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复辟守旧势力的阻碍下，不要说陈独秀的改革不可能进行，就是连革命的成果也难以保持。陈独秀眼看时局危急，不甘心失败，秘密到浦口会见他的岳王会时期的另一个老战友——柏文蔚。柏是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军军长，是陈独秀朋友中唯一掌握强大军权的人。陈独秀请其回皖主政，说明陈的革命思想成熟了一步——对武装力量的重视。柏文蔚回忆说，当时他统率第一军驻浦口，（江）苏人张謇、马良，以苏人治苏相号召，要吾离开。“是时，陈独秀亦由安庆来浦口密商，以袁世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革命党内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处境确甚困难，要我即回安徽，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返皖计划乃定。”[98]
由此说明，柏文蔚回皖任都督，陈独秀起了相当的作用，而且二人对安徽及全国时局的认识一致，认为孙中山让出政权给袁世凯后，革命陷入了危机，他们想保持安徽的地盘。这种对形势深谋远虑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同盟会领导层内部也很少人有此认识。因此，柏文蔚回安徽后，陈独秀任秘书长，又成了都督府的核心人物。从拥柏回皖至选陈为秘书长，柏与陈可谓是力任时艰。对此，柏文蔚又回忆说：
安徽本是一个穷省，大乱以后财政更感困难。本党同志意见未能统一，纷扰于内；乱党政客，构陷于外。盘根错节，毕现于前，时时有捉襟见肘之苦。本党一部分同志主张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袁氏，如陈独秀、管昆南……一部分人主张纳入袁氏，以巩固地位，代表如孙少侯（后来孙果真去北京投靠了袁世凯——引者）……此时余之秘书长为陈独秀，机要秘书王树笙，参谋长为徐子俊，高级参谋徐介卿。所有机要皆由四人与余密商解决。当时的方针：决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独秀负责，与上海陈英士随时接洽掌握，决不能违背我们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所动。[99]
就这样，柏文蔚在陈独秀等四位参谋的辅佐下，在安徽苦撑了一年多，进行了多方面的整顿和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里当然饱含着陈独秀的志向和辛劳，概括起来，以下几方面较为突出。（1）整顿扩充军备。（2）充实整顿都督府及所辖各行政机构，尽量安排革命党人。（3）整顿财政金融，实行开源节流，缓解财政困难。当时安徽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为此规定全省行政开支必须量入为出，军政费用只占全省收入的1/3。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等占2/3。还由安徽中华银行发行100万元公债，五厘行息，一年支付息金。（4）发展教育事业。革命战争中，许多学校被毁、被占或停办。新政府发表通令，各军、团、社不得任意破坏，而给予保护，迅速恢复发展。又将教育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计划，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因此，1912～1913年安徽教育发展较快，全省60个县增加中小学校达270余处。（5）严厉禁烟。1912年5月15日，柏文蔚向中央和全国发出《条陈禁烟通电》：“皖省土税、膏捐一律停止，统限一年内禁绝，不使稍留余毒，病我同胞。”“如有甘为戮民，不得不执峻法以随其后。”9月30日，又宣布取消烟照，鸦片店一律关闭；又严令禁种，私自种鸦片百株以上者，即行枪决。9月中旬，安庆水上巡警从英轮上查获走私鸦片。柏文蔚下令焚烧。英商调军舰威胁，索取赔偿，被严词拒绝，被列为柏督一大政绩。（6）破除迷信，将各处庙产逐渐收归公有，限制迷信活动。（7）禁止妇女裹足，扶持天足会组织，幼女一律不准缠足。（8）开办实业，发展交通，继续建筑芜屯、芜广、安正公路，蚌埠开埠，省政浚坞，修固堤圩等。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民俗，在《安徽俗话报》和孙毓筠督皖时期，陈独秀都大力提倡并望实行，现在终于得到可以实施的机会，陈独秀当然踌躇满志，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负、改造社会最得意的时期。虽然只是在一省的范围内，并且只有一年的时间，与他期望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毕竟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柏文蔚虽是都督，但因是武将重在军事，全局的综合治理主要靠陈独秀等人。柏尤其对陈十分信任，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记》[100]手稿本中说：
最可异者，中山先生但听落伍者之谗言，颇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实作去，一面求吾皖内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国。如此机要，只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相与计议，其他即多年之患难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盖因权利冲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民立报》则说，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陈独秀，是因为陈“学识优长，宗旨纯一”，意为德才兼备，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亲时，甚至把安徽民政长（相当于省长）事宜委托给了陈独秀。陈一度为一省之首。为澄清吏治，缩减编制，皖省决定这年4月1日起，军民分治，对都督府与行政公署进行改组。[101]看来，陈独秀又在为参与执政以后的改革大业呕心沥血了，并有“日理万机”之感。不过，这次似乎比在孙毓筠任内遇到的内部阻力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较好，在紧张的工作中，不乏浪漫与洒脱。如当时在安徽高等学堂教课的苏曼殊致邓庆初的信中谈到，他常去陈独秀处，唯仲兄忙极，又好讲笑话。当时由应溥泉安排与陈独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忆说：
