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陈独秀确实怪可怜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心血来潮，要做太平天国史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原放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当一回事。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169]胡适一直把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视为“政治偏见”，而且二人在改造中国上，至此还有革命与改良之别。这是胡反对陈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友谊，除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之外，也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彻底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放过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陈独秀晚年，看到斯大林专政下的许多罪恶，否定了自己多年来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重新估价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价值，写下了不少文章和书信，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地下集资印刷。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170]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这时，两人经历20多年的分道扬镳，终于又在思想上达到了一致。
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和建党活动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迅速升起的一颗明星，不仅引起中国思想界、青年学生界和苏维埃俄国及共产国际的尊重，而且引起中国其他各阶层的关注，包括那些统治着中国的大大小小军阀们。北洋军阀自然是把他视为“过激党”、洪水猛兽，进行打击。南方的地方军阀，如统治广东的粤军司令陈炯明，由于在军阀争斗中处于劣势，则企图利用陈独秀和苏俄的力量与影响，一度表现得相当亲共，甚至高喊社会主义。他当时追随孙中山，在孙的大力支持下，于1920年10月驱逐桂系军阀，进驻广州。11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与北京政府对立，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
陈炯明一上任，即电邀陈独秀去粤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171]陈独秀提出三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表示同意，拟废教育厅，设教育委员会，聘其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并保证以全省岁入1/10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172]
接着，陈独秀致函各地党支部，征求意见。李大钊等人复函支持陈赴粤：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组织。12月17日，陈独秀偕袁振英登轮船赴粤。行前，把共产党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由李达代理），《共产党》月刊主编交由李达担任，《新青年》交由陈望道主编。可能陈原打算走陆路，所以有毛泽东的长沙“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的说法。
12月下旬，陈独秀乘坐的轮船中途停泊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位先进青年慕名登船拜访，并带来他们编的《真善美》刊物给陈看。陈看后倍加赞许，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革命理论。三人欣然接受，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创始人。[173]
29日，陈独秀抵达广州，舆论十分关注，进步报纸《广东群报》刊出了欢迎文章和陈独秀的大幅照片。
遗憾的是，被陈独秀看好的国民党骨干朱执信，这时在联络民军驱逐桂系军阀时，在虎门遇害。朱执信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孙中山同盟会的创建，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特别在五四运动后，创办《建设》杂志，与陈独秀的《新青年》一起，为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做出了重大贡献，给陈独秀很深刻的印象。为此，在1921年1月23日广州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时，陈独秀特意送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并给朱很高的评价：
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
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174]
陈独秀对国民党人做如此高的评价，这是一个特例。
陈独秀这次赴任广州，主要做了两件事：重建广东共产党与推行教育改革，并且使二者互为利用，互相推动。
如前述及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表明，广东的建党工作比较特殊而复杂。早在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等酝酿建党同时，他的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由李大钊推荐的北京大学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与上海一样，成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广州革命局”，并建立了俄国通讯社，成立广州“共产党”和青年团，创办《劳动者》工人刊物。但这个“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中，除了两个俄国人之外，7名成员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劳动者》印数达到3000份，并有两个工人组织，每个组织各有四五十人。[175]但是，他们在工人中却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传统党史，把这个《劳动者》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劳动界》并列说成立共产党的工人刊物，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做过陈独秀学生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在1920年暑期毕业回粤后，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政法学校任教。在接受陈独秀关于在广州建党的任务后，他们经常深入学生中宣传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争取影响了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因与无政府主义者观点不同，拒绝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党团组织。这年8月首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76]10月，他们又在陈炯明的赞助下，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文化的报纸——《广东群报》。陈独秀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但是，由于工人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们只在学生中活动。而且在他们的团组织中也混进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区声白。
据这个材料和当时广州“共产党”中7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刘石心的回忆，陈独秀到粤时，广州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所以，维经斯基及两个俄国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广州建立了共产党是不对的。陈独秀到粤后，就以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工作。陈对谭平山等人说：“到广东后，听了你们的介绍，也从别的朋友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曾有这样的设想：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经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177]谭平山等人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年春，成立了共产党。党员开始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个俄国人也转了过来。最初的书记是陈独秀，不久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随后整顿青年团，清除无政府主义者。从此，广东的革命状况为之一新。
陈独秀在建立广东共产党和重组青年团的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对方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据当时北京政府打入北京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探给北京军警头目王怀庆的密报称，1921年3月11日北京互助团开会时，黄凌霜报告广州区声白给他的信说：“本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乃吾人在粤曾为一度开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178]于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179]
广东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就把广东教育工作与党的工作——主要是推广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广东掀起了一场震撼各界的革命。为此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改革教育计划：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绝对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实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被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
