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写信给陈独秀说：“我们苦恼的工人……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不晓得多少年了！……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79]工人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从第3册至第19册，共刊登工人来稿30多篇。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就代表了一个觉醒了的工人的心声：“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80]文章还号召工人要一面做工，一面联络，把工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力量。
这些声音表明，当时陈独秀等人在工人中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即开始在工人中组织工会的工作。10月3日，在渔阳里六号（即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所在地）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到会的有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陈独秀、李汉俊等六人以“参观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由海军造船厂工人筹备会主席李中任临时主席并主持。会议欢迎陈独秀等六位“参观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演说，称赞机器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好。陈独秀指出：工人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81]陈独秀和李中还为这个机器工会草拟了章程。这是中共领导下制订的最早的工会组织章程。陈独秀还出任工会募经处主任，为工会活动募集经费。
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近千人。孙中山和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陈说：“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82]这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党又在印刷、纺织工人中成立了工会，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10月10日，陈独秀还参加店员工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会，为其刊物《伙友》写《发刊词》。[83]
陈独秀在工人中做的这些工作，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成为工人运动领袖。10月27日，当时在湖南省最大的工会“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曾慕名致函陈独秀，报告该会简章内容，请求指导。
但是，由于原有的军阀和资本家支持的黄色工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例如10月16日，上海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就在报上公开登出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第二天，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立即发表决议进行批驳：“据本会章程，非机器工人不得入会……陈独秀实非工人，何能组织俄党”，“更何能加入组织”；“本会与社会党、俄党，实无丝毫关系”。[84]（可见，这时外人还把陈独秀组织的上海共产党叫“社会党”——引者）又如在与工商友谊会及其《伙友》合作两个多月后，从《伙友》第8册开始，由于主张改良主义的童理璋的操纵和破坏，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终于与工商友谊会及《伙友》断绝关系。[85]
第五，指导各地建党。
上海发起组是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后人随意说成的，而是因为它对各地建党工作有过直接指导和推动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述外，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建党活动是与上海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互相响应的。济南的建党活动首先是由陈独秀写信给王乐平开启的。王是山东省议员，比较开明，因欣赏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与陈独秀有联系。上海发起组成立后，1920年10月，他在济南开办“齐鲁书店”，出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王烬美与王乐平是亲戚。王烬美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会员，王乐平鉴于身份，不便出来组党，于是就由王烬美与另一名济南五四运动领袖邓恩铭两个年轻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济南共产党。武汉的建党工作，先由李汉俊委托在汉的董必武发起，随后由陈独秀派回武汉工作的刘伯垂推动。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因赴法国任教，陪同前往，路经上海。陈独秀给张写介绍信，嘱其到法国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86]当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受教于李大钊并称其为“我的导师”的赵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在临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他到环龙路陈宅拜访，陈独秀明确表示对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表示怀疑，认为“工读兼顾是办不到的”。陈的态度很坚决，没有给赵以提问和陈述的机会，因而给赵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信心强，判断力强。赵到法国后，就仿照李、陈在国内的做法，先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他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后面的硬纸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87]于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然后组织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法之部”的青年团组织，分别接受国内党、团中央的领导。
去日本建立共产党小组的施存统和周佛海，也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联系，而且，正是通过陈独秀，施存统最早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翻译传播到中国来。[88]1920年7月，施在参加陈独秀召集的共产党筹备会后不久，即到日本东京，住在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宫崎滔天家里，一边疗养肺结核病，一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高津正道等人来往，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断翻译介绍给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等人，并奉陈独秀之命，与后来到日本留学的周佛海组成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被日本警方派人严密监视，因此，他以上的一切言行和书信往来，在日本的外交史料中保存得相当完整和详细。例如大正十年（1921年）5月20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了住在鹿儿岛的周佛海给东京施存统的信的全文，其中写道：
关于陈独秀主张让我等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贵意如何？我在三四月间给“C”杂志（即共产党发起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引者）草拟一文，其内容为我等应夺取政权。现在一般青年忌谈政治。我想告诉他们，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四月的《改造》（即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引者）被禁止发行，但我已获得。其中有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我已翻译登载于《新青年》（即该志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出版——引者）。[89]
这个材料说明：当时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依然主持着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及其机关刊物《共产党》和《新青年》。此其一。其二，在当时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占优势的进步青年（包括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中，周佛海、施存统、陈独秀等人，开始重视“无产阶级专政”（即“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一点在紧接着5月25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的施存统给上海邵力子的信（1921年5月8日）中，表现得更加明确：
