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些学者根据1906年阴历七月廿五日苏曼殊给刘三的信和柳亚子所写的《曼殊全集》序，认为陈独秀这时还在皖江中学任教或代课，则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实际上，皖江中学与上述安徽公学、师范学堂相类似的革命学校。所以，知府汪昌麟对这三个学校一起履勘后，针对已经嗅到的革命气息，在《署太平府汪昌麟申学务处前奉委查卑属学堂原禀表格文》中这样写道：“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用东洋……重外轻内”，“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持学堂为护身之符”。因此，报告表示要对三学堂进行整顿，“申明定章，严加约束，令修身经学教员择集经书要言，切于正心行事，尊君爱众者实力宣讲”，并要求上峰授权“本道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质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38]所以，安徽公学和徽州初级师范学校虽有较好的掩护，最后还是被侦知是革命党人的基地，受到压迫。
陈独秀在利用和创办学校宣传革命、培养干部的同时，还于1905年夏，在安徽公学基本稳定后，与柏文蔚等走访淮上各县，串联革命志士，重建起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
过去一般史家都认为岳王会是陈独秀所独创，有人经过详细考证发现，在陈独秀之前，安徽已有此会，陈独秀不过是重组而已。因为据老岳王会会员杨鼎鼐、张树侯的后人杨慕起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说：清末出现于江淮之间的岳王会创立于1898年冬的寿县，是豫皖间哥老会的别部，以反清为目的。当时是哥老会首领郭其昌来到寿县找到杨鼎鼐和张树侯发起的。由于哥老会反清活动早为清廷注意，故取名岳王会。后来发展到附近几个县，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范传甲、郑赞丞等人相继入会。张树侯所在之伟才学校创办人、名门之后孙少侯（孙毓筠，其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及光绪帝师之职），因看不起帮会组织哥老会，不参加岳王会，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资助。但到1903年，会首郭其昌举行起义被绞死狱中；1904年，张树侯、柏文蔚离开寿县到安庆武备学堂任教，岳王会处于散漫状态，名存实亡。[39]
说到陈独秀1905年重组岳王会的情况，当事人有许多回忆，陪陈独秀走访皖北、寻访同志的柏文蔚、胡渭清的回忆最为清楚。当时柏文蔚已到安徽公学任体操教员。经军国民教育会等各革命团体和陈独秀等人的鼓吹，为了强国救亡，体操已成为爱国革命志士的必修课，所以，体操教员大受人们的尊敬。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陈独秀就约柏文蔚、宋少侠诸君作皖北之游，途经各县，最后到达老岳王会创始地寿县。一路上，他们遍访了各地豪杰和原岳王会成员，到寿县后住柏文蔚家半月，会晤了张树侯、郑赞丞、孙少侯等。[40]
从寿县回到芜湖，陈独秀就与柏文蔚等重组了岳王会。据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忆：安徽公学成立不久，“学校里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在成立黄氏学校从事暗杀工作同时，大家以为“排满革命，徒从宜多，主义虽定，宣传宜广”。于是，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组织了一个岳王会，“秘密结合，采取烧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对外不发表文字，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41]
岳王会经过这样一批革命党人的重组，自然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的帮会式的岳王会何以相比！
首先，在宗旨上来说，它从一个反清复明帮会组织，成为一个反清革命的进步团体。
其次，规模迅速扩大，深入到各个阶层。岳王会成立后的这年寒假，常恒芳趁到安庆尚志学校（校长邓绳侯）任训导主任的机会，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常恒芳任分部长。同时，柏文蔚在南京联络了一些人，又成立南京分部，柏任分部长。皖北也成立了一个分部，石劲武“被推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陈独秀则坐镇芜湖，任总部会长。这些分部又有外围组织，致使势力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岳王会最大的贡献是为当时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岳王会最出色的工作是在安庆、南京两地及军队中的工作。1905年安徽开始筹建新军，其中第二标第三营中的革命分子最多，如后来成为同盟会骨干的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毕靖波、石德宽、张汇滔、范传甲、张绳武等。他们“革命情绪都很高”。于是，常恒芳到安庆后，就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岳王会安庆分部的外围组织“维新会”（有人说是“励学会”。薛、倪、熊先去南京加入了那里的岳王会）。1906年秋，清政府决定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的军制，在安庆举办军官训练班，常恒芳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找了督练公所中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像迎江寺宝塔里和大观亭后面松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42]这些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军去，又继续发展会员，如此滚雪球，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岳王会会员自然很快膨大起来。此外，他们还在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巡警学堂师生中直接发展会员。据记载：“凡在新军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亲与接纳，推食解衣，均有布衣昆季之欢。每宣布满人之残暴祸国，无不愤激涕淋，同呼效死。新军两标余众，无不舍命是听。”[43]
