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1915年的8月，胡适把自己译成的德国小说《柏林之围》寄给《甲寅》，并致信章士钊。不料稿件遗失，信件却在《甲寅》上刊了出来。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结合的主张，认为输入之文明，需“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45]陈独秀觉得胡适之意与己甚合，可谓难得的知音，铭记在心。《青年杂志》创刊，就决定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是绩溪同乡，认识，就由汪首先与胡联络。
10月6日，汪孟邹因接手《甲寅》的销售工作，致信胡适，请他代催在美各大学寄售《甲寅》书款，顺便寄赠《青年杂志》创刊号一册，并告称“乃炼（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转达了陈向他约稿之意：“拟请吾兄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至祷感幸！”[46]两个月后，汪又寄上《青年杂志》第2、3号，催促胡适：“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下一封信又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陈独秀对胡适期望如此殷切，求贤若渴，实在令人感动。
胡适当时正忙于准备博士论文，同时又与梅光迪等人争论文学革命问题，无暇他顾，但无奈年长老友（汪大胡13岁）特别是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的再三催促，就在次年2月初，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并在信中向陈披露了“创造新文学”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作老祖宗新文学可言也。”[47]
因《青年杂志》改名纠纷，陈独秀对胡适这一封信的答复拖到即将出版《新青年》第2卷第1号的时候——8月13日（1916年）寄出，一开始就表示“罪甚罪甚”，并通知他《决斗》发表于此期；因对中国社会弊端及改革有同感，再次表示仰望之情：“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飨国人耶？”——这里，二人再次表示了借助西方文明，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的意向。
在苦等上述陈独秀第一封回信而未到之时，胡适翻阅手头的《青年杂志》，看到陈独秀写的《欧洲文艺史谭》和与张永言谈欧洲文艺发展史的通信，犹如孤旅苦战中遇到援兵，又触发他8月21日给陈写信的冲动。因为陈在文章和通信中，讲述了欧洲文艺史的发展，恰与胡适讲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谋而合，都是“文学革命史”。
陈认为欧洲文艺的发展是从古典主义进到理想主义，再进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其复古保守之病，与中国相通：“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文学，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主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48]
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论证欧洲文艺为什么有这样的变革时说：“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49]由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反映和歌颂这样的时代变迁，因此，“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50]
胡适在给陈的信中，另一方面欣喜在美国“苦斗”中终于在国内找到了第一个知音，赞赏地说：“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更钦佩“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另一方面猛烈批判“今日之文学腐败极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他还用杜甫、屈原等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又直言指出《青年杂志》第3号上发表的谢无量的长篇诗作《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用古典套语一百”，而陈独秀以“记者按语”却赞其为“希世之音”：“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良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欸，于此征也。”胡适说陈：一面在与张永言的答信中，主张写实主义，一面又如此恭维谢的诗，是“自相矛盾之诮”（胡适后来说：陈“也承认他矛盾”）。陈在回信中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但又解释因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太少，本志文艺栏“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
胡适信的最后，郑重推出其在美国屡遭反对的文学革命八条主张：“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不仅意志坚决，而且语气上也坚决，一口一个“文学革命”，而不是“文学改良”，而且表示：“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要求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公开讨论。但是，也许他的这个主张在美国遭到太多太尖锐的反对，他也有一丝保留和谨慎，表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51]
胡适的这些主张，在今日看来极其平常，在当时却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震撼威力。因为当时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是有诗必律，有文必骈（骈四俪六，对偶排比），文以载道，内容陈腐，之乎者也，八股文独霸。所以，胡适的“八事”，从内容到形式，是对文坛传统的一个全面否定。
胡适后来说陈独秀“想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52]这“后来他知道”，就是看了胡适此信后。当时陈如获至宝，称其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他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53]
胡适遵嘱照办，立即写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的文章，但是，正如上述，胡适坚定而内敛的性格凸显，标题强调谨慎的试验性，称“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学改良刍议》”。用胡适后来所说的话是“一篇对中国文学作试探性改革的文章”。陈阅后“快慰无似”，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同时，陈独秀又考虑到当时中国旧文化传统势力之巨大，“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而胡适受阅历、地位等因素的局限，他的“八条”尚有不尖锐和不彻底之处，因此在下期刊物上，陈独秀又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为胡文呼号助威，并弥补其不足，恢复其“文学革命”的气势。他写道：“文学革命之是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还宣告：凡“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样，陈独秀就把胡适的“文学改良”，上升到了一场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上了。胡适在经过一段筚路蓝缕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踏上了浩荡的坦途。
一个是早已在全国著名大报上多次露面、在革命志士中闻名的大名人、全国最高学府教授、文科学长，一个是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就这样结成了“文学革命”的“黄金搭档”。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慧眼识珠，不拘一格举人才；对于胡适来说，竭尽困顿之后，千里马终于找到了伯乐。所以，后来二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二人之间的友情终生长青。