苏维埃的性质，今天读了山川均的《苏维埃研究》（刊于日本《改造》杂志1921年5月号——引者），认为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由于我生病，不能完全翻译，今译出其梗概。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换言之，即对反对阶级实行强制专政的组织。因此，当阶级对立消灭时，全社会都被无产阶级同化、吸收，“苏维埃”也成为国家组织，将渐渐失去其功能。换言之，“苏维埃”是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到组织产生强制力的“苏维埃”完全无用时，只剩下一个劳动组合。我等由此而知“苏维埃”性质的大要。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执政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想化了的马克思《哥达纲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随后，5月26日，施存统在给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种思想：“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施存统的这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书信和文章，通过国内《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1年7月15日，题为《一封答复“中国式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等刊物发表后，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受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陈独秀。于是，他领导的彻底清除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进行了两年之久。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黄凌霜，曾公开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90]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领导，反对组织纪律，率领5人退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经过陈独秀的批评教育，逐渐有所转变。1922年5月，陈独秀还在上海《新青年》社热情接待黄凌霜，并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然后，陈独秀介绍黄去苏联实地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情况。当时的苏联，还未出现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黄回国后思想大转变，致函陈独秀说，未去苏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相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陈独秀复函说，“精研笃信安其那（即无政府主义——引者）”在中国为“第一人”的黄凌霜，“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并说：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91]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能读到许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熟练地在演说和文章中运用，热情宣传，又在实践中努力运用而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1922年4月23日在中国公学的演说《马克思学说》，就大量直接引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四大思想：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而在这年5月广州举行的马克思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演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他强调：“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种就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92]
可见，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
至于陈独秀亲自到广州重建那里的共产党和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党的情况，下面再叙述。
在上海发起组以上几方面的建党工作中，陈独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由于这些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又由于长期的局势动荡，没有留下书面资料，所以，中国学术界长期不清楚。但是，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很多材料，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93]和9月1日东方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94]，还有6月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信，系统汇报了维经斯基在4月到中国后的工作情况和成绩。而这些工作和成绩，恰恰与上述我们根据现存零星史料整理的陈独秀上海发起组进行的建党活动相合。由于陈独秀在建党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这三封信毫不掩饰对陈独秀的信任和崇敬，称他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第六，开创妇女解放运动。
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妇女解放运动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参加陈独秀召集的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座谈会人士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学界所遗忘。施存统回忆说：“上海小组的成立经过：一九二零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95]陈公培的回忆中，也说在“陈独秀家里座谈”时，除以上那些人以外，“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96]所以，后来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都提到这个女的，但是又说：“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97]那么，这个女的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此女是曾在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过教员的上海《星期评论》社成员丁宝林。但是，当时《星期评论》社成员之一杨之华的回忆并没有证明此事。李立三的《党史报告》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此人“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党”。直到1991年建党70周年时，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洁披露俞秀松1920年6月至7月日记内容时，这个谜才揭晓。
原来，这位女性叫“崇侠”，与沈玄庐一起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因为共同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产生了很深的爱情。但是，当时沈已有四个夫人，所以，他们的爱情受到四个夫人的强烈忌恨。同时，同在一个社里的沈仲九也爱上了崇侠。而且沈仲九因与沈玄庐发生矛盾，一度出走，准备自杀。崇侠夹在这种种矛盾冲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寻找摆脱这种环境的出路。恰恰沈仲九和刘大白对佛教很感兴趣，经常在崇侠面前谈佛论道，于是她深受影响，终于产生了出家当尼姑的念头。时间是在1920年7月。以上情况，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记》和日记中抄录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侠致沈玄庐的信（7月21日）中，有详细的记载。[98]如6月17日的日记说：“玄庐和崇侠很亲爱……玄庐与崇侠谈天，我就加入进去，他们就对我宣布他们俩底爱情怎样深切。”当崇侠无法摆脱对玄庐的爱情与改造社会之间的矛盾时，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来成全玄庐改造社会、在故乡浙江萧山衙前做农民运动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记写道：“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7月21日的日记终于有了结果：“上午，玄庐接崇侠来信，这是伊别玄庐的信，伊不知到那里去做尼姑了。伊信里有一首血书是：‘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意恐转误人。书留热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可见，她参加了陈独秀5月召集的第一、第二次筹备共产党的座谈会后，就很快“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印证了李立三的说法。而沈玄庐的确受了这个刺激和激励，把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搞得相当的轰轰烈烈。