我在安庆最初的一个月中，因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里，几乎每日必见一次或两次。他与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楼上，我居楼下客房中。我到安庆的次晨，应（溥泉）先生见他（独秀）下楼赴署办公的时候，即为我作介绍。他长方的脸，不高不低的身子，声音响亮，脚步疾速，一见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识，能说能行的能干人。那日黄昏他归家时，特来与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书，即问我道：“周先生，你有没有阅过江浦儿（即英国人之别名）和他的岛（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书？”我答道：“没有。”他道：“你快去买来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书馆，嘱他们向外洋代购一册。后来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讽刺英国的书；英国所有的风华人情，皆加以特异之见介。英国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发笑。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约九点之后。一觉忽醒来，听得唱声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无锣鼓声。我自忖道：“这是什么呀？”半夜三更，为什么大弹大唱？难道邻家做寿唱堂会么？再仔细一听——都是女人声，都是烂污京调。次晨早餐时，溥泉先生默默告诉我：“昨天夜里，他（指独秀）请客，唱戏的都是班子中唤来的伎女。”[102]（这里的伎女，是指卖艺的歌伎——引者注）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不过，内部阻力虽小，外部的压迫却逐步加大了。柏文蔚这次赴宁省亲，实际与国民党激进派计议反袁，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保持革命成果。因为，袁世凯夺取大总统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误以为民国已成，以后可以专心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同盟会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更是醉心于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主张两大政党的和平竞争，限制总统的个人独裁。为此，他竭力推动同盟会改组成一大党，并在1912年7月21日同盟会选举大会上，当选为总务主任，实际主持全会工作。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任财政、政事主任。随后，8月25日，同盟会与另外四个政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在这年年底到1913年3月上旬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对亲袁政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因此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慌，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孙中山彻底醒悟，决定发动第二次革命讨袁。于是，在4月中下旬于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柏文蔚、陈独秀积极响应，决定由柏以赴南京省亲为名，密赴上海参加此皖、赣、粤、湘、闽五省代表举行的会议。
会上，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柏文蔚、李烈钧的坚决支持。柏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稳健派首领黄兴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京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103]实际上，他们主张法律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仅议定进行反袁准备。由此看到，在当时全国形势中，柏文蔚、陈独秀主持的安徽省在反袁斗争上，一开始就站在最前线。而且，正是在柏文蔚赴上海开会期间，陈独秀主持的安徽，因袁世凯为镇压革命党而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外债2500万英镑，以柏文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战斗性极强的讨袁檄文：
政府借款，不由议院议定之通过，无论君主共和，凡世界立宪国均无此例。民国宪法未颁布以前，临时约法当然有效，曾经大总统三令五申，全国人民共闻共晓，借款必由参议院决定，明载约法，中外皆知。宪法未颁以前，今参议院，其职权与前无异。国家一日无法，则人民一日无命。不图政府竟与五国银行秘借二千五百万英镑，未经议院通过，径与签约，人民闻之，无不喘汗相告。宋案证据内，有政府发给资助杀人之语。兹复当政府交替之时，蔑视议会，秘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谨言守法之人，莫不闻之痛心，言之发指。万恳大总统为国法计，为人心计，立罢前议，以解天下之疑，则国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国会议决，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虽愚，素不敢持迂阔之论，阻止不计也。若政府今日之所办，誓死以为不可，临电忧愤，敢负罪言。[104]
此电用词婉转，却说理充分，矛头犀利，直指袁世凯违反国法民意。这充分表明，在当时革命派之内，柏文蔚与陈独秀等安徽派是激进的反袁派。他们主张尽快讨袁（为此，袁世凯曾派人到南京刺杀柏文蔚，未遂）。但是，由于黄兴等稳健调和派力量较大，讨袁军事一直拖延不决。
趁国民党内争动摇之机，袁世凯却双管齐下，疯狂向革命党杀来。一方面，调兵遣将，日夜备战，准备武力消灭国民党；另一方面则用政治手段削弱和瓦解国会内和各省革命党的力量。5月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资格，6月9日免去武装讨袁最激烈者李烈钧赣督职务，14日免去粤督胡汉民职务。陈独秀立即感到下一个必是安徽无疑，就准备待变。17日，苏曼殊致刘三信中即透露：“顷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果然，30日，袁世凯即免皖督柏文蔚，派其亲信孙多森任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陈独秀的代民政长自然也就结束。同日，陈独秀呈请辞职。《民立报》记者说：陈独秀“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105]陈独秀绝不会与袁世凯派来的旧官僚合作，看来，此记者对陈颇为了解。不久，北京的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批准安徽都督府秘书陈仲甫辞职。[106]陈即携高君曼妻儿随柏文蔚同迁南京。两家同院而寓，闭门谢客。柏文蔚与陈独秀及徐子俊等人几乎每天黎明乘舟至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表面上不问世事，实际上二人在密谋今后的出路。
7月初，孙中山终于说服党内稳健派，兴师讨袁。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向北军发起猛攻，打响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第一枪。第二天，他被推举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5日，南京响应，宣布独立，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徽介于南京和江西之间，对于革命党来说，进是前哨阵地，退是重要屏障，因此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但是，由于柏文蔚身在南京，安徽军事力量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为此，黄兴在南京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
