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1902～1904年的革命活动可以看出，陈一开始就以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着眼全体国民的发动、重视宣传、组织工作的领袖姿态出现，与那些重行动而不重思想启蒙，或依靠少数人而不注意发动群众，或轻视实践的口头革命派及没有组织能力的一般战士，形成鲜明对比。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弱小，决定了像陈这样的革命者是少数，因此他们不可能改变中国民主革命初期失败的总体结局。
何梅士、苏曼殊
——早期的两位特殊友人
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以前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陈独秀也进行了许多文化活动。可贵的是，他在进行这些文化活动时，是自觉地为政治活动服务的，带有反对封建旧文化、提倡民主新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并以这个标准处理朋友的亲疏，从而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
在1903年《国民日日报》时期，与章士钊、陈独秀同居的是何梅士，福建人，当时正拟东渡日本习陆军未就，暂住此处。此人立志高远，品性豪放，情趣浪漫，因此与陈一见如故，双方都觉相见恨晚。这时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门闺秀，与何梅士一见钟情，在热恋中似胶如漆。但沈家以何贫而反对，棒打鸳鸯，将棋卿强行送返原籍，以断绝二人往来。此事激起陈独秀和章士钊深切同情。第二年2月16日，何梅士在东京因患脚气病逝世。章士钊与陈独秀得讯，皆以为何为棋卿殉情跳海而亡。章士钊为此而以何、沈原型创作了小说《双枰记》，当时在芜湖的陈独秀则写了两首情真意切的怀友诗：
哭何梅士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72]
此诗刊于1904年4月15日，说明陈写此诗时，还不知何死真相，还以为是为棋卿殉情。在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同时，感叹了人世沧桑和生命的短促。章士钊得此诗后，一面告诉陈何死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诗两首，并披露他们当时已经以“革命党”自居，称何为“吾党健卒”，而他们三人是最相投契者，因为他们三人在编辑《国民日日报》时，曾“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谈至漏尽”，“同享友朋之乐也”。而“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报书，谓梅士之变，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章曾将何耗讯广告友朋，望“集梅士之友为诗哭梅士，庶足以尽待死友之道。今应声而同感者，只之一诗”，可谓知己难得。
由此亦可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个很有个性，又是一个很重友谊和情感的人，非常人所可比拟。从章士钊的复信中得知何死真相后，更激起他情感波澜，以觉醒记梦的手法和浪漫主义情调，又写一首歌行体长诗《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中云：
故人一别流水东，我悲朝露齐翁童。理为万劫不复值，胡意梦中忽一蓬。谈笑颜色一如昨，我亦知尔为鬼雄。
……
神州世变日益急，方以病亡为尔惜。今知拯弱横葬沧海东，男儿壮举何悲泣。况复捐躯从知己，同种同心此爱一。我惊此梦百感来，灯火不温人语寂。
吁嗟呼，众生九道相轮移。动植沙石流转何离奇，与尔有缘得再随。不知尔为何物，我为何物在何时。[73]
此诗在前诗基础上，继续表示赞赏死者对纯真爱情的执着和对自己失去知己悲痛的同时，上升到了为革命失去一“男儿”的悲惜。因为“神州世变日益急”，正需要何梅士的智行胆识为拯弱救亡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时候，他却“横葬沧海东”，此事是何等的悲泣！
同时，何梅士与沈棋卿的恋情被拆散事件，也在陈独秀的头脑中产生挥之不去的悲情。当时他显然把控诉和批判包办婚姻剥夺青年恋爱自由权利的事件，看成与救亡同样重要的革命内容。所以，接着在5月，在他主办的《安徽俗话报》批判“恶俗篇”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发表于9月）。6月又发表《说国家》的救亡文章。这说明，陈独秀一开始就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救亡与批判封建传统的文化革命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这是他的一贯思考，所以，当后来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的政治革命暂时失败时，文化革命在他心目中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主题。
这时期与陈独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还有苏曼殊。何梅士由于很快去世，没有在革命运动中继续发展与陈的友谊；陈与苏曼殊的相处，也主要在《国民日日报》时期，也是短暂的。但二人的友谊基础比何梅士与陈的友谊基础广泛深刻得多。如果说陈与何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基础上，那么，陈与苏的友谊则是建立在反对“孔子的奴隶教训”和“抢夺他人财产”的统治者的革命基础上了。此外，二人还有共同的爱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处世、愤世嫉俗的性格。
苏曼殊也是一个陈独秀式的怪才。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为日本人（另一说其生母是中国人黄氏，日本人非其生母）。1884年生于横滨，6岁时回归原籍广东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因此他一生漂泊，未享父母之爱。有人说他与陈因此有共同的“仇父情结”。陈独秀因婚姻、爱情与革命，与嗣父决裂，最后还“拒认家产”。他则在1904年父亲病重去世时，“拒奔父丧”。他还深爱过一个日本女子，但未成功。陈的第一次婚姻也不幸福。因此这方面也是同病相怜。这些都是使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1902年，苏曼殊在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时，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青年会，与陈相识。现在又与陈住在一起，为《国民日日报》撰写小品。此人绝顶聪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爱读并翻译过拜伦、雪莱的诗作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还长于文艺、绘画和作诗，风格清丽，间有俊逸豪放之作。在这些特长与爱好方面，他也与陈有许多共同语言，并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后来与苏曼殊有深交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柳亚子回忆苏曼殊在某些方面曾深受陈独秀的教益，甚至说曼殊是受陈独秀的影响而启发了自己的天才。
