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方针应学西洋，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中国“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有提倡”的传统。“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就此，在课程上，应该设置音乐、体操：“歌诗是最容易感动人的，礼仪也是很可以训练人的”，“音乐、体操两项，正合先生歌诗习礼两项”。特别是体操，“不但礼的仪节，可以令儿童整齐严肃，而且可以运动身体，调和血脉，坚强筋骨”。
四、教育目的应该“重德行轻才智”，培养学生“存良心，重志气”；不应培养“读书万卷，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卑鄙龌龊的小人”。
五、教育要不断改良，劝人莫随俗见。[92]
1904年，25岁的陈独秀，就能说出如此系统的教育改革主张，回顾那时以来百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史，谁能否认这些真知灼见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而且今天还有现实性！
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具有如此特殊的内容、特殊的风格，很快使它声名鹊起，发行仅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均有代派处，“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93]特别在安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强烈影响，著名革命者吴樾、朱蕴山等，都从《安徽俗话报》中接触到“新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94]
同时，也必须指出，文化知识是在继承中发展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中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正如他在十八岁时能写出那样知识广博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是参考了许多别人的研究和著作一样，也是参考了当时几家白话报的，并且在思想和内容上受到它们深深的影响。因为《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已是中国白话运动的中期。白话运动是1898年维新派人士裘廷梁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口号以后出现的。那以后，白话文书刊大量涌现，单就白话报而言，据香港学者陈万雄统计，到1904年，就已有40多种。这个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1897年、1898年，这两年出了8份白话报。第二个高潮是1903年、1904年，由拒俄运动引发的，共出了28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就是在这个高潮的后期诞生的。所以，陈独秀在办报缘故中说明：白话报“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的中国白话报以及杭州、绍兴、宁波、潮州、苏州等地的白话报，“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钱来，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
在他看到的几种白话报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分别是1901年6月和10月创刊的《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还有上海宁波同乡会马裕藻（幼渔）等人1903年11月创刊的《宁波白话报》和12月林獬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这几份报纸，都带有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叙述当时国家被瓜分的危亡形势，揭露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为先导，然后以派兵来华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的侵略手法。上引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的观点甚至有些用词都与他们十分相近；有的报纸如《苏州白话报》（该报在安庆设有代售处，并与和陈独秀有直接关系的励学社关系密切）首先提出“国破家亡”四字相连之语和百姓赶快猛醒救亡的呼喊。
各报对于民间恶俗，也都痛加批判，与安徽不同的是，各地的恶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对象也都有差异，如《宁波俗话报》主要批判宁波流行的赛会风、厚葬风和赌博风。各报也都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人力，宣传科学知识：“鬼是断然没有的”，“凡事都靠人力，没有人力，徒然倚仗鬼力是万万没有用的”。对于教育也都极为重视，甚至有教育救国论者，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上也主张重视体操和唱歌，并进行家庭、交际、自立、人格、公德、国家等全面的教育。更有意思的是马幼渔也在《宁波白话报》上写了一篇《论戏曲宜改良》的文章，并指出戏曲是“开人智识的一件最快最要紧的东西”，并指出改良的宗旨有三：一明国耻，二作民气，三是描摹社会上的现状。所有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比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上的相关内容早一些时候或前后刊出，明显有相互影响、异曲同工之妙。
比较而言，在内容安排上，反复宣传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急形势，“历史故事新编”和利用小说宣传政治主张，乃是《安徽俗话报》的先导。
还有，《宁波白话报》和《中国白话报》都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但并不引导人民去进行反帝斗争，前者鼓吹“实业救国”，后者主张“排满革命”。陈独秀《安徽俗话报》 在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传中国危亡形势，以及主张暂时无法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老弱残兵，打土匪也有些费事，若是外国兵马一涌而来，那里抵挡得住”[95]）这几点上，基本上与他们相同，但主张“改善国民性”以救国，则与他们有别，即在中国衰亡原因的观点上有分歧：不是中国经济太弱，也不是满族统治所致。
过去传统的“左”倾观念，都把陈独秀等这批白话报运动的主张批判为“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数排满派除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如此来探索中国衰弱的原因，并提出种种救国方案，满腔热情地敢于如此公开地宣传，表现了一种先知先觉的品性，是十分可贵的，而且像陈独秀这样的人还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更何况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非全无道理，难道能要求他们像过去的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发动人民去与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硬拼吗？或像后来的共产党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吗？
* * *
[1]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2～6页。
[2]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5页。
