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鲁迅在该杂志上共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部小说，还有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特别是他的五部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陈给周启明的信中，还表示要为鲁迅出版小说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90]
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此前的那种消极悲观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91]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新文化阵营分裂后，随感录的稿子少了，陈独秀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92]
陈独秀讲的是当时的实情。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开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随感录，全部署名“独秀”，好孤独呵！所以才有上述呼吁。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从以上陈独秀与诸位新文化运动干将看，每位干将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识，陈独秀则能充分发挥、运用、呵护每个成员的专长，向旧文化的腐朽领域攻击，从而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陈独秀自1902年加入青年会起，可以说是一个终身革命家，教育革命也是他一贯的追求。他认为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93]所以，教育对象不仅是青年学生，而是全社会人。因此，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是十分宽泛的，既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它的具体形式。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一生都在从事教育革命。谁能说他著书作文、办报办刊、组织社团政党、进行革命宣传和斗争等，不是在教育人甚至教育全体中国人呢？他大半生的精力花在“改造国民性上”，这是最伟大的教育工作。他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教育革命。所以，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伟大的教育革命家。实际上，他的教育革命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动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就明确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针》。
就学校教育而言，陈独秀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早在1905年、1906年，他就主持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为安徽公学，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在两校任教，进行教学改革并为革命活动服务。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期，他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教务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其为北大文科学长时称其校长），再次推行教育改革，为保守派所阻，最后甚至被保守派策动的学生所驱逐。当时该校后继教务主任周越然生动地回忆说：
溥泉先生的继独秀先生而为皖高等教务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没有人才，实在是本省人才不敢应召的缘故，陈独秀是被学生赶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师严几道（复）也是被赶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学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对付，独秀先生的离去高校，全为学生要求不遂。据说当时他与学生代表最后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末，你太野蛮了。
（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于是，喊打之声四起；同时，全校电灯熄灭，变成黑暗世界。独秀先生到底是活泼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钧一发”喊打未打之际，无影无踪的脱离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独秀先生辞职，教务由郑某代理，不久，郑某辞职而由溥泉继任，暑假前溥泉又辞职返，教务由我主任。[94]
陈独秀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驱逐，这是第一次，下面讲到，以后还有两次。可见教育界保守势力之大，教育革命之艰难。原因很简单，教育革命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社会革命不成功，单独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为革命家又怎么能不关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呼号，就实践。这时，他主编《新青年》，继而又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然积极推行。
如前所述，陈独秀从小就厌恶旧传统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抵制为了参加科举、当官而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文。科举废除后，这种为了升官发财而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养成所”。所以，陈独秀首先从教育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教育与青年成长的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彻底否定旧教育，提倡新教育。他痛切地指出：
余每见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乘风破浪，制胜万里之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95]
为此，他认为教育三要素是教育之对象、教育之方针、教育之方法。其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我国家教育方针的制定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去其不适以求其适”，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教育方针的内容：“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教育的目的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都得到发展。为此，他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四大主义：
一、现实主义，即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宗教迷信。
二、惟民主义，即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
三、职业主义，即“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
四、兽性主义，即体魄强健能力抗自然者，意志顽强而善斗不屈者，能独立奋斗而不他活者、顺性率真而不饰伪自文者。[96]
从以上四大主义可见，陈独秀这时已经对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具有深刻的思考。
后来，陈独秀主持广东省的教育改革时，把以上四大主义的教育方针又进一步地概括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结合”。他认为旧教育的根本缺点是“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侈奢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又指出：“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因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所以，“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97]
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陈独秀也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主张，其基本原则是反对旧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改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为此，他用对照方式介绍三条西洋先进教育法：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98]
据此，他把旧教育方法的“缺点和罪恶”归结为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考试”上：“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拼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学生求学的目的，不是为增加学问，不是为社会进步，而是专为考试，“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99]
必须指出，陈独秀以上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至今还是中外教育改革的目标。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只知道争权夺利，不为国家兴亡和人民利益着想，教育改革至今一直收效甚微。
