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早在欧战结束前的1918年7月，他以特有的敏感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将有大变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现出要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态度。他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为题，开宗明义就纠正人们对《新青年》不谈政治方针的误解：“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19]
但是，陈的“同人”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在上海停留期间，“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20]看来，胡适是下了死心要走从文化着手改造国民性这个根本上救国的道路的。而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他一致，但具体实践上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是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当初胡适加入新文化阵营，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但是，现在陈要谈政治，却不是违背这个约定，为此，陈做了以上的解释。
11月14～16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北京各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28～30日，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演讲。在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蔡元培、李大钊、陶履恭三个人的演讲，他们开始注意俄国的十月革命对战争胜利的影响。蔡的演讲题就是《劳工神圣》，李是《庶民的胜利》，认为德国失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同期还发表李的《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高呼：“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胧意识到，将来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讲了什么，没有报道，同期却发表了陈的《克林德碑》一文，是检讨义和团用迷信和愚昧的方法反对八国联军入侵的。那是因为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封建迷信的色彩。特别是“政府当局的人……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开口一个礼教，闭口一个纲纪”；倾向共和与科学的新派人物，在代表专制迷信的旧人物看起来，“无非是叛逆，是异端邪说；所以时时刻刻想讨灭”。最后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国民“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才好呢？”[121]可见，陈独秀这时的思想还是文化启蒙与政治救国紧密结合的。表面上看，陈独秀是落后于蔡和李，但是，早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对大战的结局就有准确的预测，对我国国民从中应该吸收的“觉悟”就有深刻的论述。
当时中国一般人都有严重的“恐德症”，误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与德国单独议和，从而增长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气焰，对中国与世界前途不利，所以对大战双方持“滑头中立”，以图协约国“败则苟免，胜则坐享其成”。陈却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吾国民……自应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122]
从这篇文章和当时陈独秀的表现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陈独秀，思想还停留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认识上，即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人道主义战胜侵略主义。表面上看，陈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不如李大钊甚至蔡元培那样敏感（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是李、蔡理想中的那样）。更有一般的学者持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把欧战结果说成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对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胜利是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但是，必须承认，陈的这个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然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个插曲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就以陈独秀本人和中国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足以引领起一场爱国运动，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与即将成为新潮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互为融合、互为影响的。受历史曲折惯性的冲击，陈独秀这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所以，他能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把以上蔡、李的文章作为重点来处理，并不因为他坚持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排斥态度，而是欢迎。而且接着在4月份发表文章，对十月革命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23]这表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很快就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乃自然的。
欧战结束后的放假庆祝和演讲，“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胜利”、“劳工神圣”思潮的流行，极大地调动起中国人民爱国救国的热情。当时报载：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124]“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25]特别是青年学生界，更是反应强烈。直到12月上旬，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男女三万余人”。[126]11月30日下午，还举行了学界提灯大游行。住在天安门附近箭杆胡同里的陈独秀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股爱国热情，认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要有另一个刊物更有力地推动形势的发展。
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协商决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评论》。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阐明本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提出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接着，在29日出版的第2号中，他又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27]——这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两个基本要求：反帝和反封建。虽然在具体革命道路上，他不可能提出正确的设想，甚至还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幻想，被威氏的一些漂亮言辞所迷惑，以为他会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但在当时能像陈独秀那样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没有第二个人。如在1918年5月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后、1919年1月在学生救国会基础上成立的国民社，虽是京、津、沪三地爱国学生组成，但由于不能提出这样的纲领，还因为不重视已经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其《国民》杂志还一律采用文言文，所以在社会和青年中的影响不大。
领导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旗，就在《每周评论》创刊这一天树立起来了。而且，最为可贵的是，此刊一开始就把言论主题锁定在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即收回原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的权利，实现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夺回权利的胜利。形势强于人。由于此刊由陈独秀主编，包括胡适、鲁迅等《新青年》同人都陆续参加进来，编辑工作又继续贯彻新文化运动的方针，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与政治隔离的纯粹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尽管如胡适和新潮社的骨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后来在口头上还坚持新文化运动“不问政治”的方向，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还是被迫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大潮。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斗争，陈独秀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即当时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具体的斗争方式是“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这显然是总结了他早年参与并领导的拒俄运动和1918年的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斗争的经验。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虽然在《新青年》的启蒙和示范下，各地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团体和刊物。如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8]但《每周评论》创刊后，学生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蒙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129]——这种情况自然有利于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学生运动发挥指导作用。