[3]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
[4]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
[5]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91页。
[6]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7]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223页。
[8] 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1卷第18期，1932年。
[9]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19～20页。
[10] 《咨复外交部，据陈衍庶呈复亲赴上海与英商怡德洋行理结经手帐项由》，《安徽公报》1912年9月18日。
[11]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1页。
[12]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文中所述陈独秀《自传》的内容，均引自该作，恕不一一注释。
[1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14]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页。
[15]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17页。
[16] 参见刘禄天、李永堂访问整理《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5期；沈寂访问整理《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陈的生平和家世——日本学者横山宏章访问陈松年及有关人士的记录》，张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22页。
[17]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页。
[18]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徽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19] 三爱：《婚姻》（上），《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三爱”是至今发现陈最早用的一个笔名，专用于他主办《安徽俗话报》期间。从其用此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内容看，“三爱”似乎指“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是否如此，待考。
[20]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21] 《戊戌履霜录》卷2，民国二年刊本，第2页。
[22] 《翼教丛编》卷3，光绪二十四年刊本，第26页。
[23]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
[24]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
[25] 张湘炳：《陈的第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26]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27] 如日本学者多波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成》、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研究指南》、美国学者科·托马斯的《陈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郅玉如的《陈独秀年谱》等。
[28]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
[2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203、197页。
[30] 参见孙雨航《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安徽文选》第1、2期合刊，台北，1973年7月。
[31] 参见《ある中国人の回想》，东京：东京美术社，1969，第7页。
[32] 陈仲：《述哀》，《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33] 陈由己：《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34]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35]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36] 《纪爱国新报》，《大公报》1902年4月19日。
[37] 《壬寅东京青年会成立摄影》，陆月林编《逸经》第1卷第31期，1937年。
[38] 章士钊：《疏〈黄帝魂〉》，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2，第229页。
[39] 《呈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40] 《寄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41]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42] 潘赞化：《辛亥安徽革命运动回忆录》，手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43]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4]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5]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6] 陈由己：《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47]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48]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49] 《苏报》1903年5月26日。
[50] 《中外日报》1903年5月29日。
[51] 《苏报》1903年5月30日。
[52] 上海《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署名由己。
[53] 上海《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7日。署名由己。
[54] 《苏报》1903年5月30日。
[55] 《苏报》1903年6月5日。
[56] 《中外日报》1903年6月7日。
[57] 阙名：《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未刊稿。
[58] 阙名：《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未刊稿。
[59] 《苏报》1903年6月7日。
[60]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61] 安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82页。
[62] 《苏报》1903年6月4日。
[63]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386页。
[64]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第135页。
[65]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第1卷第4期。
[66]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67]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68] 戈公振：《中国报刊史》，三联书店，1955，第155页。
