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这时的确情绪消沉。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全国反清排满革命运动是如火如荼，风云激荡，而他却“日以读书为事”，还有心思“游山”，写诗吟诗，发“忧时感时”之情。这是为什么？这20首诗，充分展示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和对人生与革命重大问题的一些思考。《民立报》只发表了两首，后来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杂志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据此诗作和参考王昭训女士《陈独秀〈感怀〉20首阐释》及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先生《陈独秀诗集》注，来全面观察一下陈独秀当时隐居、读书时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读书中的故事典故即兴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经验。
第一，抒发自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又对当时的形势悲观，行动上自然处于一种消极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感叹找不到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第一首：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前四句，把自己比作天生丽质的“佳人”。陈早期诗作常以屈原、湘娥、灵均自喻，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后四句，虽然志在江湖万里，即心怀国难家仇，但只得闭门弄琴，因知音难觅。反过来说，就是现在因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同志，只得闭户读书，等待时机再施展救国救民的抱负。又如第二首：
春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晓镜览朱颜，忧伤自此始。
前四句写革命形势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后四句借用帝舜两个妃子万里寻夫，已到湘江苍梧之野却见帝舜已死的故事，哀叹革命屡遭失败，战友相继离去、病逝或牺牲，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彷徨与惆怅。这种情绪，在陈独秀1910年所作的《存殁六绝句》[68]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在该诗中，他一一怀念了12位一起奋斗的挚友，其中六人已逝或牺牲，六人还活着但已远离。
第十三首表现了同样的心境：
威凤敛羽翼，众口誉焦明。焦明与威风，异命不同声。
西巢三珠树，振翮一哀鸣。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
威凤是才德高尚之人的古称，焦明是古代神鸟之一。诗人以威凤自喻，说焦明本不如威凤，却因后者敛羽而受到众口赞扬。这里显然表示了诗人自己几年来的奋斗中的一种感受——孤芳自赏与自信：自己唤起民众的革命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却得不到张扬而没有多少人响应；而鼓吹狭隘的排满革命的人，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接着，诗人以栖息在珍木三珠树上的美丽的翡翠鸟，在猎人追捕下振翅哀啼的状态，比喻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当然包括诗人自己）遭遇的险恶。关于末句“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西王母为古代众神之首，董双成是其侍女），有人说是诗人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钦佩，也有对其难得一见、脱离群众的批评，似可商榷。因为，从对同盟会态度来看，他似乎对孙中山并不怎么看重。说他还没有找到让他佩服的领袖或他自认为领袖但还没有被人认识，似乎更有道理。
第十二首在谴责了统治者面对国家危机依然过着腐化奢靡生活的同时也表达了这种惆怅心情：
列星昼陨队，华灯耀疏堂。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
鸱枭岂终古，惊散双鸳鸯。美人怀远思，中夜起彷徨。
其中“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还表现了诗人在举世混浊、是非颠倒、好坏不分之世而唯我独醒的自负，也因此而更加焦虑和忧伤。
第十六首则表现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而社会改造艰难的惆怅：
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琅玕出西极，光彩粲九州。
鸾凤一朝去，宫馆颓山邱。崦嵫不可望，望之令人愁。
但是，他的消极、彷徨、惆怅只是因暂时找不到出路而苦闷的表现，他对革命和国家前途并不悲观。如第二十首：“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意为尽管天下妖雾笼罩，自己的心情却明朗宁静；“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意为让阳光照彻那阴暗潮湿的地方吧，光明就在前头。
第二，揭露了清王朝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表示了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切同情。如第十一首：
古人重附民，后世重兵车。鲛革与铁釶，兵败于垂沙。
田野有饥色，千金购莫邪。将军不好武，守身龙与蛇。
谴责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屠戮人民；对外屈辱妥协，主权沦丧。
第十八首表现诗人同情劳动人民苦难：“哀哀世上人，果腹任鞭棰。栖迟尘网中，局蹐待销毁”；此外，更有号召苦难中的人民起来斗争，以争取如天上般美好的人生，如第十九首：
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第三，总结多年来奋斗的经验，悟到一些重要的人生、革命和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以自励励人。