由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与伦理道德政治等革命相通，并且陈、胡很快相聚北京大学，所以胡适后来说：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整个思想革命！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54]
胡适作为当时与陈独秀的亲密合作者，对陈做这样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说到陈独秀当时“一往无前的精神”，更是精到。与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比，胡适是激进而革命的，但是，与陈独秀相比，一种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文学革命之火被胡适和陈独秀点燃时，胡适一时还不适应陈独秀的那种叱咤风云、狂飙席卷的风格。1917年4月9日，胡适十分激动地给陈写信说：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中国人士之讨论，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55]
同时表示，对于他的“八事”和陈的“三大主义”的讨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立即回信：“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6]
这里再次表现了二人在共同奋斗中的不同风格。有人认为胡适的表现“暴露出胡适软弱、动摇性”、“软懦游移的弱点”。[57]其实二人各有千秋，似不必称其为“弱点”。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评论较为恰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58]
胡适自己在五年后写的一篇长文中，用第三人称做了这样的解释：文学革命起初，如他在美国留学时那样“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了民国六年（即1917年——引者）1月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六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认为文学革命正在讨论时期。他当时正在用白话作诗词，取名为《尝试集》，并坦率地承认：“他的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接着，他用陈独秀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话，说：“这种态度在当日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59]
胡适的这段叙述是实事求是的，充分说明胡适的求真求实，谨慎探索，实验主义的精神，与陈独秀的烈马嘶鸣，狂飙席卷，摧枯拉朽作风的差异与互补效应。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典型。
“不容他人之匡正”，似乎有些霸气，有人认为不利于学术之发展，其实是不解其意。陈意很明确，并不反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他之强调“不容他人之匡正”是“独至改良中国文学”而言。但是，他也不是不讲道理，他解释说：“盖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60]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发表，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很快发展成一次全国性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运动。到1921年1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8卷第5号，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等12人发起成立“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止，仅在《新青年》上，就刊出讨论文学革命的重要的文章、通信50多篇，除胡、陈外，参加者中后来成名的有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朱经农、任鸿隽、欧阳予倩、周作人、俞平伯、朱希祖、潘公展等。在讨论中，胡适和陈独秀又发表了多篇文章和答信。至于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讨论文章，就无法统计了。反对者的声音当然也不绝于耳，当时两派对比，据陈独秀所说是“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可见斗争之激烈。最早的一篇反对文章就是被称为“古文大家”的守旧顽固派首领林琴南写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胡适见此文说：“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61]
所以，当时的旧文学根本不堪一击，新文学运动一路凯旋。
如果说蔡元培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是他不拘一格聘人才的贤举，那么，举荐胡适入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并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则是蔡元培和陈独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乐相中千里马的又一个实例。因为当时胡适才26岁，而此举酝酿于胡适还未毕业之时。早在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而遭到拒绝时，陈就推荐由胡适出任。因为胡适尚未毕业，故由陈暂代。当时陈致胡适信说到为亚东图书馆谋扩大招股事，“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又告，蔡元培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62]
这年4月，胡适才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但是5月22日进行博士论文最后考试（口试）时，由杜威教授等6人组成的主试者，没有通过他的论文（此事当时知之者甚少，40年后，在袁同礼编辑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才披露出来）。胡适于6月回国，7月10日到上海，即给母亲写信，其中说道：“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内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写何时归里。”[63]陈独秀因何来上海？与胡适交谈什么内容？至今材料阙如。胡回家后，9月10日才北上到达北京，即任北大教授，初与高一涵同住。蔡元培和陈独秀得此久盼而来的教学与文学革命大将，自然十分兴奋。胡适不负所望，21日，北大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即作演讲《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给这个古老的学府吹进一股强劲的新风。接着，他担任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学，立即成为北大最年轻最得力的教学骨干，月薪一下子定为280元，比陈独秀仅少20元。胡立即兴喜地写信给母亲，表示今后大嫂、三嫂及侄辈的生活，“概可由适承担”。由于倡议文学革命，他一回国就声誉鹊起，各处纷纷前来聘请演说，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3日，胡适创办的哲学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时兼任英文教授会主任。
从此，陈独秀、胡适团结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其他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教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大力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如革新学校领导体制，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校长领导制，仿欧美大学，实行民主的教授治校（胡适是此案创议人之一[64]）。办法是成立蔡元培主持的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员由各科两名教授组成，实际上是教授会，校长和陈独秀等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胡适称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亦是胡适所建议[65]）；在预科首先实行白话文教学；等等。