那时，苏曼殊很喜欢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决定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国民日日报》。连载时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差，“不工为文章，造词多乖律令。而独秀殷勤启迪，不啻师之弟子”。[74]柳亚子说：陈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字句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此后，独秀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此人真是一个怪人怪才，汉文根基不好，竟然还想作诗。惊人的是，曼殊后来竟还真成了一位诗人。原来，曼殊学作诗也在这个时候“由独秀指导”。可能老师对学生很严格，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75]
曼殊因身世飘零，又受佛教和西方悲剧作品影响，佯狂玩世，在与陈一起加入“青年会”后不久，即厌世而削发为僧，法号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但又耐不住寂寞，又以僧装还俗，加入到《国民日日报》工作中来，后来做过不少革命工作。但他又生活无节，嗜酒暴食，1918年35岁时即英年早逝。
那时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献身革命，饱受反动当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个人自由，与现实专制社会格格不入，缺少社会（包括家庭、亲友、恋人）温情，因此备受折磨。体质稍弱者，往往早逝。社会发展中，这种精英早殇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与陈这段时期有接触的就有汪希颜、邹容、何梅士、苏曼殊、吴孟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陈对重要亲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写诗或作文悼念，有的还写长诗，而且他写诗文并非一般应酬，而是挥洒真情。如他早期写的《哭汪希颜》、《夜梦亡友何梅士而赋此》、《述哀》（哭兄）、《存殁六绝句》，晚年写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这里充分表现了陈品性中重感情的一面。这与他对敌人深恶痛绝并以“四十二生的大炮”进行轰击的战斗精神，形成鲜明对照。
陈独秀后来对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忆。1926年9月6日，他对柳亚子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儿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不仅如此，在陈的调教下，他不仅能把大部头的外国名著翻译刊登出来，还能做最难的翻译外国名诗（拜伦、雪莱的诗）的工作，而且不久还成为诗文、绘画俱佳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陈感叹说：曼殊“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陈独秀还讲到东京同盟会时期，章太炎与刘申叔的冲突与他们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当时曼殊与他们住在一起，看透了人情世故，“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的样子，以佯狂免祸罢了……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地跑来告诉我”（所以，陈独秀对同盟会和国民党，由于很了解它们的弱点，有很不好的印象）。陈独秀最后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76]
在教曼殊的人中，还有章士钊。那么，谁对他影响最大，是他最好的老师呢？陈独秀。柳亚子在曼殊去世17年后的1935年写诗这样说：
名扬画虎惜行严（即章士钊），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陈时在南京狱中——引者），曼殊朋友定谁贤？
关于二人翻译《惨社会》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剧意味了，并可见二人友谊的思想基础。
《国民日日报》停刊时，《惨社会》只发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况全对陈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77]《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曾一起在上海赁屋同住过一段日子。不久，喜欢浪迹天涯的苏曼殊去了香港。于是，陈就接受了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接着翻译下去的工作。《悲惨世界》的原著是法文的。在当时的日本，这样的名著，肯定也有英译本或日译本。现在不知道苏曼殊所译的书，是法文还是英文或日文。陈独秀在日本留学，自然首攻日文，同时也精通英文，因为几年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模范英文教科书》。但有人说他还通法文，就无从查证了。这时，陈独秀两次留学日本的时间加起来，已有约12个月，以他的天赋，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译外国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到第十四回。镜今书局于是就在这年（1904）年底印出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陈同译”。
