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受了上海“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的影响和启发，江苏吴县的汪郁年、包清柱、祝天龄、顾培基等人，同年夏，在苏州城里亦成立“励志会”，研习英、法、日语和外国学问。隔年戊戌变法时，他们又议设蒙学学堂，旁及阅报藏书会（图书馆）。后来，变法失败，同志星散，游学而去他省。1900年夏，这些人倦游归苏，复聚集在一起。恰逢北方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进京，国事迫在眉睫，于是他们相商译书办刊物事，准备“人译一书，月出一编，以质海内”。这是《励学译编》创刊号上《励学译社缘起》一文中说的他们筹备的过程。进而，声明他们的宗旨是：“日本之盛也，其书足以资我，其学足以师我”；而其始也，只是二三学人翻译西学图书，并且锲而不舍，以至译学大昌。今日同社学之，持之以恒，他日“民智赖以疏通乎，世变赖以挽救乎，未可知也。同社勉之矣”。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在1901年4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创刊号上刊出的安庆代售处联系人和捐银者名单中的陈独秀，在1898年9月后与励志会同人游学各省时相识，1900年《励学译编》筹备时，给陈独秀通了信，请其允设代售处，陈还愿捐银三元。而对他们仿日本、传西学、疏民智、挽国亡的做法和宗旨，陈独秀是完全赞同的。只是陈的外文还没学，不能参加而已。而且，从《励学译编》所载的“本社译人办事诸君姓氏”及代售处名单中，该志联络之人及地区相当广泛，除了苏州、安庆外，还有上海、无锡、杭州、南昌、南京、江阴、日本等处。这些地方中，日本留学生与励志译社及《励学译编》的关系最密切，因此也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据励学译社成员包天笑回忆：“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委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栋、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政法的。”在创办《励学译编》时，“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29]
实际上，这里提到的杨廷栋、周祖培等留日学生，与苏州的励志译社互为影响、互相支持，做着同样的工作。原来，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有一个“励志会”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是一个联谊性组织。但是，由于国难频频，政治热情也很高，经常探讨中国衰弱的原因和变革转强的出路。于是，在苏州《励学译编》创刊前四个月的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为江苏人的杨廷栋、周祖培等人，就创刊了《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常识，设有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很受留学生和国内先进分子的欢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日本留学生中，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的《译书汇编》，其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被称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日本的这些江苏留学生当时都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们边学边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学说著作翻译过来（如杨廷栋译的卢梭《民约论》，此外他们还译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正好适应了留学生追求学习西方先进思潮的需要。而苏州《励学译编》与他们不仅有通信联系，还有业务联系，所刊译著大半译自日文，而且转载《译书汇编》上的文章。《励学译编》在东京的代售处就是《译书汇编》发行所，同时，《励学译编》还刊出代售《译书汇编》的广告。苏州吴县人周祖培不久回国后，参加了励学译社工作。
安庆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这几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并足以否定多数学者所定的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接受西学的说法，实际情况是陈独秀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后来留学日本期间。由于大战和大地震等原因，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都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等等，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某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文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的精神表现，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与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这也是与他留学的目的是寻找救国的方案而不是学一门专业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1898年，在参加南京乡试后回安庆、与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并在各种新书报中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陈独秀，与游学各省到此的苏州励学译社的成员相识。然后，随嗣父陈衍庶到东北，住了一段时间。昔凡善长诗赋、书法和绘画，并酷爱收藏书画古玩。聪明而爱好不同的独秀在这里受到熏陶，文化修养得到进一步提高。[30]
次年，兄弟俩得到母亲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陈后来悼念兄长诗中，有一句说：“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这里的“南奔历险”，有人说是在途中遇到东北的土匪“红胡子”劫财，要杀。后来知道他是陈衍庶的儿子。不仅归还财物，还护送他俩入关；孙伯醇还说：陈衍庶为奉天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陈予以相救，并招安。[31]查张和陈的历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张作霖被招安收编是在三年以后的1902年。当时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韫，不是陈衍庶。从《怀宁县志》记载，这时的陈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级的“新民府擢道员”。由于如前所述他在东北任职期间，“悉得民隐”。对此，当时红胡子张作霖也表示钦佩，所以放了陈独秀弟兄俩。这个解释似乎更符合实际。