两位特殊的战友
说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除了主将胡适和掌握帅旗的陈独秀之外，还应提到两位干将：钱玄同和刘半农。
钱玄同在当时就被人称为“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又说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后来则称他是“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革命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比陈独秀还要狂狷和偏颇。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旧学的功底十分深厚，而思想的发展也与同时代先进分子相似，信仰过康、梁维新主义，转而赞成“排满革命”。1905年赴日后，参加过张继、刘师培举办的宣传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又与鲁迅兄弟等一起听章太炎讲述中国国学，成为“国粹派”，“一志国学，以保持种性，拥护民德”，[66]坚决主张“师古”、“复古”、“存古”。这样的守旧顽固派，按常理说，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运动，令人奇怪的是，钱玄同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反过头来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比，他的批判虽然缺少深刻的理论思维，也缺少充分严密的论证，但其激烈程度超过陈独秀和其他同人。许多学者探索过钱玄同突然发生如此大转变的原因，一般都不得要领。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钱是一个感情富于理性、性格外向、心中没有什么城府的坦荡君子，与胡适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倒与陈独秀有某些相似，如觉今是而昨非，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能够坚决而轻易地放弃过去曾经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促使钱玄同实现这个180度大转弯的主要因素，就是陈独秀已经出版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即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刚刚发轫的包括文字、文章、语言在内的文学革命。
清代中叶以后，文坛上主张“阐道翼教”的桐城派成为散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还有讲究句子骈俪、用词华藻的“文选派”与它并立，窒息着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在北京大学更是如此。1902年，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任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请了桐城派文人林纾、陈衍等当经文科教员。1914年，夏锡琪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引进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学者来北大任教，打破桐城派一派独大学风，推崇晋宋之文，音韵考据之学大盛，被称为“文选派”。两派形式虽不同，却都主张“文以载道”，宣传封建主义的宗族观念和孔孟之道，窒息青年的思想发展。钱玄同受陈独秀正在提倡的文学革命的启发，在1917年1月1日与沈尹默的访谈中说：“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到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67]接着，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激烈攻击了当时神圣不可侵犯的桐、选两派，说他们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积极拥护胡、陈提倡的文学革命。对钱玄同明确参加文学革命阵营，陈独秀十分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68]陈独秀对钱玄同把文学守旧派概括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特别欣赏，在他的文章中经常采用，甚至在晚年写的未完成的两章回忆录中，还戏称自己童年时是“选学妖孽”。而陈独秀与胡适二人发生关于“以白话文为正宗”是否可容他人匡正的争论时，钱则坚决站在陈独秀一边。7月2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69]
与此同时，钱玄同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花两个月时间，写出了《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信，提出应用文改良十三事：
一、以国语为之。
二、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
三、凡一义数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
五、书扎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
六、绝对不用典。
七、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意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八、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九、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
十、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
十一、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十三、印刷之体，宜分数种。
从此内容看到，经钱玄同这样一规划，原来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胡适文学改良主张，扩张到书写、印刷、语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70]
陈独秀见后表示：“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71]并很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改革中试行推广。其中大多数都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习惯，而在当时却具有何等重大的革命意义。
但是，钱玄同也的确具有比陈独秀更多的书生气与感情用事的成分。有人说：“新文化运动诸人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传统思想，但其顶尖人物则是钱玄同。”确实如此，以钱玄同提出的废除汉字主张而言，就成了当时和以后守旧派人士攻击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口实，也是使这个运动失去许多一般群众的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钱在读了陈独秀的“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文章后，写信给陈表示：“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72]因为汉字是儒家伦理的载体，所以反孔也就必须废除汉字。
这个逻辑也太形而上学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钱玄同只是当了首先说出的炮手而已，因为这个主张不仅是他信中提到的吴稚晖首先提出，陈独秀、刘叔雅、鲁迅（周豫才）也有这个意见。在给陈写这封信以前即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钱写道：“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
