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应该指出，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是激进的革命派，因此又是与主张“根本解决”的李大钊心心相通的。早在胡适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中形成改良主义思想时，陈独秀就已经抛弃康梁改良派，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共同奋斗的腥风血雨中培育起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暴力革命观。1919年4月27日，五四运动前夕，他在评论南北政府代表和平谈判状况时，就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123]在五四运动中，他又发出国民“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24]的号召。这里就埋下他必然与胡适分裂的根源。
正因为这场论战不是主义与问题的争论，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争论，所以，一旦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之时，也就成为他告别胡适之日。十几年后，胡适为此而感叹道：“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125]
胡适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点自大。因为在北大时陈从事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当然要团结胡、陶等新生力量，一致对外——封建顽固派，并非是陈受了胡、孟的影响。至于在编辑过程中，某具体问题的争论及破裂时《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有时的确考虑过胡的意见，那是另一回事。
同样道理，正因为这场论战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不要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争论，所以，在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还会说出一些似与胡适相同的话。如1920年10月他在《敬告广州青年》上说：“我希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营造逋逃薮安乐窝。”[126]谈到工人运动时，他又说：“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以“求那比较更实际的效果”；“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致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127]
随后，陈独秀写了一篇《主义与努力》的短文，对这场“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制度改了，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
但现在有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28]
这篇短文，概括了当时先进思想界的两大弊病，既反对了“空谈主义不去努力”的倾向，又反对了“不谈主义盲目努力”的倾向。同时明确表示拥护李大钊的观点（他的行船方向论是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的观点），批判了胡适的思想。
陈独秀与胡适必然分手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是新文化运动要不要谈政治，即要不要与政治相结合上的分歧。如前述，在这个问题上，二人原来是默契的，都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国民愚昧落后，而这是旧文化毒害的结果，因此救亡应该从改造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着手。所以，陈独秀在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时，同意“不谈政治”的约定。但是，陈独秀与胡适二人的性格如同火与冰，完全不同。陈疾恶如仇、激情澎湃，是情系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的爱国者和革命者。胡则理智冷静到几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对国家危亡的危机，他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读书和研究学问以及文学改革之外，什么救国运动、革命斗争，都不应该进行。1915年他在美国留学时，日本继侵占我国山东后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生皆极愤慨，纷纷集会抗议，甚至有准备回国参加对日作战者。3月1日绮色佳城的留学生集会，商议反对日本的进行办法。胡适不仅不与会，还写一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此条在会上一读，大家都嗤之以鼻。连他的好友任鸿隽也怪他的“不争主义”。[129]
可是胡适并不以此为错，第三天（3月3日），他还就此事给张亦农（即张奚若）写信，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唇相讥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至于责人无巳，尤非忠恕之道。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130]
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发生后，陈独秀坚决要谈政治，于是创办了《每周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份周报是陈与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运动要不要谈政治）的产物。由于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胡适被运动热潮所裹挟，没有像1915年那样对抗，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宣传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上，并因此而与李大钊发生了主义与问题的论战。现在，陈独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边，接受马克思主义，二人的分裂——新文化运动的分裂终于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了解李、胡之争后，在寓所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试图弥合裂痕。会前，胡适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意在独霸编辑权。鲁迅则说：“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131]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7卷1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2月，陈独秀去上海时，就将其带到上海。
鲁迅所以提出这个主意，显然不是随意一想，而是出于他对陈、胡二人的认识——陈独秀待人的真诚品格给了他太深的影响。后来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那门是开着的，里面几把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却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内无武器，请勿疑虑。’”[132]
由此看来，鲁迅对《新青年》给胡适办是不放心的，而对陈独秀却一百个放心。应该说，鲁迅对二人的认识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于陈独秀到上海后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随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号是“劳动节专号”，第8卷第1号起又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陈独秀估计到北京同人必有异议，就在吸收陈望道参加编辑部后的4月26日即“劳动节专号”出版前，致函李大钊、胡适等12人，征求《新青年》今后怎么办。他提出：是否继续出版？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133]此举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员都没有表态。实际上，胡适等人对撰稿开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号编辑好后，由于出版商群益书社在定价与登广告问题上，与陈独秀多次发生冲突，5月7日，陈独秀又给胡适和李大钊发去一信，催促北京对办《新青年》的意见，“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并告之与群益老板的冲突，甚至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为此，他又提出两个新的办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信的最后还强调说：“我因以上各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134]
此信发出后，又发生一件事：因五四运动一周年来临，京沪等地一些学生，以抗议“山东问题”而举行罢课集会等活动。胡适、蒋梦麟于5月4日在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规劝学生安心读书。结果有人在上海的《正报》上发了一篇骂胡适的文章。陈独秀趁机在上信发出四天后的5月11日，又在胡适等北京诸人没有回信的情况下，把此报寄给胡适，并附信说：“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妥办，他又不肯放手，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信中还第一次附和胡适对学生运动的主张，认为当时形势不该轻易发动学生运动，所以表示对《正报》的骂胡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的宝贵时间，实在可憎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便更是可憎了”；并热情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135]
