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130]
但是，在当时“爱国心”高于一切的情势下，陈独秀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弹，而且一致表示抗议。《甲寅》这一号出版后，停刊了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以后才在上海复刊。杂志迁移是与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有关系的，因为这年5月出版的第五号上第一篇论文《时局痛言》就是评论此次“国耻”的。
到了8月出第八号，杂志不能不答复读者的抗议了。因为章士钊得到了十几封信，诘问斥责陈文“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看来，《甲寅》是没有其他论文曾引起读者写了十多封信来诘问斥责的。可惜这十多封信中，除了那一句骂陈独秀是“狂徒”的话外，只发表了李大钊的一封，显然，这时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还没有认识。
李大钊的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投信者的意见，因为信写得很委婉，虽表示抗议之意，却无斥责之词。信的标题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以与陈文对应，批评陈文是“厌世”的，“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辞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响“甚巨”；认为方今政象阴霾，众生厌倦，“作者之责在于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激吾民之觉悟”。同时，李大钊也似乎感悟到了陈文有“言外之旨”，但它“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于是，他试着来“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但是，他申述的结果，还是反驳陈独秀的观点的。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还不同意陈的“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
因此，李大钊从陈文中引申出来的主张是：“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为所逢情势，绝无可为……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131]
看来，李大钊仍旧是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的，仍旧认为恶国家究竟胜于无国家的。由此看到，李与陈从第一次文字接触，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陈是机智而狂飙。李的议论固然不错，但往往流于老生常谈，但当时中国昏暗如磐，正需要惊世骇俗的呐喊和狂飙，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谈。当然，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机智与厚道、理智与狂飙就应该相得益彰了。
陈独秀的机智，就在于针对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国民大喝一声。但是，这一声能不能唤醒国民？如何让中国人培养起“近世国家观的自觉性”来？他自己在当时也没有找到答案，只知道十几年来奋斗的经验证明，直接、单纯地从政治革命入手不行。所以，李大钊“申独秀君言外之旨”只能是对陈文的肤浅阐释。
无独有偶，章士钊在他回答读者诘问斥责、替陈独秀辩护的文章中，也努力把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转移为老生常谈。他认为“国不足爱”的话固然可以抵御政府党手中那个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国侵略者的危险。他提出了“解散国家说”。他说这是根据卢梭民约论的。国家是人民订立的契约的产物，中国国家既然不好，我们可以宣布废弃旧的契约，解散这个国家，然后订立新的契约，建设新的国家。
其实，李大钊和章士钊的文章发表时，已是陈文发表八九个月之后了。这时，中国论坛风气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人们看到陈独秀的话完全应验了：袁世凯这个恶政府，的确是亡国的政府；这个自称是国家的恶国家，的确甚于无国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它的高压统治呢？“自觉心”果然起来排挤“爱国心”了。李大钊信内就说到，他有一个朋友起初不以陈独秀的议论为然，“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章士钊辩护信内也引证了梁启超新写的论文《痛定罪言》。梁启超设为“客问”，提出若干种理由说明“有国不优于无国”，而这些理由，梁启超都说是“余厥然无以应”的。梁感叹说：“夫客之言虽曰偏宕，不诡于正乎。然事实既已若兹，则多数之心理，不期而与之相发。呜呼！吾见夫举国人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听敢质言耳。”章士钊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说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也，劝人不为煽诱激刺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此固圣者因昆制宜之道，然而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试想：八九个月以前，陈独秀那篇文章的议论为举世所怪骂，如今据梁启超说，持此议论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数当然是自发的，但不能说陈独秀的文章没有发生影响。所以，章士钊说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郑超麟先生在1946年3月6日写完一文评介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后，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现了胡适一首新诗，题为《你莫忘记》。这首作于陈文五年后的诗，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竟然与陈文一样，不过是把陈文变成了一首诗，不知是胡适受了陈文的启发，还是英雄所见略同，至少说明陈文的思想具有何等的深刻性。兹录于下：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竟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1914～1915年，陈独秀在东京襄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期间，还结识了三个以后对他的人生有深刻影响的朋友：李大钊、吴虞和易白沙。李大钊与陈独秀看来是以文会友认识的，除了那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对话外，李大钊还向《甲寅》投有其他稿件。作为编辑，陈独秀当然会通过其文，认识其人。二人风格虽不同，但救国救民之心是相通的。所以，后来二人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等一系列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携手合作，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陈独秀在《甲寅》期间编辑处理过多少来稿，现在难以查清，但后来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闻名的“蜀中名宿”吴虞的一组《辛亥杂诗》是陈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陈为此对吴十分“钦仰”。[132]因此，吴虞接着就成为陈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最得力的反孔主将。
易白沙与陈独秀是同在《甲寅》的编辑。在工作中，陈独秀十分欣赏易白沙的才识，因此，1915年6月陈独秀回国时，易白沙与陈同往，成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主要助手。不过，1917年初，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带走《新青年》时，他没有同往，而是先后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但因见政治日渐黑暗，忧国忧民的情结不能释怀，1921年端午节那天，他学屈原，在广东新会投水自杀。