在当时，陈独秀的这种教育革命思想，也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思想吻合。他不拘一格聘用陈为文科学长，说是看了几期《新青年》后，赞同其主张，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其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看到头几期上陈关于教育问题的见解。所以，陈独秀一上任，立即在蔡的支持下，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纠正人们对旧北大的错误观念：“培养官僚”，强调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大学学生之三目的中，唯“研究学理”“始与大学适合”。为此，他主张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恃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100]
当时，陈独秀把北大当作教育革命和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试验场。所以，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实行。例如：1917年春，文学革命刚拉开序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就组织刘半农等教员，首先改革北大预科课程，并且实行白话文教学。当时的北大，各科都分为本科和预科。本科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研究生院。高中毕业生考入北大，必须先读3年预科，毕业后才能升入本科（3～4年）。1918年改为预科2年，本科4年。
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
1918年1月19日，陈独秀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该会入会标准是，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再加二戒，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6月，进德会选举评议员，蔡元培212票，陈独秀152票，章士钊111票，王宠惠81票，沈尹默、刘师培31票当选。
1918年2月，陈独秀支持胡适等人发起的“成美学会”，捐款120元。该会目的是“协助德智优秀，身体健壮，自费无力的国立大学生”，为国家增进人才。
6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蔡元培），对入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9月25日，为加强宣传法兰西文明，推动北大的编译工作，陈独秀参加北大编译处会议，议定陈独秀、胡适代表该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翻译事项。
同时，陈独秀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学生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早在1917年秋就“纯由觉悟而结合”，并想创办类似《新青年》的文学杂志，但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难，求助于学长陈独秀。陈给予了出乎他们意料的热情支持，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101]于是，1918年11月19日，他们先成立“新潮社”，后来请胡适任顾问。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给予支持，拨出一间房作“新潮社”办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由于该杂志完全支持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行三条指导原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很快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伙伴，受到广大先进青年的热烈欢迎。而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也就成为陈独秀、《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直接培养的第一批“新青年”，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学术界、政治界的重镇，兹列几位如下。
傅斯年：历史学家和通俗作家，后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罗家伦：历史学家、教育家、通俗作家，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顾颉刚：历史学家
毛子水：教育家、历史学家
江绍源：教育家、宗教史学家
汪敬熙：作家、心理学和生理学家
何思源：教育家，曾任山东省主席、北平市长
俞平伯：散文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郭绍虞：作家、考据史家
孙伏园：作家、编辑家
张申甫：哲学家，早期中共党员、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
叶圣陶：作家、诗人、教育家
冯友兰：哲学家
朱自清：散文作家、诗人
此外，还有段锡朋、许德珩等没有参加“新潮社”的其他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些知识精英，虽然后来政治态度和党派不同，不少人先后还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对立面。如黄侃在课堂上似泼妇骂街那样攻击新文化时，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曾跟随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时，陈独秀一度怀疑他们是“奸细”。后来他们又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健将。这种在文化与政治两个不同领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见的现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在当时北洋军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传统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进行教育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以上的成果，是与蔡元培的支持分不开的。而蔡元培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推行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实现的。北大原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堡垒，封建专制主义对别的思想文化是不允许“容”与“包”的。蔡元培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既长北大，实行改革，自然要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02]正是在这种方针下，北大在这次改革中，虽然也引进了一些旧学人士，但是更引进了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派，并以文科为重点进行改革，进而对全校进行改造。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北大这个以腐败、堕落、落后而闻名的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一个注重研究学问、学术空气活跃而又浓厚的中国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所以，蔡元培的这个方针，对陈独秀的新文化派起了保护、支持的作用。
为此，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陈独秀感言说：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陈独秀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03]这里讲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就是新文化运动及其在北京大学的试验。
关于蔡元培与陈独秀改革北大、民主办校，还有不少故事，这里只举一例。
据当时在北大英文学门（即英文系）上学的许德珩回忆：陈独秀来北大之前，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了，因为他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的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104]
真是不打不相识，他们二人以后的关系很好，下面有所叙述。
传统党史为了政治需要丑化陈独秀，往往把陈独秀描写成爱发火、拍桌子、训人骂人那样的“家长主义”，“凶神恶煞”。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讲理，也很风趣的人。前述陈独秀与黄侃的调侃，对沈尹默字的评论，都是如此。冯友兰也说过一个故事：“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后，我们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105]
1918年夏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前排右三为陈独秀，右二为梁漱溟
沈尹默这个人也很有意思。陈独秀对他写的字，上门直率恶评，促使他狠练书法，对陈感激一辈子。胡适与他没有交恶，他却把胡适说成是不肖之徒：“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他说有个叫陈仲恕的人，“震于胡适之声名”，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就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又说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做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做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106]
