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压榨被侮辱的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听大学教授讲这一番话，以及《劳动界》上陈独秀等人写的通俗文章，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极大震动。更令人惊异的是，陈独秀本人前一年还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竟在文盲的工人群众中做这样的通俗普及工作。在当时哪个大学教授能放下这样的架子呢！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会，纪念劳动节，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军警霸占体育场进行阻止，群众四次转移场地，最后在靶子场举行。会上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议军阀的压迫。由于苏俄政府对华宣言正式传到中国，会上及会后，各团体还发表宣言答谢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扩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提出的。
5月以后，陈独秀在参加以上活动的同时，开始了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于是工人运动纳入共产党的革命范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43]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44]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45]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46]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47]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但可能因为是“秘密”，档案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情况应该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推测出来的。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许多省市活动。正如蔡和森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48]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了个5号，就改名为“伍豪”。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他和当时的中国都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次集会陈独秀未参加，是因为他当时“逃亡”的特殊身份，不仅李大钊把这次集会的内容告诉了他，还有材料证明鲍立维的活动很频繁，这样的集会不止这一次，而且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秘密会见了鲍立维。所以，鲍立维在天津企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陈独秀显然是知道的。因此，后来解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党情况。虽然陈独秀最初的建党活动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却没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这应该是与陈独秀由接受苏俄的建党方针（只要亲苏的就可以接受）逐渐转变（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有关。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引者）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49]梁冰弦也回忆：鲍立维希望俄共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因此和黄凌霜等人相识。他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50]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过去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苏俄更需要中国出现一个推翻现政府的共产党，而且在筹建过程中，不仅苏俄及其工具共产国际给了陈独秀许多帮助，陈独秀也给了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一般认为，这个建党事件发生在1920年。然而，有资料表明，早在此前，俄共（布）、共产国际及他们的远东机构，就开始派代表在中国积极活动，寻找合作对象，创建亲苏的革命团体。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第一次成为现实，也使苏维埃新政权顿时陷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处于严重的困难和孤立之中。于是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和活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关注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对苏友好至少是不敌视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国出现有利于苏俄的革命，出现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可见，无论是苏俄政府还是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第一目标都是俄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俄国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共和国等各个系统的机构纷纷派出人员到中国来寻找这样的政党、团体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于当时苏俄远东地区的内战尚在进行，局势不稳；二是由于共产国际、俄共（布）、苏俄中央政府及其远东地区的党政系统不仅经常变化，而且各自开展对华工作，结果出现了十分混乱和有趣的情况：因为没有找到像陈独秀这样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无所成就。连当时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副主席M.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M.阿布拉姆松给俄共中央的报告都承认：“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共产国际、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的情况”。[51]例如，共产国际信任旅俄华侨刘绍周，派他去中国工作。虽然他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东方民族处却认为，“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上述报告还指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旅俄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
由于苏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北京皖系政府追随帝国主义推行反苏政策，他们曾争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到1922年，越飞还写信对吴佩孚说，吴“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双方合作。[52]同时，他们又对多年来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对俄国友好的孙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合作，从新疆方向“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53]他们还称福建督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云南督军唐继尧为“人民运动的领导人”，甚至称赞“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54]
与中国先进分子的接触，如上所述，开始时也十分广泛，他们自称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学生组织联系，“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55]其实，他们联系的绝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所以，在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来华通过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前，苏俄以上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活跃的情况外，寻找代理人以组织革命政党的努力，端无成就。
那么，陈独秀又是怎样成为中共的创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陈独秀最后才真正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物色的对象。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资料表明，有关陈独秀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与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919年8月，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在得到批准后，他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是：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56]
这个指示，充分反映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总方针是把维护苏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工作十分广泛，帮助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革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其成员有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及维经斯基等。维连斯基则继续以外交部全权代表的身份，配合远东局的工作。