陈独秀则在屡起屡折后，不气馁，不悲观，决心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郑超麟对陈独秀不出来为自己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辩护，对章士钊的辩护和李大钊的批评及引申其旨的信，也不发表意见，感到很奇怪。章士钊当然劝过陈独秀出来回答读者的信，但是，陈在章士钊答文前一期《甲寅》发表的替苏曼殊的《绛纱记》写的序中，却表示“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对此，郑先生这样解释：
第一，他（陈独秀）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第二，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郑后来对笔者说是汪孟邹）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郑先生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陈独秀认为对于那十几封信的“诘问斥责”和章士钊、李大钊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两封信可以解决的；同时，这类问题，也不是靠文字和话语可以释疑的，更不是如梁启超所说，一个“二十一条”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经觉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质。这才是陈独秀要自己办杂志的根本理由。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基本上是辅助别人行动，如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象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134]但是，倒袁以后的陈独秀，不再是“鲁肃”（别人的助手和秘书），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
* * *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中华书局，1981，第62页。
[2]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3] 蔡元培：《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4] 参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5] 《吴樾狙击五大臣后倪嗣冲上袁世凯密禀》，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9，第588页。
[6] 如邹鲁的《吴樾烈士历史》、冯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吴樾》、章士钊的《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中之《吴樾》亦未脱此窠臼。
[7]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8]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9] 潘与吴樾是桐城同乡，1902年留学日本警察科，毕业回国后，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衔，但他暗中与陈独秀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11]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2]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13]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4] 《赵声遗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第1391页。
[15]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6] 曹亚伯：《杨笃生蹈海》，《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曹是杨的挚友。
[17]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8]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2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1]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2] 《蔡元培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词》，《追悼吴烈士大会纪念册》1912年3月。
[23]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5] 《双秤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刊登在烂柯山人著的《双枰记》内，没有署名，但“叙”（即序）文一开始引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诗中纪念何梅士一句诗后称“此予辛亥年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绝句》之一也”。可见此序是陈独秀所作。
[26] 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
[27] 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 李则刚：《安徽历史辑要》，油印稿。
[30] 高语罕：《百花亭畔》，亚东图书馆，1933，第35页。
[31] 《安徽俗话报》第17期。按其半月刊时间安排，该刊第16、17期应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陈独秀主持迁校事宜缘故，在该刊第19期《本报告白》中，说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32] 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143～144页。
[33] 《安徽官报》第15期，1906年8月。
[34] 《李光烔先生事略》，未刊自印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35] 朱蕴山：《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位杰出人物》，《团结报》1961年10月4日。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第62页。
[37] 《安徽官报》第15期，1906年8月。
[38] 《安徽官报》第14期，1906年8月。
[39] 参见杨幕起《岳王会早期情况简介》，手稿，安徽省政协藏；连荪《辛亥革命前的柏文蔚》，《皖西史志通讯》，试刊号。
[40] 参见《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柏委员烈武事略》附录，蚌埠市各界追悼柏文蔚筹备会印于1947年；《胡渭清回忆稿》，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藏。
[41] 参见李光炯《安徽公学与岳王会》，《团结报》1961年10月4日；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42]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1962。
[43] 《范传甲传》，未刊稿，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藏。
[44] 束世徵：《赵声传》，《文史杂志》第2卷第3册，第35页。
[45] 李宗邺：《吴樾》，《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第269页。
[46]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14年。
[47] 许承尧口述、郑初民录《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中华民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第184页。
[48]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第11页。
[49] 郅玉如：《陈独秀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74，第16页。