这时，南京柏文蔚与安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络人就是陈独秀。黄兴与柏文蔚在南京积极筹划讨袁期间，陈独秀正在安徽奔走，企图统一安徽各派军事力量，结果无功而返。柏文蔚说：“此时独秀由皖返宁，知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龚振鹏、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在正阳关召开军事会议未成。龚振鹏带兵赴芜湖溃散，几遭不测，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能安全到芜。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时回皖。”[107]柏文蔚这里提到的安徽军事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当年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的成员。但是，由于陈独秀一没有参加同盟会，二手中没有军队，所以，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岳王会总会长的号召力，已经远没有柏文蔚这位分会长大了。
柏文蔚接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后，即与陈独秀、徐子俊等人会商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事宜，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南方军队已成强弩之末，时机一误再误”；“不过，我们能有树倒不乱的精神，不怕牺牲，目前的颓势不是说绝对不能挽回，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统一意见，以中山先生的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以付以重任”。随后，陈即携家至沪，安排后即与柏返皖发动。这时安徽各地原淮上军将领龚振鹏、张汇滔、范鸿仙、张永正等纷纷发表讨袁檄文，湖芜、寿州等地宣布独立。27日，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又任秘书长。
但是，淮上讨袁军在袁世凯派来的讨伐安徽的倪嗣冲部及豫军的联合进攻下，连连败北。受柏文蔚派往太湖方向作战的胡万泰部率部回归安庆，与其他叛将联合围攻都督府。这时，柏文蔚也已接到反袁军总司令黄兴密电：“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108]柏文蔚、陈独秀等只得败走，向芜湖方向突围。胡万泰即宣布取消安徽独立。
这时，发生了被史学家称为“陈独秀第一次被捕”的事件，即芜湖的反袁军旅长龚振鹏差一点误杀陈独秀。起因是陈独秀听信谣传：龚振鹏由于军事失利，在芜湖“惨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以致英领因每日枪声不断，出而干涉。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师长袁家声因其残暴，痛斥其非，均遭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不下毒手”。[109]柏文蔚接着说：“龚振鹏之为人，富有革命性，惟头脑简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来这事也与柏文蔚有关。高语罕说：“曾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先生（独秀）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某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文蔚）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张子刚三先生力救得免。”[110]常恒芳也说陈独秀这次在芜湖被捕要杀，是因为龚振鹏等旅长“始终反对柏烈武”，后因“芜湖有张永正一旅军队驻在那里，反对龚振鹏等杀陈独秀，说要是杀了陈独秀，他就要率兵拼命，故陈独秀后来仍被释放了”。[111]龚为什么与柏文蔚“不谐”，是因为责怪国民党决定讨袁军事太晚，贻误了时机，所以开始讨袁时，柏在南京消极，待到入皖行动时，龚振鹏等已在省内发动。
对于这次生死考验，陈独秀表现如何，以上高语罕说是先生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而柏文蔚说陈是“饱受惊吓”；程演生说：事后“回去的人说，当时仲甫被绑时并无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无变了”。这些说法都在情理之中。问题是陈独秀这样的人物如果这样被杀死，太不值得，以后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之所以没被杀死，除了张永正旅长的武力营救之外，还因为在场的范鸿仙、刘叔雅等人的劝阻。范鸿仙旅长说：“陈独秀是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流，杀不得。”[112]因此，8月13日，柏文蔚一到芜湖，与龚振鹏嫌隙即消，龚亲到江边拜见柏文蔚，并接到司令部，“聚谈甚欢”，面对失败之局，共商善后之策。
龚振鹏枪下留人，袁世凯却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冲兵占安庆，第二天，叛军胡万泰进入芜湖。安徽的讨袁革命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倪嗣冲进入安庆即饬令军队捕拿柏文蔚前秘书长“陈逆仲甫”及其父陈衍庶，逮不着就抄其老家。当年嗣父陈衍庶和妻子高大众反对陈独秀参加“造反”而祸及家门的事，终于临头了。陈独秀下一辈（即“遐”字辈，陈延年即遐延，陈乔年即遐乔）的一位陈家老人陈遐文回忆说：
民国二年，袁世凯当大总统，倪嗣冲在安徽做督军，马联甲那时当统领，说陈独秀私造枪炮子弹，带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干净，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画一抢而空。统领手下的人，还到处捉拿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要除根。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四子（延年），长长瓜子脸，一个叫小五子（乔年），圆脸儿，小六子（松年）年纪还小。当时，小四子、小五子就从屋上跳下来，连夜跑到乡下，找到我家。我把妈妈的床拉开，在床里边搭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边睡了三夜，后来家里来人才找到他们。据说当时没有逮到延年乔年，却把陈独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113]