如第八首告诉人们，事物和事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要想成功，必须依规律而行：
木鸣响焦杀，怪星党天居。人情有忧乐，天意亦惨舒。
穆王得造父，八骏供驰驱。如何致千里，辟马驱毁舆。
这后四句，以穆王西游的故事，说明倘无良驹好车，即使神御手造父也不能驾跛马破车日行千里之遥。为此，他在第十首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赞颂了纷纷出国寻找救国之道的留学生们：
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高情薄尘俗，入海求神仙。
归来夸邻里，朱楼列绮筵。今日横波目，昔时流泪泉。
又如第三首告诉人们，特别是革命的领导者，时势有时瞬息万变，要善于明辨抉择，果断处理，还要有顽强意志和勇于追攀的精神：
得失在跬步，杨朱泣路歧。变易在俄顷，墨翟悲染丝。
人心有取舍，爱憎随相欺。八骏虽神逸，绝尘犹可追。
关于革命者要有不怕失败、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第十七首中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故事，更是对此集中发挥：
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
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
诗人所以特别提倡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因为由于保守或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或改革事业的发展是曲折艰难的，如第四首中引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失败的故事：
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眄妍。
变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成，美人空弃捐。
在循规律而行的经验中，他最重视领导者善于用人和人的素质的问题，即用人和为人。如第五首，他以对比方法，批判了吴王刘濞轻贱智者而败，肯定了梁孝王、伯乐善于用人制胜的道理。
第九首则进一步指出了用人之道首先应重才与德；第七首，以鲧治水无功而被处死，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而顽民反抗周的统治被杀戮的事实，指明才德高尚的人是主持公道的，好坏应当分明，但是，假若人们连是非观念都没有了，对他们讲是非则是徒劳的。这是他为什么始终重视国民性素质改造的一贯思想和他的独特理念。
所以，善于用人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统一的。而在为人之道中，诗人又最看重不怕打击甚至杀头而持正义又能敢说敢为的品质。而且诗人一生就是这种品质的典范，如第六首：
筑墙非过计，邻人乃见疑。忠言戮其身，哀哉关其思。
周泽即云渥，爱憎谁能期。奈何婴逆鳞，福祸岂不知。
此诗用两个故事——智子疑邻和关其思进忠言遭杀，赞扬了刚正不阿的臣子明知要触犯君主，仍敢于进谏的精神。
总之，这组诗，以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古喻今，托物咏怀，感时伤世，表现了诗人杰出的才华。全诗二十首，主题明确，内容广博，情感激越，哲理深刻，异彩纷呈，“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不禁慨然叹为奇绝！”[69]确如编者王旡生所说，有陈伯玉、阮嗣宗诗圣的遗风。因为，由于提倡诗风革新而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唐代诗人陈伯玉代表作即为《感遇诗》38首的组诗。陈独秀把自己的诗取其同名，显然受其启发和影响。陈伯玉组诗的内容和特点，就是以古喻今或托物寄情，抒发作者怀抱，讽揭时弊，又以无奈而感叹人生祸福无常，向往避世隐居的消极思想。这是他在武则天时代曾提出一些进步主张而未被采纳、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屡遭打击时的产物（他最后被武三思所指使的人诬害而死，年仅42岁）。与陈独秀当时的心情颇有相似。
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追求自然壮丽，又多用含蓄的比兴方法，为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辟一条抒情述怀道路的先驱诗人是魏晋时代的阮嗣宗。包括上述陈伯玉在内，陶渊明、庾信、李白等都受到他的代表作《咏怀诗》（82首）的影响。此组诗多数表现诗人疏狂自放、孤郁嫉俗的情感。这是他对当时鼓吹礼教而又腐朽、残暴的司马氏统治集团不满并遭到迫害的结果。他反对礼教而走向另一极端——崇尚老庄哲学。
所以，从作诗的心情、个人遭遇的不幸、诗作的内容与表现手法——五言诗与比兴手法等各方面来看，有理由可以认为陈独秀作此《感遇诗》是在读了陈、阮之诗后的有感而发。所不同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陈、阮作诗时，他们的进步主张败局已定，而陈独秀作此诗时，正是辛亥革命胜利前夜的黑暗。所以，陈独秀诗中除表现陈、阮诗作中这种消极心绪外，还有不甘消极、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和又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惆怅。
但是，由于陈、阮二人所处时代的限制，其诗不能直白心意，不得不较多地用比兴手法，虽有含蓄、隽永的优点，也带来了旁人和后人“归趣难求”“难以情测”的问题，以上对陈独秀诗的诠释，也只供参考。
其实，陈独秀在《感遇诗》中那种消极、苦闷、彷徨的心绪，在1908年、1909年已有充分表露。这就是1908年夏末秋初陈独秀游览日本名胜风景区华严泷时作《华严瀑布》十四首组诗，[70]翌年1～8月与苏曼殊同住东京清寿馆时，二人又有唱和诗《本事诗》十首。这些诗主要表现作者几年奋斗迭遭失败及目睹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惨遭镇压后的痛苦、彷徨心理，和以屈原、拜伦自喻，孤愤抑郁、忧国忧民的情思。如《华严瀑布》中：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本事诗》中第四首苏曼殊的原唱曰：