[50]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1页。
[51]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
[52] 柳无忌：《苏曼殊及其朋友》，《曼殊全集》第5册，北新书局，1928，附录第76页。
[53] 朱务本：《亚洲和亲会的作用、局限及其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54] 约章全文刊于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中华书局，1979，第243页。
[55]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1卷第22期，1938年。
[56]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57] 《周作人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455～456页。“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昭明文选》。
[58] 《天义报》1907年9月1日。
[5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
[6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63页。
[61] 《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蜇君为题一绝》，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编《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6页。
[62] 《偕曼殊自日本归国途中》，《陈独秀诗存》，第36页。
[63] 《曼上人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陈独秀诗存》，第37页。
[64]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51页。
[65]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59页。
[66] 《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
[67]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68] 《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69] 《陈独秀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第122页。
[70] 《民立报》1911年2月19日。原诗14首，王旡生只选其中八首刊出。
[71] 《南社》第3集，1910年10月。
[72] 仲甫：《存殁六绝句》，《民主报》1912年3月9日。
[73]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
[74]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75]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261页。
[76] 唐宝林：《访问陈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77]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78] 钱普齐：《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党史信息报》1994年1月16日。
[79]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5册，第283页。信未署日期，但从程演生的回忆和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的《秋桐日记》内容考察，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09年底或1910年初。
[80]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1] 《纽约陈子美来函寻找陈独秀遗著〈忆君曼〉》，《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2期，2000年11月。
[82] 《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署名仲甫。
[83] 《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署名仲甫。
[84]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5]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6]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7]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8] 尹默：《书法漫谈》（二），《新民晚报》1955年5月8日。
[89] 1946年9月7日何之瑜访问马一浮记录，转引自《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90] 陈独秀晚年给杨鹏升的40封信，藏中央档案馆。1939～1942年陈独秀致台静农等102封信及诗文、题字、对联、手书自传影印件，载《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扎》（一）。
[91] 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年，第8页。
[92] 《何之瑜致胡适》，1947年11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
[93]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1979年第12期。
[94]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尧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95] 《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
[96] 《全皖工振筹办处公告》，《民立报》1912年2月5日。
[97]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98]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9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101] 《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
[102] 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六十回忆》，太平书局，1944，第60页。
[103] 转引自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8页。
[104] 《民立报》1913年4月24日。
[105] 《民立报》1923年7月8日。
[106] 《临时政府之尾声》，《民立报》1913年7月7日。
[107]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1981年，第23页。
[108]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0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第25页。
[110]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111] 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稿本，藏安徽省博物馆。
[112] 胡渭清：《我陪陈独秀去寿春》稿本，藏安徽省文史资料委员会。
[113] 《陈遐文谈陈独秀》，《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0月。
[114] 《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安徽都督民政长勋二位倪令》，民国2年10月21日。
[115] 唐宝林：《访问陈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116]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117]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118] 此书到1925年才出版，这年3月陈独秀写了这篇序。