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的态势时，陈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斥问和会“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公理何在？”；更对威尔逊幻想破灭：“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似这样爱国激愤的情绪，自然对国民特别是爱国学生产生极大的感染力，起到了调动他们斗争积极性的作用。
随着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着着失败，和《每周评论》以及其他报刊的宣传鼓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首先起来的是那些三年来直接受《新青年》启蒙的青年学生。早在1月27日，中国代表首次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时，日本代表就以中日间已有密约为由，予以驳回。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还奉命到中国外交部施压，指斥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5日，北京大学学生闻讯后，即在与陈独秀的箭杆胡同住宅仅有一墙之隔的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对日本代表在和会上的横蛮态度以及小幡公使的无理质询，表示严重抗议。会上，还推举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拍电报给和会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陈独秀立即把这条消息，刊登在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8号上。
于是，从2月初到3月中，全国各地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抗议，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层的广泛的通电抵抗运动。
同时，由于日本以中日密约为由抵制中国收回权利，国民同时又开辟一个反对卖国贼的运动。陈独秀立即揭露日本自“二十一条”、日中军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揭露双方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进行侵略和卖国：“试问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行动，是叫中国亡国还是和中国亲善？二十一条和军事条约，是亡国的条件还是亲善的条件呢？”[130]公开点名批判日本寺内首相“扶助中国军阀压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恶人”，[131]点名批判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币制总局总裁、中华汇业银行总理）三个卖国贼的丑行。[132]——这里，实际上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更高更具体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三个卖国贼因长期以来屈膝媚外，丧权辱国，特别是直接与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和山东济顺、高徐铁路的换文，从而招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很快成为国民的众矢之的。《每周评论》又及时报道这一斗争：4月11日，章宗祥请假由日回国，3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133]
4月30日，巴黎和会在大国操纵下最后做出决定，山东问题上满足日本的要求，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消息传到中国，人们震惊了，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彻底破灭。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不仅属于战胜国，而且为胜利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大战期间，英法联军前线曾一度告急，请求中国援助。于是，从中国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等8省招募了约14万名劳工到欧洲前线，担负起修筑铁路、公路，架设桥梁，挖掘战壕甚至掩埋尸体等重苦力劳动。后来，中国对德宣战，许多劳工还直接上了战场。所有这些，有力地帮助英法联军扭转了危急的局势。而且，最后由于战乱与疾病，共有两万多名华工的尸骨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可以无愧地说：中国的贡献和牺牲不亚于任何一个战胜国。关于这一点，每一个欧洲人都无法否认。因为在法国土地上，现在还建有许多中国华工的墓园，其中以法国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诺莱特华工墓园为最大，里面长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绝大多数是山东人。因为当时输出华工人数最多的是山东省。这是由于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英国驻华公使馆军事参赞罗伯逊从他们殖民多年的招工经验中知道：山东劳工不仅能耐寒冷，而且强壮能干，因而山东是“最好的招募区域”。巴黎和会的决定，不仅抹杀了中国是战胜国的历史，更是抹杀了中国华工在战争中的这种巨大贡献和牺牲。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
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校长在学校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讲述了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134]然后，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3日晨，北京大学各公告牌上都出现了当晚七时开会的“措词慷慨激昂的布告”。
当晚，一千余名北京大学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场面无比激愤。会议由对陈独秀十分崇敬的学生、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段锡朋[135]主持，最后决定：（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5月7日国耻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4）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住在与北大三院（即法科礼堂）仅有一墙之隔的陈独秀立即在第二天（5月4日）要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出中国人民的最强烈的愤怒与号召：“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36]
“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陈独秀为这个运动提出的行动纲领。这就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一般地表示表示民意，而是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政府不能达到民意，那么人民将“直接解决”。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不断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力图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中日军事协定到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等一系列卖国行为，再到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学生，逼走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种种罪恶，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137]
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138]
文章同时警告北洋政府：“政府若是听从亲日卖国派的诡计，凭空断送重大权利，酿成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问题，这种卖国大罪，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了！”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139]
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文明。”[140]
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在上海）信，报告北京五四运动情况
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就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
在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也为了改变北京运动囿于学生圈子、目标只指向三个卖国贼的状态，为了实践“出了研究室”不怕“入监狱”的诺言，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内容，并请胡适译为英文，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又亲自到闹市区香厂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人群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而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当时北洋政府军权）、段芝贵（陆军总长、京畿警备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爱国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为此还被捕，三个月后由于全国营救才获释。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并直接指导运动的。这也雄辩地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据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调查，询问被访问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国内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141]这样的历史地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作用。八十多年来，不少人以阶级和党派的偏见，极力贬低或抹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是多么的无知和妄说。