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180]
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可以看出，他真是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并且把这些改革措施，多纳入广东共产党的工作之中，具体如下。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元，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实际上是要把它办成广东省共产党的一所党校。该所学员从社会青年中招收，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组织骨干。养成所由陈独秀去后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宣传部领导，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陈公博为校长，陈独秀有时也到校讲课。这年广东共产党向中央报告说：“这个学校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关，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181]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1921年2月10日，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182]陈独秀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帮助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他尤其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的工作。广州的河南机器总会机器工人开办补习学校时，陈独秀为董事，谭平山为董事长。在陈独秀和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了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此外，他们还注意“向农民进行宣传”，党员褚诺晨曾创办《新农村》，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83]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势力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从上海调来沈玄庐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并且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注意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时的教育革命思想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五四前期，他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化论思想出发，在中西对比中，感到中国一切都不如西方，“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因此力主“取法西洋教育”。[184]现在，他则对中西教育都能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式的”，“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多”。[185]
因此，从上述陈独秀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实践看，他比较注重中国教育的实际，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时又实行社会教育，即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是重视一切教育机构和工具（这是与他自己自学成才的经历分不开的），并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受到教育，使社会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劳动民众受教育，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所有这些，都使历来被少数人垄断、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传统教育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从而在广东掀起一层层波澜。
陈独秀是一个天生而执着的社会变革家，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里就在那里引发“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这时到广东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广州的住所取名为“看云楼”。其实，他不只是观看风云，而是倒海翻江自搅风云。
可是，一是陈独秀重建广东共产党和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这些措施触动到广泛阶层的利益，于是，很快就遭到保守派及极左势力的强烈反对。当时一篇文章指出：“现在广东的空气，都充满着反对陈独秀的声音。反对陈独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议会；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旧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186]1921年3月中，他们首先策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反对省长关于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的决定。他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187]同时，他们还挑动广东高师的学生反对陈独秀，在省议会中提出驱陈议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甚至“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的政学系更是猖狂，竟在其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新报》上公开造谣，攻击陈提倡“废德仇孝”、“禽兽学说”。温宗尧氏所操纵的广肇公所甚至以同样的论调致电政府当局，对陈采取措施。北京《晨报》记者石龙因在广东谋取第二小学校长被陈独秀“严词拒绝”，也与夏重民等造谣说陈计划改组编辑部，收取《晨报》社，“归陈独秀个人主持”。[188]
所有这些，正如当时《广东群报》上一篇文章指出的，广东高师、省议会、上海《中华新报》、广肇公所、北京《晨报》、无政府党和政学会所掀起的四次攻击陈独秀的“联合运动”，所放出的谣言原本是“北京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北京大学的谣言”和“英日两国的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俄国劳农政府的谣言”。[189]足见陈独秀在广东的作为及其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围，而是一场社会的革命。
对此，陈独秀和袁振英、陈公博等人，利用《广东群报》、上海《民国日报》等阵地，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陈独秀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在指出谣言的无稽之谈后，奉劝政学会“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应取“磊落光明的态度”。[190]袁振英和陈公博的声明和文章，也揭露谣言制造者的丑恶用心。《民国日报》郑重发表《广州特约通信——辟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的谣言》，指出了这些谣言的来龙去脉。文末附记者访问（陈独秀）记。陈独秀对“讨父”、“公妻”谣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191]
谣言脚短，本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的广东社会毕竟还是反动和保守势力占优势的社会，决不允许陈独秀的活动继续发展下去，所以，他们掀起了这一个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的无政府派联合起来的反陈运动，一时闹得十分嚣张，以致一直支持陈独秀的陈炯明也动摇起来。在一次宴会上，他问陈独秀：“外间传闻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则正正经经地回答：“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192]陈独秀后来讲到他说这几句话后的当场气氛是：“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其实，陈独秀是话外有音，指出在“睁大着眼睛看着”他的人中，多数是那些制造谣言却未见陈受中伤、依然故我而生气的人。陈独秀为此还特意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随感录”，表示自己的心态：“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的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勇气的人！”[193]他还拿出前年对付反对《新青年》恶势力的大无畏精神表示说：“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194]
于是，实际的压迫终降临到陈的头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实施开始遇到障碍，原来保证的权力和经费经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本来应由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任命新校长，但钦廉善后处擅自决定由某人接任，越过陈独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为了筹办大学预科，陈独秀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未去参加，但预算出来，校址择定，经费却迟迟不给。
至此，陈独秀感到，“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但是，陈炯明还想挽留他，5月中旬，陈炯明甚至“亲到慰勉，说明经费延拨等之原因，表示自己兴学之决心，声明无论经费如何困难，总之对于已批准之预算案，刻日饬厅拨交”，以开办编译局、宣讲所、第一师范，筹备西南大学等。[195]于是，陈独秀又勉强在广东待了三个月。