这本书，因是出于这样两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国第一次翻译雨果名著，所以，它不仅以后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义的是，苏、陈二人并不把这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有意把它作为一件载体，载负揭露现实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的任务。因此，不仅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且从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过他来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这又是我国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这种事也只有他们两个具有这种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干得出来。像章士钊这样的人是干不出来的。所以，章士钊说：陈与苏共译的小说，“极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78]
关于曼殊译《惨社会》，陈独秀说：“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79]这说明在苏曼殊开始翻译该著时，陈就知道并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是同意从第七回开始添加进去这么一个故事的。因此最后三回多，由陈继续“乱添乱造”下去。那么，苏曼殊和陈独秀通过编造的故事，到底宣传了些什么“政想”呢？至于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代表了陈独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
第一，称颂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故事的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反“难得糊涂”之意而用之。
这是译者要歌颂的正面人物。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满洲狗，影射汉族官僚）等。通过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描写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声称：“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听他过去”；“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这些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男德要铲除的人间不平，主要是“官府”，矛头直指清王朝。他说：“你看世界上那些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还要对着那主人翁说什么‘食毛践土’，‘深仁厚泽’的话哩。”（下面会讲到，把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视为反对满族的种族革命，不是陈独秀的本意，但考虑到此故事主要是由苏曼殊创编，出现这种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有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
第三，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书中多次写道：“世界上物件公有，反对财主不劳而获”，并明确提到“社会党”的主张：“世界上物件，就为世界人公用，那（哪）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私产吗？”男德说：“我看世界上除了能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班蟊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儿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
有人把这说成是陈独秀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显然是误解。当时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中，对中国留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如张继、吴稚晖、刘光汉及其妻子何震、苏曼殊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但是，当他们把这种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思想接受和宣传的时候，还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即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并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下，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人们也不注意马克思的学说，最崇拜的是克鲁泡特金。至于用暗杀等个人恐怖的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革命，则信仰者更多，包括蔡元培、秦力山等。他们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甚至把“暗杀”列入纲领。所以，陈独秀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是不奇怪的。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如上所论，这时期陈独秀本人所写的信仰和政治文章中，几乎没有这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字。赞成个人恐怖手段，也主要发生在1905年一个短时期内。因为正如以下他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所明确阐述的，陈独秀基本的革命思想是唤醒全体国民，具有“理性革命”的色彩。所以，如果硬要把《惨社会》中的思想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联系起来，正如以上把反清革命具“反满”色彩主要应该视为苏曼殊的思想那样，陈独秀即使同意，在他当时驳杂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时也应该肯定，这种思想表达的建立一个政治平等，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的主张，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许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赞成的。
