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予还击，指出北大教员不曾以“复孔孟”教授学生；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宜的言论，并非以孔子为敌；北大课卷仍皆用文言，但讲解古书必赖白话。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捍卫了新文化运动，信的最后，宣布了他在北大办学的两大著名主张：一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为“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尽管如此，蔡元培为了保护北大，还是做了一些妥协，如在1919年3月1日，召开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后实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其目的就在于变相免除陈独秀学长职务，以保护陈和北大免受攻击。
二、反动当局的镇压。
杜亚泉和林纾都提出了依靠强权镇压新文化派的要求，说明保守势力在无力抵抗进步势力发展时，都会乞求反动势力的帮助。
林纾的丑行在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揭露和批判后，一面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一面却做“伟丈夫”主子的工作，“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同时，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58]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教员。安福系议员张元奇果真提出了这个弹劾案。大总统徐世昌也召见蔡元培，施加压力。国会虽慑于学生和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最终没有通过这些弹劾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将出面干涉的流言却颇为盛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不发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将会受到军阀政府的镇压。五四发生后，政府虽然穷于应付运动和外交，还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过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单，进行监视，所以，陈独秀在6月9日上街散发传单时即被逮捕。学生被逮捕，一般营救，即被释放，而他被捕后，虽经各种势力特殊营救，却被关了三个多月，而且出狱后还被监视，说明在反动当局眼中，他的确成了“洪水猛兽”。
三、谣言杀人。
自从杜亚泉、林纾等保守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并发出政府干涉的要求后，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其中最恶劣的是两个。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已经被北京大学驱逐。此谣言首先出自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张厚载之口。此生在军阀徐树铮办的立达中学读书时，是林纾的学生，进入北大后还兼做保守派报纸《神州日报》的通讯记者，还做林纾的情报工作，收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诽谤性材料，提供给林纾和报刊。他本人因崇尚旧文化，酷爱旧戏，与主张废除宣传封建迷信、旧道德的旧戏的新文化派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重对立。早在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答复张厚载用化名写的来信时，对于张说的旧戏有“隐寓褒贬”作用，就斥之曰：“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学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159]陈独秀等新文化派的这些主张自有一些道理，但旧戏的这些缺点，可以通过改革消除，而增强其进步的教育民众的一面。但过激的思想，促使他们提出了“废除旧戏”的革命主张。对于演剧和歌曲，胡适甚至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即话剧）。张厚载对此恨极，寻机报复。现在沉渣泛起，围攻新文化派，他一面把其中学时的老师林纾写的造谣小说《荆生》、《妖梦》转寄《新申报》发表，一面自己向《神州日报》提供歪曲材料，说陈独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已经被迫辞职，蔡元培也不否认，等等，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也给北大很大压力。谣言不胫而走，北京、上海各地，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进步人士纷纷在各报上发表评论，对国立大学教员因在《新青年》、《新潮》等出版物上发表创文学革命之论而被驱逐之事表示谴责，指出“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当干涉。虽是谴责政府，但反过来，又扩大了谣言。
陈独秀对于来自政府的压迫和谣言的中伤，甚至对于新文化运动可能失败的前途，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1919年新年号《新青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一开头就说：
本志经过三年……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我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
这里，他无意中已经暴露出对新文化革新事业前途的动摇，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将发生新的转折。但是，在新道路找到以前，他对于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信念依然十分坚定，指出反对本志的人：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为此，他表示：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60]
一面是对新文化运动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观，一面又对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信念表示坚定，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一生中多次表现出这种信仰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展现了他为人的特点，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的伟人思想家的素质，往往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动上，他对改造社会和救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准备不足，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而发生动摇。所以，他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而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的中国首先是由于内忧外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政治救亡的任务十分迫切；而同时，所以陷此亡国危机，是由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所致，要救亡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层次的压力：国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实际和具体，给人以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救亡革命又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至于社会改造和国民启蒙更是一个至少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可能见成效的事业。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上的双重矛盾。陈独秀的伟大和悲剧就在于他明白认识并参加到这两种事业中来，而在这种双重矛盾中，对于以上种种迫害，他不得不受尽折磨，饱受苦难。
针对以上谣言攻击的严重性，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不得不花费不少精力来认真对付。胡适首先出来严厉批评张厚载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161]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蔡函特别指出：“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162]但由于另一个嫖妓谣言的影响，教务长制提前实行，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提前取消，进而又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致使“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由非而实。陈独秀也揭露林纾和张厚载的可耻嘴脸：“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的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以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163]为此，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最后通过决定，开除了张的学籍。
对于林纾企图依仗权势压迫新文化，陈独秀也及时给予揭露：“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哪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164]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谴责下，林纾和张厚载不得不公开认错。——这表明谣言命短。为人之道，观点尽可相异，手段必须光明磊落。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此谣言最具杀伤力。因为，当时社会虽然嫖妓是较普遍的现象，妓院业是公开合法的，但道学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况且陈独秀是蔡元培倡导的北大进德会的成员，“不嫖”是基本一戒。于是，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和与陈独秀私谊很好的人，在听到此谣言后，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陈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压力下，来到汤家开会，沈、汤这两位两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谋士，这次“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是，蔡元培毕竟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最后不得不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决定在4月8日召开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马寅初为教务长，陈独秀、夏浮筠（理科学长，也有嫖妓问题）被改聘为教授。陈的文科学长之职，实际被撤销了。当初三顾茅庐请诸葛的蔡元培，这时的心情该是“挥泪斩马谡”吧？
陈独秀十分鄙视汤尔和的小人伎俩。4月11日，汤尔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见陈，见他面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之。
然后，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则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感叹道：“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劣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劣根性的表现。”[165]
陈独秀是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的人。他只痛恨无理的强权与谣言，而不怕与保守派对立，并认为社会发展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对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地发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狱而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信中说过以下一些极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话：
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引者）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接着，他对“儒家孔学”，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含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处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样专制办法为然。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种理由。[166]
