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说陈家是“大世家”是指他家是巨富。1925年秋，陈领导的五卅运动进入尾声时，受到沉重打击的英国，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勃劳顿尤其同情中国人民，来到上海访问，在拜见陈时问道：“国内外报纸尝载陈家拥巨资，确有其事乎！”陈幽默地指着隔壁一间屋子说：“吾之财产，全此乎矣。”而隔壁所藏却是党中央的文件。[8]其实，在陈独秀出生前后，陈家的经济状况有一个由穷到富又到破产的过程。陈家到陈独秀祖父、父亲这两代时，还很穷，《宗谱》上说，在他父亲青年时期，甚至穷到“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主要靠祖母做女红来维持。直到陈衍庶中举、当官后，才慢慢发达起来。所以，陈出生时，陈家可算是个小康之家。
后来，陈家果真成为大富，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时，陈衍庶正好在东北做官，战场正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当时战争双方都需要马匹等物资，一些商人便从蒙古一带贩运马匹等到战区，陈衍庶就乘机抽牲口税。这种特殊税收不入国库，而是收入他自己的腰包，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以后，他用这些钱置地、盖房、开店做生意。据统计，最盛时，陈家家产总计达6万元左右。其中有奉天彰武县的土地200亩；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余亩；奉天和北京的两家古玩店；安庆有两处房产：一处在四牌楼附近，10家铺面房，每月租金可收200元左右。一处在南水关，花园式自住用房19间，加出租平房8间。[9]所以，中国第一个为陈作传的王森然，说他家是“安徽怀宁大地主”，说陈幼年时是“华胄公子”。
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底，陈家就破产了。原来，1909年，陈衍庶辞职归乡时，曾到浙江探望老友、拜把子兄弟曾子固。此人乃是他的东北前任州知府，这时升任浙江巡抚。在他的撮合下，曾子固作为官保，陈衍庶以浙江益大公司的名义与上海怡德洋行签订了一项大豆交易合同：英方出定金沪银71280两，由陈以财产契约为抵押，在东北为英商代购3万吨大豆；而英商不得在东北自行收购大豆。陈以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却不知其做官可以，做生意不行，特别不是老奸巨猾的英商的对手。签约后不久，他与曾就发现，英商违约抢先在东北大量收购大豆，造成价格猛然上涨。陈若按约交售大豆，必大大亏损。于是，陈、曾二人按约向政府提出诉讼，取消合同，交还了那笔预付款。陈、曾官司赢了，然而，在办理除约退金手续时，英商与姚买办欺侮陈、曾不识外文，搞欺诈舞弊，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到1912年，耍无赖的英商竟然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反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勒令益大公司东人，将原付定银清还”。[10]查阅字据，陈、曾有口难辩。于是，陈一病不起。
问题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陈独秀自己却不以这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为荣，更拒绝享受这个家世提供的庇荫，一生过着清贫险恶的生活。上述胡适在北大的讲演说（当时陈被国民党关在监狱中）：“有一次他（陈）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即琉璃厂的古玩店——引者）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所以，陈独秀后来多次宣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还把这句话作为他两章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接受这个家庭出身，这就要说到本传主人公的特殊品性了。这个家庭的品位与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产物。所以，它把“忠”“孝”视为最高准则。“忠”即无条件地拥护统治者，特别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陈衍庶，对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则无条件地听从家长的意志，特别在事业和婚姻问题上。而陈是个天生“不忠不孝”的“乱臣逆子”。他一生坚决要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在事业和婚姻问题上，陈更是离经叛道了。事业上，如上所述，他母亲和陈衍庶曾对他寄予厚望，走仕途，升官发财。他却偏偏厌弃科举，当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在婚姻上，竟然在与元配保持夫妻关系的情况下，与小姨子双宿双飞，在封建家长眼中，简直是“乱伦”。于是，陈衍庶就与陈脱离了关系，并把其与小姨子轰出家门。胡适甚至说陈不仅参加政治革命，还“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11]在这种情况下，陈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所谓的父亲了。幸亏他的亲生父亲去世得早，否则也会被陈活活气煞。就这样，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来了。
厌弃科举的“选学妖孽”