淡扫娥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陈独秀的和诗曰：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山不见有啼痕。
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第五首苏曼殊原唱：
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夬玉浅含颦。
卿自无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陈独秀和诗曰：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频。
尽日欢场忙池，万家歌舞一闲身。[71]
如以上的分析，对比起来，1910年《感遇诗》中虽然还有这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但已经开始有从中挣扎出来的愿望。这就是陈独秀辛亥革命前三年思想的基本状态。
好像是对这十年中国最初的民主革命做一总结一样，1911年初春，陈独秀把对这一时期最亲密的战友（死去的六位和活着的六位）的怀念，压缩在六首七绝中，进行纪念：
存殁六绝句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何朗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殁为福州何梅士）
夬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谈骋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恸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殁为徽郡汪仲伊先生）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爱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邱郑赞丞，殁为正阳熊子政）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殁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72]
以上12人中，赵伯行和吴孟侠，已在前文吴樾案中说过；章行严（士钊）、何梅士、曼上人（苏曼殊）、孙少侯（孙毓筠），之前也有较多的叙述。汪仲伊大陈独秀42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由汪孟邹引荐，与陈结忘年交，1906年与陈合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汪任总理，陈任监学。学堂因培养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办。汪也随之谢世。郑赞丞与葛循叔，曾与陈共同发起安徽藏书楼学说的拒俄运动，成立岳王会，参加反袁斗争。章谷士是陈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报正阳关发行代办。此诗简绘十二人物与陈独秀的深切缅怀，手法之简练，意境之高雅，一时舆论轰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见章士钊时，竟能背诵，一字不讹。[73]
陈独秀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是很珍爱的。据这一时期与他关系密切的程演生说：“仲甫有古诗近体诗一册，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还录了好多首登入《丙辰》杂志文苑门内。后在北京，还看见他的手写本。”[74]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陈独秀这三年苦闷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这就是他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心爱的伴侣——高君曼。关于这三年陈独秀的行踪，学术界曾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分歧有三点：一、1909年陈独秀迎兄灵柩回安庆后，何时再到杭州？二、何时到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理教员？三、何时何地开始与高君曼同居？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了程演生写的《陈独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结合其他已刊资料，去芜存菁，可整理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行踪如下。
据张湘炳访问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记录，陈说：伯父（陈孟吉）1909年在东北逝世后，“父亲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里，这次父亲在家住的时间较长，有二三个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阳历十月）出生”。[75]这说明1909年陈独秀没有在安庆与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说：宣统元年（1909）底（即阳历1910年1月、2月份），陈独秀曾与胡渊如一起到他家拜访，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随后陈独秀即赴杭州。这说明，陈独秀的确是在1910年初到达杭州。然后就是王旡生说的在杭州“隐居”了约一年。在此期间，他与自己妻子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由相爱而同居。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不容。特别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这几年陈独秀多次去日本留学，又多次到杭州，在经济上主要靠嗣父陈昔凡的供给，而陈昔凡这时正在杭州与浙江巡抚曾子固合伙做东北的大豆生意。看来，他与高君曼相爱的事，陈昔凡起先不知晓，后来东窗事发。陈昔凡本来对这个“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爱又害怕，爱的是他的才气，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来，给家门带来不幸。现在出此种逆伦之事，坚决执行“家法”。陈独秀却不妥协，二人只得脱离父子关系。陈昔凡宣布他“不准进我家门”。自然，安庆老家特别是妻子高大众，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反对最烈”。从此，陈独秀不仅产生“仇父情结”，一再对外宣布“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愿继承陈昔凡的遗产，而且再也不敢面对妻子高大众。高大众从34岁起就落寂至终。