谣言止于智者。在陈独秀被谣言中伤而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在一些“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时候，胡适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而拒绝信谣传谣。他后来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责问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认为，若无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独秀后来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为此，他对汤尔和非常不满：“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可见，胡适在这次事件中，对陈的处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义愤。汤尔和对此，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167]
可是，正是这位以谣言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的人，却在后来日本侵华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长，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效劳。
* * *
[1] 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别载《民国日报》1916年7月12日、14日。对诗的注释参照了安庆黄河先生的注释，唐宝林主编《简报》（陈独秀研究会会刊）2004年2月号。
[3] 《梦舟日记》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2～6页（本文对这六条标准逐条进行了论述）。
[5]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
[6]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6页。
[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
[8]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9]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0]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1] 陈独秀：《答李大槐》，《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
[12]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
[13] 陈独秀：《答李亨嘉》，《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
[14]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74页。
[15]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第316页。
[16]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5月23日。
[17]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5月23日。
[18] 《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9] 《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20]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21]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下），《青年杂志》第1卷第6、7号，1916年，第1、7页。
[22] 参见《陈金川在南京全国第七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唐宝林主编《简报》（陈独秀研究会会刊）第3、4期合刊，2002年，第43页。
[23] 《蔡元培致汪兆铭》，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6页。
[2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66页。
[25] 《孟邹日记》，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
[26] 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27] 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28] 以上教育部两件原件皆存北京大学。
[29] 《冯友兰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39页。并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书的内容。
[30] 北京大学档案，转引自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影印件。
[31]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
[32]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
[33]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34] 《胡适留学日记》（三），商务印书馆，1948，第790页。
[35]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4页。
[36]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5～786页。
[37] 《朱经农致胡适》，1916年8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
[38]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62、867页。
[3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40]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93页。
[41] 《胡适留学日记》（四），第955～956页。
[42] 《胡适留学日记》（一），第251页。
[43] 《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44]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577页。
[45] 《致〈甲寅〉编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61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47]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5页。
[48] 陈独秀：《答张永言》，《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49] 陈独秀：《欧洲文艺史谭（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50] 陈独秀：《欧洲文艺史谭（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51]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52]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3页。
[53]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54]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3页。
[55]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56]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57] 陈漱渝：《搴旗作健儿——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国春秋》1989年第3期。
[58] 陈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9页。
[59]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86，第137～140页。
[60] 独秀：《再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1] 《致陈独秀的信》，1917年4月9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2] 《胡适来往书信集》（上），第6页。
[63] 《胡适书信集》（上），第97页。
[64] 《胡适给母亲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适书信集》（上），第111页。
[65] 《胡适给母亲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适书信集》（上），第111页。
[66] 《钱玄同日记》，1909年1月22日，手稿，鲁迅博物馆藏。
[67]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手稿，鲁迅博物馆藏。
[68] 钱、陈二人通信均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69] 《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0]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1]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2]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73] 《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74]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75] 手稿原件残片，无日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76] 《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2月1日，国家文物局藏。此信连同1920～1932年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11封信，是2009年国家文物局从住在美国的胡适儿媳妇手中征收的。
[77] 二文分别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第5号，1917年5月1日、7月1日。
[78]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4、75页。
[79] 陈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第13页。
[80] 问答二信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81] 《张奚若致胡适函》，1919年3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页。
[82] 《陈独秀致胡适信》，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
[83]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5页。
[84]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85]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86] 《陈独秀答某某的信》，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可能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前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而落到胡适手中。
[87]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8月22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88]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3月11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89]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90] 《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91]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92]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9月28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9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94] 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六十年回忆》，太平书局，1944，第65页。