沈先生攻其一点，否定全人，没有看到胡适确有“大学问家”的一面，可见评人之难。当时在这个新文化阵营中，胡适除了陈独秀这位“伯乐”之外，与其他人如鲁迅（“武器库门上拈小纸条”比喻）、钱玄同、刘半农（关于“王敬轩的双簧戏”及瞧不起刘半农当时没有留过学）、沈尹默等人的关系都不好。似乎在人际关系上，胡适有点傲气和霸气。自然，这里也有中国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轻。但陈独秀则相反，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容讨论”的霸气，在人际关系上，却能团结各种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也暗藏着将来陈独秀一走，《新青年》阵营必然分裂的危机。
培育一代“新青年”
从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了四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处；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于是，这个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一股冲击波。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等）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根本性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这一代人，除了《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他们在发起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自己的世界观也得到了转变）、《新青年》和后来《每周评论》的作者群〔《新青年》虽然是一个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编辑部成员撰写，但也发表了不少编辑部以外作者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1～9卷共54号上公布的读者来信，就有109封，扣除重复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读者（有的是以学校集体或其他团体名义写的信，如此就不止88人了）〕，及上述北京大学和北京直接受到教育的学生以外，像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彭述之，湖北的恽代英，天津及随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礼。
据统计，《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初期的1000册，1917年以后发展到一万五六千册。[107]而从以下毛泽东及周恩来的叙述中可知，一本杂志往往不是一人阅读，而是转辗传阅。那么，全国各地有多少万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想象是相当的可观了。许多读者受到思想启蒙后，情不自禁地发出心底的激动，称陈独秀《新青年》为“思想界的明星”“金针”“药石”“良师益友”，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108]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所以说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新时代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是绝不为过的。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内部讲话中，面对中共夺取政权的第一代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09]
毛泽东说这一段话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是这一代人中受陈独秀《新青年》培育和影响最大最深的人之一。
早年毛泽东有与陈独秀相同的思想历程。从17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阅读《新民丛报》等维新派书报，对他们的思想主张赞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视为自己人生的“楷模”。但是，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后，该校有位教员杨昌济，早已受《新青年》影响，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批判封建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他主张的德智体并重，反对偏重于智、德而轻体育的思想，这些对毛泽东影响极大。他还善意栽培毛泽东，曾致信章士钊特别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恳切劝他重视毛、蔡二君，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10]1918年杨进入北京大学陈独秀领导的文科当教授，教伦理学，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加密切，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所以，这时受杨昌济的直接引导，毛泽东阅读《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听他说，学白话文，写文章要加标点符号。“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11]
毛泽东既然把陈独秀等人视为“楷模”，立即起而学之。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上，并写上自己的心得，还常与朋友们讨论这些观点和问题。
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毛泽东学习楷模陈独秀的第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受杨昌济的教育的影响，就是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杨昌济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繁体字“毛澤東”三字笔画数），寄给了心中敬仰的陈独秀。陈独秀立即将其发表，以表示对他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早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也是《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造就一代新青年的例证。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1902年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的谈话中，就提出德、智、体全面发的教育主张。《新青年》创刊后，他在批判旧教育弊病时，更是痛斥其使青年“柔弱若病夫”，致使“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毛泽东也对旧教育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与“体力”全面发展。他根据自己体育锻炼的体会，写成了《体育之研究》。对照前引的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段话，可看到毛文不仅吸收了陈独秀的思想，而且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
文章在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益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在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并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教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这实际上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
当时毛泽东还把陈独秀当作“大哲学革命家”崇敬，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的日记，记述了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毛泽东的一段话说：“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以，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112]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完全相符。
1918年4月，即《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年后，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新民学会会章规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也明显仿照北京大学进德会的内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响出现了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激进团体。
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的时间。为解决生活问题，由已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期间，他不仅如饥似渴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报，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直接接触以后，对比之下，他产生了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13]的感受。