陈独秀可以拒绝家庭出身，但是摆脱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在陈这个特殊的孩子身上，产生了各种奇特的效应，影响了他的一生。观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到，人对教育的传授，一般采取两种模式：正面承受与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单纯的继承，即所谓“听话”，“顺者为孝”，当“驯服工具”，一般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没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继承上有所发扬，才可能成为杰出人物。后者的逆反承受，若无理性指导，必成为罪犯一样的破坏者；若顺应时代突变和飞跃发展的潮流，则可成为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人。陈从小就是这样的逆反承受者，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保持着这样的品性。胡适曾送他一个“终身反对派”的诨号，他竟然乐意接受。在中国或世界上，很少有陈这样彻底的逆反承受者。既然是逆反，为什么还承受呢？二者岂不矛盾。不，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真如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承受着社会的某些传统，而陈这样的人，却同时又以敏锐而挑剔的眼光，激烈反对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传统。
不用说，逆反的承受者因为要自己动脑子，找出种种反对旧传统的理由，绘出新世界的蓝图，一般都是比较聪明的孩子。
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传统就是“科举”。陈家“十二世业儒”得以存在而不败，也是有赖于这个传统支撑的。陈在上述自传中，对这一点有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独生子恭维他将来，“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独生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八十个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主榜上无名，回家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又是在“十二世业儒，功名未显”的家庭里，陈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就可想而知了。他的自传中说，从六岁开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他身边的三个亲人：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六岁到八九岁，由祖父亲自教他读书。关于这个祖父，他说：“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可是，这位饱经风霜，一生不富，官运也不通的封建传统的笃信者，晚年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陈独秀身上。尤其是因为看到小孙子比大孙子聪明，对陈独秀更是心切而严狠。“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陈这里说的是，祖父一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又动不动进行体罚——打板子。要求太高，当然达不到；达不到，就狠狠地打；而你越是狠打，我越是不好好读，以至有些该背的书也背不出来了。如此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当然这条小性命就难保了。好在祖父也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受害者——受不住这样的气。陈说：“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12]同时，在背后，他又对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成蛇。”[13]
现在看来，这位老爷子只说对了一半。陈在自传中说：“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就是说他没有成蛇。而对于“家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他岂止是“龙”，而是偷天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那样的伟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陈家、中国的命运。
陈独秀与祖父的关系弄得如此紧张，母亲的软功——眼泪就出来起作用了。陈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很了不起，陈对她十分敬爱。他在自传中说：“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所以，当祖父生气骂孙子“真是家门不幸”时，他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他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儿子揩眼泪，一面责备道：“你这孩子，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1937年，陈独秀59岁时写这篇自传时还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实际上，母亲的眼泪只有在祖父的板子陪衬时，才显示出这样神奇的功能。这也算是“刚柔相济”吧。
不能说这时陈独秀对祖父的对抗是针对科举制度的，除了根本达不到祖父不切实际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外，主要是儿童的兴趣，他不喜欢这种枯燥乏味的书和死记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这样在这种逆反承受的启蒙教育中，陈度过了三四个春秋。祖父在世的时候，陈独秀不适应，也得忍受着；祖父去世后，情况相反了，连续请了几个塾师，陈独秀都“大不满意”，辞掉了。当时的陈独秀，虽然还是个孩子，却由于他过分地聪明、反抗、倔强、淘气、刁钻古怪，一点也不老实，活像一个解除了紧箍咒的孙悟空，那些书塾老师自然对他没有办法。陈在自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族里的阴差又到他家来。一进门就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着胡话，说阴间祖宗叫他来要纸钱和银锭……陈独秀就约了十几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着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便回到阳间来，闭着眼睛问道：