弟兄俩“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可惜未能“骨肉全”——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是当时陈独秀心目中最敬爱最眷恋的亲人，“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32]这可能是重感情、知恩情的他，一生中第一次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然而，使他更为痛苦和迷茫的是他的改良主义信仰由于戊戌政变的失败、康梁出逃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而遭到沉重打击。于是，因母亲逝世，陈独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东三省。这一次他在帝国主义侵华第一线亲身体验到国亡家破民苦的滋味，更坚定了他探索救亡道路的决心。
1900年春天，由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山东、河北地区农民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由于被清政府利用，很快席卷平津城市，东北的义和团也向沈阳发展，给帝国主义各国以沉重打击。英、法、美、俄、日、意、奥、德遂组成“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宣战，8月中旬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派出十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分五路，入侵我国东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如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火烧瑷珲城等。中国居民被杀害二十余万人。有些情景，还为陈独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忆说：
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他又说到中东铁路的情形：
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33]
1895年甲午战败时，陈独秀还年轻，只是听人家说，已有触动；这次亲身目睹，受到极大刺激。1904年，他回顾说：
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34]
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这时梁启超的《时务报》已经被查封，苏州的《励学译编》等新书报，也已满足不了陈独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国衰亡原因的要求。于是，他从沈阳回安庆只承担了一期《励学译编》代售处的工作，从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第二期起，安庆的代售处改为“姚家口藏书楼何春台先生”。这位何春台，当时也是一位激进的爱国者，与陈独秀关系密切。据当时报纸报道，何春台在这年3月24日上海张园举行的反对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爱国集会上，曾发表“激昂感慨”的演说，近千人“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35]
何春台与陈独秀相识于何时，不清楚，但从《励学译编》代售处地址和名单的变更，说明上海演说后，何即回安庆，与陈联系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才由何任该杂志的代售。陈独秀要准备去日本留学了。陈独秀原来说要“去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五次都去了同一个国家——日本。除了去日本经济和方便之外，主要是当时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这里，已经可以满足他寻求救中国道路的愿望。
在《清国留学生第一次报告书》中，我们发现了由陈独秀本人自填的留学时间是“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学校”。陈独秀不是由国内某个学校因学业成绩优异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学生，而是不懂日语的自费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过苏州“励学译社”和东京“译书汇编社”的朋友介绍（这两社的几位朋友本身即在东京学校读书），进入专门为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日语的“东京学校”，同时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其他功课。
但是，陈独秀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死读书的学生。既然他不是来单纯学习知识，而主要是来寻找中国衰弱原因的，所以，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但是，这时“励志会”及学生中的思想状况已经与一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原先这些学生对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很景仰，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而且，由于梁启超倚仗在刚刚失败的戊戌政变的声名，在学生中有更大的影响。励志会中的有些会员如秦力山、沈云翔、戢元丞、吴禄贞等听了梁的召唤，还回国参加了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军在江淮地区进行的拥护光绪帝君主立宪的勤王起义。但是，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些会员的思想发生变化，励志会分裂为两派：稳健派和激烈派。稳健派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接近官场，凡有政府派员考察日本，常任翻译，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并站在维护清王朝立场上，鼓吹君主立宪，被激进派的人士视为堕落的官场走狗。激进派中有秦力山、戢元丞、沈云翔、张继等人，认为清政府腐败，难以挽救，受卢梭《民约论》影响，倾向于民主革命。秦、戢、沈等人是参加自立军起义的。秦在失败后到新加坡斥责康有为贪污起义经费，愤然与康绝交；又回到日本横滨找梁启超，梁为躲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而他去。于是，秦力山跑到东京，与同为找梁算账不着的戢元丞一起在1901年5月办起了《国民报》，倡革命、排满之说。明确与已经堕落成保皇党的康梁派划清界限，发表激烈批判康、梁的文章。秦力山自任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编辑《译书汇编》的杨廷栋、杨荫杭、雷奋，还有张继等。于是，《国民报》成为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并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理论武器，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在留学生中独具特色。秦力山等人在创办《国民报》同时，还组织了“国民社”，张扬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