倪嗣冲没有逮着陈独秀等人，就通缉安徽革命党人，陈独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志谋叛之犯”。[114]
这一年，陈家的命运与整个革命形势一样，多灾多难。曾给陈氏家族带来骄傲的陈衍庶，因前一年与洋商合伙做东北大豆生意被骗破产，受到严重打击，自叹不懂洋务，受人愚弄，不识洋文，两眼漆黑，一病不起，于1913年5月10日，即陈独秀与柏文蔚策划反袁事宜前，去世了。从此陈家也就衰败下去。陈松年说：“倪嗣冲派兵来我家抓人，昔凡公的灵柩还停在家里。”[115]陈独秀的嗣母“经过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后，有人去上海，见到陈独秀，告以家中的遭遇。陈愤愤地说：“恨不得食肉其人”，“过几年再看吧”。[116]
这说明，陈独秀对这次革命失败，并不气馁，而且，从此以后，他的革命志向，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更加坚定彻底了。而且由于家庭的遭难，他从此再也无颜见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庆。客观上，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反动当局长期的通缉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以编辑为生 静待饿死
辛亥革命和讨袁革命失败，陈独秀逃亡上海。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在一场革命失败后，有的悲观失望，甚至自杀；有的消极厌倦，从此远离政治；有的虽不屈不挠，却只会重蹈覆辙，从失败走向失败。陈独秀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一边把精力转到他喜爱的文字学或其他纯学术研究的领域，打发革命低潮时期的寂寞岁月，一边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当重任。所以，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人物，具有领袖与书生双重人格。学者的求实品性，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风，但不具有政治领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会使其燎原，更不能创造系统的理论。这是他的人生充满喜剧与悲剧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时，学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饱受折磨和疲惫的身心得到疗伤和休息，重振起老战士的雄风。
陈独秀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能维持这样革命家与学者的生活，得之于一个同乡至交汪孟邹的帮助。安徽都督府组建时，受旧传统的影响，不少人靠“裙带关系”弄了一官半职。汪见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也动了这个心思，特地从芜湖来到安庆，找陈独秀帮忙，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里许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仲甫却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为此，“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帮我的忙，凑点股子，再到上海开书店”。[117]
此事首先说明陈独秀为人为政的正派，绝不以权谋私，用人唯亲；同时也说明他对政治和革命风险意识的深刻体验，和他对汪孟邹这类“生意人”深切理解与真诚的关怀。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也这样语重心长地嘱咐过汪孟邹及其侄儿汪原放，不要从政和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延年、乔年牺牲后，他还嘱咐三儿子松年，千万不要参加革命，学一门手艺过生活（松年学了木匠），为陈家留一根香火。这说明他自己虽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也一贯主张充分发动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具体到某个人时，他又认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直接投入革命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人物。
汪孟邹听了陈独秀的话并且受了他的帮助，到上海开了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书店，主要经销新式图书，同时又是一个出版社，出版新式图书。讨袁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上海，就利用这个关系，结合自己的知识和兴趣为其编写书籍。
陈独秀绝顶聪明，学识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几个月工夫，在1913年冬，他就写出一部文字学书稿《字义类例》。此书内容共分十类：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俗误、辨伪、异同、正俗、类似，类后有目，目下举例。
正如王森然所论，陈独秀作论写书，必有创意，绝不无病呻吟，更不人云亦云。对于这本《字义类例》，他在自序中谦虚地说：“这本书是我于民国二年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做的，其中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的意见，要求读者加以注意！”“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我所以允许亚东主人将他出版。”[118]识者的评价更高一些，说其各目的举例“极为详明，而对于假借，尤其有特殊的意见，以近世视假借通用为同实异名，故或称通假，陈氏则以造字之假借，为六书之专名，用字之假借属之通用，而别之为两类。识字，为读字之初步，工夫似最浅近，翻阅是书，知真正识字，亦复不易也”。[119]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近代学问重在分析”，分析就是独立思考，就是寻找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创造发明，推动世界不断前进。这是他抓住的人生真谛，不仅仅是做学问，进行政治改革，参加革命斗争，亦是如此。这是与提倡死记硬背、独尊儒术的八股传统根本对立的。
如前所述，陈独秀当时还编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从1922年《新青年》上刊登的广告看到，陈独秀对这本书也是下了很大工夫，并把自己学习研究英文的心得“糅合”其中，使其成为一部有特色的英文教科书，而绝不是为了挣点编辑费的抄袭之作。而且，他能编教科书，说明他的英文水平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还表明他的文字学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文字，还包括外国文字。后来我们还知道，外国文字中，他不仅对英文有研究，还对法文、拉丁文、世界语有兴趣。广告上还说第一、二册定价每册五角，第三、四册“在编著中”。以每册五角算，全册为二元。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月薪才八元，看来这部书不便宜。可是，据汪孟邹说：这部书也就出了两册，因为生意不好，第三、四册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陈独秀也没有“编著”完成。陈独秀当时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解释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120]