远东局一成立，维经斯基即带领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到中国来（同来的还有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正式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并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说明维经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双重身份，而且来华绝不仅仅是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顺便说一句，这个来华代表的名单，记载在俄共中央档案中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12月21日写的报告[57]中，可以纠正以往观点所持的陪同维来华的是波林、马马耶夫及其夫人马马也娃的说法。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由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接触。一见面，俄国人就称李大钊“达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释自己不过是在学习，哪里称得上“同志”。维说读了他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认为已经达到了他们同志的水平。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由此提出了建党的问题。于是，一直敬佩陈独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钊，把他们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最后大家决定《新青年》“还”给陈独秀，移到上海编辑。于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编著者继续供稿外，陈独秀在上海重组编辑部，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震瀛）、沈雁冰等对马克思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分子加入。《新青年》与时俱进，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进而成为筹建共产党的基地。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并由陈联系，与热心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进行座谈。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有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人创立的《星期评论》，这时李汉俊参加主持，又有一批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如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与《每周评论》一起，被称为中国“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58]《新青年》也称其为“最有力的周刊”。[59]其次是1919年8月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主持的《建设》月刊。此二刊都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及经济支持。还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人主持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研究系张东荪、俞颂华主持的《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这些人以及陈公培、李季、沈雁冰、周佛海等，多次进行座谈，讨论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的其他工作也进展顺利。1920年5月，即与陈独秀接触后不久，他就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由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书记。临时执行局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任务是：（1）通过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展开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60]
6月，维经斯基在给远东局的一份报告中，较具体地讲到他在陈独秀帮助下工作取得进展的情况：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区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即印刷经销《新青年》的单位，实际上是指《新青年》——引者）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61]
这个报告还讲到另一件事，说明维经斯基当时对陈独秀的意见重视的程度。关于南北战争，“陈独秀认为，如果南方取胜，它会立即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会马上开始援助取胜的南方。一句话，要利用北南之争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是在双方士兵中间开展互不残杀和发动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
但是，这个报告反映出当时俄方与陈独秀之间在中国建党指导思想上有一个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现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党，明确认为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们在天津、广州、南京等地联系的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上海联系的人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上述李大钊等人在天津“商讨”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也有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梁冰弦等。他们在北京和广州都有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和刊物，与鲍立维关系密切。陈独秀则要建立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所以，由鲍立维支持的“社会主义同盟”在北京、上海、广州产生时，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而参加这些同盟的也多是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由于陈独秀的抵制，维经斯基计划在7月初就召开陈独秀“写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派来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的意图，没有实现。对于俄方来说，这个计划和意图，显然是不了解中国情况和好大喜功的产物。
维经斯基显然听取了陈独秀的意见，变通办法，采取在上海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方式。他向参加座谈会的人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62]于是，维因势利导提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立即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陈望道回忆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63]
但是，也有人表示异议。张东荪只参加一次座谈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酝酿建立共产党时，他说不能同孙中山国民党断绝关系，也声明退出了。实际上，此二人只是赶了一阵宣传社会主义的时髦，思想上另有所望。可能是这两个代表当时重要党派的人的阻挠或其他原因，维经斯基帮助中国革命者迅速建党的计划遇到了障碍。
7月4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书记维连斯基由海参崴赶到北京，5日至7日，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鲍立维和斯托扬诺维奇等10余人参加。会议就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1.我们工作的成果。2.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3.出版、报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64]
会议认真讨论了维经斯基来华的工作进展，提出了尽快促成建立共产党的要求。然后，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7月中，东亚书记处又在上海召开了“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再次强调在中、日、朝等国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迅速组建共产党的任务。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大家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根据8月17日维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在这次会上或会后，他与陈独秀等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领导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等工作。[65]
但是，这封信还表明，维经斯基等人还没有放弃在天津、广州以及汉口、南京等地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在这些城市也建立了类似上海革命局这样的领导机构。因为在这些城市里他们联系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也因此注定了他们的这些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们的胃口还很大，要陈独秀等人与他们一起在上海和这些城市中的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会中央局”，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信中说：“这一周，我们组织部（即上海革命局组织部——引者）要召开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对此，陈独秀又进行了抵制。
陈独秀长期住在上海，并从这年2月到沪后就深入工人中间，与现有的由资本家代理人、政客、工头、帮会控制的各种黄色工会打交道，深知在这样的工会组织基础上进行建党工作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他说：“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所以，他主张“觉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66]而这样的工人团体（工会）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维经斯基计划中的各地工会代表会议和工会中央局没有实现。