南京岳王会的发展，也以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所在的南京陆师学堂、炮兵速成学堂以及新军第九镇为主要对象。第九镇练兵，赵声得陶俊保的介绍，为新军统制徐绍桢所信用，使其主持政务。于是，南京岳王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吴阳谷等均由“赵声的援引入新军，充中、下级军官”。[44]而赵声、柏文蔚、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常到芜湖科学图书社与陈独秀“举行会议”。[45]
最后，岳王会与同盟会结合后，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行动，为安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06年春，参加东京同盟会成立会的吴旸谷，奉命回国建立同盟会安徽分部。他先到南京，动员了岳王会南京分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胡维栋、龚振鹏等加入了同盟会。然后，吴旸谷到安庆，安庆的岳王会会员也多加入同盟会。常恒芳说：“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组织章程和书籍带回来啦！从此以后，就干得更有劲了。”岳王会由哥老会改组而来，毕竟带有帮会色彩，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和作为。现在会员纷纷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是又一次改组，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部分，岳王会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岳王会总部在1906年夏天正式做出决议：接受吴旸谷、张钱仁之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在各校各机关者，另组华族会；在陆军营另组慰心会，乃是外围组织。但是，由于当时岳王会总部的负责人是陈独秀，而陈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有没有这个“全体加入同盟会”的决议，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正因为岳王会是松散的帮会性质的团体，不仅没有政治纲领，而且总部与各地分部及会员之间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实际上各自独立活动，因此，大多数会员被当时高举“反满革命”旗帜的更为激进和严正的同盟会所吸引，也是事实。而且，这些岳王会会员在加入同盟会以后，又成为同盟会及后来国民党的重要骨干。现在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如除以上所提到的外，还有张劲夫、张汇滔、刘文典、倪树屏、王正藩等。
更重要的是，此后，岳王会的活动完全纳入了同盟会的计划，从而在江淮地区策划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协助安庆徐锡麟起义的熊成基起义。
徐锡麟早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是反满革命派中的激进派，早在1905年9月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时，就想借开学典礼举行起义。因时机不成熟，被陶成章所阻。后来，他设法混入清军中，并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1907年任安庆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等职。当时，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浙省主盟人秋瑾女侠已接收大通学校，筹划这年7月的绍兴起义，并约定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为呼应。徐在准备安庆起义的过程中，其骨干均为原岳王会成员。不料，6月，党人叶某在上海被捕叛变，泄露起义计划，供出同党别名及暗号。两江总督端方将名单电告恩铭，嘱其拿办。恩铭不知名单中也有徐锡麟的别名及暗号，召徐计议。徐见名单，担心事已泄露，即在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提前起义。当场枪杀恩铭。但因提前行动，岳王会等外地会党均无配合，最后失败，徐被捕后被斩首、剖腹、剜心祭恩铭。
徐锡麟牺牲后，安庆岳王会范传甲、熊成基决定为徐报仇，积极谋划新的起义。1907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调回安庆，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即与熊成基、范传甲、薛子祥、方楚翅等密商革命进行。原计是年（1908）除夕举义，派范传甲驰宁，告诸军届时响应。不料，2月11日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把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走粤另图。这是一次以岳王会为主体的未遂武装起义。
岳王会不负重托，再度发动起义。这年秋天，清廷命令湖北第八镇和南洋第九镇两镇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熊成基等决定利用此机举事，推作风稳健、果断善谋的冷遹任总指挥。但是，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所以，11月19日，当岳王会熊成基领导的安庆炮兵营起义仓促发动时，只经过一昼夜激战，即告失败。能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田激扬、李朝栋、张星五等，几乎安庆岳王会的全体骨干，先后被捕牺牲。常恒芳得到一个亲戚帮助，赴日本留学而逃脱。他说：自从我离开安庆后，岳王会也就关门了，只有维持会还在活动。
陈独秀虽然未参加这些起义的具体策划，并且在恩铭被刺事件后也避赴日本，但他看到自己亲手改组缔造的岳王会发动或参加这一次次起义而失败，大批战友牺牲，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复杂的波澜。
人们也许会问，1902～1903年参加青年会、挥剪清廷官吏发辫、发动安徽拒俄运动时锋芒毕露的陈独秀，为什么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各地起义不断而走向革命高潮时，却不见踪影了呢？从表面上来看，一是正因为前两年过于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二是正因为当时是革命在走向高潮，急需宣传群众，培养干部，所以他眼光远大，去做办报、组校、结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有没有更深沉的思考呢？例如对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钊、吴樾等从事的暗杀活动，对岳王会、同盟会这样的组织以及他们策划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他有什么看法？