以自立军失败为转机，秦力山等人抛弃改良主义而转向革命，说明留学生思想的急剧分化。这些人，都因《励学译编》的关系，成了陈独秀的朋友。他们和他们的报刊，都给陈以影响（在后来创办《青年杂志》时，还可以看到《国民报》和国民社给陈的影响），所以，陈虽曾接受过康梁改良派的主张，陈的思想日渐左倾。再加上，因戊戌政变和“勤王”起义失败，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挥之不去，他急于采取行动。所以，不久，陈即与张继退出励志会，并于1902年3月回国，约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书楼是类似图书馆那样的公共场所，1901年由当地开明士绅所创设，宣传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西学图书。现在，除了原来苏州《励学译编》之外，陈独秀又从东京和上海带来许多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学说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报展览，于是吸引来众多青年学子。陈独秀还和几位友好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读书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发表对时局看法。他们还每周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排操口号。
当时的《大公报》还报道他们拟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36]
《大公报》上的这条消息，可以说是关于陈独秀一生中进行爱国和启蒙活动最早的报道。而这也的确是陈一生革命与启蒙运动、政治生涯的开始。
不过，实事求是说，陈独秀他们当时的思想，还只是在反帝爱国的改良主义水平上，还未达到孙中山的推倒清政府的“革命”程度。因为当时对他们刺激最强烈的是八国联军的军事入侵和俄国拒绝撤军所造成的亡国危险。此乃燃眉之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甚至还没有达到康、梁（改革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深度。但在活动上，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即着重于广大民众的启蒙，着眼于从根本上救国的远景，而不是像康、梁注重于上层而又醉心于保皇，也不是像孙中山依靠少数激进志士及华侨，并以单纯“排满”为号召。当时保皇改良派与排满革命派互相攻讦，争论得很厉害，陈独秀却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立场。他作诗曰：“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他独立思想者的特色。
不过，从广义上说，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是民族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内容。而且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势力互相勾结的特殊关系，反帝必然导向反封建、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所以，1902年陈独秀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标志着他自己所说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转折：由“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也说明，陈独秀的思想发展是与时代先进思想的发展同步的，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而且他更注重实践。
果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醉心卖国求存的清政府，对陈独秀等人的反帝爱国活动不能允许。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一起再次赴日，进入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们仿照意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名称，成立了“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还合影留念。[37]1902年冬出版的《逸经》杂志第1卷第31期刊登了这张合影照片，其中陈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见。这是又一份十分难得而且稀有的记录陈独秀早期事迹的真实史料。
1902年的这些活动，标志着他自己所说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转折。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拉开序幕，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一方面表现了革命志士英勇牺牲的精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以“排满”的种族革命为旗帜，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基础狭窄，起义规模较小，都以失败而告终，社会影响也不大。
进入20世纪，以留日学生中《译书汇编》《国民报》的创办、励志会分裂、青年会成立为标志，表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崛起，积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这个阶层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加入，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面目为之一新，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民主革命中，排满以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的色彩较重，因此这个革命无论在反帝还是在反封建上，都是很不彻底的。唯有陈独秀等一开始就根据西方民主主义，自觉地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平等、民主、自由目标而奋斗。所以，陈是一个真正的自觉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论从时间还是从思想上说，他不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
初出茅庐 叱咤风云
青年会创立后，陈独秀即积极参加或组织身边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动。鉴于当时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正当权利，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训曰：“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还把姚的辫子悬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38]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会屈服，更不允许这种无法无天的造反行动。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可是，他们一回到上海，立即汇入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
1900～1903年，在日本留学生中出现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并由维新向革命激进转变，产生青年会的同时，国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和新派人物。他们是1901年、1903年上海两次拒俄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同时，他们还以上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导火线，发起席卷吴兴、杭州、南京、上海各地师生退学、罢课、集会反抗学校中封建势力的“学界风潮”。
1903年3月陈独秀（左一）与友人摄于东京