1930年冬，高大众离开了这个给她悲哀多于欢乐的世界。这个善良与认命的女人，非但没有怨恨背叛和伤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还惦念着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共产党首领丈夫的安全。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之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76]
高君曼与高大众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陈独秀相谈，十分投契。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对于她的行为，作为霍邱将军的父亲高登科坚决反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她也像陈独秀那样，被逐出家门。在旧社会，有多少男女因这样的私情不见容于社会和家庭而惨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陈独秀已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种生活条件下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于是，陈独秀终于走出靠家庭供养的优裕的生活环境，摆脱“隐居”生活，彻底踏上了自谋生路的穷困而危险的职业革命家之路。以他当时的才识、影响、人际关系等种种条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陆军小学谋上了一个历史地理教员的工作。陈独秀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他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实际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后不久，大概日本留学第一年，他就参照日本的世界地理书，编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程演生证实说：他“编了一本商务地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约清末），我见过”。[77]商务印书馆老人回忆说：“早在清末光绪年间，陈独秀就和商务印书馆有了联系，他赴日本留学时编写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十分畅销，而一版再版。”[78]从此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建立了一生的联系，直到逝世后出版他的遗著。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和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对陈独秀最早编的这本畅销书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主编《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等十分敬重，曾于1918年赴北京大学拜访陈独秀，共商编辑与稿酬事项。1921年，陈独秀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时，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馆外编辑。所以后来，他自己因忙于党务，无力撰述的情况下，在他的推荐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还聘瞿帮助编译百科全书，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飞等人在国外所译的书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就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因为政治（“共匪首领”遭通缉）和技术上的原因（制版上遇到困难），未能出版。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写了大量的文字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再不避嫌，其所办的著名的《东方杂志》，及时发表他的多篇论文；还把每期杂志及时从上海发往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直到晚年，陈独秀流亡在四川乡下，还不断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书稿。陈逝世后，照顾他晚年生活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陈独秀的全部遗稿，又和陈的家属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订了出版协议。
话再说回来，陈独秀留学日本第一年就注意到地理学这一学科，说明他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对中国人做启蒙工作。因为，几千年的中国皇朝统治，总宣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自大愚昧思想，因此对近代列强入侵都想不通，于是就不思图强。如去日本留学以前的陈独秀那样，不知道世界是分一国一国的，而且有强国，有弱国。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为什么要成为弱国中的一国，而被别国欺侮呢？陈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自然也贯彻着这样的启蒙教育。