看来，他对岳王会、同盟会这样组织及进行的这一系列起义（除了安徽外，同盟会还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东北、浙江、四川等地发动了一系列起义），是有看法的。因为岳王会成立后，我们只看到主要是南京、安庆两个分部与同盟会合作进行的活动，没有看到陈独秀主持的芜湖总部的活动，和他对分部工作的态度。好像陈独秀总部被架空了。所以，在1910年他为纪念他最亲近的12位战友而写的《存殁六绝句》中，只有当时还活着的郑赞丞曾是岳王会的干事，像柏文蔚、常恒芳远在郑之上的岳王会重要人物，都不在他眼中。同盟会那种以“反满”种族革命为中心的纲领，他显然是同情而不拥护，因此身边如此众多骨干参加同盟会，他却无动于衷。不能说他当时已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因为直到1924年12月，总结27年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时，他才明确说出这样的话：
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而，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46]
陈独秀这里对辛亥革命错误的批评和教训的总结，虽然包括辛亥年推翻清朝统治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但“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而放松了帝国主义侵略”，却点中了1924年与共产党合作前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革命活动错误的要害，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1903年拒俄运动后，不参加同盟会、国民党，不积极参加他们领导的武装起义，自己也不发动起义的主要原因。
显然，对于如何进行反清革命，陈独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在发动民众的基础上进行军事行动，即民众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第二，推翻清朝统治必须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时进行，即反封建与反帝相结合。但是，这种主张太理性了，在当时同盟会的排满革命纲领得到热烈响应、广大民众和革命者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把反帝与反封建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进行的时候，陈独秀的这种主张只能是曲高和寡的，而陈独秀又是一个很有主见，不随俗流，不怕孤立的人。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从1906年下半年开始，当局开始加强对安徽公学、初级师范学堂管制，更对陈独秀与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科学图书社严密监视，革命活动的环境恶化，“奸民候补道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47]于是，芜湖侦探密布，端方还拟出了逮捕的名单。革命党人纷纷离开学校，李光炯也暂避九华山。挨到1907年春，陈独秀也不得不再度赴日。
1901～1915年，陈独秀多次赴日留学或逃亡避难。当时许多青年和革命者也都是如此。在1920年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发起组向俄国派送留学生以前，日本是培养中国早期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者的摇篮。这些青年之所以如此轻易来往于中日之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格审查与烦琐的手续。一位当时的留学生后来回忆说：“日本是外国，自不必说。拿现在的标准来说，赴外国留学，不知在国内先要费多少时间，办理出国手续；并须请驻在中国的日本领事官，为我们签证护照，方能起程。但那时候一切手续都不要。中国政府对于出国的人民，都绝对不管。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愿意去日本，你就去；什么时候愿意回国，你就回。绝对不受留难。而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也绝对许其自由出入，不要护照。”[48]这位回忆者还说，当时去日本的旅费也不贵，以1915年他去日本的旅费为例：由上海乘日轮到日本横滨船票，统舱，只需15元国币；而坐船由上海到长崎，再乘火车到东京更便宜，船票7.5元国币，火车7.5日元。当时国币与日元币值几乎相等。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2004年笔者应日本东京大学佐佐木·カ和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邀请，赴日学术访问，曾参观正在移地扩建中的该校，现在它已成为日本著名的多语种的外语大学。该校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陈独秀在校期间，用的是该校创办人自编而各个大学普遍使用的模范英文教科书，所以吸引了如陈独秀那样许多外国学生。正如后来中国著名评论家王森然所述，以陈独秀的天赋，力求创新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然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三年以后，他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当时的广告这样写道：
陈独秀著 模范英文教本
是书英名Lesson，乃揉合会话、文法、翻译而为之，且译之以国文焉。盖习外国文与本国文异趣，必于读书文法外加读是书，始易于曲喻而灼解也，其编制体裁，系由浅入深，由简之繁，别为四册。第一册释八种词之要略，第二册释各种词之不规别法，第三册释各种词之特别要点，第四册动词之各种用法（mode、infinitive之类）及各种前置词之用法，措辞严洁，引例显豁，先生得意之作也。
可见陈独秀对这次英文学习用心之深。而且此书必然借鉴日本正则学校的教科书不少。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最长，除了第二年秋天短期应邀回国参加安徽教育总会召开的教育大会、在会上发表改良教育的讲话之外，在日本约有两年。除英文外，还学习了法文，这无疑是与他独钟法兰西文明，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有关。后来他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封面上，用的词就是法文“LA JEUNSSE”。