请看，半个月内，陈独秀单方面连给胡适三封信，说明陈独秀既是一个硬汉子，也是很重感情的人，如初交时那样的确对胡适的才华特别欣赏，而且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与创新亢奋中结成的情谊，难以忘怀。
胡适终于被深深打动，立即回了“快信”，并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担心经费问题，劝其不要独立招股办《新青年》。陈独秀在19日回信胡适，表示了坚决招股独立办刊的四条理由：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不便招股。（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那里来？（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东；此事我誓必一意执行，成败听之。（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体解释了他与群益的冲突原因加强了他执意独立办刊的决心：“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才（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136]
但是，独立自办《新青年》，谈何容易！不仅有经费缺乏问题，还有稿荒问题。胡适等北京诸人由于陈“一意孤行”，也只好静观待变，不供稿，待尘埃落定再说。陈独秀又焦急起来，原来打算与一家叫“兴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对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陈又致函胡适商量解决办法：“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较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信中提到的约稿，除了胡适的一篇演说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译稿已经收到外，还提到张申甫的译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鲁迅兄弟的小说，要胡适“分别催来”。[137]
就这样，以6期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满七卷后，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在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并由酝酿建立共产党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办刊的经费和稿源的问题也总算解决了。因为，自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成了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经费自然由带着经费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逐渐被发起组的成员所取代。对胡适等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满怀希望和热情的陈独秀也渐渐失望了。这可以从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138]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用的信纸，上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印刷体口号，下有“劳工神圣社制”的标记。这与文中提到的“兴文社”一样，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动作，在于掩饰俄国人维经斯基出资办杂志的真相。因为，若让胡适等人知道《新青年》现在在拿卢布“自办”，那陈独秀还有何脸面做人。
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想最后争取胡适等人。8月2日，第8卷第1号的稿子凑齐时，他又致函胡适，望其为第2号供稿，并点题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139]
当时在思想上，无政府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手。鉴于胡适反对空谈的“主义”中，包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想引导胡只反无政府主义而保护马克思主义，使胡成为反无政府主义的同盟军，可谓用心良苦，却是对牛弹琴。胡适不予理睬，继续怠工。陶孟和则写信给陈独秀和胡适，提议办一日报，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为主体，多请外间专门家撰稿，主张以“稳健”为得。初拟办法为：“（一）专门问题请专门家担任。（二）终年不停刊。（三）社论等皆署名。（四）无‘法律编辑’，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负责。（五）扩张通信一栏，取为舆论之参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暂不支薪。”[140]
此议显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无论就私（陈独秀个人）还是就公（上海发起组），陈独秀都不可能答应，故而未见他对此有何答复。而由于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陈独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发起组成员加入编辑部。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出版后，他写信给北京同人，报告现在编辑部新加入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主要编辑工作仍由陈望道负责，并告他本人不久将南下广州。
但这时陈独秀还想维持与北京同人的联系，甚至不惜迁就他们的意见。12月16日他赴广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适、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41]
这一下如捅了马蜂窝，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强烈反响。胡适接到1日的信后就给大家传阅，并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邮寄；接到16日信后，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辩与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近年思想见解一直相左，责怪陈独秀竟然相信谣传。
但是，陈独秀还不知北京方面这些反应，仍在1920年12月21日从广州致函高一涵与胡适，报告17日从上海动身，昨天到广州，“此间倘能办事，需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一涵兄能南来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和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142]
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认为《新青年》的事，对胡适等北京同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而由于应广东省长陈炯明聘请到广州来办教育，就专力思考广东的教育建设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反而对办《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陈独秀那样，十分热心起来了。所以，陈独秀的这封信，有点“对牛弹琴”。
与此同时，北京同人开会讨论《新青年》办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给胡适一纸条，赞成第三种办法——“停办”《新青年》，并劝胡不要对陈独秀说的他俩与研究系接近的话而生气：“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但在此纸条纸边又轻蔑地补充说道：“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应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143]
1921年1月3日，胡适把各人意见归纳起来复函陈独秀，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办法有三：（一）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移北京，并发表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此为陶孟和提出）。此信发出后，鲁迅并代表周作人声明，三个办法都可以，“而第二办法更顺当”，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胡适再次致函陈，强调移北京有两种办法：不发表宣言或发表宣言不谈政治。[144]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前两种都意味着分裂，第三种是瓦解，而陈独秀还想维持。所以，他接信后很生气，1月9日，立即回复，并异乎寻常地写了致适之、一涵、慰慈（张祖训）、守常、孟和、豫才（鲁迅）、启明（周作人）、抚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对“不谈政治”极为不满，认为“另办一杂志”的主张是“反对他本人”，声明胡若另起炉灶，“此事与《新青年》无关”，逐条答复了三种办法：