[119] 《新闻报》1942年6月4日。
[120] 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CC生”显然是“陈乾生”的化名，陈乾二字的英文拼音，是C打头。
[121]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22]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86，第115页。
[124]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25] 《双枰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1915年。
[12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7] 孤桐（章士钊笔名）：《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第1卷第30号，1925年。
[128]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29]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30]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1] 《甲寅》第1卷第7期，1915年。
[132]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33]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4] 《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全民书局，1929，第316页。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从1909年与陈独秀结合起，高君曼随陈多次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生活，也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结束，甚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陈乔年和君曼所生的陈子美、陈鹤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而高君曼及四个儿女，除了陈延年、陈乔年主要靠勤工俭学维生外，另要拜托给汪孟邹照顾了。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君曼又得了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药贵而难治，因此被称为“痨病”、“富贵病”。人们谈痨色变。同时，陈延年因不满父亲与姨娘高君曼的结合，也常闹纠纷。[1]在这短短的四五年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五味俱全，使高君曼感慨万端。于是，一是几年来受陈独秀的文化修养的熏陶与耳濡目染，二是参加了柳亚子为首的以写诗咏词为主要活动的南社，高君曼在诗词创作上大有长进。于是她在愁苦中，写下了许多情意绵绵、心细如发、感人至深的怀念陈独秀的诗句，兹录其在《月词》、《饯春词》[2]中的数首如下：
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绣幕深沉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头两句应该是描写上海初春夜雨刚停时的景象，她似又失眠了，站到窗前感到一股寒意，看到月光映照在庭院里青翠的花叶上尚在流淌的雨水，思念不禁又送到那远在日本的心上人陈独秀身上，但在深沉绣幕后面却见不到人，只见自己的眼波眉语间几分的忧愁（眉黛，古代美女的一种称谓）。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
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头两句写她经常不自觉地站到窗前发呆，以向遥远的（经常作诗自称“嫦娥”）的丈夫寄托思念。可惜中日两国隔海好似天地遥远难以到达，只得无语痴立多时。
寂寂春城画角哀，中霄扶病起徘徊。
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
寂静的春城忽然响起画角（古代一种竹筒似的主要是军中用的乐器，声音悲壮而高亢）悲壮而高亢的声音。夜半扶病百无聊赖地闲步在院中徘徊。对亲人的思念洒得满地却又无着落，我的病情和对他的思念，不知陈独秀知道否！而这种愁绪却夜夜袭来。
密云如望来迟，为拜双星待小时。
偷向丁帘深处立，怕他花影妬腰支。
（为期望陈独秀早日归来）拜牛郎织女星多时，可能是浓云密布的阻滞不能如约而来；我偷偷地躲在幕帘深处，怕他来时如婀娜亭亭的花影那样妒嫉我那纤弱的腰肢。
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
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羞见影双双。
早春寒风吹冷了“银缸”（灯盏），摇动的翠竹影子不时投到连锁图案的纱窗。回忆从前曾与你凭肩依立在花丛下面，何时还能与你含情脉脉，俪影双双？
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
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往事如烟泪暗弹，依然故我却失去了当年的美好。伤心最是当前景，往日与你共倚栅门的幸福到哪里去了！
洛阳三月春犹浅，刚觉春来春又归。
若个多情解相忆，征鞍还带落花飞。
春天在洛阳的三月似乎就要过去，使人觉得春来春又归；哪个多情人能解我的思念，恐怕只有常年在外征鞍奋蹄带着落花飞扬的他（陈独秀）。
离筵惆怅日西斜，客舍留春转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归来依旧是天涯。
红日西斜，离别筵上惆怅多多；客车之行发出像留不住春天辗转哀嗟的声音；又恐明年有报春花早发的消息，归来时不要又去天涯（希望亲人归来，又怕归来后迅即远去）。
羌笛凄凉怨玉门，春来春去了无痕。
年年载酒长安道，折得杨枝总断魂。
羌笛的凄凉声是抱怨挡住春风的玉门关，使春来春去无痕迹；虽然年年在长安道上来往喝酒，每当折得杨枝报春，却总有梦断魂销之感。
楼下花骢花下嘶，殷勤还与订归期。
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楼下的青白马对花丛高声嘶鸣，似问主人何时归来；问君到底有多愁？哪忍心把宝贵的年华换取一次次离别。
这些诗，对时令、花、月等景物如此的敏感，以极其细腻的女性的笔触抒发了对亲人陈独秀的情爱，离别哀怨、急盼思归之情是如此的深切，读了无不感人肺腑。
这种煎熬难忍的心绪必然加重她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不止，因此急坏了汪孟邹。汪就急信催还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回国。在船上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周围的中国人看热闹，颇与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日军残杀中国人时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情景相似。陈独秀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多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却听到日警叽里咕噜地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的话，又一次深深刺痛陈独秀的心，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6月20日，陈到上海，汪孟邹还为他设宴洗尘。[3]
这时的形势，由于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当皇帝，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并因此悍然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又激起全国反袁斗争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陈独秀周围，进行倒袁活动。柏文蔚也从南洋汇来募捐之款，作为活动经费。但是，陈独秀这时正筹备“自己的杂志”，酝酿另一种革命，所以对这样的政治活动兴趣已经不大。于是，正如以上吴稚晖所说，陈让章士钊做“诸葛亮”，以章的住宅为活动基地，自己只当“鲁肃”，安排这些同志活动。