这时，陈的收入虽不多，但还满意。尤其他与高君曼的相爱，由于摆脱了各种羁绊束缚，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大有一扫几年来因革命失败带来的愁云惨雾之势，并愿将这几年来用于自娱、记述内心世界情绪的诗作示人（一般说，只有在走出内心阴影、情绪低潮时，才愿意将这类东西示人，包括给王旡生公开刊登在《民立报》上）。这可以从当时他给苏曼殊的信中看出：“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今仅将哭兄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79]所以，程演生在回忆中说道：“他与他第二夫人高君曼在此时相爱上。他做四首七律赞颂她的美好。他又写信给朋友说：‘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那时与高君曼的得意。”沈尹默的回忆也说：“陈独秀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80]可惜，四首诗，现在只留下了两句。晚年流亡美国的高君曼的女儿陈子美曾托笔者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设法寻找陈独秀的遗诗《忆君曼》，[81]可能就是指这四首诗。这四首诗在陈独秀逝世后，即使存世，也逃不过“文革”的洗劫。许多陈的朋友都谈到“文革”中被迫销毁陈独秀文字的事。
这里，“哭兄诗”即作于1909年的《述哀》，“与公有关系绝句”即《存殁六绝句》。最后两句诗，则表明他当时对“新得佳人”高君曼的情爱之深，新婚之喜溢于诗信之内。喜怒哀乐，政见上也不管正确与错误，他总是这样率直与透明。杭州山水本有天堂之美。于是，陈独秀与高君曼及友人在游山玩水时所作的诗，也不再有如游日本华严泷时那样的愁苦，而是充满着清新、亮丽、欢快、激昂的情趣，如《游虎跑》：[82]
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山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
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
神虎避人去，清泉满地流。僧贫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锁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虎跑”是杭州名胜之一。传说唐代高僧寰中居此，苦于无水，忽一日，见二虎刨地作穴，甘泉涌出。“祖塔院”即传说中的“济公”塔院遗址。诗中表现了一个久搏沙场的战士在新的激战前小憩中的恬逸。又如《咏鹤》：[83]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返。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杭州西湖孤山有北宋诗人林逋之墓，此人曾隐居孤山二十年，不婚娶而以种梅养鹤自娱，有“梅妻鹤子”之谓。陈独秀游此，借咏仙鹤优雅、飘逸、崇高的奋飞态势，进一步表现了自己暂憩杭州，犹存冲天之志，并将不息追攀的心绪。而在《灵隐寺前》[84]一诗中，他更以“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诗句，表示自己仍然具有诗酒豪情、指点江山般的少年意气。
在《雪中偕友人登吴山》[85]和《杭州酷暑寄刘三沈二》[86]二诗中，他述说自己因与高君曼相恋而与嗣父断绝关系后，生活一度十分困难：“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作者把自己比作从杭州西北方向的安庆飞来的穷艰饥极的“冻鸟”，在陆军小学任教不过是“啄枯枝”暂谋生计。生活之饥寒和孤独无助的情境，写得淋漓尽致。
在杭州的这段清苦生活中还给他情趣的，就是他与义士刘三、沈尹默以及马一浮、谢无量等人的友谊。除了游山玩水、吟诗作词之外，还观赏和研究书画、文字学等。
对于书法，陈独秀这时已有较深的造诣，从而在无意中帮助沈尹默书艺大进。沈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写字，祖父和父亲都是善写字的。但他回忆说：“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初次见面，就直率到如此当头一棒，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也只有陈独秀才能做得出来。还好，沈先生毕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之雅量的士大夫——“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87]如何发愤钻研？后来他说：陈独秀“所说的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执着笔……一直不断地写到1930年”。“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笔以来运用这样工具作字的一贯方法。”[88]
艺高胆大，陈独秀当时能对沈尹默的字作如此大胆的评论，是因为他对书法已有相当的研究和实践。据当时同在杭州的马一浮先生说：“那时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有一二年。不过仲甫先生不论做诗呤月也好，酒醉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89]这一二年，他每天都要写几张篆字，怪不得我们今天发现的大批陈独秀晚年给杨鹏升、台静农的书信，不是豪放的狂草，就是漂亮的篆体。[90]把书信当作书法作品来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陈独秀墨迹，右上为给陈钟凡写的小篆，右下为给江津诸友诗
自然，说陈独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倒不见得，因为，如上所述，沈尹默受了陈独秀的“刺激”，也“每天清早起来……”而且“一直不断地写到1930年”。而陈独秀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就全身心投入政治运动，一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投入监狱，无暇再练字了。所以他对狱友濮清泉说：“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因此，谦虚地认为自己的字“差得很，差得远”。濮清泉理解他的“意思是天分有一点，功夫是不够的”。实际上，书法这门艺术的确是要勤学苦练，不能间断的。所以，他被捕后，就利用一切机会练字，如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等求字、监狱看守求字、探监的亲友刘海粟等求字，以及作诗写词等，他都认真对待，作为练字的机会来利用。以至于晚年给亲友写信，也是如此。