第三条办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甚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出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 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 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更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本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145]
但陈独秀还是想维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后又附言：“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社颇忌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
胡见信后颇感委屈，认为“独秀答书颇多误解”，“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因陈生气，他出于多年来对陈的真诚情谊和尊敬，以及他的宽宏胸怀，表示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取消“另办一杂志”的主张，单提出“移北京编辑”一法，并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他并抱怨《新青年》“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苏维埃俄罗斯——引者）的汉译本”。
这里，胡适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坚持《新青年》的文化运动方向，坚持哲学文学的内容，主要矛头还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反对《新青年》落到陈望道等上海共产党人手中而成为共产党的机关报。于是，北京同人又开会表决。1月26日，胡适整理表决结果：
赞成移北京编辑者：慰慈、一涵、守常；
赞成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可任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豫才、启明、玄同；
赞成移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办，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致破坏《新青年》之团结：抚五、孟和。[146]
当时钱玄同比较厚道，力挽新文化阵营分裂，他致函胡适，恳切地说：《新青年》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家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大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不可能要求他们停办。”[147]
钱玄同致胡适信
实际上，当时北京诸人也不可能让上海的《新青年》停办。至此，新文化阵营终于四分五裂。
胡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绝不妥协的态度显然也刺痛了陈望道等上海编辑人员。1月15日，陈望道给胡适一封明信片，很生气地表示：“新青年内容，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148]胡适还给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争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编辑，而是办报方针。他直率地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在给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信还指出胡适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引者）。”[149]
可见双方分歧之深刻，分裂已成不可挽回之势。陈独秀只得接受这个现实。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适：“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时，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唯求助于你们两位。”[150]
至此，《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新青年》由一个文化刊物变成一个政治刊物，意味着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此后的文化改革、文艺改革、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虽然从未中断过，但作为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确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曾企图挽回，提出过重整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1]但是，一是胡适这时还远没有陈独秀那样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于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陈独秀作为一个弄潮儿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潮流所裹挟，并且被推到浪尖上。这是他一生悲喜剧、曲折人生的总根源。
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
《新青年》风波平息后，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走英美资本主义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决。但是，由于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于是，二人以后的关系发展，呈现出一条奇特的轨迹：政治思想上不断争吵，个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关心和帮助。
在双方分裂，北京同人实际上已经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一年以后，陈独秀还是把他们视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1921年9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一短信说：“《新青年》已寄编辑部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示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与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还推荐胡适或任叔永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认为“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以全体赞成”。[152]
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适对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总是耿耿于怀。经过约一年多的酝酿，他终于在1922年5月创办起“另一刊物”——《努力》周刊。但他也不遵守“不谈政治”的诺言了，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实行计划政治的政府。同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153]
这个纲领发表在5月14日出版的《努力》上，而胡适30日又入宫去见了溥仪，事后撰《宣统与胡适》一文登在《努力》第12号上。他在给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154]当时许多进步人士都很鄙夷胡适的这个行为。
当有人劝他全力教书、著书，不要办报时，他还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宁可因讨论话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恭绰的报纸充篇幅”；又说自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在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主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155]
可见，胡适办《努力》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后，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第一次直接攻击中共政治纲领，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称现在“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156]
接着，1923年1月，陈、胡又因蔡元培辞职事件发生争执。当时蔡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请辞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掀起一个驱彭挽蔡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行为，应该同情和支持，但陈独秀却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陈独秀此论确是过左，是唯我独左的“革命万能论”的表现，所以引起胡适过度的反应，著文反驳时，竟对陈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其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其那，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于1921年上半年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157]