因此，由于过去对陈独秀1907～1909年的行踪不清，有人曾以为他到法国去留学了。为此，1902～1912年先后在法国的李石曾和李书华写信给正在作《陈独秀年谱》的郅玉如先生证明：陈独秀“未到过法国”。[49]所以，他是在日本学的法文。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在《陈独秀年谱长编初稿》中曾说陈独秀在1914年还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过法语。另一位日本学者曾是这座学校的学生，在回忆文章《坂口安吾待过的雅典娜法语学院》中，也引用过这条材料。虽然该校的资料已经毁灭，此说无从查实，但应该是可信的。笔者2004年访问该校时，发现该校最早是1913年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一部分，课程是“高等法语”，第二年在日本学者丸山顺太郎的协助下，才加设初等科。这说明陈独秀在该校的初等科一开始就加入了进去。笔者参观时，该校已经迁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建筑了雄伟别致的校舍，并且成了法语为主、兼学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外语大学。该校如陈独秀所主张的那样，教学相当灵活，有入门科、本科（初级、中级、高级）、专科、视听会话科、夏秋旅游研修课等。
但是，凡与陈有接触的历史名人，都说他会法语，而且水平不低。胡适说：“陈独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书。”[50]王森然说：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51]柳亚子甚至说：“曼殊生平第一个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汉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52]
这两年，除了参加亚洲和亲会外，陈独秀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他不像其他一般的革命者那样踊跃参加同在东京的同盟会，而参加亚洲和亲会，倒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因为，和亲会完全是一个亚洲革命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组织。章炳麟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称：“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53]据参加和亲会成立大会并保存约章中文抄本的陶冶公在抄本“附识”上的记载：中国参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外，还有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刘申叔之妻）、苏子谷（无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陈独秀的好友。陈多数时间也与曼殊同居一屋。和亲会由这些中国人与印度的钵罗罕·保什等首先发起，日本、缅甸、菲律宾、朝鲜诸国的革命者陆续加入，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亲会约章规定：“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为宗旨”；“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54]
日本参加这个和亲会的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山川均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竟然变成拥护日本侵华的“爱国主义者”。为此，陈独秀专门撰文谴责他的背叛：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55]
对于山川均来说不只是“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还背弃了1907年他亲自参加的亚洲和亲会的约章。而当时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亚洲和亲会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实际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个“星期五演讲会”，刘光汉与张继搞了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1907年8月31日），又与何震夫妻俩创办《天义》《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外，没有搞什么活动。章太炎与张继则忙于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与刘光汉热心为上海的《国粹学报》写文章，鼓吹“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实际上没有什么精力主持亚洲和亲会的工作。不过和亲会的意义不在于进行了多少活动，而在于它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组织国际反帝同盟的最早尝试者。这样的组织，只有各国政府出面，才可能有所作为，若是民间人士组织，肯定不会有结果。况且约章中本来就表明这个组织是一个思想上的大杂烩：“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这样，思想上就没有共同语言，开起会来就变成一个“吵闹不休的俱乐部”，怎么可能会有统一的行动。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组织就无形消散了。
从现有资料看，陈独秀参加亚洲和亲会后，也没有什么活动。不过，这么长时间与他在一起的上述参加和亲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肯定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这时再一次表现出“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立精神。他没有赶时髦成为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既没有在上述两个演讲会上演说，也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十月革命以前，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向往社会主义，像陈独秀、苏曼殊译的《悲惨世界》中借男德所宣扬的那样，主张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与压迫，甚至把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也介绍翻译到东方来。