“这边有了火烛了吧？”
“是的。”
“这说得不错吧，我在那边就知道了！”
陈独秀就在旁边弯着腰，缩着脖，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
看得出来，那时的陈独秀，这类促狭的事一定做了不少，自然也饶不了那些令他“大不满意”的塾师们。这回，被邻居们称为“女丈夫”的母亲也没有办法了。到陈独秀十二三岁时，由大儿子来教小儿子读书。可是，这位被陈称为“阿弥陀佛”的大哥陈孟吉，老实厚道、善良顺从，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孝悌”的标准，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弟弟那样的才气，对弟弟更是没有办法，又不得违抗母亲的重托和严命，于是，老好人的他只得顺着弟弟的性子来。陈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
陈独秀十七岁时，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他说：“考期已近了，你也该看看八股文章罢！”他勉强答应，表面上是在听大哥的讲解应考的文章，心里还是想着《昭明文选》……厚道的大哥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陈的自传中这样说：“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来的。”
陈独秀不喜欢四书五经八股文，而喜欢《昭明文选》。此书内容活泼、文字清新，思想比较自由，不像四书五经、《左传》和束缚思想自由的八股文那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昭明文选》也在受批判之列，“选学”被斥为“妖孽”，所以陈独秀后来就自谑少年时期是“选学妖孽”。同时，为了应付考试，哥哥还辅导陈独秀读了金黄与袁枚的制艺。总之，在祖父启蒙教育的基础上，在成年（考秀才）前的四五年中，即人生汲取知识最重要的年代，陈独秀在哥哥的帮助下，打下了坚实雄厚的旧学基础，尽管陈不喜欢四书五经，由于逆反承受的法则威力，反而使他比一般人学得更深刻，尤其在书法、诗词、文字学以及对诸子百家的研究等方面，后来其造诣之深，可以与同时代一流学者相比。因此，陈对哥哥的感情十分深厚。他说：“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感情。”陈孟吉于1908年因肺病死在沈阳。陈独秀长途奔丧到沈，抱其遗骨归葬故里。当时他特地写了一首五言长诗《述哀》，表示对兄长的深切缅怀之情。他的自序中说：“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季秋之初，迭获凶电，兄以肺疾，客死关东，仓猝北渡，载骨南还，悲怀郁结，发为咏歌，情促辞拙，不鬯所怀，聊写哀曲，敢告友生。”诗中用“青灯课我读，文采励先鞭”，缅怀兄长对他的辛勤教诲。
蒙了一个秀才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也像历史一样，充满着这种神奇的偶然性。按那时的规定，十七岁的陈独秀，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秀才了。以他对八股文和考试的态度，可想而知，不会考出好成绩的。因此，县试、府试都是勉强通过。到院试时，宗师出了一道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是科举考试中的截搭题，即是截取《孟子·答梁惠王》中的两句话中的各半句接搭起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在这方面做一篇好文章，对于陈来说不会是很难的。可是，陈偏偏在这关系到个人命运的第一个关口，别人都认真对付也唯恐不好通过的时候，他却开玩笑似的胡来了一下：“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鱼虫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回家后，他把文章稿子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
不料，“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
就这样，陈独秀蒙了一个秀才。陈一生有许多奇迹，这可算是第一次。用“不通的文章”“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蒙了一个秀才，这是陈自己说的。他还用哥哥的反应来旁证那篇文章的确“不通”。但是，有的学者如冯建辉教授认为这是“对陈的很大的误解”。因为“截搭题”是用以考查学生对四书五经的熟悉情况（即知识面），以及巧妙的构思能力和发挥议论的能力。陈能够考中秀才，说明他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并且思路敏捷，议论上乘。陈后来反对八股文正是“杀回马枪”，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深刻有力。[14]
冯教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些误解。第一，说他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了一个秀才，并不抹杀他“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实际水平。因为他是故意用“不通的文章”戏弄“不通的宗师”，并不代表他的实际水平。第二，陈说他那篇文章“不通”，一是可能晚年写自传时的自谦，二是按当时正统的标准来衡量的。而考试成绩的好坏，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往往因判卷的老师不同而不同。看陈那篇文章的宗师肯定不是被这篇文章“蒙住了”，糊里糊涂给了第一名的。陈说：“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说明事后，这位宗师认真琢磨了陈独秀的这份考卷，随后给了他第一名。这里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宗师从这份考卷中的确如冯教授所说的看出了考生“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实际水平。二是宗师也与陈一样，不喜欢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中死读书、读死书，而喜欢《昭明文选》《康熙字典》，博览群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总之，世界上的事，有些只能见仁见智，是不必非求统一的。说这位“山东大个儿李宗师”是第一个发现陈独秀是千里马的伯乐，也未尝不可。