从此，毛泽东与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五四运动、创建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方面，双方互相配合与支持，而陈独秀给毛泽东更多的关照和提携，有待后文论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来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17年6月，19岁的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靠友人借一笔钱，到日本留学。这时，他也如第一次留学日本前不愿意做“只知道吃饭睡觉”的平庸之人的陈独秀一样，要做一个立志救国的人。他在第二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14]
但是，怎样救国？他当时十分茫然。开始时，他看到中国太弱，受之前留日学生中流行的“军国”思想的影响，产生过军国主义救中国的想法。关于人生，又信仰过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的思想，但残酷的现实总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这个痛苦才渐渐地打消了。
怎样“打消”——走出这个痛苦绝望的境地的呢？——阅读《新青年》！
就在这“打消”“无生”之道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指陈独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进而，他回顾道：
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
与毛泽东一接触《新青年》就像过电被磁吸一样不同，周恩来受《新青年》的思想冲击和影响，是另一种典型：开始没有感觉，当摸索别的道路着着碰壁，痛苦绝望时，蓦然回首，却见她在灯火阑珊处……终于，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她——《新青年》的怀抱中。原来，他从天津临来日本时，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有第一篇陈独秀的主打文章《时局杂感》，第二篇吴虞的反孔檄文《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陈文针对当时黎元洪、段祺瑞之争正在造成的张勋复辟的乌烟瘴气的政局，严斥“自袁氏执政以来，故纵此骄兵叛将，为害遍于国中。段氏继之，亦未能制止。今一明目张胆、万恶不法之张勋、倪嗣冲，竟横戈跃马，逞志京津自称起义矣。国中贤豪长者，不思讨贼，且以调和之说进。呜呼！中华民国，尚复成何世界”。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寄望黎元洪、孙中山等人“以社会之中枢国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杀。而社会为自救计，亦勿以细故而杀之，使一国人才完全破产也”。
显然，这位朋友看了这期《新青年》受了很大启发，才推荐给周恩来。周在赴日途中阅读，“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三卷全份，心里越发高兴，顿时拿去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第3卷的内容相当丰富而尖锐，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陈独秀、吴虞、刘半农、蔡元培等写的攻击孔教和佛、老消极思想，以及主张文学革命及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内容的。以此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周恩来为什么受震动。首先，他在这天日记的开头，兴奋地写下两句诗：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收练了几天，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谓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支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这里讲的“三个主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欢用“三个主义”这个词），是他在这年春节这一天写的日记中为自己立的三条行动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显然，《新青年》最符合他这三条要求。他并且表示：“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
于是，15日以后，周恩来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在17日、18日的日记中，他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进道路的兴奋和激动之中。
于是，当两个月后，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事件后，周恩来立即带着《新青年》给他的觉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国的运动中，逐渐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间派之外，如以上这样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人，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广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读者，特别写信给陈独秀，表示他虽已56岁，但“生平趋于革新派”，对《新青年》极有好感，常劝人购读，有时多买数册以赠人。《新青年》甚至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正如当时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说：去日途中及到日后，所遇人物皆极称赞（请注意是“极称赞”，不是一般的称赞——引者）《新青年》。而高一涵1918年2月13日在日本写信给陈独秀和胡适，更是十分激动地说，在日本一个纪念会上，他做了一个报告，“大家仿佛得了宝贝一样的欢喜”。会后的情况更是热烈：“此地有许多人对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社同人当作天使一般看待”；“这是你们鼓吹的功劳，也就是你们无穷的不可推脱的责任，还望你们快快努力，尽你们‘天使’的责任才好！”[115]
就这样，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终于从身边的北京大学学生到全国的广大青年学生，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新青年”，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大革命的开展，准备了较好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从帝国主义（德国）手中收回权利的机会。这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独秀再也不能对现实政治保持沉默了。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样，接连发表政治主张，投入到积极争取中国权利的斗争风潮中，从而与坚持只做文化运动方向的胡适等人发生分歧。
从陈独秀思想历程来考察，他是中国人中较早感到亡国危机的人之一，从18岁时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和1904～1905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再到《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都是有力的证据。而救亡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他才独辟蹊径，企图从文化革命着手，寻找新的救亡之路。所以，他从事文化运动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为此，他从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起，一天也没有停止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事件。有人以《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给一个读者要求批判袁世凯帝制运动的一封答信，批评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陈独秀在信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皆枝节问题。”但是，陈独秀这里所指是他办志的宗旨，而在具体贯彻这个宗旨时，他不必也没有“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时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一起做编纂员工作的周作人回忆说，当时复辟的严重气氛，也是使陈独秀重拾政治运动的一个原因。当时北京神武门内仍有宣统小朝廷每天上朝，还有每天拉玉泉山泉水给皇上用的黄车。陈独秀在景山前街经常看到戴着红顶帽的旧臣上朝及黄车滚滚的街景，而这时封建王朝已经推翻6年了。特别是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与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复辟的双簧戏，北京城里一会儿挂龙旗，一会儿挂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怀念清朝一统，过安定生活的。陈独秀见此，与《新青年》同人议论，一定要写反复辟的文章，讲清批孔与反复辟的关系，要改变“不谈政治”的初衷。[116]每期《新青年》都设有“国内大事记”栏目，就是一个明证。他在上面发表了《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对德外交》、《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密切配合政治斗争。他在那封答信中和一篇文章中说的话——“国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政府矣”；[117]“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节问题”[118]——与其说他“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不如说证明他对当时政治斗争认识的深刻。果真，由于伦理问题不解决，袁世凯倒了，又出现了一场张勋复辟；北洋军阀虽然不搞帝制，却搞了个假共和，政治状况与袁世凯时期没有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