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取得了1840年以来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各大中城市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特别如上海、天津等地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包括学生、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三罢“斗争的结果。陈独秀提出的运动不应局限于学生，应该最大限度地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主张，虽然在北京没有实现，但从全国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虽然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最高目标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但是，争其上而得其中，也是一种不错的收获。
五四运动胜利时，陈独秀尚在狱中。对于他来说，五四运动的胜利和收获，使他的人生观又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明星如此闪烁
从当时京师警察厅的档案看，陈独秀在6月11日被捕。这并不是他初次散发传单。此前他约李大钊等已经在群众中散发过。暗探发现传单后即进行侦查，发现“陈独秀等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并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印刷机关实属妨害治安”。于是，京师警察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所以，当6月11日陈独秀再次约高一涵等上街分头散发传单时，自然就被捕了。[142]
由于四年来主编《新青年》，领导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已是全国著名的人物，所以他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国震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社团、机构深为愤怒，纷纷致电致函政府，要求释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陈独秀的人士中，既有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反对甚至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人。后者主要出于对陈独秀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的敬佩，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称：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安徽省长吕调元在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中，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于过激派无涉。”甚至在北京大学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守旧派教授刘师培，也来报答当年陈独秀营救他的恩情，在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143]
自然，这些人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过激，也在情理之中，陈独秀是绝不会同意的。
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营救陈独秀，主要出于对他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功绩的赞赏，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借此机会正好检阅了一下自己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到陈独秀这颗“思想界明星”，如此闪烁！
如一直不注意群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只注重少数人武装起义和依靠地方军阀进行共和革命的孙中山，受到学生运动的震撼，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并深刻认识到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五四以后“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动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惟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44]孙中山从此开始改变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145]“欲图根本救国，非使国民群悟觉悟不可”。[146]——革命救国应该从思想和文化上启发国民的觉悟入手！这个认识就很接近于陈独秀的思想了。
孙中山是一个实干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动，6月8日就指派戴传贤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榜样，创刊《星期评论》；8月1日，又指派朱执信创刊《建设》杂志，加入了新文化运动行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正在这时，传来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此时与陈还素不相识的孙中山，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崇敬，立即投入营救活动。他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的“南北和议”代表许世英时，气愤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147]孙中山当时是全国第一的革命领袖，也是当时广州军政府的精神领袖。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岑西林也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请释陈独秀。因欲与南方谋和，徐世昌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148]所以，此次陈独秀获释，可以说孙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中影响以及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地位与分量的，是与陈独秀一起进行斗争的人们，如李大钊等，还有亲身聆教于陈独秀的毛泽东等人。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说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149]同期，还发表署名“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称“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最干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何如？”李辛白的诗《怀陈独秀》，更是悲情诉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远在上海的李达，也深表敬意：“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眬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示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150]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带着遍访新文化运动干将而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的感受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14日，得到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消息后，毛泽东就仿效《每周评论》创办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想为宗旨”。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即“民众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民众联合的方法，做“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湘江评论》第2～4期中，毛泽东专门发表重要连载文章《民众大联合》，阐述陈独秀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五四群众运动，总结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民众大联合而失败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立即受到全国舆论界的注意。陈独秀入狱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其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适则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介绍《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51]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创刊号上亲自写了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精神最深刻的了解和最崇高的敬意。文章在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京沪等地营救活动后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152]
文章结尾，毛泽东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并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想，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从这篇文章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所以，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被视为与托派相结合、被共产国际定为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不得罪共产国际和迁就大多数而维持原案的同时，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虽然经过了26年的巨大变迁（中共决议把陈开除并定他为反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虽然，这些话是在中共内部讲的。