国民党内有些人见陈炯明如此倚重陈独秀，颇有醋意。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一直把广东教育发展的成绩，归功于汪精卫（广东教育会会长）、胡汉民（孙中山大总统府总参议）和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7月28日，他在《民国日报》头条发表重要言论——《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一面为陈独秀辟谣，一面却说：“陈独秀在广东，是教育行政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他所做的事，是全体委员所决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
陈独秀清楚，叶楚伧的文章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态度，而代表了国民党多数政要的观点。对此，陈独秀就难以容忍了，恰巧这时上海中共“一大”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连电催促他回沪主持全党工作。于是，8月17日，他致电在广西前线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陈炯明，坚决请辞。奇怪的是陈炯明还是不放，而且诚意感人，24日复电：“仍望以教育为重。当凤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并在其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贞固有为，凤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议云。”[196]要不是第二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人们会以为陈炯明对陈独秀多么情深，实际上，陈炯明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与孙中山国民党正统派的较量中，利用一下陈独秀以及他在广东的力量。显然他当时不知道陈独秀已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陈独秀是一厢情愿，不知道有更重大的事业需要陈独秀去奋斗。
陈独秀终于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请假离粤。他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事业自然也就随着他的离去而停止，但他在当地留下的变革精神和培养的革命种子，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陈独秀来说，虽然在半生革命奋斗中，又遭到一次挫折，但他没有消极，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道理。在月1921年7月、8月间，改革事业最困难的时候，他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面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197]又说：“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政党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98]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他还明确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要从经济和政治制度入手，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所以，对于如广东教育改革这样的事业的失败，他是有思想准备的。现在，终于可以摆脱那些无聊的谣言困扰，从事那更重大的事业了。
* * *
[1] 《胡适手稿》第9卷（下）卷3，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第545～550页。
[2] 《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3] 《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4]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5]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手稿，在1945年后为郑超麟写“陈独秀传”而写，所以在1952年12月23日夜郑被捕时，此稿亦被抄没，现藏中央档案馆；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16页。
[6] 《新青年》第7卷第2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5日。
[7] 本序言是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这里的引文摘自〔法〕让-马雷、阿兰·乌鲁合著的《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第44～45页。
[8]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9] 《褚葆衡来信与答书》，《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0]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第1页。
[11] 各国学者因此事一直怀疑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从德国秘密回到俄国策划十月革命是德国当局派遣的，列宁是“德奸”。此说似有道理，但可能这是极端秘密的策划，证据确难以服人，成了一大世界之谜。
[12] 两篇演说均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8年，第438、436页。
[13]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第449页。
[1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5]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实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3日。
[16] 陈独秀：《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7] 陈独秀：《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18] 〔日〕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9] 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第228页。
[20] 河文载《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福著由同文馆1913年出版。
[21]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第7页。
[22]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A-3］外秘乙第五二三号；［A-4］外秘乙第五六0号。
[23] 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列宁时期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显然由于害怕其影响，北洋政府进行了封锁，直到第二年才透露出来。不过，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时期，苏俄没有真正履行宣言中的诺言，如中东铁路虽改为“中苏共管”，实际仍为苏霸占。
[24]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出版社，1981，第176页。
[25] 柯柏年：《我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简单经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第29页。
[26] 《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1日。
[2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643页。
[28] 《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29] 《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30]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1]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2] 《答柯庆施》，《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33] 《陈独秀恢复自由》，《申报》1919年9月17日。
[34]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35] 《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
[36] 《京师警察厅中一区警察署1920年2月10、11日记录》，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86页。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一文中说陈在自武汉回京前，他们就得到警察要逮捕陈的消息，所以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车站把陈接到王星拱家，暂避一时，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此说与胡适所说不一，本文取胡之说。
[37] 《陈独秀被捕卷》，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
[38] 《国民》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
[39]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40] 《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1]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第7页。
[42] 《民国日报》1920年4月3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44] 1920年2月13日（即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还从日本写信给胡适和陈独秀，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45] 《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46] 前文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后文刊《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
[47] 转引自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页。
[48]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6页。
[49] 《“一大”前后》（三），第483页。
[50] 梁冰弦：《解放别录》，《党史学刊》试刊第1期，1980年。