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隶思想。故事中，批判最烈的，莫过于借男德之口，攻击孔子把全中国人民变成了“奴隶”：“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贼种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象都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在这个问题上，上观陈独秀童年时期对四书五经的厌恶，下看新文化运动中他对法兰西文明的歌颂和对儒家伦理的轰击，可知这才是陈独秀的一贯思想。
创办《安徽俗话报》
——对国民性的初步探索
如上所述，可能是从小就厌恶孔夫子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原因，陈一开始革命就重视反对封建传统的文化革命，把它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或配合政治革命的进行，从而在思想境界和革命觉悟的深刻性上，高于同时代一般的革命者。关于这一点，集中表现在1904年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
1903年底，陈独秀回到安庆。他经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学堂。这个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字挚甫）去日本考察学制后创办的新式学校，聘用陈独秀的两位友人——房秩五、吴汝澄为学长。陈独秀就经常向他们宣讲形势。房秩五回忆说：独秀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意气甚豪。他对当时意气风发的陈独秀极为推崇。有一天，陈终于说出想法，“约共办安徽俗话报”[80]。但是，当时桐城学堂要迁回桐城县城，改名桐城中学。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学，吴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课。于是，陈即写信商之于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写信给在芜湖经办“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胡对当时只有25岁的陈也极为推崇，信中说：“陈君重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于是，经汪孟邹与图书社同人议妥后，欢迎陈独秀到芜湖办理，并以图书社作为发行机关。[81]
就这样，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开始时，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汝澄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一人负责。陈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等工作。[82]因芜湖科学图书社无印刷设备，所以由陈独秀将稿件汇齐后，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制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陈独秀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83]不久，房去日本，吴赴桐城，报务遂由陈一人负担。这种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陈独秀思想（办报宗旨）高远，知音难觅；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以偷天火启蒙天下的工作为自豪，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他不再看中点点滴滴的改良，也不急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而想从提高国民群众的思想素质着手，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启蒙工作。陈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84]
这时，科学图书社也创办不久，以贩卖新书报、教科书为业。陈独秀一到，就在墙上写了一副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气吞山河，豪气冲天。从此，陈与汪孟邹及其图书社（后改名为《亚东图书馆》）结下了永恒的友谊。直到陈逝世，几十年中，汪孟邹及“亚东”给了陈许多极其宝贵的帮助，特别在经济与出版上。
说《安徽俗话报》思想高远而深刻，首先表现在它的对象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无钱多读书的穷人”，而不是对上层及其他少数人的，这就说明它与当时的保皇改良派及排满革命派是不同的。陈独秀在创刊号《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宣布，他办报的“两大主义”是：“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好有个防备。”说明他要告诉大家的事体，不是一般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在《安徽俗话报章程》里，概括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为此，他表示要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办法来办报。
此报上每期重要文章，都由陈独秀亲自用“三爱”笔名发表。
于是，俗话报第1期第一篇重要的文章《瓜分中国》就讲当时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形势，说由于中国官怕洋人，各国就来“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照他们的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义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
接着，文章说，要是中国不答应洋人的要求，洋人就要大动干戈。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兵力，要和外国打战，那是怎能够打得胜呢？”接着他简单论述了长江防务和其他情况，认为若是外国兵马一涌而来，中国是没法抵挡的。但是，“这样看起来，难道外国兵来了，我们就顺手归降他不成吗？我想稍有点人味儿的，那肯做外国顺民呢……不如趁着外国兵还没有来的时候，偷点空儿，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点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洋人欺负的道理呢？”