因此，此信发表时，陈独秀附言表示赞成，甚至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将来废除汉语亦是必然的趋势。他说：“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天难逃。惟仅废中国之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地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于汉语，他认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将来“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73]
可见，在当时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浪漫到什么程度！不过他毕竟已有较深的阅历，特别是他在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期进行改革失败的教训，在现实斗争中，他知道想的与说的、做的之间，应该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应该让遥远的将来可能实现的设想，来干扰当前的斗争。所以，他没有把文学革命引进废除汉字、废除汉语的死胡同，并且努力减少这种片面主张带来的负面影响。1918年8月，《新青年》公布的任鸿隽致胡适的信中，批评了钱玄同废灭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伤感）”。1919年1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漫画，又讽刺钱的这个主张。7日，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给傅斯年的信，声称《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等等，这些批评表明钱的这个主张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不止是保守派，中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难以接受了。陈独秀不得不出来声明：钱的主张是“用条石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同时，他也为钱的主张做了最大限度的辩护：“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74]
至于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家关注的重大问题。1927年以后，钱玄同进行反省时，对早年的激烈言论颇多后悔，但是，对提倡“国语罗马字”一事却始终坚持，并提议从汉字注音或改用罗马字拼音入手。陈独秀深以为然，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专心于此，写出了《中国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从以上可看到，当时《新青年》同人中，对文学革命的大业无大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急进与缓行之别。陈独秀、钱玄同等确是把这当作革命来干，为达目的可以不讲究方法和手段，对旧的落后的东西疾恶如仇。而胡适等人主要视其为学理上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主张以充分说理取胜，行动上虽带有很多的书生气，但理性思考较浓。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于顽固的保守派甚至当权的反动派来说，后者是无济于事的，但对于广大中间群众来说，前者不容易得到同情。
如任鸿隽1918年9月5日致胡适信就认为，钱玄同、刘半农演的“王敬轩”双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他找张厚载写探讨文学改良的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对方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钱玄同对此却十分不满，回信说：张厚载的文章“实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骂胡适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狠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75]
由于钱玄同以上文化革命的主张，比陈独秀还要激进，就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和阵营内部胡适等人的批评，所以这位被鲁迅称为“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很快就不干了，宣称“五年内不发一言”，深深地陷入到“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驰”了。1920～1921年到上海、广州的陈独秀与胡适等北京《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分裂时，陈还想挽救，多次催促他们供稿，他们始终怠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声明说：“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一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76]这括号中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回敬胡适的。
刘半农也是一个怪才。他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读到中学因爆发辛亥革命，学校停闭而辍学。以后凭着自学，对中外文学的研究颇有功底，先后受聘任上海《中华新报》、中华书局的编译员，从事翻译和创作。他发表的《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言情小说，当时很有影响，受到陈独秀的注意。所以从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除就为刘半农开辟《灵霞馆笔记》专栏，连续刊登他研究中外文学的心得。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后，就邀请他任北大预科教员。胡、陈发动文学革命，刘立即响应，先后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77]，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对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并有不少创见，弥补其他人的不足。如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文章注意分段等，无论对旧文学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的建设，都保持着较清醒的头脑，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勤奋做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如亲自用传统风格写了不少通俗小说、白话诗文，还征集大量民间歌谣。他写的白话诗、无韵诗，语言明快，内容进步，颇受群众欢迎，一度广为流传；数年内，他征集了几千首民间歌谣，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140首，开创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先河。他还创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赞扬。鲁迅很喜欢这位战友，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对比陈独秀与胡适讲究“韬略”来说，鲁迅更喜欢半农的“忠厚”，说：“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78]