陈独秀当时一贫如洗，创办杂志谈何容易，只得靠他的革命威望和友情。汪孟邹想帮他，但当时汪的力量还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汪即介绍他去找开办“群益书社”的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二陈乐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双方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1916年由《青年杂志》改名）第2卷第5号，都在上海出版，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除各期的重要稿件都由陈独秀亲自撰写外，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叔雅、谢无量、潘赞化、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苏曼殊、吴稚晖、刘半农、胡适等。还有专门从事编译的李亦民和陈嘏。据程演生说，这陈嘏就是陈独秀哥哥陈孟吉的儿子陈遐年，他翻译的四部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恋》和英国王尔德的《弗罗连斯》（悲剧）、法国龚枯尔兄弟的《基尔米里》，从《青年杂志》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个侄儿，成为陈独秀在《新青年》初创时期的得力助手。从以上《新青年》创刊初期的作者群看到，他们基本上是《甲寅》的编者和作者，再联系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与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的联系，可以说，陈独秀在《甲寅》一年的编辑生涯，为《新青年》的诞生，打下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
经历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近一年的观察与思索，陈独秀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近代西方人那样的“自觉心”，怎样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已经找到答案，不必再用那种“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去刺激昏睡中的中国人民，而可以用正面阐述、宣传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国民性。但由于中国人受封建思想毒害太久太深，同样也要用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话语，去喝醒他们。在相当于《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极其鲜明的文字，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4]
任何一个思想家提出先进思想都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背景。陈独秀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与梁启超的“新民”标准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即“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5]但是，在中国那个时代，唯有这个思想是先进的、科学的。
同时，与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思想家一样，陈独秀也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6]所以，这六条标准，首先是新青年的标准。
说也凑巧，《青年杂志》出了几期后因声名鹊起，引起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抗议，说此杂志因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损害其权利时，得提起诉讼。其实《青年杂志》是月刊，《上海青年杂志》是周刊，无论刊名、周期和内容，二者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出版方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由陈子寿到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当时汪孟邹也在座，赞成改名。陈独秀亦只好同意。所以，这次改名，并非出自陈独秀的本意。这从当时（1916年8月13日）陈给胡适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于是，从1916年9月1日即《青年杂志》创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想不到，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之字，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块永恒的丰碑。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又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讲民主侧重于“人权”即争取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提出“德先生”、“赛先生”时，他把民主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等一切领域，而“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这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从此，陈独秀联合远近志同道合的战友，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惊世骇俗、影响深广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统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由于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伟大事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因此又称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震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伦理学说即伦理革命上，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7]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这也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
国家的政治救亡，必须从国民的文化革命开始。这个思想无疑是新颖而深刻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支撑它的支柱是三根：一、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二、儒家伦理思想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包括“文以载道”、宣教儒家伦理思想的旧文学，灌输这个思想并教育青年只知个人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和教人认天命、不抗争、迷信鬼神的佛教和消极退让的老庄哲学；三、时时想灭亡中国、遭到抵制后转而支持中国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只是触动了一下政治体制而未动摇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主要攻击矛头集中到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统治下沉睡的广大人民唤醒，人人成为有独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自然具有空前伟大的意义。陈独秀的思想逻辑是：只有自由独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独立的国家。同时，这次还与他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基石）的关系，即“个人”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即从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入手，来拯救国家的命运，具有更深刻、更彻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