但是，他们还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般都景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虽看到了二者的区别，也不重视，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战友。刘师培在当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言中，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不易之说”，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功不殊，可是不及无政府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学说也处于这样的混沌状态。所以，直到几年后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他虽然把社会主义视为三大法兰西文明之一，却独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高远，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看来，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内同盟会与各地会党联合发起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围朋友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包围中，陈独秀在坚持唤起民众救亡革命的总立场下，对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既不盲从，又无所适从，处于彷徨状态。所以，国民党理论家傅斯年说到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思想时说：“清末陈氏在日本时，加入革命团体，而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亲密，与粤浙各部分较疏，又以他在学问上及著文的兴趣，与国粹学报、民报诸人同声之来往最多，然而因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56]
在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巨大的潮流面前，能保持独立不附，的确需要“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素质，但正确的出路在何处？这时的陈独秀还不能“分解透辟”，这自然不能苛求于陈独秀，而是客观条件还没有提供这种思索的条件。陈独秀虽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观实践的总结。于是，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汉学和西方新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后来在1915～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对东西方文化、思想、学术有那么精深的研究和独见，看来主要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结果。具体说来有：对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佛学的研究；对诗词字画的研究；对音韵学和文字学（古称“小学”）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的状况和成果，以后各章都会陆续介绍，这里只叙述他与苏曼殊共同对梵文和佛学的研究状况。陈独秀这时期对这方面所以特别感兴趣，与章太炎、刘光汉、何震特别是与他住在一起很长时间的苏曼殊有关。章太炎由于从小受外祖父、父亲精心调教，后又受朴学大师俞樾严格教诲，在汉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周作人回忆陈独秀有一次在《民报》社与章太炎讨论汉学问题，曾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戊申年（1908），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迎来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陈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道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执教，陈独秀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化运动来，风靡一时。“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57]
陈独秀与苏曼殊这时期互相影响，更是达到珠联璧合的地步。二人不仅在狂放不羁的性格上颇相似，在对佛学、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诗词字画的兴趣方面，也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到痴迷的程度。柳亚子说：苏曼殊信佛，甚至削发为僧，于是学梵文研究起佛学来，陈独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译了过来出版了，还请参加亚洲和亲会的印度革命者“法学士波逻罕居士”、章炳麟、刘光汉、何震、熙州仲子（陈独秀）题词写序。陈独秀的题诗诗名很长：《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内容是：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县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58]
此诗充分表明陈独秀当时对佛学研究与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么程度。他称颂佛学是“千年绝学”，赞扬苏曼殊竭尽全力、满腔热情振兴将要失传的千年绝学，并且竟然认为被茧缚的众生和堕落得毫无生气的人性以及他自己，只有靠佛学来拯救（佛经上称喜玛拉雅山为雪山，是佛家圣地）。为此，苏曼殊决定像当年唐僧那样，“西谒梵士，审求梵学”。而陈独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当然，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实际上表示了他对苏曼殊的深厚情谊。但苏曼殊后来真的去过印度朝圣，为此还差一点命丧佛国。
