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基督教精神做此概括和论述，说明他的确把监狱当研究室，对基督教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这里我们无须评论他的概括是否正确，因为他对任何学说的研究，都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和需要而取舍，研究方法是实用主义的。
其实，正如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一样，陈独秀概括的基督教教义，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和阶级调和的平等博爱宽恕精神等。所以，他在出狱后，曾一度信仰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11月2日，他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宣传美国杜威博士的“民治主义”即西方的议会民主加阶级调和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说，杜威的民治主义有四种元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世间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他宣称：“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
显然，他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马、恩的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潮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区别是要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及“消灭资本家”。为此，他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4]进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他发表《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见”时，更明确地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于是，他就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陈独秀是个富于感情、疾恶如仇的人，1919年4月，北大提前实行教务长制、陈独秀实际被解除文科学长，改聘为教授后，他就不屑与小人为伍，萌生去意。所以，到11月，据当时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杨亮功回忆，陈的早年朋友、后来转到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刘申叔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葬礼上对陈钟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这里指的“派别”，显然不是指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派别，而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内部主张谈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派与主张谈实际问题和实用主义的胡适派，以及在所谓个人道德作风上反对陈独秀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改组计划已经实现”，则是指他在北大文科进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因为他不当文科学长和随后离开北大而被取消。离开北大后干什么呢？陈表示要“专心从事社会运动”。[5]
陈独秀所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试验以上新社会的“工读互助团”运动。这个运动最早是外来的“新思潮”——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影响的结果。运动的最早发起人是原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的记者王光祈。他受新文化运动熏陶，于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任执行部主任。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企图把进行了数年的新文化运动，推向实践。8月，他就提出把进步青年组织成一个个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的“新生活”设想。然后他又提出在城市中实行这个设想，并给这样的团体赋予“工读互助团”的名称。没有想到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多年来受到新文化运动启蒙，冲出封建礼教、家庭、婚姻的束缚而团聚到《新青年》新文化阵营周围来寻找出路的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给予支持。他们等17人在《新青年》、《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6]为它的尽早诞生筹集经费。启事指出：互助团“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为宗旨。互助团成立后，规定：团员每人每日必须工作4小时；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也由团体供给，唯书籍归团体公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
可见，当时陈独秀与这些互助团员，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满怀憧憬。
当时北京的互助团有4组，每组10～13人，分别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团员都是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所以，他们很便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最可注意的是，毛泽东、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罗汉、李求实、缪伯英、刘伯庄等后来中共的早期骨干，都曾是互助团的成员。他们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布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这个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以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或准备成立类似团体。
上海的工读互助团，是陈独秀到上海后在1920年3月，与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毛泽东、肖子璋等26人发起的。
但是，互助团的进行，太理想、太脱离实际了，很快就碰到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经费不足，收入难抵支出，纷纷面临饥饿。接着就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最后就逐渐瓦解。大概到1920年六七月份，这些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坚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这个互助团试验失败的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建立当时以为可以达到理想王国的共产党。
误入“列宁主义”
陈独秀及同期的一些先进分子是怎样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确地说，是怎样转向“列宁主义”的？因为在十月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支流。前者根据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手段，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坚持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序言中就说：
从今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形式来报偿选举权，以此作为各国工人的范例……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过去那种一直延缓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
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7]
但是，陈独秀在1920年接受列宁主义之前，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分裂状况的。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陈独秀就接触到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内的体系庞杂的新思潮之一“社会主义”。所以，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近代文明时，这样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也。[8]
但是，他根据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先着力于宣传和实践前二者，即民主（人权）和科学（进化论）。对社会主义虽然不知其详，但总体上认为应该在民主资本主义实现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应该是在经济发达之后。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于是，他把法国大革命时的“巴布夫（Babeuf）”财产共有制主张、“圣西孟及傅里耶”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及马克思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等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的”，因为他们的政策是“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对于拉萨尔主义，因为拉氏主张与反动的俾斯麦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批判其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陈独秀把四者并列，可见，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多么混乱、模糊与肤浅。但是，他抓住了根本的一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后，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人人过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这又不能不说，他还是在模糊中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然而，陈独秀当时虽然还迷恋于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义，却拥护接近第二国际主张的阶级调和政策，在上述文章中宣称：“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