学生中的工作也是如此。维经斯基等俄国人和陈独秀曾联系过当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会并被选为评议长的龚德柏（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狄侃、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程天放以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和全国学联在沪代表及有关省市的代表。但是正如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承认的：这些学生及其团体大多受胡适等“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的影响，主张“依靠民主美国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可以通过利用外国非侵略性资本（美国资本）发展中国民族经济的方式来拯救国家”。[67]因此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根本不感兴趣。
龚树柏后来回忆与陈独秀的接触时说：“我在上海开会期内，我个人可说是绝无活动，以为将来地步。但他人对我则设法纳致，以为其党。比如陈独秀即其最著一人。陈氏这时住在上海，隐然以中国列宁自居。他托人约我谈话……我们两人谈话约两点钟，我对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总离不开欺骗。我那时已是二十九岁，常识很丰富，他的欺骗话，我完全清楚。谈过后，我对他左右的人痛骂他欺骗。后来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脱离他的圈套。这是我的性格与共产党人绝对不合……我天生反共性格，无法妥协。”[68]
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青年都拥护马克思主义，都愿意追随陈独秀。但是，陈独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龚树德接着说：“留日学生所选的另一代表方维夏，后来作了共产党。他是否受陈独秀的欺骗而参加共产党，虽无从证明。但可能性很大，他在北伐时，任革命军第二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他的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现在共党政权的第二流要人。”
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只能在共产党成立后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奠定中共基础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复刊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胚胎组织上海发起组，终于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等。显然，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员外，有些是维经斯基说的陈独秀写信请来的外地同志。陈独秀被推选为党的书记，全面负责建党工作。随后，一些成员因留学、工作或其他原因，离开上海，也带着到各地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如施存统和周佛海先后到了日本；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刘伯垂去了武汉。他们在各地建立组织后或筹备过程中，继续与陈独秀上海发起组保持联系，以不断地得到指导。另外还有陈独秀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党。陈还亲自到广州重建那里的共产党，又与李大钊协商北方的建党工作，主要由李大钊负责。除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北京党支部之外，李还派人到济南、天津、唐山、郑州等地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的指导下，双方互相帮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许多工作。
第一，如前所述，大量引进英文版的书刊，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新政府的状况，着重分清列宁主义与各种新思潮的界限，从思想上为全国建党做准备。
《新青年》复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成为发起组公开的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实际上成了《新青年》变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除了表明他坚定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之外，还用阶级分析方法、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指名批评了胡适、张东荪、无政府党人和上海资产阶级在“不谈政治”的假面下，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如国家、政治、法律、强权、理论等，都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的说法；论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合理性。
这就使《新青年》将1918年以来在内有胡适等人反对，外有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攻击面前，遮遮掩掩、勉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尴尬彻底摆脱，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也以此为标志，完成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
虽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陈独秀对自己的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对此，他在10月1日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并再次宣布：“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而且，“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69]陈独秀的这个思想，虽然对于“共和”代替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在时间的估计上有严重的不足，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随后，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陈独秀为主力，又开展了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批判。这场论战进行了一年多，发展到全国各地，划清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解决了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问题。以陈独秀为首，同时开展的对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则解决了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中共一开始就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在当时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的斗争中，明确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
中共筹建时就排除走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和平改革的道路，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积压太重，积愤太深，改良主义没有生存的条件；二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残暴掠夺使第二国际和平改革道路破产，国内自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先进分子一直迷恋于崇拜暴力革命的激情中。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哪一条道路正确，毋庸说当时很难分辨，实际上是后来的历史才能判决的问题，即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类实践才能被人们认识的问题。人类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没有捷径可走。所以，中国走和平改革还是暴力革命道路，不是理性思考问题，而是形格势禁所使然的客观趋势问题。陈独秀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与选择。
《新青年》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如前述，主要译载当时各国报刊书籍中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和苏维埃政府状况的资料，主要译者多是上海发起组成员，如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而且，从格式上，《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实行了我国书写方式的一场革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文章横排。
发起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又称“新青年社”）名义，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第一批主要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由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的我国第一个全译本，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由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社会主义史》，柯普卡著，由陈独秀委托李季翻译；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原名《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等等。
第二，出版党内机关报、制定宣言，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之际，上海发起组创刊了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当时的创建者陈独秀、维经斯基等都认为这就是革命政党，不过还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较混乱。如后来发现的发起组成员之一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其那主义和波尔雪维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其那主义，的确是盲从的。”[70]可见，这时的发起组不仅思想上在无政府主义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中，连党的名称“社会共产党”也是非驴非马的。8月后，初步定下来时，叫“社会党”。所以，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71]