没有爱情的婚姻
陈第一次考试，就得中秀才，立即在亲友邻舍中引起轰动，特别是一些被认为“眼皮子浅”、看不起陈家的人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还造出许多神话来。说陈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安庆的标志性建筑）是陈家祖坟前的一支笔，还说陈独秀出生前夜，他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说：“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这位新秀才，争先恐后地托人上门说媒。母亲因此“大乐而特乐”。
那时年轻人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连陈这样有主见而倔强的青年，也对这个陌生的领域，不知所措，最后听从母亲和叔父兼嗣父的陈衍庶之命，与安庆府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登科原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托福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竟与陈衍庶同科考中举人，后又在镇压太平军时，立有军功，清廷曾赏赐黄马褂，且给以世爵，清末做过南宿州的游击（统带绿营兵的将军，职位次于参将），继又任安庆统领，后升至副将，家有四千多亩土地。这安庆大将军竟看上陈独秀，实令陈诚惶诚恐。于是，陈独秀在两亲家的抬举下，稀里糊涂地娶了一个与自己人生态度、性格兴趣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妻子——高大众。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大众是她的乳名。不少学者说她正名高晓岚，张湘炳先生指出：“当今史学界以大众名晓岚，其实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人。笔者曾对此作过深入调查和考证。查得霍邱确有个晓岚，也是一家富门望族，但与高家毫无干系，霍邱县志载她，1907年尚在美国留学。”[15]其实，她的三儿子陈松年多次受访问时说过：“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16]陈氏宗谱上也没有。不知道什么人给她取了一个“晓岚”这个名字，后来就流传开来，并列入所谓陈家“世系表”。[17]其实，陈松年的说法是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的。中国旧式女子都没有名字，在娘家时，在姓后面加一个氏，她即为“高氏”，嫁到夫家后，应称为“陈高氏”。所以，乳名“大众”倒可能真实。为了叙述的方便，暂时以此呼之。她的同父异母之妹，因为在北京师范学习过，所以取名高君曼。
大众比陈大两岁，由于年幼丧母，受继母亓氏虐待，在家中处于奴婢地位，只能穿布衣，吃粗饭，干重活，当丫鬟使唤。高登科常年在外，后来知道大众的处境后，由于自己童年时期也有类似经历，十分同情女儿的遭遇，于是严斥亓氏一顿，把大众带在身边，亲自教养。然而，一是忙于军务，二是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也没有怎样特殊地教育。因此，大众长大后，成了一个目不识丁、三从四德的典型的旧式女子。但是，大众十分勤劳朴素。据她的侄媳妇邬兰芳回忆：“她个条很高，总是穿着长长的大襟褂子，老蓝布的或是由洋蓝布做的，长裤的裤管用小绳子扎紧着，是一双小脚。我没有看见她穿过鲜艳的衣服。”陈的早期至友潘赞化说：她思想“完全旧式的，与陈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而陈是一个性情中人，思想距离导致感情不融洽，“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嘴”。[18]大众特别不支持陈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其实这是一个妻子的普通要求，只是这种要求对陈而言，太难以忍受了。陈这时已经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小小的家庭，岂能笼住这只雄鹰。因此，他也不妥协，再加上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这是陈后来浪漫情史的根源。而高大众却只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因此，陈婚后不久写的批判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特别深切感人：
夫妇乃人伦之首，为人间第一件要紧的勾当，若无夫妇，便没有世界。偏偏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原来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若是配得两下里都还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样不合式，便终身难以和睦，生出多少参差，闹出许多新鲜的笑话儿来……男女婚姻，乃终身大事，就是这样糊涂办法，天下做老子娘的，岂不坑害了多少好儿女吗……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19]
为此，他提议，对于不合情理的婚姻，男女双方有离婚和再婚的自由，并深刻认为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增进人类幸福；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