综上所述，当时，陈独秀在囹圄之中，但在神州大地上，这颗“明星”却如此闪烁！
患难识知己，高山觅知音。这次被捕事件，除了毛泽东，最深切了解陈独秀人格魅力和思想价值的要算李大钊。陈在狱中时，李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是为一证。陈出狱后，李又作《欢迎独秀出狱》诗三首，更富激情，意蕴深远：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即《每周评论》——引者）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每周评论》在陈独秀入狱后的8月31日被反动当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慑，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当时陈独秀的朋友很多，但像李大钊这样的知音不多。可以说二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而肤浅。
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开始批判旧伦理、旧文化，虽然到1917年以后形成一个以一刊一校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但总体上说，与旧思想旧势力对比，新文化阵营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这位“总司令”的命运，必然是“堂·吉诃德”的下场，也并不奇怪。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由于在进步青年中和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出版家胡晋接当时就写信给陈独秀，盛赞《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张，称“屡读大志，深佩卓识。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来学说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153]另一方面，旧派人物却自命清高而摆出一副不屑置理的态度。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趁轮值编辑第4卷3号《新青年》之机，演了那出“双簧戏”，诱发了旧派人物的强烈反弹，于是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势很快逆转。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至少受到三股势力的压迫。
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
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又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特别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辜鸿铭公开作文《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说文言文并非是“死文字”，它可以传“道”，而白话文“使人道德沦丧”。[154]可见也是形而上学。文字就其表达的内容来讲，不过是一种工具，既可净化心灵，又可传布邪恶。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成立《国故》社，刘、黄任总编，主张保存“国粹”，宣扬旧文化、旧道德，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对垒。黄侃还骂白话文是“驴鸣狗吠”。他于1919年秋去见林纾，竟“一见如故”。梁漱溟则竭力反对“欧化”，主张“东方化”，成立“孔子研究会”，宣扬儒学和佛学。但是，这帮保守派由于与新文化派同处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顾及面子和旧谊及为维持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双方保持各自的观点，没有采取严重对抗的行动。严重对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首先是当时的舆论重镇《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先后推出他自己化名伧父写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评判》译文。
杜的《迷》文，对新文化深表不满，而对“君道臣纲，名教纲常”赞叹不已，认为以儒家为主的吾国“固有文明”是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标准和“国基”，是决不能移易的；攻击自西洋学说输入以来破坏吾国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标准，造成国事之丧失，精神之破产，人心之迷乱。所以他恶毒攻击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战国秦始皇、今之欧洲德意志主义那样，对文化进行“统整”，“以强力压倒一切之主义主张”，以恢复“君道臣纲，名教纲常”的“国基”。[155]
《功利主义与学术》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功利主义，于中国文明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最大罪状是崇欧美而败先贤。《中西文化评判》[156]主要引用德人台里乌司氏对中国当时大儒家辜鸿铭（即胡氏，时在德国）所著《春秋大义》的称赞，承认孔子伦理优越于西洋文明，德国的君主制优越于美国的民主制。
对于以上三文，陈独秀首先于1918年9月15日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提出16个问题进行质疑。杜亚泉在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记者质问》，进行辩解，却对多数质问不做回答。于是，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予以严正批驳。
针对杜亚泉一面称颂儒家伦理，一面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帝制复辟派、不认辜鸿铭为同志的虚伪心理，陈独秀指出：“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辜鸿铭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张勋所言所行，亦尊君也：当然可作一联带关系。此数者，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乃其共性。”
关于功利主义，陈独秀指出：“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功利主义，在形式上虽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时产生，其相互关系之深，应为稍有欧洲文明史之常识者的同认也。”论证了杜亚泉是借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民主共和、反对进化、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质。
对于杜亚泉呼吁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文化，陈独秀指出：“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徵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独尊一说，以统一学术思想，是“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其“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
此外，陈独秀揭批了杜亚泉用中国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义”篡改近代“民主主义”的无知妄说，指出民主与民本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政治原理绝没有民主主义。所谓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实行“仁政”，给民些“恩赐惠施”，民则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而民主则是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载诸宪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属于全国人民，即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所以民主与民本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随杜亚泉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旧派人物翻译家林纾也跳出来，向新文化派发起疯狂攻击。林当时年垂七十，博学多才，通几国外语，应该是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早年曾有爱国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遗民”“清室举人”自居，一直留着辫子，并在致蔡元培信中公开声称“今笃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坏。他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157]竭力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为首的一班人。《荆生》中，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在古代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适，“胡”与“狄”都有蛮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适”，据《论语气·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之舆比。”）和金心异（钱玄同，“钱”与“金”同义，“同”与“异”反义）三人，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倡白话，废文字，诋毁孔子伦常，被伟丈夫荆生听见，把这班人痛加殴打。《妖梦》说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某人梦见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非圣非贤，后来被一个食过太阳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荆生”和那个怪物，暗指当时崇拜林纾的皖系实力派人物徐树铮将军。这两篇小说，言语污秽，暴露了他们要求军阀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险恶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在徐树铮主持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对新文学和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发起攻击，指责北大“复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