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这些激进组织和报纸，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章士钊等。他们当时的革命活动，主要是组织集会，出版书报，发表政论，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
《辛丑条约》，中国以巨大的屈辱为代价，换取八国联军撤军的承诺。另按1902年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东北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独霸东北。消息传出，曾在两年前上海张园举行过两次抗议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集会的上海士商汪康年，会同蔡元培、吴敬恒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组织，在4月27日，发动千余群众，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抗议，并致电清朝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39]同时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40]
在东京的留学生立即响应。29日，四十余人集会，汤槱、钮永建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钮还提议：“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41]于是，在会上，留学生纷纷签名加入“拒俄义勇军”。
上海又与东京留学生互相呼应。30日，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校学生及各界群众一千二百余人，在张园再次举行拒俄集会，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当场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签名入会者六百余人。会议高潮时，得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急电，又决定也成立上海义勇队（后来两地的义勇队都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推蔡元培、吴敬恒、章士钊为首。据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回国的潘赞化回忆，被驱逐回国的陈独秀这时也参加了上海的运动：“留学生返国者，始在上海组织（加入）爱国学社，于英租界跑马厅旁。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陈独秀主持之。未几，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章士钊、陶严兄弟、秦力山等十余人也来加入军事，声势浩大。”[42]但是，可能陈在当时上海名气还没有别人大，并且，上海人才济济，他作为后来者也插不上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所以当时的报纸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一般都没有提到他。可是，紧接着陈独秀到安庆响应上海、东京而发起的安徽拒俄运动，他就成了当然的领袖。而且，在当时报道的各地响应掀起的拒俄运动中，安徽拒俄运动也较为突出。
1903年5月初，陈独秀回到安庆，就与潘赞化、潘璇华、王国桢、葛光延等人，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在各学校及闹市区广为散发张贴陈独秀起草的《知启》：
呜呼！事迫矣！势亟矣！若我国人心稍懦，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敬爱、最可有为的大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哉！
为此，《知启》疾呼：
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43]
《知启》通告“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阳历5月17日）”在藏书楼开演说会，“议补救之方，善后之策”；并声明“风雨无阻”。
是日，虽然大雨滂沱，但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发动下，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校师生及其他群众三百多人，还是冒雨来到藏书楼举行拒俄集会。据报道：楼内容纳不下，“多立门外而听，众情踊跃，气象万千”。[44]
报道说：大会由陈独秀主持，“陈君仲甫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郗歔”。[45]接着，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他在逐条痛斥沙俄侵华七条要求后指出：
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然后，他讲述庚子年自己在东北亲眼目睹“俄人虐待我中国人”之惨状，并说“不但俄如是也，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这里，最凸显出陈独秀一出山就不同凡响的是，他特别从国民性质上思考国亡危势，从改造国民性质、唤醒国民大众来救亡，而不是依靠少数热血之志士推翻腐败清王朝为目标。他说：
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辱我中国者……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为此，他提出三条挽救意见：
第一消息。此次俄之密约，上海及沿江沿海已传遍，欧美及日本也宣传各报，惟内地不知何日可得此消息。“中国人尚不知，其何以防之。”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启蒙）。
第三体魄。发展体育以强健之。
最后，他热切表示：
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此即今日开会本意。[46]
且看，陈独秀此时就已明确用正面教育和反面的激将法，来做国民的启蒙运动。所以后来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全国启蒙运动，不是偶然的。
适值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陈独秀当场宣读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陈独秀并当场宣称爱国会“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侵凌”。[47]说明他们立此团体和活动，并不局限于一省，而着眼于全国，着眼于救国。由此也看到，当时陈独秀他们与全国各界的联系，特别是学界的联系，已经相当广泛和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连成一气，再加上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具有全国指导中心地位的《苏报》的报道，使陈的活动得以宣传，这就为陈高瞻远瞩，眼观全局，叱咤风云，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创造了条件。
接着在“各学堂魁杰”演说后，当场公布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爱国会拟章》，宣布宗旨为：“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现办之事为出报和体操（每日习操二小时）。规则和戒约中，对社员的要求亦极正派和严格，如：“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本社员素谓群谊，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如一家，务各互相敬爱，见以至诚”；“除星期外，社员仍宜各励实学，不得常至各处聚谈，荒嬉学课”。最为可贵的，是“五戒”竟然把自由而不妨害公益，反帝而不盲目排外，赫然列入，即“戒盲昧仇洋；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说明起草者起点之高，已达何等境界。而这时的陈独秀才只有25岁！