陈独秀不仅对书法有如此勤奋的练习，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外甥葛康素，是陈独秀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和安庆藏书楼时期的战友，又是清朝杰出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的外孙，对书法有相当造诣，他对陈独秀的书法水平和见解却有很高的评价。1939年秋，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养病时，葛康素曾与陈独秀有一段时间的接触，尊称陈为先生。陈当时“偶为人书字，然多不经意之作”；而葛“终日习书，殆废寝食”，因而专门向陈讨教书法。陈独秀写了“论字三则”给他：一是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二是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是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91]
葛康素评论说：先生不经意之作虽有可置议之处，然此论书三则，于学书之道颇有深见，非特初学才宜适之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勾勒拖沓笔画者；一循情之所之。先生不求工不求名之志可谓尽矣。
葛康素还就当时他见到的陈独秀的几幅字，做了以下的评价：
余所见狂草一幅，书余先外祖邓绳侯公赠曼殊和尚诗：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用笔遒劲，墨气盎然，直追古人。又为余写屈原《哀郢》手卷，一笔书成，行路极佳。诚可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也”。又赠余兄小幅，自书赠友人诗：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均有独到风格，卓荦肆姿，堪称此老心书也。（此诗同时也赠方孝远——笔者）
陈独秀书赠友人诗
书谱曰：“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日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先生之草书其气势具于此矣，或功力有不到者焉，故稍有“鼓努为力”之嫌耳。
先生书法以小篆第一，古隶稍次，然求书者难得其篆隶也。就余所见，以为余舅父邓仲纯先生书篆联最佳。联文曰：
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和姿态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先生字有如此纯静者盖渺矣。
三十年前先生在西湖曾寄余舅氏诗，颇有倜傥风流之格。诗曰：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先生为古隶书此诗，浑厚朴质，如汉之瓦当，屈铁成字，乃先生气魂高逸，始有此神工，非特手技可致也。
可惜，陈独秀晚年时，此书，邓仲纯已失，应台静农之求，陈重写时，已不再是古隶而成狂草了。
陈独秀书西湖十景诗之一
关于这时期陈独秀研究文字学的情况，资料不多。据后来何之瑜调查的情况透露，当时甲骨文研究专家刘铁云编写了一部《铁云藏龟》（全是甲骨文龟背片影印）的书送给了谢无量。谢不懂文字学，从北京带到杭州，放在马一浮家里，一放就是两年，没有人看它。但是，马说：“一天仲甫先生看见，非常重视，便拿去了。”[92]从此，无论经过多少烽火岁月，陈独秀一直视这部书为珍宝，随身带着，直至逝世后成为他的遗物之一。谢无量、马一浮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大家，但因对文字学没有研究而对这本书不感兴趣，唯有陈独秀把它视为珍宝，可见，陈对文字学的爱好和研究的功力。
陈独秀如此作诗写字，主要集中在1915年以前的早期和1932年入狱之后的晚年。为什么在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时期的中期，至今没有发现他的诗字？有人同意李大钊的说法：“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93]这里，说陈独秀因“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无情趣、无时间再作诗写字是可信的，而说其“蚁视雕虫小技”，则不大说得过去。至于陈独秀“不置辩”，并不能说明他同意这个说法，恐有不屑一辩之意。一个以“白发老书生”而终的人，决不会“蚁视”作诗写字为“雕虫小技”的。
辛亥革命中一飞冲九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打破了陈独秀在杭州教书、吟诗、写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恬静的生活，也是他向往的摆脱寂寞岁月，寻找同志，实现冲天志向，追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无悔艰苦人生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独立的光复运动中，浙江省府杭州的革命志士也很快行动起来。陈独秀所在的陆军小学就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联络机关。已经毕业的第一期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武昌首义。在校的第二期、第三期学生也积极准备起义。第三期学生还提前发了枪。两个队长，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葛敬恩，一个是光复会会员周亚卫。商文蔚等六七个排长都同情革命。教员中更有陈独秀、罗嗣宗等进步分子。
周亚卫队长说：起义工作从宣传鼓动开始，对杭州各机关学校等散发传单。“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褚辅成说贴在衙署），第二天虽然檄文已被清政府揭走，原位置上改贴了抚台衙门的严厉镇压的告示，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4日，新军起义，浙江巡抚曾韫等官吏逃窜，第二天就成立浙江军政府。但陈独秀未参加同盟会，同时与浙江革命领袖人物没有深谊，所以在新政府中没有陈独秀的位置。显然，他的位置在安徽。