这里所说的“大仗”，特别是指1918年《新青年》实行轮流编辑之后，3月15日，轮到刘半农编辑第4卷第3号时，为了刺激舆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与钱玄同商量后决定演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当保守派，给“《新青年》诸君子”写信，对文学革命提出种种责难；由刘半农出面作答，逐条进行批驳，嬉笑怒骂，激情喷发，并指名批判了顽固派首领林纾。此着果然在读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响，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也不多的寂寞处境。这一幕“固然近乎恶作剧，却是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79]缺点是过分渲染了反对者的“无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的裂痕。胡适本来就看不起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拿过学位更没有留学外国的刘半农，现在更不屑于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陈独秀处理这个事件也不够冷静。当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名义提出抗议，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时，陈独秀竟然这样回答：本志对于“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睛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80]这就太意气用事了，不仅刺激对方过度地反弹，也会失去中间群众的同情。如当时还在国外留学的张奚若给胡适的信中说：读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后，“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但因社会不能停滞不进，而且我们总是带有几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赞成之意多于反对之意”。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者们，说话“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他甚至说：“你老胡在他们这一党里算是顶顽固了。”[81]
且看，连胡适这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温和”的人都被称为“顶顽固了”，那么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在中间派眼中会是怎样一种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时，都怀疑中国文学界有创造新文学的能力。所以如前述胡适第一次向陈独秀寄《决斗》译稿时的通信，希望“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但是，后来陈发现“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82]于是他又热心推动本国新文学的创作，终于点燃起又一支文学革命的火炬——鲁迅。
鲁迅见《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学革命”，但内容却长于议论，文学作品又只注重发表外国的译作，且全是文言文，没有本国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客气地说自己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发表，“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83]
与陈独秀一样，鲁迅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留学日本时，经过了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痛苦摸索，最后认识到救国之道首先在于医治国民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认识本来是与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动机接近的。然而，陈独秀从辛亥革命失败中经过短暂的彷徨而奋起时，鲁迅却陷入更深的消沉之中。鲁迅说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斗争的失败，就“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此，新文化运动开展已两年了，他还是站在运动的大门外，感到非常的“寂寞”。他说寂寞就像“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办法就是“钞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84]要不是陈独秀把他唤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说，将在“昏睡中死灭”。
正在这时，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宣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钞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
鲁迅起先还想拒绝。他痛苦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85]
这里，反映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态度，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无望的，只能使少数清醒（觉悟）者更加痛苦，因此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鲁迅的这个观察有深刻的一面。他看到《新青年》（或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关心的并不多，因此也是“寂寞”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认为钱玄同就是因为陈独秀们“寂寞”而来找他的。后来热闹起来，也并不像后世人宣传的那样轰动。陈独秀自己在五四运动时就承认：“大学风潮，报纸上虽然说得很热闹；但是毫无根据，不过是几个冒充古文家的老头儿、冒充剧评家的小孩子，在背地里串起来蠕动罢了。”[86]
但是，鲁迅这里说的“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正在“昏睡中死灭”的中国人，倒是正确地描绘出了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钱玄同等少数人的心态。
于是，在文学革命上的激情一点也不比陈独秀弱的钱玄同回答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抱着这一线希望，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向《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见鲁迅的稿子以白话小说的形式，内容又“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悲愤地控诉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乃“吃人，吃孩子”的本质，最后发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警示，和“救救孩子”的呐喊，完全与自己的思想吻合，并且发挥出政论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他后来曾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87]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白话文，又是攻击旧礼教，把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结合起来，好极。因此，从1918年1月起，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尤其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1920年陈独秀筹组共产党后，新文化阵营分裂、《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胡适等人不写或很少给《新青年》投稿，陈独秀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88]其急切诚恳之情不亚于当年请在美国的胡适写稿。
鲁迅说，于是“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小说模样的文章”。直到1933年陈独秀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还这样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