[69]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第97页。
[70] 蒋帧吾：《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逸经》第1卷第26期，1937年。
[71] 《江苏》第6期，第145页。
[72]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
[73] 《警钟日报》1904年5月7日。署名由己。
[7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出版社，1978，第98页。
[75] 柳亚子：《曼殊全集》（5），北新书局，1929，第9、10、77页。
[76]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4、285页。
[77]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283页。
[78]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79]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3页。
[80]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1]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82]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3] 汪原放：《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84] 《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题词》，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第200页。
[85] 三爱：《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本节所引陈文，均署名“三爱”，以下不再赘述。
[86] 《安徽俗话报》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87] 《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8期，1904年7月27日。
[8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89] 《妇女的装扮》，《安徽俗话报》第12期，1904年9月24日。
[90] 《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1日。
[91] 《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
[92]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二），《安徽俗话报》第14、16期，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93]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94] 李正西等：《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第11页。
[95] 《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无政府主义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志士中，特别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主张实行暗杀的个人恐怖。为此，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曾成立“暗杀团”秘密组织，主要活动是练习射击、制造炸药等。主持者杨笃生、何海樵等，开始是六人，后来逐渐扩大，蔡元培、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张继、蔡锷、刘光汉、熊成基等人都参加。当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革命派经过组织和宣传，从1903年开始，进入暴力革命的行动阶段。行动分为两种方式：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方，主要从事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动；另一方即以上的热衷于暗杀活动。但是，二者实际上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即只有少数人想纯粹靠暗杀进行革命，多数人只是把它作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为此在1903年7月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改组方案中，明确规定革命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其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1]所以，应该把这些从事暗杀活动的人视为革命分工的产物，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不愿意做艰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众”，幻想杀几个满族权贵，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实际上，很难分清谁是暗杀派，谁是起义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张起义，又参与暗杀。后来，为了响应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拟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发动长沙起义，又以上海暗杀团为基础，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以暗杀为主，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陈独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响，甚至在1904年秋主编《安徽俗话报》期间，加入过暗杀团，并与蔡元培共事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后来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时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2]蔡元培也说：“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适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3]
暗杀团成立后，首先把暗杀目标定为顽固派元首慈禧太后。为此，杨笃生亲率何海樵等六人潜入北京，伺机行刺，但终无下手机会，因经费不支而放弃。上海爱国协会的暗杀团分会成立后，决定分地区活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杨笃生、何海樵、张继负责；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钊、陶成章负责；中江以安徽为中心，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刘光汉、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加入者必须“歃血为盟”。据柏文蔚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光汉还在安徽公学内为此组织了黄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4]