在这个问题上，陈给予妇女更大的同情，因为妇女是封建传统观念最大的受害者，他说：“我们中国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等的事吗？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我们中国还有一样坏风俗，说起来更是可恶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续弦，人人不以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若是夫妻恩爱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这也是她的恋爱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这本是不通的话。但是，她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旌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陈这时以“三爱”的笔名，写了三篇《婚姻》文章，涉及说媒、婚礼、婚后生活等有关婚姻爱情的广泛领域，对于封建的婚姻传统观念和习俗，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至今还是这个领域的好文章，并不失为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深刻之作。可见，从1897年稀里糊涂地接受旧式婚姻而结婚，到这时（1904年）写这三篇文章，这七年中，他对男婚女嫁问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做了广泛的调查和思考。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想通想透了，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再也无所顾忌，成为一个彻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世俗者瞠目结舌的事情来。但当时的社会毕竟在封建伦理的桎梏中，所以，他的妻子（包括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却不得不忍受封建传统及他的乖张行为带来的双重苦难。
成“康党” 舌战群儒
1897年8月，在陈独秀与高大众订婚以后，陈到南京参加乡试，若考中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回，该应着那句“有意栽花花不发”半句话了。本来，陈独秀是做了准备，希望中举的，倒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指进京考进士——引者）”。为此，在中举人后约一年的时间里，“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而且，对他这第一次离家远行去考试，全家着实是隆重安排了一番，竟有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同行，对他来说颇有一种保驾护航、保送考中的架势。
但是，这次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他，他落榜了。奇怪的是，他非但不沮丧，反而有一种解放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为了应付母命，十年寒窗，读那自己不喜欢的四书五经和练八股文的苦日子，现在终于结束了。他的思想可以冲出牢笼了。他自述：“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说明他并不把读经书、写八股当作“正经学问”，但是，十年来，他又不得不受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现在他多么希望能迅速摆脱这种束缚，到他认为“正经学问”的广阔天地里去自由飞翔。此其一。
其二，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往往把考试视为“灾难”。尤其是科举考试，因为如果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被迫服从他人之意来答题，还要遵守那些严格的规则，对于少年陈独秀来说，对考试不仅厌恶，更是害怕。请看他在自传中对这次灾难的回顾：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考场了。我背着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在写此自传时，正在狱中，过去他也坐过几次牢，从来没有见他讲述过在狱中生活如何难受到这种地步，可见这考试的“灾难”在他心目中留下多么难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还把这次科考落榜当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在考场上，看到一个徐州来的大胖子考生，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本来对科举制度没有好感的陈独秀，对这个怪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可见，他事先做的考试准备，根本没有发挥出来，思想完全开了小差，怎么能考中？可他却说这次乡试，“不料其结果对于我意外有益”：“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想到这里，他已经顾不及“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的事了。
实际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战败的刺激和维新思想的启蒙，在乡试前，就已不再把个人与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关注国家命运了。他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时说：
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出呢。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20]
这里说的思想启蒙，如以上他自述所指，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时务报》的影响。这份正好在陈参加科举考试的1896年8月9日创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报纸，在当时发行量达万余份，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特别在陈独秀所在的江淮地区。当时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21]顽固派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22]特别是主编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变法思想，批判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是伪造的文献，以激情洋溢的笔调，阐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又以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完全适应当时初次接触和渴望新事物的知识分子心理，从思想和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这样的思想和文章，自然得到自小就讨厌四书五经、八股文的陈独秀的喜爱。