正因为他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所以，在十月革命前有人把社会主义视为“近世文明之真谛”，要陈独秀研究宣传时，他断然拒绝，指出：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9]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理智而深刻的！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近百年后今天的国情。所以，当一个月后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表示高兴，并预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俄国，“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10]这种思想都是从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出发的。
但是，历史的曲折，往往在短时间内难遂人愿。几个月后的十月革命，竟把陈独秀称赞为“御外敌”、“弭内乱”，不与德国“单独言和”的临时政府打翻了；代之以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赔款60亿马克的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单独言和的苏维埃政府。继而，在陈独秀处在难以理解的惊讶中还未醒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又戏剧性地以德国等一方失败而告终。1918年秋，这一极大的冲击波，很快使人们将心头那片苏维埃曾与德国“单独言和”的阴云放置脑后，[11]而陶醉在协约国的胜利中，尤其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称赞十月革命对大战胜利的影响。《新青年》编发了一期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号，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2]都是歌颂苏维埃劳工新政权的。
但是，陈独秀还是陈独秀，他的心情与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日子里，即11月15日，写了一篇《克林德碑》，坦露他的心绪：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13]
请看，他关心的还是：一、政治体制（德国因失败君主体制倒了），二、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与专制统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国联军入侵时，义和团运动以愚昧落后的宗教和统治者专制的方式去抵御外敌的入侵，结果得到了一个耻辱的“克林德碑”。现在，由于德国的战败，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国何时进步呢？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救国道路，他一点也不感兴趣。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可见，十月革命一年后，他的信仰还是民主共和！对于俄国的苏维埃道路，根本不予考虑。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闻》甚至评论陈独秀对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是取“防遏”态度的。厚道的李大钊，虽然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文章，但联系到中国国情，也是拥护陈独秀的主张的。[14]直到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俄国苏维埃前夕的1920年1月，他还在回答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提问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时说“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当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经9年，但他说：“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帝政底苦功。”[15]而且从上述所阐述的理由看，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冷热不同的鲜明态度，完全是从当时的中国国情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好恶的感情出发的。
但是，时代的潮流毕竟强于人意。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澎湃席卷各国的激进派，连陈独秀这样的人也难以抵挡。
陈独秀第一次对苏俄新政府表示同情，是在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中。针对“日本人硬把Bolsheviki（即布尔什维克——引者）叫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和平”的情况，他为苏俄大抱不平：“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权利，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16]
那么，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明确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呢？
首先还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入侵以来，特别是1901年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多少中国人为收回被掠夺的国家主权而前仆后继地奋斗，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以全国人民的激烈斗争，保住了山东的权利，陈独秀也因此坐牢近三个月，并且丢掉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可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发表了要放弃沙皇俄国过去在华掠夺的权利的宣言（虽然以后在执行时并不完全，如中东铁路，就以国民党政权是“反共政权”为名，一直拒绝交还中国，这是后话）。这个宣言在发表一年多后，终于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31个社团发表感谢电。陈独秀自然也就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17]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口吻是赞扬的，措辞却是谨慎的，说明还是有所保留，坚持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说。
过去，中国史学界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中共的建党思想来自俄国。其实，第一，如上述，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派，不能笼统地提马克思主义。第二，从具体接受途径来看，在中共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最早接受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也是来自日本，随后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通过查阅日本、美国、俄国与中国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汇总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陈独秀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立即认识到这个历史转折点将对中国命运产生的影响，自然也不可能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太多关注。陈独秀依然陶醉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领导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但是，也正是这个运动，打开了国外各种“新思潮”汹涌进入国门之闸，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而来。通过日本书文介绍，比较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首先对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月、2月，他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他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9]
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究其原因，一是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20]当时的河上肇，一边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一边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有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改造解放人的灵魂。所以，有人评他的思想是“灵肉二元论”，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二是可能李大钊自己还未真切地看清苏俄新社会初期的状况，特别是苏俄政府放弃侵华特权的宣言。所以，当次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并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运动时，他也紧跟上来，并在7年之后（1927年）为之而献身。
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发展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由此看，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