于是，暗杀事件频频发生，但又每每失败。其中与陈独秀有关的是吴樾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他谋炸清廷五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史家常常提及。但是，由于此事策划极其秘密，主人公又决心牺牲自己保护同志，所以事件真相极少有人知道。事后，清廷派人侦查，企图株连他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据云现在诸生（指吴生前所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师生——引者）并无与吴樾亲故知交，自属可信……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樾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犯匪貌似安分，并无异常言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5]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史家在撰述此事件时资料匮乏，给人印象似乎这仅是吴樾个人行动，一个孤立的事件。[6]其实不然，它是同盟会前身之一军国民教育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直接参与策划的是杨笃生、赵声。陈独秀也有所介入。
吴樾于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因与陈独秀少年时的好朋友张啸岑同窗，又得到陈1902～1903年在安庆的革命活动消息，对陈独秀十分敬仰。他先与陈独秀、潘赞化建立通信联系，1903年8月回家度假时，还特意转道上海，拜访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社。二人议论国势大计，十分投机，建立起更深的友谊。据与其同行的同学马鸿亮说，吴“排满思想于此澎湃而蓬勃”[7]，回去后，在保定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积极宣传革命。据吴樾自述，第二年得知万福华、吴旸谷刺杀铁良未遂后，他便萌生了暗杀铁良的念头，还典当了衣物，购买了日本手枪，急于行动。[8]这种情绪可能被陈独秀察觉，所以陈乘潘赞化考察北洋警察来到保定的机会，进行指导。[9]张啸岑说：潘下榻于两江公学，“朝夕聚谈，每至夜分。孟霞（即吴樾）、啸岑、进化（即赞化）三人交换南北同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且商讨革命工作的如何组织，如何进行”。潘就转达陈独秀的意见，“指示主要的是：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10]
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实际上表明他主张侧重于发动群众革命，不要急于进行个人的暗杀行动。但是，吴樾恰恰认为当时由于孙中山革命派策划的多次起义的失败，中国还不是“革命时代”，而先要有一个“暗杀时代”，并根据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说：“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布其种子者”；在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在中国“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他还是一个极端的仇满主义者。他自问自答说：“我中国之人，与满洲之人，为同族乎？曰：否。中国乃汉族也，满族是通古斯族耳。又问之曰：满洲人之为我中国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余年，则现土地之为满洲所据，我国权之为满洲所夺，我子女为满洲所奴，不亦二有六十余年乎……不排满则不得复我土地，不排满则不得还我利权，不排满则不得归我子女……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11]吴樾这种把革命简单归结为“排满”的观点，陈独秀也是不能苟同的。
潘赞化还向他们通报了赵声要来保定洽谈的消息。赵与陈独秀认识于1902年南京陆师学堂。此后二人关系密切。1904～1905年期间，赵经常到芜湖，与陈及柏文蔚等联络。这次赵赴保定活动，显然也是陈独秀他们的安排。[12]立志于军事行动推翻清朝统治的赵声，早已潜入军界。这次他以考察北洋新军的名义来到保定，与吴樾“聚首一日夜，彼此各抒己见，无不志同道合”。[13]于是，赵就发展吴加入了“少年中国强学会”。赵尤为吴争当革命先锋、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离保定后，即赠吴诗四首：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怀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行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14]
该诗激越悲壮，义薄云天，吴樾读之，激动不已，泪流满面，更加坚定了献身的决心。他在给赵声回信时自谦地表示：暗杀容易，起义艰难，“某（指自己）为其易，君为其难……盖易者不过顷刻之苦，此后尚可尽乐于余生；而难者艰险为备，责任为巨，一日不达其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他嘱望赵声，“勿出于私而忘其公”，“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也”。[15]这说明赵的革命思想更接近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起义为主，但是，并不绝对排斥暗杀论者，反而乐助其成，因为二者的目标毕竟是一致的。
鉴于此，赵声路过北京时，就把吴樾介绍给了杨笃生。当时杨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逃到北京，厕身于译学馆内，以教习身份作掩护。他来到保定，与吴樾、马鸿亮等人会面，双方一见如故，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杨亲自监誓，吴、马等六人刺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并成立该会保定支部（又称“北方暗杀团”），[16]吴任支部长。吴完全赞成军国民教育会宗旨，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7]而他自己则立志于“手提三尺剑……愿为同志诸君之先鞭”，“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扑，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然后，他领导的“保定支部”，在杨笃生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清廷重要大臣的准备工作。
1905年春，万福华等三起刺杀铁良的事件未遂，王铁汉因失败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给了吴樾极大的刺激。他说：“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于是，他利用这年春假期间，赶紧写完遗著《暗杀时代》，阐明自己的革命主张，揭露清廷的腐败和铁良的罪恶，以明自己暗杀铁良的原因。书后附有告同胞书，给妻子、章太炎和赵声的信共十三篇。接着，他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安徽老家，事先安排后事，途经芜湖时，他又去拜访陈独秀、赵声于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三人进一步研究了吴樾的暗杀计划。赵声还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18]于是议定，即时置酒，慷慨悲歌，如荆轲刺秦皇以壮其行。
不过，这时吴樾的暗杀对象还是铁良。6月14日，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备实行宪政。吴樾认为，这是清廷欺骗民意，“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为此，他与杨笃生商量后决定，狙击对象改为五大臣，为了“保定支部”的长远计划，保护其他同志，决定乘当时东北为编练新军创办“武备速成学堂”缺乏教员机会，派马鸿良等三人前去任教。一切安排妥当后，吴樾写了一封绝命性质的《意见书》，痛斥清廷立宪阴谋，敬告同志：“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我愿四万万同胞，前仆后继，请为之先”，[19]表示了自己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决心。