此爱国会章程公布后，“立经全体赞成”，当场在《爱国会会员名簿》上签名入社者126人，并公推陈独秀等七人组成干事会，分理会计、书记、体操、报务等事宜。
陈独秀这次发动的安徽拒俄运动，犹如一声惊雷，震动江淮地区。当时报纸报道就有这样评论：与会人员“旨趣皆相同，而规则整严，精神团结，此吾皖第一次大会，而居然有如许气象，诚为难得”。[48]
相对于广东和江浙东南沿海各省，安徽在政治上是比较闭塞保守的。在思想界，戊戌政变后，有所变动也多数限于上层的信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现在，这一潭死水，被陈独秀等人搅得波澜四起了。会后，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要求学校改变旧的学习科目，加强体操训练，健身强体，以备反抗入侵者。当时安庆最大的学校“安徽大学堂”四名高材生回校后即要求学校停止各课和自修日记，专习体操，遭到拒绝和威胁后，5月20日自行退学。接着，又有八人相率告退，谴责学校“素已腐败，禁阅报章，除经史日记而外，毫无功课”。[49]一位历史教师胡某在讲课时责问参加演说会的学生说：“汝年幼，何亦往演说？前次日记，吾尚取汝为第一，汝何随人妄动？”学生答：“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老师不以忠义提倡学生，而以考取日记高下诱掖后进……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学生万不甘为亡命之学生。”[50]言辞慷慨，声泪俱下，当场告退出堂，为此事，又有二人自动退学。
武备学堂、桐城学堂等学校，也是如此。陈独秀的演说，激起学生爱国热情，“各学生印入脑筋，勃发忠义，走相告语，或拟请抚皖电奏，或拟公电上达政府。数日之内，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51]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深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能与众多知己一起参加到崇高的救亡运动中来而热血沸腾。这种心绪，热烈洋溢在这年8月发表的两首诗中：
哭汪希颜三首[52]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吴君茂良以事亡于海上故兼悼之）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汪希颜是后来陈独秀终身挚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胞兄。陈在信仰维新主义时相识，二人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实行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方针有共识，也曾交流国家救亡与建设之种种设想，被青年陈独秀视为一难得的知己。）
题西乡南州游猎图[53]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前诗表明陈独秀对有思想的革命志士的重视。国民大多数处于愚昧状态固然可悲，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少数先驱者去做启蒙的工作。后诗则表现了在这国家大变革时期，将不顾敌手如何强大和左右怎样的干扰，自己决心独立思考和探索，牺牲个人利益而为国事勇于献身、一往无前的精神。
拒俄运动一开始，就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和恐慌。东京留学生集会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便致电两江总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54]同时，清政府也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55]虽然后来清廷否认曾发出此谕，但清政府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
陈独秀在藏书楼的活动，也受到当局的注意和查禁。知府桂瑛甚至化装混到现场听陈独秀等人演说。当时报纸报道：“闻来往是处（藏书楼——引者）之人，均系极有热心主持维新之士。其中有数名，乃近由日本留学而归者，彼等常在是处，谈议维新之法，并在是处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华报。其报乃为华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屡行封禁，均无成效。安庆府知府桂某闻藏书楼代售是报，则大为愤怒，故当此藏书楼开会议时，该府亦往而旁听。彼闻会议之人论及东三省之事，心甚不悦。一回署后，印签差往拘学生。”[56]桂瑛在藏书楼贴出镇压布告曰：
访闻近有东洋游学回国之人，在该处私设会社，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现奉抚面谕，不准演说，私设会社，如违拿办。[57]
同时他又呈报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聂某也亲自出马，宣布学生不准“妄动”，否则立即“开除”，并饬令严缉陈独秀等人。
端方接阅呈报后，立即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独秀一体缉获。”[58]端方同时还奏请政府饬令各省一体缉拿。于是，藏书楼即被查封，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被大学堂开除。
陈独秀则险些被捕。安庆统领韩大武之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电令后，连夜把电令内容通报给陈独秀及爱国会有关人员。于是，陈及有关人员星夜逃走。次日，韩大武令吴汝澄将电令译出，再派人去逮捕陈独秀等一干人时，陈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陈独秀在安徽发动的拒俄运动，是安徽及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报纸报道爱国会章程时评论说：“此事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事虽不成，其拟章实是为安徽志士之一纪念，故录之。”[59]参加这次活动并被开除、后来成为著名国民党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经历》回忆录中说：“此时，革命情绪更一发而不可遏。”[60]因此，史家认为，“清朝末年，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将陈这一段的活动概括为“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61]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有人认为，这时的陈独秀在爱国会拟章中提出“遵守国家秩序”、“恢复国权基础”等，没有提反清口号，陈还是一个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其创一国民同盟会，“不受异族之侵凌”之异族是指外国侵略者，不是“排满”。因此他是一个“改良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历史的逻辑是：以媚外卖国求自存的清政府，连这样的爱国者都不能容忍，终于把陈独秀这样的大批原来崇尚改良的爱国者推上革命的道路。所以，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陈独秀由改良转向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章士钊等人及其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有强烈的仇满情绪。