也不得不违心顺从之。后来在写自传时，他才明白，这种现象虽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却普遍地存在，连他这个硬汉有时也不能免。大革命中，他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路线，多次听从国际命令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于共产党致命的让步。这表明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陈把这说成母亲性格的“遗传”，似乎有点道理，但也是简单化了。陈说：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4]
说陈的话“简单化”，因为这种情况还发生在许多没有母亲遗传的人身上。这大概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吧。
族长权力之大，可以令户差逮捕族里犯了族规的子孙到祠堂受处罚，直到处死。自然，族长也要领导大家兴办种种公益事业，如赈济救灾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不用说，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贵族地主。陈自传说：“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所以，族长实际是当地的统治者。朝廷如果在当地设官，如乡长、村长之类，不是由他们来担任，也是由他们来操纵。这种制度，一直到陈这一家迁徙到城内还有影响。
陈氏家族这样变迁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缓慢地变化。随着城市的兴起，乡村里的人，有些人家就迁居到城市里来。进城的，除了城市的催生婆和商人外，多半是乡村中富裕的地主、富农，此外就是教书的、做手艺的，吃衙门饭的，等等。陈这一房，是什么时候、什么因由、以什么身份进城的，已难以考察，但是，宗谱上记载到陈父亲陈衍中一代，已经“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说明已有十二代没有当过官了，而主要以教书为业。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关于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陈本人在1937年发表的《实庵自传》中说的一句话引起的。陈在自传中详论了科举制度在旧社会的重大作用后说：“我们这一家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
于是，不少学者（包括笔者以前的论著）在写陈出生在什么样人家时，都说他出生于“小户人家”。其实不然，陈说的是“本是个小户人家”，因为在科举为上的社会中，衡量一家是大还是小，唯一标准是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得到功名。而他家在父亲辈以前，虽“十二世业儒”，却未得一个功名，所以是被绅士们“瞧不起的”。但陈出世以前，陈家这种“小户人家”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他的父亲陈衍中曾考中秀才，叔父陈衍庶（字昔凡，又名庶）在23岁时还中了举，之后就官运亨通，先考取誊录馆，议叙后补知县，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被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荐直隶州用。后调往盛京（即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将军裕禄赏识，奏留奉天（今辽宁），署奉天府军粮同知，历任怀德、柳河等地知县。据《怀宁县志》记载，他为官很有才干，以柳河署为例，“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无弊”。在一次赈灾放粮活动中，“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陈衍庶有很高深的文化修养，特别在书画方面造诣更深。著名画家黄宾虹把他与清末安徽的名画家放在一起，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独秀受了这种家族传统的影响，一生除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之外，在书画和文字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陈衍庶还是一个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在升官发财之后，他就开始收藏、经营书画古玩业，在沈阳、北京曾开设有古玩店。北京的店，就在中外著名的古玩街琉璃厂，店名“崇古斋”。所以，陈独秀出生时，陈家已经成为官宦世家。对这一点，凡是与陈交往很深的朋友，都了解。1942年，陈逝世后，郑超麟应陈的终身至交汪孟邹的提议撰写《陈传》。郑拟出的提纲中，根据陈的自传，有一句“陈出生于小户人家”，汪看后很不以为然。胡适明确说“他家是所谓大世家”。[5]章士钊说：“陈独秀，怀宁世家子，自幼读书有声。”[6]王森然说：陈“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误，应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资丰厚，为安徽怀宁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厂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华胄公子也”。[7]
陈家虽然“十二世业儒”，但在陈衍庶当官以前，由于家贫，都是自家人课授后辈。陈衍庶虽然比其兄陈衍中才小三岁，但从小却在其兄的教导下读书。据《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先是太恭人（即陈祖母劳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为虑，象五承母志，训诲季弟，无微不至。距太恭人丧不数年，昔凡举于乡矣，而象五之心始慰。”一个秀才哥哥教出一个举人弟弟（陈独秀也曾在其兄课读下考取秀才），可见手足情深。所以，陈独秀不满二周岁丧父后，立即立嗣给陈衍庶。独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实际上为陈衍庶所养育，特别是经济上。陈衍庶在东北为官期间，一度还把陈带在身边，曾教陈练过字，干过一些文案工作。陈后来一手好书法，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