此事件，也说明当时参加筹备共产党活动的人们，思想状况的确是很复杂的。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当时形成的新文化风气中，不仅中国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女子参加政治运动也有了开头。这无疑是陈独秀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等妇女运动，是当时陈独秀进行建党活动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织袜女工因反对资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体罢工，女工吴莲溪发起成立织袜工会，并拜会陈独秀请予助力，指示进行。陈详细询问情况后，表示“尽力协助”。[99]10月，陈独秀帮助成立的上海店员工会“工商友谊会”机关报《上海伙友》发表女工陈亲爱的信《女工为什么不入会》一文时，陈独秀亲自为其写按语，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陈女士挺身出来为女同胞奋斗。”[100]次年1月，他应邀去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更把妇女运动当作一件重要事情来做，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妇女界联合会等单位连续发表演说或写文章《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大做妇女启蒙运动，并指出彻底解放妇女，“必须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101]并且还运用他手中掌握的教育大权，把李季调到广州，创办了专门宣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刊物《劳动与妇女》，在省立一中首创男女同校等。10月回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又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女子学校”，以培养妇运人才，正式开展党领导的妇运工作。李达任学校校长，陈独秀等亲自任教。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来看，是不是当时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确给了中国革命者许多帮助，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陈独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给了莫斯科许多帮助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继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发动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吁：“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正确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对象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宣传，争取外省支援。毛泽东负责北京代表团的工作。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向总统府、国务院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外，与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102]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响，也没有肃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103]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另一件能证明毛泽东此时虽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思想上还是“大杂烩”的事实，除了他在北京和上海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之外，就是他这时还十分信仰胡适“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火热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个章程中所列的144项问题，是对胡适文章所提到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可见毛对胡的思想和主张是认真研究、衷心拥护的，不是随便附和。因此，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后，还代表新民学会上书并拜访胡适，争取胡支持湖南的驱张运动。1920年1月5日胡适日记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胡适1951年5月16～17日日记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104]所以毛泽东在当时给朋友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05]——从他在信中的叙述来看，这个自修大学，实际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参加过的“工读互助团”那样的组织。
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思想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106]
1920年4月，毛泽东在上述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离开北京，5月5日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进入到驱张以后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他带着这个与胡适交谈过的同样的话题拜访陈独秀，与陈做了一次长谈，结果得到与第一次拜访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同样的印象——唯陈独秀给他的影响最深。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7]
陈独秀这时的“信仰”，就是上述他对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和抛弃，和对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制度和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拥护。看来，陈独秀的新信仰，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起了“画龙点睛”“拨云见日”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感受。
接着，毛泽东又读了上述三本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他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08]
毛泽东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决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同时，毛泽东这时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点，不像陈独秀与胡适那样，各趋极端，而是善于吸取各种思想主张的长处，为我所用。就在毛泽东与陈交谈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他还是念念不忘胡适，不忘胡适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后，立即给胡适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109]随后，毛泽东一面奉陈独秀的教导，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湖南共产党和青年团；一面又奉胡适的指引，办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不过，这时的自修大学，由于北京、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相继失败，更由于陈独秀给了他更大的影响，它不再是实行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工读互助团，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了。
毛泽东致胡适明信片
毛泽东是1920年7月离开上海的，但至今没有资料说明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酝酿工作。现有资料只是表明他与陈独秀关系相当密切，并且从此开始，在陈的指导下，在湖南进行建团建党工作。据当时毛在长沙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日记记载：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毛泽东与张在长沙第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110]原来，毛泽东回长沙后，就学新青年社，筹备文化书社。8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111]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时，如书社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选择，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112]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做“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书刊杂志中，已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理论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2000册和5000册。这样大的销售量，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说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另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的过程中，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因为上海已经成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俄罗斯研究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派出任弼时、萧劲光等六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然后赴俄进东方大学深造。