《意见书》写完后，他连同《暗杀时代》，交给张啸岑保存，嘱其“在他完成任务以后，如果离开人世，就设法交付可以发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间，即将其焚毁，免得牵累。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20]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轰然一声巨响，暗杀终于发生。由于是自制炸弹，性能不安全，因火车开动时的震动而自爆，仅炸伤载泽、绍英二人，而吴樾本人却壮烈牺牲。
因吴樾被炸得面目全非，清廷一时难以查清凶手是谁，而远在南方的陈独秀，却在事后旬日致函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21]张即把吴樾的《暗杀时代》和《意见书》寄给了陈独秀。陈又将其寄往日本东京革命党人。同志读到吴樾遗著，热血沸腾，后来将其刊登在《民报》临时赠刊“天讨”号上，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传世之作。同时，吴樾到北京行刺前，又曾将其自己的部分遗物交予张榕，请他交陈独秀，再转杨笃生，以作为同谋者的纪念。陈独秀收到后，即将其交给当时唯一在国内的暗杀团骨干蔡元培保存。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蔡元培说：“吴樾死难之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绝命纪念者。”[22]陈独秀当时以安徽省代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并当场录自己于1910年夏写的怀念战友诗《存殁六绝句》，赠给了章士钊。其第一首就是赞颂吴樾和赵声的，可见吴樾事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诗曰：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从吴樾两次临终遗托以及陈独秀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到吴、陈二人心中明白双方友谊的性质和程度。由于在“反满”和“暗杀”两个问题上实际存在差异，吴、陈友谊的基础主要是革命精神，而在前两个问题上，吴樾只与杨笃生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感情，所以，吴把杨作为最后的精神寄托；此外，杨是军国民教育会的负责人，而陈仅仅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同情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性格中一个复杂的方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虽然他是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性情中人，但他也会把原则与友谊分开，既坚持原则，又保持友谊。在社会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关于这一特点，在以后他与章士钊、胡适的关系中，将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
吴樾的行动，在当时几起暗杀事件中影响是最大的，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立后第一个稍有成果的行动，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炸弹”。尤其是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事虽未成，而满酋丧胆，四万万汉族，悉从酣睡中警醒，厥功因其伟也。”[23]事后不久，孙中山在东京接见张啸岑，听了吴樾事件经过后，也表示：吴的牺牲“虽云可惜，但是影响于国内外人心者至大”。[24]
除了以上颂诗外，1914年11月，陈独秀也在文章中称赞吴樾、赵声等人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25]
自然，孙中山和陈独秀赞扬的主要是吴樾的革命牺牲精神，并非赞同其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赞成用这种方法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就说过，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26]
陈独秀虽然参加了暗杀团，也试验过炸药，并参与了吴樾暗杀铁良的有关策划。但从上述请潘赞化转达的意见来看，实际上他是不主张急于采取这种行动的。但是，毕竟是人各有志，陈独秀站在友谊的立场上，是难以阻止吴樾、杨笃生这类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活动的。陈独秀参加暗杀团，也应如是分析，不过是保持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这些老朋友的友谊，学一点军事知识。因为，他本身虽是中江地区暗杀团的负责人，但并没有去积极组织这种暗杀的实际活动和宣传，而且接着，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训广大革命干部的事业中去了。
综观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至1905年的思想，反帝爱国是主旋律，十分明确而坚定；清政府腐败，不能依靠它来教亡这一主张也逐渐明确起来，至于革命主张就相当驳杂了，既有法兰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国之人、政府代表国民的君主立宪因素；既有唤醒国民起来的大众革命思想，又有参加暗杀团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既有反封建统治思想，又有同情革命者的“反满”情绪。
由此看到，这时陈独秀还很不成熟，思想处于混沌状态。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人的成长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即使是天才也是如此。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吴樾谋炸清廷五大臣失败，实际结束了吴樾所说的“暗杀时代”，促使革命志士更加重视集合团体力量、准备群众起义的组织工作。恰巧，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1905年8月20日，集合了国内14个省，代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几个革命团体的100多位革命志士，在东京召开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又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样，各地缺乏组织革命运动骨干力量的问题就突出了。
吴樾牺牲后，陈独秀化悲痛为力量，并按自己的唤起民众的革命思路，继续做扎实的基础工作。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工作重点由办报宣传调整到培训干部上来。1905年8月，也就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同时，陈独秀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办“安徽公学”“安徽初级师范学校”，组织“岳王会”的事业中去，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全力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培训骨干。这表明，陈独秀从当时一系列的暗杀失败中，认真吸取了教训，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影响。不过，一直到1923年，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之后，他才对这种暗杀的革命方式，做出如下深刻的理性批判：