8月以后，二人又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短兵相接。当时发生了以张君劢等人为一方与丁文江等人为另一方的这场论战。前者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内心修养，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后者则鼓吹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又认为人的感觉也是物质，即物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觉官感触的集合”。因此“科学派”实际上也是一种唯心论。胡适在为这场论战的论文集写序时，支持后者，并明确批判陈独秀的唯物史观，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
陈独秀也为该论文集写序，答复胡适，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是“一元论”，而非“多元论”。然后指出：“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当有心的原因……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胡适则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158]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不仅如此，争论之激烈时，有时还大失学者风度，发展到人身攻击。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159]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160]——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因为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是抹杀不了的。而胡适的矛头所向，却是借题发挥攻击共产党。
1925年，胡适参加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后会议”，被社会上讥笑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说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陈独秀听到此事后，2月5日致函适之表示支持，但嘱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对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态度：“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对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可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161]但他对胡与章士钊合办报纸、效力政府的传说，却竭力表示反对，言辞激昂。
胡适接信后，10日回信，责怪陈听信关于他与章士钊合办报纸之谣言。陈在23日接读后，立即回复，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并说《申报》、《新闻报》、《北京新闻》“讥你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信中又说：“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道及”；唯有些话需要再说一下：“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还太不够……”[162]
可见，陈独秀对胡适，在政治上还是关心的。但是胡适却认为自己已经成熟，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不需要陈瞎操心，而且认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非但毋庸关照，而且要斗争到底。
于是，两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儿，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163]
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发生争吵。《晨报》是有梁启超研究系背景的报纸，当时站在安福派一边，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当时有人出来指责学生行动是“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陈独秀又站在共产党的“左”倾立场上为学生行动辩护，指出像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那样，不能这样“抹杀”“北京市民运动”。[164]胡适即写信批评陈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表示：“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同时又攻击陈和共产党：“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165]
当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有缺点。他也只是谴责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没有看到他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这就加大了他与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的对立情绪。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这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美德：思想分歧不影响个人情谊，诤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贵。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因《新青年》“过激”、“违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并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视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灾乐祸。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为提前释放陈独秀，胡适也出了力。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包括陈独秀领导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敌我关系，陈还一直被视为“共党首领”，被国民党以万金悬赏通缉，而胡适并不因党派之见而落井下石。
陈独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后，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虽然表示怠慢，但有时也会应付一下，在《努力》创刊前，给了几篇诗作和一篇《国语文法的研究》。后者分两次连载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号的第一篇。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把这类稿子放在首位，可见陈为争取胡之用心良苦。后来，陈还求胡为共产党的骨干张申府寻找工作，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书籍等。1932年10月10日双十节时，闻胡适外访回国，他还致函胡适，拜托两件事：一，求为李季翻译马氏巨著《资本论》筹措生活费，因为译此书“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并建议胡商之于“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称赞说：“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求胡适把他存于胡处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务（印书馆）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悬案；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桩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后写了一句戏言：“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166]
“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显然是对胡适政治态度的调侃。胡适一方面总是埋怨国民素质和学生运动“野蛮”，另一方面又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推翻现政府，更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这等于说现政府和支持现政治的帝国主义是“不野蛮”的。可是，此信后第五天，陈独秀本人即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囚禁了。
陈被捕入狱后，又求胡适提供狱中研究用书和纸笔等，甚至再次要求胡帮助解决李季翻译出版《资本论》，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并认为中国字“实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又劝胡从著不从政，[167]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独秀知道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