所以，乡试结束后，陈即与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等维新派人士交往，宣传康梁派维新主张，“谈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3]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等“一辈后生小子”，当时舌战群儒，是多么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用说，当时的保守势力是强大的，但在气势上，他们却害怕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于是，陈等人就被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24]
就这样，陈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觉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实际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选择，他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拥护者。
陈独秀这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充分地表现在迄今发现的他的第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中。
书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当时中国已被瓜分、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惜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
为此，作者采用旧有资料、旅行者的记述和外国人的一些论述，写了这部著作，略述长江（当时称扬子江）沿江形势，提出各处重要地段军事设防意见，供清政府参考，以“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
该著从四川上游开始，到东海出口，围绕长寿、荆州、岳州（今岳阳）、武汉、九江与南昌、三山（小孤山、马当山、金鸡山）、安庆、芜湖、金陵（南京）、镇江、吴淞口等十几个要镇为中心，详细叙述了万里扬子江各个江段的地形地貌、水文交通（如江水迂回曲折的流向、水中流沙的运动、潮汐规律与江水涸涨等）、军事教训、历史变故等种种情况，有针对性地、十分具体地提出一系列如何加强军事设防的意见（如何处可凭险而据，“一人守御，万夫莫伐”；何处平坦，需驻重兵；何处可“恃水为防”，需开浚江道；何处需利用高点架设炮台；何处潮汛莫测舟过需谨慎；何处地势隐藏可泊战船；等等）。从文中注释看，这些设防意见还是粗略的，同时，作者还有一篇《扬子江筹防刍议》，至今还未发现。
这部石刻竖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撰于光绪丁酉（即1897年）冬，并在文末特别注明：“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如果没有如此明确的署名、时间及注识，我们很难想象这部资料如此详尽、专业知识如此高深、思想如此深刻、眼界如此高远的军事著作，竟然出自几个月前南京乡试时还没有出过家门、一直读四书五经再加一点《昭明文选》的十八岁的年轻人之手。设想他乡试后亲自沿扬子江从头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乡试后，的确在南京安庆之间中外书报广泛传播的新知识海洋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采摘着，咀嚼着，最后形成这篇至今仍不失有参考价值的军事名著。由此也足显他的天赋之高。
有学者认为，对陈独秀写这篇著作有直接影响的是当时两本日本人写的关于扬子江的书：林繁撰写、汪国屏翻译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国府犀东撰写、汤钊翻译的《最近扬子江之大势》。[25]前书共分四编，第一编“序论”三章的标题是：“沿岸繁盛之情况”“航路”“沿岸之铁道线”；第二编标题是：“就富源上所见之扬子江”；第三编标题是：“就兵备上所见之扬子江”；第四编标题是：“结论”。后书共六章：“航行水程”“沿岸产业之概况”“沿岸之诸港”“长江之汽船”等。可见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对扬子江沿岸形势叙述的资料，不少来自此二书。而对于列强侵吞中国的危亡之“杞忧”，并从加强扬子江的防务着手挽救此危的爱国主义心绪，则可能是受了林繁作其书意图的刺激，并与这两本书的译者序言相呼应的。
日本法学士林繁在其“序论”中明白写出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的贪婪心态后，竟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写这本书的意图也是效法于他们的：“呜呼！国于东亚万里之外者，其情尚如此，况吾日本界处东洋，与之仅隔一衣带水，而今乃如睹对岸火灾，视为不甚干己之事，岂不深足怪哉。故余不敢辞撰述之势，而作是编，亦欲我日本人之耳目，与欧人同一视听已。”
中国译者汪国屏则在序言中说：“萧何收秦图籍而定汉业，读史者皆服其此举之智矣。呜呼！庸讵知今日他国之为萧何者，如林如雨，而吾华无远近大小，皆在其所收图籍之中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他国之智于知我，而我华人而不惟不知彼，且竟然不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并他人所知之我，而己亦不知之矣。呜呼！是何待战而徒败？”汪国屏指出，这种不自知的情况，使吾华“自落于印度、埃及之窠而后已”。为此他“惧吾华人将千秋万岁终无有自知之一日，虽或知之，终无有自立之一日也，因亟取日本林君扬子江一书而译之，使吾国人见他国萧何之智能焉”。