据后来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向当时与陈、苏住在一起的邓仲纯了解，翻译《梵文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学的过程。何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在仲甫先生遗箧中，发见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迹很像仲甫的手笔。我就去问邓仲纯，他告诉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邓——引者）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59]可见，陈与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对佛学的兴趣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讨厌”“吵嘴”也不在乎，真是两匹不羁之马。
苏、陈这时如此痴迷地信仰与研究佛学与参加亚洲和亲会有关，实际是和亲会活动的一部分。和亲会约章规定：“振武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即把佛教、孔教、道教，视为拯教东方各国社会道德的祖传药方。为此，他们曾成立“梵学会”和拟建“梵文书藏”。但是，这种事毕竟应者寥寥而卒不成。
与其他大教一样，佛教是一门广大精深的哲学，有许多善行道德的教诲，但它的核心是因果报应论，要求广大受苦者对人间恶行采取忍受和献身精神，导致人们对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奋斗、对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是消极与冷漠，苟且偷生。
这里就可以探讨为什么1905年以前陈独秀积极参加革命组织、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成为江淮地区的革命领袖；而在以后，同盟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陈独秀却非但不参加同盟会，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学中消极退忍思想的影响；二是如前述对同盟会纲领及骨干分子们“误解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单纯是一种（排满的）狭隘的种族革命”不认同；三是如前述对同盟会强调反满而不反帝国主义侵略不认同；四是对周围同盟会骨干分子反映出来的同盟会内部钩心斗角的矛盾有看法。如这两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章太炎、张继、刘光汉三人。章由于原是光复会发起人、发表大量极端的仇满言论、博学的国学基础（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和星期日讲习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曾受业）、《苏报》案的影响和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领导与保皇派的论战等，当时在革命派中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孙中山。但是，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张继、刘光汉都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如对待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出于利用矛盾的考虑，不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孙中山提倡民主立宪，他们反对任何立宪；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发展实业”，刘光汉主张农民群众自发行动，“杀尽资本家”；等等。章太炎还为《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大相龃龉。他们把这些矛盾公开暴露出来，攻击孙中山，甚至酝酿改组同盟会。至1909年章太炎终于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任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刘光汉则心术不正，竟从极左而变为叛徒。他不仅反对孙中山，继又与章太炎、陶成章闹翻，与革命党人关系全面恶化，并挑拨同盟会内部各派常起纠纷，进而提议改组同盟会总部，妄图夺取干事职权。而此议遭到拒绝后，他竟萌生异志。190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为了分化革命党，派人到东京用官职金钱暗中收买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权（均为同盟会会员）三人随即变节，成为密探，后来干了不少坏事。陈独秀为人正派，光明磊落，虽然当时不知这些人后来堕落到那种地步，但对他们的为人和活动，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因此1910年他写《存殁六绝句》怀念最亲密的十二位朋友中，没有章、张、刘三人。同时也因此影响到他对同盟会这个组织的看法，使他不愿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借用冯自由评没有参加同盟会的徐锡麟的话：他“与孙中山一系人在人事关系思想气质方面都有相当距离，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们均具‘志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独立性格”。[60]
但是，说陈独秀对佛学的信仰，绝没有达到信徒迷信的程度，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似乎更正确些。正因为他对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能对佛教对中国国民性的危害给予深刻的批判。
陈独秀、苏曼殊的友谊，可以说达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二人不仅合译《悲惨世界》，合译《梵文典》（陈独秀是帮助），共研佛学，还有字画合作。陈独秀对苏曼殊情谊深厚。如1906年，苏、陈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时与邓以蛰关系密切，有一次苏画一幅葬花图赠邓，请陈题字，陈写了一首五绝：“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年事，双燕语便便。”[61]曼殊也是个多情种，曾有“不爱英雄爱美人”的诗句。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游，回国时，在船上闲聊。曼殊说到在日本与女友亲昵之事，陈、邓二人开玩笑，故意表示不信，逼得苏把女友的发饰等物给他俩看。之后，因不能与心爱之人长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抛入海中，转身痛哭起来。陈独秀见此状，表示同情，又题诗一首：“身随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62]1913年，陈独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户省亲路过上海的曼殊，陈又激动不已，给苏题诗一首：“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63]