1920年，陈独秀于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共时，有一个日本小组，其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但是，由于资料缺乏和周佛海后来成了汉奸等原因，日本小组在中共建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与陈独秀的关系，中国学术界过去很少论述。实际上，这个日本小组对于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及其建党思想，具有特殊的贡献。日本小组的工作特点是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其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在指导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上所述，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也很混乱，凡外来思想，均称“新思潮”，多有人接受。除了各类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这些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列宁强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5人组成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纲领。据施存统回忆，它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21]施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的监控报告中，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都称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22]
然后，施存统带着这个纲领由戴季陶介绍到日本治病和留学，住在友人宫崎滔天家中。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看到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由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的文章《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积极评价苏俄的“劳农专政”后，深受影响，并立即把此文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后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22～29日）上。同时，施存统以及随后去日本的周佛海，还运用这些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不少通俗文章，通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陈独秀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开始，也是他与无政府主义脱离关系的开始，与胡适等反布尔什维克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决裂的开始。
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对这一过程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后到上海指导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给这两地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仿佛忽然给陈独秀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大门。这些大量的系统的资料，代替和补充了零星的日文资料。这充分反映在5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停刊、9月复刊，实际成了发起组理论机关报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在这一期上，不仅在首篇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而且开辟了专门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
这种变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战友的不满，特别是胡适，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这里的英文词Soviet Russia，过去没有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有的人还把它译成《布尔什维克》，并以此证明中共的指导思想来自俄国。其实留学美国多年的胡适此处实指美国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的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周刊，Soviet Russia），它是五四以后的1919年6月才创刊的，它提供的新苏俄国内的情况当然具有权威性，适应了当时已经读到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沙皇政府时期掠夺的一切侵华特权）[23]后急切想了解苏俄政府的情况及其革命与建国指导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的需要。后经石川祯浩在美国找到几期当时的Soviet Russia核对，惊人地发现，《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的文章，绝大多数译自Soviet Russia，内容都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陈独秀们也正是从这份杂志中第一次较全面正确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如《新青年》和9月起出版的上海发起组政治机关报《共产党》上分别译载的《列宁著作一览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据茅盾说，由于他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只译了第一章。[24]其实他忘了，当时他据以翻译的母本美国《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上提供的也就是该著的第一章，当时美国还没有该著的英文全译本〕、《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的演说）》、《我们从哪里做起？》（托洛茨基著）等文章，都译自《苏维埃俄罗斯》。当然，《新青年》和《共产党》上刊登的不止《苏维埃俄罗斯》一种刊物上的文章，还有美国其他先进杂志。如《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登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L.W.W的恳请》两文，是P.生（茅盾）分别译自美国芝加哥的“美国共产党”（即美国统一派和共产主义劳动党合并而成的美国统一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1920年6月12日和《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1920年9月号。他们翻译的多是美国新出的杂志，从美国出版寄到中国，再译成中文刊登，时间相当的短，表明陈独秀和发起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此外，他们译登的文章，还有些来自美国《解放者》（The Liderator）、《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等进步刊物。
不仅如此，石川先生还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号的复刊号新设计的封面图案，也是模仿美国社会党的党徽。茅盾说：“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这个党徽在当时经常出现在美国左翼团体的著名出版社查尔斯·H.克尔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图书的封面上。中共早期马克思著作翻译家柯柏年说，当时“向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Charles H. Kerr & Co.）购买了一批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25]
这说明，“维经斯基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了大量文献资料”，实际上是带来了一笔经费，使贫穷的陈独秀们能够（当然不排除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从美国或美国在上海的代理机构购买这一大批英文的《苏维埃俄罗斯》期刊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杂志。这显然比维经斯基从苏俄直接带来苏俄的“违禁刊物”更为安全、方便和迅速。因为当时陈独秀们懂俄文的几乎没有，而英文的资料当即就可以翻译。
于是，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而对西方民主主义失望和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新气象的向往中，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刺激下，陈独秀一下子投入了列宁主义的怀抱。《新青年》复刊号首篇刊登了他这个转向的庄严宣言《谈政治》，文中没有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当然也没有用还未产生的“列宁主义”这个专用名词，而是直接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政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并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刚信仰过“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人道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厚道而崇拜陈独秀的李大钊，也跟了上来，与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
来自日本（施存统和周佛海）和美国（维经斯基的帮助）的两股列宁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从此汇合了，陈独秀们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洗礼。
在施存统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列宁主义者的同时，陈独秀也转变为列宁主义者。二人的思想互相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乎同时发表的两段文字的对比中看出来。
施存统在1921年6月的《共产党》第5号上发表《我们要怎么干社会革命》，指出俄国革命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时说：
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
身在广州却领导着上海的建党工作的陈独秀在1921年1月的《广东群报》上刊登并于同年7月1日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转载的《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