说明这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莫过于陈独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直接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了。鉴于当时先进分子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较多，所以毛泽东在陈独秀指导下筹建党、团组织时，特别强调要找“真同志”，工作谨慎，强调先建立团组织。湖南的工作是在原有的新民学会基础上进行的，由于新民学会内思想斗争很复杂，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团，还未进入到建党阶段。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进行建团工作的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1920年11月、12月陈独秀与毛泽东在这项工作上的亲密关系：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2日，现在青年出路，做社会主义实行家，必定要亲身入工厂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觉悟，而实行社会改造。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时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当时湖南建党、建团所以采取这个“找真同志”、“只宜从缓”的方针，主要是因为这项组织建设是在原有的新民学会基础上进行的。而这时的新民学会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连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他受工读主义的影响，已如上述。关于无政府主义，他自己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年夏天，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清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时，也开始清除新民学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这时在法国的蔡和森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所以，毛泽东在这年秋天给蔡的信中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在另一封给会友的信中又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的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3]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上海发起组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由于主要内容是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张文亮日记记载：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一是社会主义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在比较后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4]与会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同样的工作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一时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
《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1921年春天，他在广州还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在中共“一大”后，湖南得以顺利地建党，并在陈独秀的具体指导下，建党初期的工作取得了优秀于其他各地的模范的成绩。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李大钊、陈独秀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之时，《新青年》编辑部和新文化运动阵营，也随之发生分裂。这是近代先进思想界和变革队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革命派与康梁改良派的分裂。这第二次是由于李、陈转变时，胡适等人仍停留在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对于社会改造，胡主张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李、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但是，由于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思想和民众情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高压下出现了崇拜暴力革命的狂飙，总的趋向是越来越激进，所以，改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被排挤出历史潮流之外。这种历史趋势的是非与长短，以及对陈独秀等人物在这种趋势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评述，见仁见智。但是，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种趋势，谁也无能为力，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思想家。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实际上爆发了新旧之争和东西文化之争，陈独秀是这两场论战中革命一方的领袖和先锋。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又发生了第三场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论战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内部，而且陈独秀因在狱中未能参加。
但是，这场论战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或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而是以什么主义来谈中国的出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19年6～8月这场论战前后是完完全全参加了的，并且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也是新文化阵营分裂的过程。
1919年《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制，陈独秀仍是总负责。5月，李大钊主编的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引起胡适的不满。
陈独秀入狱后，李大钊也避难出京。胡适于是接办《每周评论》。从此，该刊突然改变为鼓吹实验主义改良哲学的舆论阵地，第26号还取消了原刊头，代以“杜威演讲录”。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便发表了胡适的挑战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来他说：这时“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即皖系军阀——引者）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15]
可见他也承认这是要什么“主义”之争，而不是要不要“主义”之争，而且他从此开始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立场。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把谈主义贬斥为“阿猫阿狗都可以干的事情”，要求大家都抛开主义，只注意眼前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验主义为指导实行改良。这是他改良主义政治态度的首次声明。对于胡适一生思想转变也是一个标志，从一直表现为“不谈政治”的无党派人士，转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有鲜明立场的政治代表人物。7月26日，曾琦就写信给胡适，“万分佩服”其文“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际的言论痛下砭鞭”。李大钊则立即做出回应《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十分分离”，为了要解决一种社会问题，就需要有动员大家一致努力的一种理想的主义，不能因有人冒某种主义的牌号，便放弃正当的主义。然后李明确挑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116]
紧接着，胡适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117]也明确表示他主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他指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养成“阶级的仇恨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说，当时，正是争论正在激烈时，京师警察厅总监把他找去，“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过完了”。[118]8月30日北京警察厅下令查封《每周评论》。31日出版的刊有《四论》的《每周评论》成了终刊号。十几天后陈独秀出狱时，这场论战已经终止。于是，陈独秀对这场论战的态度，就成了一个谜！其实，从陈当时的文章、演说和对他深切了解的李大钊、胡适的评论看，这个谜还是可以解开的：开始是“中立偏胡”，然后“偏李批胡”。
在这场论战前，即5月份，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由胡适陪同巡回做报告，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陈独秀虽不似胡适那样成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时有赞赏之言，说明他对实验主义是赞成的。直到他11月2日写《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还说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拿英美作榜样”，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而与这篇文章同时发表的《〈新青年〉宣言》，在阐述《新青年》同人理想的新社会后，还宣布：“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19]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拿达尔文的进化论做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实验哲学也是建立在此进化论基础上的。所以，陈独秀接受起来很容易。台湾资深学者余英时甚至说：“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是接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120]这个说法，除在时间上有颠倒之误外，意思还是可以的。（即与其说是陈接受了胡、杜影响，不如说后二人的影响适应了陈的需要。因为陈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早在1915年就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兰西文明中产生了，怎么能说是接受了1919年胡、杜的影响呢？）所以李大钊在答胡适的文章中，转引日本《日日新闻》的评论说：“仲甫先生和先生（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潮流。”[121]胡适晚年也回忆说：“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设想得太多。”[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