[51] 《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6页。
[52]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99页。
[53]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4页。
[54] 《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32～133页。
[55] 维连斯基：《关于在东亚各国人民中的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0页。
[56]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8～39页。
[5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0～51页。
[58] 《教育界》第5期，1919年11月。
[59] 《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60]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9页。
[61]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8～29页。
[62]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
[63] 《1956年6月陈望道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0、23页。
[64]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1～42页。
[6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9、31、33、35页。这套档案资料的编者注释说7月19日的会议就是维经斯基计划中7月初要召开的各城市革命者的“联合代表会议”，显然是搞错了。这两个会议是两回事。后者根本没有条件召开。
[66] 《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6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4页。
[68] 《龚德柏回忆录》，第58页。
[69] 《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
[70] 《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第297页。
[71] 《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72]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第220页。
[73] 《宣言》的中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47～551页。
[74] 《远东人民》（俄文，苏联伊尔库茨克发行）第3期，1921年8月。
[75] 俄文打印稿，藏于当时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所收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内容与上述《远东人民》上所刊几乎完全相同。
[76]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06、207页。
[77] 《晨报》1922年4月4日。
[78]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79] 《劳动界》第5册，1920年9月3日。
[80] 《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81]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年10月10日。
[82]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83]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0日。
[84]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0日。
[85] 《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86] 《张申府谈话记录》，1961年1月27日，《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册，油印资料，第110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87] 王渔：《“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源于何处》，唐宝林主编《简报》2003年第7、8期合刊，第942页。
[88] 石川祯浩编注《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刘传增译，《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89] 日本外交史料《外秘乙第六九一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90] 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第466页。
[91] 《答黄凌霜》，《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9月1日。
[92] 二文分别载于《新青年》第9卷第6号和《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93]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1～35页。
[9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8～42页。
[95]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5页。
[96] 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二），第564页。
[97]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材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第51、103～104页，
[98] 《俞秀松日记》复印本，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藏，是安志洁1991年建党70周年时赠送该馆的。
[99] 《申报》1920年5月29日及31日。
[100] 《伙友》1920年10月17日。
[101] 参见《广东群报》1921年1月24日；《劳动与妇女》第2、4期，1921年2月20日、3月8日。
[102] 斯诺：《西行漫记》，1948年版，第134页。
[103]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
[104]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该书无页码，按日记日期先后排行，即日期就是页码。
[105]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23页。
[106]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107]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
[108]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27页。
[109] 《毛泽东致胡适》，1920年7月9日，明信片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10]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48页。
[111]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112] 《新民学会资料》，第277页。
[113]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00页。
[114]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115] 《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116] 《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17] 《每周评论》第36、37号，1919年8月6、7日。
[118] 《胡适钞汤尔和日记并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88页。
[119]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20] 余英时：《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121] 《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2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95页。
[123] 《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124] 《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的原件影印件，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12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2页。
[126] 《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日。
[127]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
[128] 《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129] 《胡适留学日久》（三），第570页。
[130]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577页。
[131] 《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文学史料》第3期，1983年，《周作人回忆录》，第338页；《沈尹默访问记》，1980年5月5日，朱广沪记录，未刊稿。
[132]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5页。
[13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90页。
[134] 《陈独秀致适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国家文物局藏。此信及本书注为“国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信和钱玄同、Turexy致胡适的两封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国家文物局从在美国的胡适的儿媳妇手中征集到，并请笔者鉴定。因为笔者手中有236件封陈独秀亲笔信及诗、文、字联等原件影印件、复印件和照片，其中仅亲笔信就有196封。对照笔迹、内容、签名等各种特点，可以断定，这11封信确为真品，而且在大陆从未公开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