文章接着批评了“只晓得个人躲在家里舒服”，不问国事的现象，指出“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家，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
实际上，陈独秀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救亡宣传和鼓动工作，他的重点是寻找导致中国衰亡的原因，企图从根本上来做救亡工作。
这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清朝政府和官吏的腐败。“三爱”在《安徽俗话报》上有许多抨击这方面的文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眼看着他占了奉天，那敢道个不字”；“那班带兵官，别说是打战的本事了，那不吃鸦片烟不克扣军饷的，到有几个呢？”[85]谴责最严厉的是在同期俗话报上发表的《醉东江——愤时俗也》那首词：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
但是，陈独秀探索的结果认为，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不少人对陈独秀这段话不以为然，把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排除在中国衰亡原因之外，似乎不是爱国者、革命者应有的思想。其实，陈独秀这里并没有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辩护的意思，不过是把这两个因素视为当时中国衰亡的现象来对待，把它与国民性不好相比较来看，后者具有根本的意义。应该说，这个观点与我们惯常把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腐败当作中国衰亡主要原因的传统观点比较起来，是更深刻的。因为，若当时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是衰弱的；若没有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衰亡的现状。
接着他写《亡国的原因》[86]，举了两种不好的国民性质，并进行分析批判。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做官的，“无非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硬，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
陈独秀指出：“列位呀！要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然后，他以庚子赔款四万万两银子，乱事虽然在北方，南方几省也要摊赔款，百姓都要出捐，来讲“一国大乱，一家不能独保”的道理；并以犹太古国的百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被灭国，犹太人没有国家保护只得东飘西荡，被别国人欺侮的实例，进行论证。
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文章批判了“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等一系列“糊涂的俗话”，指出：“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我中国人都是听天由命，不肯尽人力振作自强，所以一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洋人占夺去了，也不知设法挽回哩。我看日后洋人来灭中国，中国人做奴隶，扯顺民旗的，少不得又是这班听天由命的人了。”
文章以科学的知识解释道：“列位要知道天是一股气，并没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命是格外荒唐的话了，俗话说得好：‘祸福无门，为人日招’，那有什么命定的话呢？不过是算命的胡乱凑几个天干地支叫做命，骗骗饭吃罢了。”
陈独秀1901年去日本时，就自觉地怀着一颗探寻“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缘故”的心，现在，经过几年的探索，他初步找到了这个答案——国民性质不好！而从他对国民性质的分析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
民主问题，当时突出表现在对“国家”认识上：国民的普遍认识是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所以，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也就不关心国家危亡形势，不参加救亡运动。
陈独秀认为：“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行使主权的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这里，陈的武器，显然是卢梭《民约论》的思想。
国家是全国人的大家，政府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君主与国民是平等的——这就是当时陈独秀的民主观、国家观。与后来《新青年》时期的陈相比，这时他的民主观显然是初步的、肤浅的，但与当时一般国民比，甚至与先进的革命志士比，却是先进的。特别可贵的是，他一开始就不同意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把革命视为“排满”的种族斗争。当时的革命志士中，大多数是仇满者，认为中国的衰亡、外敌的入侵，都是满族统治的结果，甚至认为清人入关，推翻汉族的明王朝就是“亡国”了，即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因此，他们认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当时的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这种思想。而且他们都聚集到孙中山的旗帜下，于是也影响到孙中山，“驱除鞑虏”这个种族革命的口号，写进了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誓约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了同盟会的宗旨。当时这种“革命排满”的舆论在革命者中形成强大的压力，而且贯穿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的全过程。对待“排满”的态度，甚至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线。