汤钊在序言中的抱忧更是深沉。他在论述扬子江对于中华民族犹如“呼吸血管”和“生命”后指出：“浩浩乎，扬子江之河流乎，主吾国者宜如何宝之也？而乃百务废弛，国政萎靡，行政理财诸大道，曾不知所措理之。呜呼，土地不能自治，财权不能自振，外人焉得而不觊觎之。自甲午以来，欧人之注意于吾国，欲择肥而噬之者，莫不经营方略，立说陈词，殷殷岂堪于扬子江畔，谋广植范围之势力矣。噫，如此国土，如此富源，如此繁庶之人民，如此膏腴之土壤，己不能治，而人欲治之，己不能谋，而人代谋之。遂举数千年之古国，黄帝之子孙，而为之轭之塞之沦陷之，为他人掣其项，绝其生机矣。前途茫茫，岂堪问乎！”写到此，他深深地感叹：“山河如昨，陨泣新亭，卧榻嚣然，任人鼾睡，我国民岂能超然乎！”
陈独秀则即在他的著作末尾呼应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在南京
陈独秀在文中说他“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并参考了曾国藩、胡林翼“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即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供清政府防内乱，御外侮之用。在表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了维护清政府、鼓吹改良主义的立场。
存在决定意识，陈独秀当时的这种思想立场，是完全符合历史状况的。当时是康梁维新主义思潮上升时期，连孙中山也曾向李鸿章投书，主张变法自强。同时，他的祖辈和父辈，也都参加了镇压被称为“长毛造反”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把曾国藩、胡林翼视为为国除奸的英雄。
陈独秀此著虽是传统的石印本，印数有限，却在当时的书店出售过，并且还有一定的影响。据程演生说，他在旧书店看见过陈独秀的这本书，“后面有批语，说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学的话。是一个老辈的口气”。[26]
学西学 转为“乱党”
陈独秀在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落榜以后直到1901年10月之间的历史，由于资料不多，情况不清。国内外多部论著[27]都认为陈独秀在1898年曾入学杭州求是书院，在此，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但根据何在，均无考证。后来，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励学译编》第一期上，发现了两条关于“陈仲甫先生”的讯息，很有价值：一条是在该志所载各代售处中，有“安庆，南门内名利栈隔壁陈仲甫先生”一处；一条是为该志“助资诸君姓氏”名单中，有“陈仲甫先生捐银三元”的记载。
这两条讯息，说明陈独秀当时与《励学译编》杂志关系密切，并且可以折射出陈怎样由儒学转向西学、由封建主义士大夫转向民主主义者初期的状况。他自己说过：“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读西学者，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28]而不久，他成了“欧文西学”的狂热崇拜者和实践者。这份《励学译编》乃是最早对他影响的刊物。这就涉及《励学译编》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编译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励学译编》是我国20世纪初最早的启蒙杂志（月刊）之一，在苏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设的“励学译社”主办。以“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为方针，分期译载新学图书，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后，有些有识之士逐渐感到中国的落后，开始有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觉悟。于是，开学馆，学外文，出外留学，译介西学论著，逐渐流行起来。自然，这些事，开始时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进行的，民间是没有条件的，而且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最早从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着手。从时间上来说，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随着洋务派主持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介绍和学习自然科学的工作，开始受到重视，逐渐发展起来。1862年，主持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奏准在北京设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文字。但是，该馆设立之初，并无学习自然科学的课程，只是给开设学堂学习外国知识创了一个先例。然后，主要在上海和广州这类学堂逐渐地多起来，教师大部聘用外国人担任，开设英文、法文、物理、化学、电学、矿学、医学、天文、地理等课程。中日甲午战争后，改良派认为日本所以战胜中国，首先是日本遍设各类学校，技艺先进，人才众多。他们要求政府积极提倡设立新式学堂，并学习德国、日本的经验，光绪皇帝特下明诏，命令全国各省、府、县、乡，一律兴办学堂。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学高潮。虽然1898年的维新运动是失败了，但向西方和日本寻求救国方案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重点迅速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移，一时，译介西方新思潮在爱国知识分子中成为时髦和渴望。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成立公开的翻译出版机构“译书公会”，声明其章程为“以采译泰西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等地，购买关于政治、教育、法律、天文、商务、军事等方面的新书，次第译出，每周汇订成《译书公会报》，精印发行，并汇译当时各国报纸如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勒当报》、德国《东方报》、美国《自立报》等内容，辅以编者和译者的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