（进行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的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27]
陈独秀办的第一个学校——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李光炯（字德膏）、卢仲农在长沙开办的“安徽旅湘公学”。李、卢都是比陈大二三十岁的教育界老前辈，因赞赏陈的革命精神而与陈建立了忘年交的友谊。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举人，因随同当时学界巨子、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国后在协助吴创办桐城中学后，1904年春，又应邀到长沙与同乡又志同道合者卢仲农开办了“安徽旅湘公学”。陈独秀当即给予支持，在刚刚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第2期上为它宣传，说该校“专收安徽人……学规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哩！”[28]
陈独秀对此校如此推崇，号召有志青年到那里去，除了他与李的友谊之外，主要是该校不是一般的学校，而实际是一所革命学校，黄兴、赵声、张继等革命党人都曾到校任教，进行革命宣传。赵声、张继等都是陈独秀当时的挚友。如此贵重的师资，办在湖南长沙而专收安徽人，势必发生种种困难，如师资上的“浪费”和生源上的“不足”等。更由于这一年2月15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和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0月，他们策划的在慈禧七十寿辰起义的计划事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株连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筱传言于巡抚赵小冀，搜捕令因迟延未下，党人得以从容避免”。[29]但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安徽旅湘公学因此受牵连，“环境困难”。于是，开办不到一年，就搬到省内第二重镇、陈独秀所在的芜湖市，而据从那时至陈去世都是陈挚友的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30]学校即改名为“安徽公学”。
既然如此，以陈独秀本人及他的革命影响，和与他联系的人文资源来办此校，可见此校将是一座何等的革命学校！学校于1905年2月开学，《安徽俗话报》就刊出这样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招生条件则强调：“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31]这里，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志趣远大”赫然列出，且在“国文通顺”之前，充分体现了陈独秀一贯的革命教育思想。
由于1903年拒俄运动后群众斗争和暗杀活动频发，这时的清政府颇有风声鹤唳之感，对革命事物十分敏感，镇压严厉。而革命者也更加成熟，讲究斗争策略。陈独秀虽为该校实际主持，却以“代课”之名到校讲授，对外则聘请李鸿章后裔——前驻英钦使李经迈和淮扬道蒯光典为学校名誉总理，著名书法镌刻家邓石如的后人邓艺荪（绳侯）为副总理，监督李光炯等。而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学校所聘教员，则大多数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刘师培、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赞化、潘璇华等。这些人中的多数，原属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旋即成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均觉非革命不足以救亡，乃联络皖中各县学校互为声援，复与留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各城市革命组织潜通消息，图伺机大兴”。[32]所以，1906年8月署太平府汪麟昌对安徽公学所做的《履勘调查报告表》称：“教员系日本、上海、南京、安庆各学堂毕业生，想均熟谙教法，并无编辑讲义。”试问，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何以能编成讲义呢？这位知府大人可能已经嗅到点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所以，他在《报告表》最后的“总评”一项中，自圆其说地写道：“该堂教员、管办员及学生均各精神奋发，志气轩昂，可推府属学堂之冠。惟教员多因出洋剪发，学生薰陶所及，去发辫者甚众，谈论举止，饶有重外轻内思想，若能歙才就范，讲求伦理，尊君爱国，宗旨一归纯正，则将来造就未可量也。”[33]
这位汪大人希望安徽公学造就“讲求伦理”，“尊君爱国”的“纯正”人才，乃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由于其革命的影响，该校成了中江流域（长江流域中游）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甚至有人说它是中江流域的“革命之策源地”。[34]它为日后江淮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在《安徽俗话报》上刊登的广告标明，招生不限于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时，它又与安徽其他地区的革命学校联络，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革命组织互通声气，再加上创办后不久，陈独秀又在学校内建立“岳王会”的总机关，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和策划重大革命行动的基地。所以，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蕴山说：“这是安徽革命运动的序幕。”[35]冯自由亦称：“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36]
安徽公学校务的实际主持人是李光炯，陈独秀只是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培养干部、策划活动。同时，1906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干部，陈独秀还亲自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这一史实，过去鲜为人知，后来发现一份与署太平府汪昌麟履勘安徽公学报告表相似的对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的《履勘调查报告表》，[37]才发现陈独秀还担任过这个学校监学，并任教育、地理、东语（即日语）课教员。表上称“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即1904年4月）旅芜徽州人筹款开办”，而各科教员几乎全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安徽公学的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如伦理兼心理教员金绍甫（刘光汉）、理化教员潘璇华、博物生理教员潘赞化、算学教员卢仲农、经学国文教员汪宗沂等。其课程设置、教材等情况，也与安徽公学调查报告表上的反映相同，并特别指明：“教授均用新式书籍，并无编辑讲义。查经学一科，教授钟点过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博物、理化译用日本理化教科书”。因为学校已经放假，汪昌麟可能从课程表的安排和口问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恰恰说明这个学校是一个讲授新学，宣传革命的学校。至于“上奏章程”强调经学，不过是争取合法，掩“官”耳目。这个真相，自然不能让清廷官吏知道的，所以汪还说：“教员教法，不得查知”；学生实际所用的教材，“因学生已多收招，不及调查核对，所开书目似均平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