苏曼殊对陈也是情深谊长，一分离就常作诗以寄托思念。如1909年1月时，苏与陈曾同住东京清寿馆，3月，二人又同迁江户，5月，苏返东京时作过《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诗一首，颇为真切：“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64]一个感到无限孤寂而对仲兄深深怀念的疯和尚的形象，多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陈独秀面前。从下一节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首陈独秀抒发孤寂之苦的诗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二人友谊之深，另一个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两颗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苏曼殊又一次东行时巧遇陈独秀，这时反袁斗争失败，陈又在“静待饿死”，苏只得匆匆离去，又作诗《东行别仲兄》诗曰：“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65]
这不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情感，是多么的感人肺腑。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陈独秀从1902年加入日本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起，就以满腔激情投入到一系列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的运动中去，但是，其结果是不断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诸多战友被杀或被迫流亡而去，报纸学校纷纷解散，更有岳王会的弟子几乎是集体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他又因对其纲领、组织、行动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随“俗”，陷于自我孤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自己探索的唤起民众、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这些使他从1907年起逐渐陷入寂寞、消沉、苦闷、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因亲爱的兄长陈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赵声等人的相继去世，这种孤苦、消沉的情绪又加重到了极致。
1909年9月、10月间，陈独秀由日本返国，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讯，到沈阳护孟吉棺木返回故里，忆及早年兄和母亲抚育之恩，不禁泪如泉涌，作《述哀》五言长诗痛悼：“……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66]
这并不像1903年《哭汪希颜》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抒发豪情壮志，而是述说“儿命青丝悬”，希望与兄同去“双还”；表示悲伤之深，同时也表示其这时的志气之消沉。
陈独秀这次住家，时间较长，约有两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胡渊如曾去拜访程演生，二人结为终生友好。程演生与陈是同乡，曾游学欧洲，学识广博。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安徽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罗（泰国）。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曾亲自支持陈对文科教学进行改革，嘱陈“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67]
己酉岁末（1910年2月初），陈独秀再到杭州。有人说，他此次在杭州隐居一年半左右，根据是1911年1月5日《民立报》上“小奢摩室诗话”栏里发表的陈独秀所写的两首《感遇诗》。编者“大哀”在诗前序中说：
吾友怀宁陈仲甫，弱冠工属文，往曾访予扬州，相得甚欢。此后，君即留学东瀛。去岁归国后，隐居杭州，日以读书为事。所为诗日益精进。今春曾以《游山》诸作见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记。昨又得近作《感遇诗》五古念余首，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
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大哀”即王旡生，名钟麒。1908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路过扬州时，王曾拜访。为什么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不仅因为二人是安徽同乡，都博学并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王旡生对时政、民生、宗教、文艺等都有研究，发表过重要文章，并擅长骈文，熟于稗史，能够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志），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进派。王曾历主激进的《神州日报》《民吁报》《天铎报》笔政，现在又主政《民立报》，受到陈独秀的信任和尊敬。于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诗话”成为陈独秀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王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生计。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扬州。所以，陈独秀与他保持密切关系，说明这时他虽有消极情绪，但反帝反清激进派的立场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