但是，陈独秀独立思考，明确表示不能苟同。他在《安徽俗话报》上的文章，承认清朝皇帝是中国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国的政府。他在解说“亡国”二字时指出：
这国原来是一国人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这国里无论是那个做皇帝，只要是本国的人，于国并无损坏。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与朝廷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为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可称做“换代”，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87]
在当时的“革命排满”论高扬的情况下，能用这样明白的语言说出清朝皇帝也是中国人，清朝灭明不是亡国，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的。把亡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国民性不好，这国民自然包括汉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汉民，更要有勇气。更可贵的是，他接着还说了“亡国还不必换朝”的道理：
不但亡国与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只要这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而国却真是亡了。
这是多么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观察。联系到当时的革命者对《辛丑条约》以后的中国的认识，有几个有这样的深度？联系到以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和汪伪时期的中国，它的远见性也显而易见。深刻性和远见性，就是真理的彻底性。陈独秀宣讲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所以，陈独秀一生革命始终不忘反帝。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彻底，总是失败，就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总是抱有幻想，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反清反北洋军阀。
话又说回来，发展中的客观事物总是不可能那么完美。陈独秀的思想也许太理性、太彻底了，所以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往往曲高和寡，不为世俗所理解。因为，几百年的清王朝的确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大汉民族，而且这个民族统治集团的狭隘性，使它不能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始终想表现和保持其满族的优越性，时时不忘记在阶级压迫之上，再加种族压迫，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忠心效命于清王朝的汉官，也受到猜忌和排斥，更不要说它不得不任用的其他汉官了，这表明它的统治基础是很孤立很脆弱的。因此，在革命风潮到来时，“革命排满”的口号，不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宪”，而且比陈独秀的“国民启蒙”口号，更能吸引革命者。这大概是陈独秀为什么参加革命较早，而在以后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却少有作为，以及与同盟会元老们关系密切，却始终不参加同盟会及以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中国人的悲剧，也许也被这时的陈独秀点中了。因为即使在现在，又有多少中国人能自觉理解陈独秀的国家观、民主观、科学观，并为此而去努力奋斗呢！
1904～1905年的陈独秀，探寻中国衰亡原因，找到了国民性不好的答案，并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本来应当继续深入探索国民性所以如此不好的根源是什么，即是什么导致国民不关心国家危机？是什么造成国民听天命、迷信鬼神？又如何改造这种不好的国民性？陈独秀当时没有能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过去一般的研究主要认为是客观形势有了变化，因为1905年，由于革命派三个小组织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并立即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高潮，陈被卷入到这个高潮中去，无暇再做这种理论探索工作。这当然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从主观上来分析，当时的陈独秀，的确也缺少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更新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在更加丰富的实践中产生的。陈虽然是天才，也不能凭空产生思想。
从现存22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来看，内容虽然十分广泛，有政治、矿务、民俗、教育、历史、地理等，说明他知识广博，但都紧扣两个主题：一是政治上反帝爱国救亡；二是文化上宣传民主、科学。对象是广大民众，而不是上层和少数人，即反对国民对国家危亡形势的麻木及思想意识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后。不过，如上所述，这时陈独秀所宣传的民主，主要是反对国民对国事的麻木，即把国家主权和命运交给皇帝和政府胡为的传统观念。例如《论安徽的矿务》和《安徽的煤矿》二文，[88]具体列出安徽十几个州县煤矿资本情况后指出：“二十几处，就有十七处，或合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人独自办得妥当的却很少。”接着就深入浅出地讲述一般老百姓不明白的帝国主义由经济侵略必然发展到军事侵略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倒）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着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他们洋人，占人家的土地，灭人家的国度，其先总是哄着那地方的官民，开采几处矿山。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既开矿山，又造铁路……那洋人必定借保护商务为名，调洋兵来驻扎矿山铁路左近。到了洋兵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强梁的举动，还用再说吗……单看看眼前的东三省，当初也不过是让俄国开几处矿山，造一条铁路。东三省的人，都看着不在意哩，那晓得到了拳匪乱起，俄国只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就把偌大的东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