在这两段话中，一直以国民、民众代表说话，反对政党政治的陈独秀，三次用“吾党”的名义表示政见，并且两次把“社会党”与“劳动者国家”并列，说明当时他和他的同志已经公认这个发起组是一个政党，并且此党名为“社会党”。用当时参加者之一的俞秀松的日记所记为：“后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意见，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最后共同确定叫共产党。1920年暑期，张申府还特意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讨过建党问题。”[72]所以，11月创刊党的政治理论刊物《共产党》不是偶然的。
据当时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信中说：《共产党》的创刊词《短言》是陈独秀所写。此文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阐明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来，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读到这样的文字，以及以上《谈政治》等陈独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说陈独秀已经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有异议吗？难道在当时还能找到比陈独秀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可以断定，陈独秀在撰写这个发刊词前后，还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起草了第一个党纲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的中文稿已经遗失，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有它的俄文件。[73]前面的译者说明写于1921年12月10日，表明这个文件当时曾提交给参加1922年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讨论，并说明：“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即1920年——引者）十一月间决定的。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可见，这个宣言是当时作为“临时党纲”使用的。其内容与上述陈独秀撰写的《共产党》发刊词完全一致，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阐明按照俄国的榜样，由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党》月刊和这个《宣言》广泛发到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勤工俭学的革命者手中，特别是《共产党》，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而陈独秀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由于1920年5～8月中共党成立的模糊性及党名的混乱性（“社会共产党”、“社会党”），再间接证以《新青年》复刊号，所以，重于文字档案资料考证的石川祯浩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正式成立于1920年11月。
不仅如此，石川先生还根据对中共代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供的报告[74]中提到的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的详细考证，认定在这年7月现在通称的“中共一大”之前，就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制订了正式的党的宣言和临时纲领；他并同意最早（1971年）发现《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75]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的观点：“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76]
第三，开办外国语学社，培训干部，建立青年团。
发起组成立后，在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公开挂牌，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生，作为掩护，实际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训干部的“党校”。学员主要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如1920年暑假，萧劲光、任弼时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后来刘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学习过。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响，离开家庭和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谋求出路，投身革命。发起组就把他们安排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主要由他和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随后选拔一部分去俄国深造。学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先后分三批到莫斯科学习，其他则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为早期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发起组先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共青团员中有位叫金家风的青年，出身于富裕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来上海后，办“外国语学社”“建团、建党”缺经费时，是他托言要留法十年，向家庭要到了6000银元。钱给了陈独秀后，法国未去，陈将他和其妻子毛一鸣介绍给蔡元培和李大钊，进入了北京大学。1921年他到了北京，跟随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领衔发表《非基督者宣言》；1922年5月与邓中夏一起作为北京的代表，出席了全国首届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77]
实际上发起组的成员都参加了青年团。陈独秀经常参加青年团的会议，并在指导各地建党时，同时要求成立青年团，而且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在条件不成熟时，要求先建团，后建党。陈独秀直接指导下的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因此在“一大”召开前，湖南只建团，没有建党。陈独秀等还帮助把青年团章程发向全国，因此，上海发起组同时也是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
第四，建立工会，重点开展工人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组织若不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走不出知识分子小圈子，就没有任何力量。但是，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一参加革命就重视研究国民性、改造国民性的陈独秀，深刻地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发起组成立后，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运动。从到上海后进行的工人运动中，陈独秀发现原有工会组织是由“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而且这些工会大多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没有工人群众基础，严格说来，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工人群众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是，在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就把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上面。
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周刊）。17日，《民国日报》在《劳动界出版告白》中指出：“此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一个中国劳动界有力的言论机关”。此外还有面向店员的《伙友》周刊，“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称：该刊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宣传工人的重要地位和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和批判资本家与黄色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和破坏，号召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真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工人运动上，而且他十分注意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所写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他在《劳动界》创刊号上发表的《两个工人的疑问》中说：“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以此宣传了“劳工神圣”的思想。8月22日，在第2册《劳动界》上，他又发表《真的工人团体》，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为了排除其他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9月5日，他又在《劳动界》第4册上发表《此时中国劳动劳动运动的意思》，指出：“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的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时，他又针对当时有人诋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的说法，批驳说：“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的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又说：“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之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马克思——引者）社会主义底需要。”[78]发起组其他成员，也积极为《劳动界》写稿，而且语言通俗，事例生动，深入浅出，因此很受工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