他们当时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反帝宣传，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满族统治，并以《苏报》为主要阵地。尤其是1903年6月聘用章士钊为主笔主持报务后，《苏报》实行重大改革。其改革宣言称：“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暗之中。”[62]公开揭出用革命舆论指导中国政局变化的旗帜，对清朝反动统治和保皇派发起激烈攻击。当时正值剧烈鼓吹“革命排满”的邹容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名著《驳康有为》先后出版，《苏报》即发表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公开号召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推翻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疾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于是，清政府即行镇压。6月29日发出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陈范、章炳麟、邹容、龙积之等七人的牌告。30日，在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然后，章又写信劝邹容、龙积之等投案。当时，督办此案的候补道俞明震本打算吓退当事人，不了了之，不想真的逮捕人，扩大事态，不可收拾。所以，他们都有机会逃脱。但是，章炳麟却书生意气，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来向社会宣示这种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坐等巡捕来逮捕。邹、龙二人也来投案自首。这固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的英雄献身精神，但革命者还是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独秀一生多次摆脱缉捕，同样表现了另一种革命精神。
陈独秀逃到上海时，革命者正利用外国租界与清政府的矛盾，反对清政府把章炳麟、邹容从租界引渡出来给予严惩的要求。东京和国内的革命运动暂时低伏。为了继续革命，在《苏报》被封后，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章士钊于1902年3月到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汪希颜是同学。这时正好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南京拜访汪希颜，与章士钊结识。汪希颜于这年暑期病逝，而陈与章却结下了一辈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1903年8月7日，陈独秀参与章士钊等筹备的《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主编。在这里，陈又结识了苏曼殊、何梅士、陈去病、林獬、刘光汉（即刘师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国民日日报》接受《苏报》被封教训，文章“论调较舒缓”，且多不具真名，说明革命者在斗争中正在成熟起来，开始讲究斗争策略。章士钊回忆说：“《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但论调之舒缓，即远较《苏报》之峻急有差”，不“为爆炸性之一击”。[63]该报的另一个特点是“格式多创作”。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带来的这种风格，以及他后来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与章士钊主持的《苏报》《甲寅》比较来看，活泼、新颖、讲求宣传实效，是陈的一贯风格。因此，《国民日日报》，因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并且比《苏报》“规模尤大”。[64]
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出了多大力，发生多大影响，可以从章士钊回忆中深切看到。陈独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寿里《国民日日报》编辑部，与章士钊、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陈、章与张继三人主编，实际是陈、章二人总理编辑事，甚至负责全部文字校对，每天工作至凌晨，习以为常。[65]而当时他们生活条件之艰苦、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后，“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66]（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陈独秀穷干实干革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及至1941年5月，即陈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斗争发生多少冲突，陈多次严厉抨击他并表示与其绝交，章士钊还写诗深切怀念他与陈的这段日子：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67]
章士钊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计其功过，就以其在政治、学术、法律、文坛上所达到的成就来说，不愧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陈后来对他发出多么严厉的抨击和批判，始终没有影响他对陈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谊。这也可反映出陈独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同时，从当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陈独秀不愿意享受其嗣父陈衍庶为其创造的公子少爷那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却挑选这种危险艰苦潦倒的生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情趣和志向所在。
但是，《国民日日报》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当局看出。报纸仅办两个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镇压，便发通令不准商民售阅：“上海逆党著书刊报，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日日民报》，提究。”[68]而且，清政府派人侦得，“该报执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于为非，扰害大局，怂人观听，藉广销场。但使无人阅其报纸，彼必支持不住，不难立即闭歇”。于是，又传令总税务司和各地邮政局，严禁销售，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69]10月7日，上海知县汪郁琨即发出告示：“不准商民购读或寄销《国民日日报》。”[70]
可见，清政府对《国民日日报》是十分害怕的。但是，由于当时民心所向，该报未被清政府压垮。总税务司给清廷复函说：“如此禁寄，防不胜防。”“清廷遂不得逞。”[71]12月初，该报终于停刊，却是毁于内讧。因社内职工连某与卢某私人纠纷，酿成该报与国民丛书社之间的诉讼，最后虽得调解，但经此风潮，该报大伤元气，难以为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