《字义类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范英文教本》的命运又是这样，那么，靠编辑为生的陈独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两个儿女——1912年生的陈子美和1914年生的陈哲民即陈鹤年），自然就断绝了生机，只能“静待饿死”了。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章士钊是了解并看重陈独秀的才识的，绝不会让这位天才“饿死”。于是，当陈独秀请他觅一世界语教科书，“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时，1914年5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请陈独秀襄助，继《国民日日报》后，二人再度合作。
《甲寅》是宣传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政论性月刊。郑超麟说：“《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响最大了。”[121]11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某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轫之杂志。”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统治下一种在野党刊物，但不是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而是站在中华革命党右边的黄兴支持的刊物，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黄兴参加了筹备工作。章士钊后来讲杂志起名时说：“与克强（即黄兴）议名，连不得当，愚介以其岁牒之，即名《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是志，名终得立。”[122]说它是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后，陈独秀《新青年》以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不仅因为它的文章倾动一时，而且其文体亦成风气。胡适称之为“甲寅派”或“政论文学”，并借用别人的话称赞它是“集‘逻辑文字’之大成”；“政论的文章到这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了”。[123]《新青年》也称其“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说理精辟，其真直当为当世独一无偶”。[124]但郑超麟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认为：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士钊”印记。
笔者说这次是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再度合作，也只是从工作上说而已。陈既不是此志经费的提供者，也不是共同创办时的“社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主张上，有些相同的同时，又有深刻的不同。
同者，二人都认为国家在袁世凯的罪恶统治下，形势岌岌可危，人民生计断绝，必须推翻袁世凯才有出路。在1914年6月出版的《甲寅》杂志上，章士钊公布的上述陈独秀“静待饿死”信中，陈独秀还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这是猛烈抨击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大大地倒退了。又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这是悲愤控诉在袁世凯统治下，不只是他个人“静待饿死”，而是整个民族“生机断绝”。这些话，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罪恶是多么尖锐深刻的揭露呵！所以，章士钊在公布这封信时写的按语中激动地说：“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读者，然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所以，陈独秀在《双枰记叙》中说：“烂柯山人（章士钊——引者）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125]
不同者，章士钊一贯注重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总统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执政者能“有容”，择贤“用才”，“调和立国”。陈独秀则认为中国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必须要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但是，如何来进行这场革命，他当时还没有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那是一句反话，意思是在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比做西方文明国家的殖民地还要黑暗。章士钊不解其意，说他“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不过，从国家与社会的变革道路上说，二人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即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依靠上层改革与依靠人民革命之不同。这说明二人的分歧在此已经显露。终于，在《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后移到上海出版时，陈独秀早期与章士钊合作革命的“蜜月期”结束了。二人从此分道扬镳，后来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钊不仅拥护北洋军阀的统治，还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他绝交。不过章士钊的“有容”倒是十分彻底，尽管陈独秀对他如此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而被捕后，却自告奋勇地要求为陈做辩护律师。于是，在法庭上，当他按自己的思想风格进行辩护时，发生了被告否定自己律师辩词的怪事，一时传为陈独秀的佳话。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续终身。