安徽的光复过程比较复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洪流来到时，同盟会派至国内联络长江中下游起义的吴春阳，联络安徽革命党人韩衍、管鹏、高语罕等人于10月31日在安庆发动起义。但是，安徽巡抚朱家宝负隅顽抗，在前一天就遣散安庆新军六十一标工程、辎重、炮、马、步各一营。起义失败。接着，朱家宝见大势已去，与省咨议局勾结，接受袁世凯计议，诡诈地表示愿意转移政权，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朱家宝任都督。革命党人受到排挤。与此同时，原受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影响的寿州、六安、怀远、霍丘、合肥、芜湖等地，纷纷独立，省城安庆“已同孤注”。[94]但是，各地独立后均成立军政分府，形成地方割据，形势混乱。于是，吴春阳向九江都督马毓宝请求援兵。马派团长黄焕章率由洪江会党组成的浔军800人入皖，赶走朱家宝。16日安徽重新成立军政府，黄焕章自任总司令。但是，浔军入皖后抢掠不止，糜烂地方。吴春阳直入黄焕章司令部斥责其行，竟被黄枪杀。革命党人准备武装驱逐之。江西都督马毓宝派参谋长李烈钧进行调处，带走浔军。12月2日，孙毓筠出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并依靠军政府参谋长兼青年军总监韩衍统率的军队和南京临时政府陆军第一军柏文蔚的军队，打败了清军倪嗣冲部，裁撤各地军政分府，实现了全省的统一。
孙毓筠出身满洲贵族，本人纳资捐官三品道台。由于岳王会时期与陈独秀建立友谊，深受陈的影响，倾向革命，东渡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后被孙中山派回国，运动长江流域各地新军起义。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南京光复前，恢复自由。孙毓筠十分了解并仰慕陈独秀的才智，因此得知被选为安徽都督后，即急电召陈回皖共事。陈独秀也欣赏孙出身贵族而不保守，在1910年春所写《存殁六绝句》诗怀念他的最亲密的十二位朋友中，孙即其中之一，称“夬公说法通新旧”。于是，陈即响应，辞去杭州教职，来到安庆，任安徽都督府顾问。过去一般论著根据张啸吟的回忆，都说陈是任都督府秘书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安徽公报》（第4期）公告，秘书长另有其人，是泾县人查秉钧。陈独秀等八人为顾问，在秘书长之上。当时所定的《都督府临时官制》写道：“府内于各主务职员外，置顾问员，备一切政务之咨询，由都督延任，定额不得过八人。”这八位顾问都是当时安徽社会名流，除了陈独秀外，还有与陈终身相伴的高语罕，有《存殁六绝句》诗中怀念的“汪叟剧谭骋古今，论才恸惜老成心”汪仲尹老人的儿子汪律本。汪仲尹1906年曾与陈独秀合作主持培养革命人才的徽州初级师范堂，其才识与热忱深为陈独秀所敬佩，可惜于同年冬谢世。不过，既然是都督府的顾问，秘书科的工作自然也要“顾问”，秘书科也欢迎并利用这些社会名流的影响力，所以，陈独秀等这些顾问的名字又经常出现在秘书科对外的文件中。如1912年1月30日皖都督府秘书科电祈孙中山赦免释放刘光汉的电文，署名十人中就有“陈仲”，[95]是14位“议董”之一。当时因1911年“六月间，无为、庐州、合肥、当涂、芜湖、繁昌各州县均遭水患，死亡枕藉，惨不能言”。12月，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等名流组成的“全皖工振筹办处”，为安徽灾民募集赈灾款。[96]陈独秀是这个办事处的14位“议董”之一。而由于陈独秀名气之大，大大盖过别人，因此，亲朋好友的回忆录，也往往把陈独秀这个顾问当成“秘书长”。
从现有资料看，在孙毓筠任内，陈独秀主要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上述的安徽赈灾工作；第二件大事是大力推行旧官僚机构的改革。
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吟说：“陈仲甫当时提出改革的意见，大体可归纳三个方面：一，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二，旧官僚不能都敬克任用；三，对那些对革命事业有阻碍、违背革命利益的事，应大刀阔斧地将它除掉。”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陈独秀革命者的本色：一旦有了权力，不是做官当老爷，鱼肉百姓，为个人谋取私利，而是利用权力来打碎旧世界，推动社会的前进，为人民谋福利。这也表现了他是一个实践家的品性，以及几年的寂寞、思考和彷徨，急于抓住时机，一展抱负，干一番事业，有所作为的心情。因为，“孙少侯是少爷出身，又因吸食鸦片，不理政事，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仲甫”。
但是，改革之难，远远超过推翻一个旧政权。陈独秀的这次改革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张啸吟所说：“陈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唯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少侯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孙少侯认为，所谓革命，就是把满清推翻，现在满清政府推翻了，就万事大吉。在都督府任用人的问题上，孙少侯重用的是旧日的官僚人员，对那些留学生反不甚信用。陈仲甫的看法则不同，他的目光看得远些，认为把满清政府推翻，事属破坏，今后需要建设的事则更多，且更为重要。”[97]
把这次改革失败归结为“陈独秀性情急躁”，显然不得要领。实际上是当时根本没有改革的条件。
首先，从革命党方面看，像孙少侯（毓筠）这样的人很多，占了主导方面，连孙中山、章太炎也不例外，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谁来掌权无所谓，所以，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或保守势力反扑面前解除了思想武装。陈独秀一个人主张改革，连革命党都不支持，如何进行？而革命党人所以如此软弱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再加上这次革命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更显得弱小。
其次，从全局来看，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很快篡夺中央政权，各省旧势力纷纷复辟，仅安徽一省进行改革，也是独木难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