于是，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过去的“国民”、“民众”的观念，逐渐被“阶级”的观念所代替，他开始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家与社会问题。他说：“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的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26]
但是，有一点特别要说明，此时的陈独秀在接受列宁主义的同时，依然坚持着民主的理念。
后世不少学者说陈独秀五四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抛弃了民主思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实际上，他只是接受了列宁的思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民主，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也就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多数人的民主。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列宁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而“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27]
而陈独秀也理直气壮地说：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28]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29]
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他也明确拒绝，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现在，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30]
过去，他宣扬耶稣的“宽恕”“博爱”精神；现在，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有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陈在写这段文字时，特别注明‘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31]
而且，针对当时有人用“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口头禅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陈还责问：“（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32]
试想，一个一直思想进取、一直把国家的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经对法兰西文明的民主主义思想狂热拥护，却在巴黎和会和当时各国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其因虚伪而彻底破产的陈独秀，在接触到列宁主义的这种思想时，能无动于衷吗？于是，从1920年开始，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列宁主义，把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舍前者而取后者，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最民主”的政权，最终完成了一次彻底的世界观的转变，并且诚心诚意地按列宁的思想，从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中走出来，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致力于建立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
脱下西装和长袍 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在北京被警厅拘禁3个多月后，终因“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乡保释。[33]但当局对这位过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规定他有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并且在他家附近增设岗哨，进行监视。殊不知这个从小就桀骜不羁的陈独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趁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筹办员汪精卫、章士钊邀请他也出任筹办员之机，摆脱监视，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汉，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堤口下段保安会等处，连续发表讲演。演讲内容，除主张教育改革外，鼓吹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和信仰》一篇最引起注意。其中提出的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阶级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信仰是：平等，劳动。[34]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和言论见报后，先是“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则“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35]他秘密回京后，京师警察厅也闻讯连续四天派出巡长王维藩等四人，来侦查陈的行踪。2月9日，陈正在家中写请柬约胡适等几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来敲门盘问是否出门，并说：你如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然后要走了陈的一张名片。密探回去后禀告说：“未听说其（即陈独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陈这时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还会回来找麻烦，所以他请柬也不写了，便偷偷跑到胡适家。但警察知道陈与胡的关系，所以觉得胡家躲不过，因而又躲到李大钊家，最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6]
14日，陈独秀自认脱离险境后，给京师警察厅吴总监写了一封信，揶揄说：“夏间备受优待，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37]
19日，阴历大年三十，陈独秀到达上海。当时北大学生许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国勤工俭学，接李大钊电报后，知道陈独秀这次是到沪长期居住，就与在沪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另一北大学生张国焘（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一起，帮助陈独秀安排住处，最后定在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这时的陈独秀，思想上正在多种“新思潮”影响下，逐步转向列宁主义；行动上则脱下西装和长袍，接近工人群众。他作为长期在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小圈子中奋斗、倍感孤独无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觉悟，一是十月革命后“劳工神圣”观念的影响，二是总结他亲自参加的两个运动得到的经验。
一、对于五四运动。早在1919年10月12日，他在参加《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并欢送许德珩等赴法勤工俭学大会上，一面赞扬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时期”；另一面又指出，国民觉悟层次不一及不足，即“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但对“政治不良之觉悟”，人数就大大减少，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一部分而已；而对“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38]这里，他再次表现出革命的彻底性，他的理想，是要把救国的民族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政治革命和改造旧社会的社会革命，三者合一，彻底进行。进行这样艰巨的革命，力量到哪里去找呢？仅靠学生运动是不行的。因此，1920年2月19日，他一到上海就发表谈话，对北京的运动始终未能走出学生圈子表示遗憾：“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39]
陈独秀此番话表明，以近代产业社会观之，北京由于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基础薄弱。所以，他这次离京到沪，不仅是工作和住址的变动，而是奋斗方向将由学生和知识界的救国运动转向革命的工人运动。
二、关于工读互助团运动。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与王光祈、毛泽东等人发起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在27日的筹备会上，他还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如工读互助团成员可以进行印刷装订、种菜等工作。可是，一个月后，传来北京和上海互助团纷纷瓦解的消息，他终于放弃此空想，并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40]。
这个总结，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
陈独秀是个实干家，说干就干。他一面学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上。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这期五一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41]
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发起的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会议，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工旨要》指出：当前劳工运动“应当以减少时间，增加工资等切身问题入手，然后才能图谋解决其他问题”。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他还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于是，他在各种工人集会上频频发表演讲，发表通俗文章，提高工人觉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同时指出：“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但“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