所以，章士钊后来叹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陈独秀。[126]他说陈独秀“因皖中贤士汪铸希颜葛襄温仲识之，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人”。[127]正因为如此，陈独秀1914年在《生机》那封信中写尽的“社会状态”，即使是当时“执笔终日的第一号政论家”章士钊也是不能言的。而更令章士钊和当时整个舆论界瞠目结舌的是，陈独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的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和革命奔波不断受挫后的初步总结，在当时思想界的激烈争论（改良与革命、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激进与缓进）中，是陈独秀独辟蹊径，独具慧眼，鹤立鸡群的又一次表现。他批评了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中国人的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陈独秀这个思想的中心观点是“近代国家观”。这个观点，在1914年9月陈独秀于日本江户为章士钊以烂柯山人笔名写的小说《双枰记》所作的序中，已有酝酿。小说以他们二人亲密的朋友何靡施（即梅士）经历及最后自杀为原型，表现了国家与人民、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无情地鞭笞了专横的国家政治与社会习惯对人民与个人自由权利的摧残；宣称：“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128]
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传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对皇帝的“忠”高于一切，人民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要为社会（宗族制度）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陈独秀现在要把它翻过来：团体要为个体维持权利，否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这又是与他给章士钊那封信中说的“国人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牢骚话，相呼应的。顺着这个思想，他继续探索下去，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然不是让“外人分割”，而团体——国家和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关键是人，中国人的素质，转了一圈，又回来，还是他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提出的那个命题：“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在当时陷于革命连连失败、政治黑暗的境遇中，思想是十分悲观的。他在《双枰记》序言中，借着何靡施自杀这个情节，想起这几年在奋斗中牺牲或自杀的另几位战友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等，在无限悲痛的同时，对今人的麻木与堕落，十分感叹。他说：“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甚于今日”，但他们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但“国人已忘其教训”。他还自责说：“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此实民族衰弱之征”。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国民性质”“民族衰弱”的问题呢？当年，他没有找到答案，现在，他又有了十年的经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了。于是，他就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129]
文章开宗明义：“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但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接着，文章以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所以，“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其蔽一也”。
然后，文章在深刻揭露袁世凯政府“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残民的罪恶活动后，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哉，实欲以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人受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没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自觉心”，把忠君视为爱国；而且“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即既不知建国之“目的”，又不知国家危险之情势。“所以，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家，所以无所谓亡国不亡国。于是，对照当时印度、朝鲜等国，文章的结论是：“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陈独秀这篇文章，具有何等惊世骇俗的震撼力，只有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是“忠君”，所谓“忠为八德之首”。忠君也就是“爱国”，所谓“朕即国家”。所以，不忠君，不仅要杀头，而且要满门抄斩。几千年来，图书、戏剧、故事等，反复宣传这个道理。于是，老百姓就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国家大事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明君及清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清王朝连连失败，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开始怀疑“忠君”的威权，但因为面临入侵，代替它的是“爱国”。郑超麟说：“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起初，与陈独秀一起战斗的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党人，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保守派。可是后来保守派也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进步派了。