陈独秀讲历史，也是重在讲述历朝兴衰原因，褒贬朝政善恶，鼓吹革命。如他写的夏、商、周更替这段历史，就用了《汤武革命》这个标题，说夏桀为王时，横征重税，搜尽百姓银钱，全国人民自然要切齿痛恨，反对朝廷了。成汤便大兴人马，直向京城进发，“不几日革命军便破了王军”，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成汤用伊尹做了宰相，在京城内外，“设了些大小学堂，教育众人的德性才艺”。这时候读书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专心经营衣食，不暇求学，因此认识字的都很少，汤王设了这些学堂，倒着实有益。六百多年后，纣王接位，加收重税，招养兵卒，“压制众民，不许议论国政。那晓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越发激成民变”。周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汤王废君救民的念头，一天访得一位贤人姜子牙。这姜子牙的为人，与众不同，生平志气，“只知有保国救民四个大字，除此以外的钱财官爵，都看做狗矢一般”……在《十四年共和》中，陈独秀讲周厉王暴政被推翻，也用了“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新词，说厉王每下一旨意，万民同声怨骂。于是让一位善于警察的卫巫带领许多无赖之徒，四下里明察暗访，如有二人私聚在一处谈论国政的，便拿去斩首，“国民莫不怒发冲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涨似一天。国民正在惊涛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聪明人，发出一种壮快的议论，大声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象春雷一动，百草发芽一般，国民无不揭竿响应，革命军大得胜利”。“厉王逃去之后，国民新创共和制度，不立国王，公举周公、召公二人，为全国国民的代表，协办内外一切国政，号曰共和。”
如此“故事新编”，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使我们想起了后来鲁迅的“故事新编”。这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革命斗争，看来陈独秀是创始者。前有改译《悲惨世界》，利用小说宣传革命，现在又改编历史故事，表明陈独秀不仅敢于革命，还善于革命。如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思想，反动当局当然是无奈的。
陈独秀讲地理，说到海岸，注明哪些口岸被那个外国占据，让人知道我国九千里海岸，可是沿海一带重要口岸很多被外国侵占了；说到交通，也是注明哪些公路、铁路归了那个国家造，“行路虽很方便，但是大权落在外国人的手里，真要制中国人的死命哩”；所幸邮政局由国家办理，但“要请外国人管理，实在是可耻得很哩”。
说到商业，“我国出产虽多，可惜工艺不精，都是些粗货。所以商务虽盛，却是外国货进口多，本国货出口的很少。因此中国的银钱，都让外国人弄去了”。东西各国，来我国通商的，有英、俄、德、法、美……十八国。但是我们中国人去到外国通商的，除日本、美国之外，他处极少，“这岂不可恨么！”
为了改善国民性质，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向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开火，进行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预演。
除前述反对包办婚姻的恶俗外，他还反对妇女“只为要讨男人的喜欢”而过分“装扮”，致使妨碍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89]
“唱戏”被陈独秀称为使男女老少诚心悦意接受教育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但是，他认为戏曲有好有坏，必须改良。如何改良，他提出了五方面的意见：一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二可采用西法，即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物理）的学问；三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四不可唱淫戏；五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这些意见，不用说，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而对于戏曲在救亡中的特殊功能，陈独秀更是有独到见解：
现在的国势危急，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各处维新的志士没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90]
可见，当时的陈独秀想什么问题、干什么事，都联系到革命、救亡和启发民智。对于“国语教育”，也是如此，他说：“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哪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国语教育，全国人才能够说一样的话……若是再不重国语教育，还成个什么国度呢？”[91]为了创造全国统一的语言，陈独秀后来在革命工作之余，做了一生的研究工作。而在这纯粹的学术工作里面，也浸透着他热烈的爱国情感。
与革命、救国和启发民智紧密相连的，陈独秀还有一个一生关注的问题就是教育的改革，在《安徽俗话报》上也提了出来。他借用“解释”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宣传以下教育改革思想。
一、反对只教学生“熟读古书做好文章去应考，混那功名富贵”，而把做人的道理丢在九霄云外。
二、教育童子的方法，一要“用顺性开导主义”。就是说“要顺着儿童原来的性情志意，渐渐的培养他的长处，警戒他的短处”，“应该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自然晓得学好”。二要实行“儿童快乐主义”，不要“待学生如同阎王待小鬼一般，百方压制，百方威吓，终日拘在学屋里咿咿唔唔，不许丝毫活动，弄得那柔弱的儿童，便合八十岁的老寡妇一般”。而应“鼓动学生的志气”，“养成儿童的活泼的性子”。三要反对体罚，“捆打辱骂种种野蛮的法子，以至儿童看学堂合监牢一般，看先生合仇人一般，象这样不但学生万万不能得益，而且廉耻丧尽，养成一种诡诈庸劣的下流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