[95]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96]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97]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广东群报》1921年1月3日。
[98]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号。
[99] 《教育缺点》，《时报》1920年3月30日。
[100] 《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下引陈独秀在北大的活动，除另有出处外，皆载该《日刊》，恕不一一注释。
[101] 傅斯年：《〈新〉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第199页。
[102]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71页。
[103]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104]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5] 《冯友兰自述》，第39页。
[106]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68页。
[107]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4，第316页。
[108]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09]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110] 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386页。
[111] 斯诺：《西行漫记》大连光华书店，1948，第127页。
[112]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61页。
[113]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114]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1918年2月6日，中央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周恩来旅日日记出处同。
[115] 陶孟和书信手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16] 参见《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306～310、312页。
[117] 《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118]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
[119] 《新青年》第5卷第12号，1918年7月15日。
[120] 《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
[121] 《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122] 《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123] 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124] 《顺天时报》1918年11月13日。
[125] 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126] 《申报》1918年11月16日。
[127] 只眼：《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128]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第125页。
[129] 胡适：《文学革命》，《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页。
[130] 只眼：《亡国与亲善》，《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131] 只眼：《世界第一恶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2] 参见只眼《日本人与曹汝霖》、《四大金刚》、《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舆到底是那国人？》，《每周评论》第13、19号，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133] 转自只眼《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4]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何参加了这次会议。
[135] 段直接具体参与领导了这场运动。北京高潮过去后，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直到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领袖。后来段成了国民党官员，进行反共活动，但他对陈独秀的尊师之情一直维持着。这种感情集中表现在陈独秀晚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一直到陈逝世期间，段对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给予的关切、探望、帮助（钱和物），在同辈北大学生中是最多的。
[136] 只眼：《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137] 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8] 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139] 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5日。
[140] 只眼：《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141] 朱务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42] 《外右五区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号，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143] 以上数件资料，均蒇于北京市档案馆。
[144]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66页。
[14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146]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147] 《沈定一致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77页。
[148] 《神州日报》1919年7月9日，《申报》1919年7月15日。
[149] 《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30日。
[150] 鹤（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
[151] 《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
[152] 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第3页。
[153]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54] 《密勒氏评论》，1919年7月12日。
[155] 《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
[156] 《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
[157] 分别载于《新申报》1919年2月和3月。
[158] 参见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和《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论》第15、17号，1919年3月30日、4月13日。
[159] 《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
[160]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161]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162]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163]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4] 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
[165]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6] 手稿，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167]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致胡适的信和胡适的回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94页。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陈独秀能成为当时广泛阶层衷心拥戴的政治明星和思想明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15年起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收到丰硕成果，广大民众，特别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奴隶”的儒家伦理中解放起来，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发扬光大；同时，少数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在内，感觉到“爱国”“救国”已经不能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而应该走向“直接行动”，但如何行动法？又遇到一个指导思想即途径与理想问题。既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的民主主义已经被误认为破产，于是大家就来寻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时，十月革命后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传播到了中国，满足了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历史转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曾提出如果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转向马列主义和创建共产党，坚持思想启蒙运动会如何如何，这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承认假设。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五四时期，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压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实际上，他从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变：从启蒙转向救亡。因为客观形势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不独立富强，谈不上个人的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多数先进分子的共识。由于陈独秀当时处于思想领袖的地位上，所以，他就带动了一批先进分子，共同实现了这个转变。只有少数人如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人，依然停留在启蒙的立场上，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阻碍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势力，而认为国民性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只要坚持做启蒙工作，国民性先进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思想显然太脱离现实，所以被淘汰了。
不过，陈独秀从崇拜18世纪的法兰西民主主义转变到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据胡适说，陈独秀的这次思想转变是从狱中悟出的。这应验了陈独秀的监狱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说法。胡适说陈独秀这次被捕，对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1]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2]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他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不是“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这些已经被科学证明破产了的东西：“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具体说，他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耶稣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