康、梁保皇党反对革命的诸论据中，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所以，革命党人都是“不爱国”，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革命党方面只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为理由去回答保皇党，却不敢进一步说：“在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国甚于被瓜分。”辛亥革命毕竟爆发了，而且革命胜利了，中国并未被列强瓜分去，革命党似乎可以堵塞保皇党之口了。然而，继承清王朝政权的袁世凯，只愿意施行“伪共和”，却不愿对国民党让步。袁世凯所用的种种论据，最有力的仍是“党人主张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是主张内阁制、联邦制的，主张削减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是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何况此时欧战爆发，国家主义成了时髦。英语民族盛行一句口号：“My country，right or wrong！”意思是说：“我的祖国做得对也好，做得错也好，它总是我的祖国！”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口号。袁世凯更加振振有词责令人们为了“爱国”起见，再不可反对他，而应当拥护他。
“爱国！”“爱国！”袁世凯政府及其舆论工具，以此口号标语为武器来攻击那些失败亡命的革命党人，来责斥党人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甲寅》杂志也在内。“谁反对政府，谁就是不爱国！”在这个打击之下，反对党只好低下头来了。他们忙着声明：他们反对政府仍是为了爱国。为此缘故，他们竭力从法理上说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反对党的这种抽象论据是不能驳倒政府党那种现实论据的；无论法理上如何说得圆满，国家和政府现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幸，当时舆论上流行的都是这类文章。人们不谈政治的根本，只谈法理，只注意上层政治制度问题，如什么君主制和民主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统一制和联邦制、一党制和多党制等。人们好像以为中国只要采取而且实行良好的政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陈独秀当时已经超出这种言论以外了。他已从上层政制问题走到政治根本问题。他明白，要抵抗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乞灵于法理是没有用的，分别什么“真爱国”和“假爱国”，也是没有用的；必须进一步检讨：什么是国？如何去爱？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首先提出“自觉心”来对抗“爱国心”。爱国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是有自觉心与之相对。“自觉心”至少与“爱国心”处于相等的地位，前者出于“智”，而后者出于“情”，二者不可偏废。但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单就中国来说，则中国根本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根本“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既没有国家，就谈不上什么“爱国”。所以首先要懂得什么叫作国家，它以什么为目的，它的情势怎样，即首先须有“自觉”。所以，在中国，自觉心不仅与爱国心并驾，而且驾爱国心而上之。
有了自觉心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要爱国。陈独秀指出：国家不是绝对必须去爱的，国家必须本身值得我们爱，我们才去爱国。既然懂得“爱国”是以国家本身值得爱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国也不见得怎样可怕。于是他说出了“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危言”，并指出：“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在当时“爱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道德，任何人不敢也不能怀疑的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立即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政论文章，对它与《甲寅》风格的不同，以及它在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郑超麟有较深刻的论述。他说：
那唯一的论文，好象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
《甲寅》在陈独秀思想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环，他开始从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会的改革了。
少年陈独秀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其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时的。五十多年前（甲寅杂志出版前二十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本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传统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诗歌等等。总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来代替东方的封建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运动开始三年后，未满二十岁的陈独秀就被吸引而积极参加成为很活跃的一员了。但不多久，政治事变紧张起来，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渐渐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后面去。运动愈扩大，改革的范围愈缩小而集中于政治，最后甚至集中于“排满”和“起义”两个意义上面。人们疏忽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排满观念，以增强起义力量原故，人们甚至与运动初期相反，去赞美中国旧的传统而走上保存国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陈独秀从加入改革运动以来就随着运动的主流前进；他离开了主张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维新党而走向主张革命的驱逐满族的革命党；他投身在联络会党、游说新军、武装暴动的行动里面；他参加安徽光复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最后他分担了革命失败的命运而过着亡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