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11日，国家文物局藏。
[136]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19日，国家文物局藏。
[137]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25日，国家文物局藏。黑体字“从速”，原稿为加圈。
[138] 《陈独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国家文物局藏。
[13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7页。
[140] 《陶孟和致陈独秀、胡适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1]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
[142] 《陈独秀致一涵、适之信》，1920年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藏。
[143] 《Turexy致适之的纸条》，国家文物局藏。无日期，应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写。英文名为陶孟和，根据陈独秀16日的信和胡适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种办法“此为陶孟和提出”。笔者断其为纸条，不是信札，因为一不是书信格式，而且没有日期，用纸也是小纸片。
[144]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45] 《陈独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适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国家文物局藏。
[146]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47]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8] 《陈望道致胡适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9] 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百科知识》第1期。
[150]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5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52] 《陈独秀致一涵、适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国家文物局藏。
[153] 李大钊应胡适之请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原因是复杂的。学术界的分析有以下说法：一、出于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反封建主义斗争中是一个应该争取的对象；二、这个“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纲领在当时是进步的；三、当时李大钊对赞成“好人政府”主张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存有幻想；四、当时李正奉共产国际之命，争取吴佩孚亲苏护共，而且李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也需要争取吴佩孚的保护。五、胡适夜里写好这份政治主张的初稿，首先想到打电话与李大钊商量，说明他对李的信赖。李为人宽容厚道，希望保持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友谊，不致因拒绝签名而损害。陈独秀随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了这个主张。李大钊积极拥护，大力宣传，并提供给胡适等人，用实际行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54]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第116页。
[155]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6月18日。
[156] 《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
[157] 胡适：《蔡元培是消极吗》，《努力》第40号，1923年2月4日。
[158] 陈、胡二人的序皆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
[159]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160] 胡适：《努力的问题》，《晨报》副刊1924年9月12日。
[161]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5年2月5日，国家文物局藏。
[162]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5年2月23日，国家文物局藏。
[16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5页。
[164]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16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5～357页。
[166] 《陈独秀致适之信》，1932年10月10日，国家文物局藏。
[167] 《陈独秀致胡适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3页。
[168]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0页。
[169]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50页。
[170]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
[171]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3日。
[172]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2日、18日；《时事新闻》1920年12月31日。
[173] 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446～447页。
[174] 《挽朱执信联》，《陈独秀诗存》，第182页。
[17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3页；《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0页。
[176] 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1922年3月14日），《青年周刊》第4号，1922年3月22日。
[177]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州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
[178] 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
[179]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1页。
[180]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
[181]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三），第446页；《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2页。
[182] 《广东群报》1921年2月13日。
[183]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4页。
[184]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185] 《教育缺点——在江苏教育会上的演讲》，《时报》1920年3月31日；《新教育是什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广东群报》1921年1月3日。
[186]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7日。
[187] 《广东教育界新旧两派之争斗》，《晨报》1921年3月24日。
[188] 《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18日。
[189] 《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广东群报》1921年3月21日。
[190]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日。
[191] 《民国日报》1921年3月21日。
[192] 《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193] 《反抗舆论的勇气》，《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
[194] 《答张崧年》，《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195] 《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晨报》1921年5月24日。
[196]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197] 《答蔡和森》，《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198]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五 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
接任共产党领导时的特殊心态
1921年6月，上海中共发起组代理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催促下，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自然，最要紧是催促在广州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一大，为此还给陈寄去了200元路费。结果，陈独秀决定不去，而指派陈公博、包惠僧出席一大。陈独秀的理由是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但他让包惠僧带去了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四点意见：1.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2.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又要集中；3.加强党的组织纪律；4.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1]
这四点意见，正是他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斗争坚持的立场，即不能把党建设成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化的没有集中、没有纪律、不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的党。在一大上，多数代表赞成陈独秀的意见，在《党纲》中写进了“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以及对党员严格要求的规定。
大会通过的《党纲》，在党的目标上，沿用了上一年陈独秀起草的《共产党》发刊词和《宣言》的内容：
我党的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此外，《党纲》还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党员“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就涉及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大会讨论时，虽然有人以陈独秀在广东政府中做官为根据，提出异议，但多数代表确认了这样的规定。
所有这些说明：由于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所以采用了俄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模式，排除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影响，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产物。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与主张和平过渡的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且与中国客观存在的崇拜暴力革命的救亡思潮相适应。
由于党的创建者们还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走俄国人的路”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达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牺牲。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参加了一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临时决定由张国焘主持。因为上海发起组临时负责人李汉俊、李达书生气太重，不善于与各地组织及共产国际的联络。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大会最后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设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在担任发起组领导人之后，再次正式被选举为领袖，而且是缺席被选，说明陈在创建共产党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确认，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也说明共产国际仍然对陈独秀有极高评价，虽然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这时还并不认识陈独秀。1919年就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党员、1921年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绝密报告，还称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家”。[2]
所以，这是历史的选择。后来有人因以后的变故，说一大选举陈为领袖是“错误的选择”，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
人在创造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往往不知其重大意义而不介意。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亲手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但是，1921年7月召开正式成立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二人都因他务而没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这次中共的成立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其实，即使亲自参加这次会议的13位代表，当时也没有太看重这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为直到19年后的延安时期，在曾参加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亲自主持下，决定党的生日纪念时，竟然也都忘了一大开会的日期，于是，只好大约地定为“7月1日”。这个日子，就成为法定的“党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先生受命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组织一批著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
不仅陈独秀、李大钊没有把一大当一回事，连来中国亲自促成并实际主持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14年后中共已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的在华工作的回忆中，都没有把这一被后人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看得多么重要，甚至没有积极的评价，相反，他认为中共是一个“早产儿”，[3]当时只能成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他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4]这与此前一年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成立中共发起组时的重视程度、迫切性和工作热情，完全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这样？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看，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事，无须作为共产国际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对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是奉命到广州去了解广州政府情况的。显然，这个工作比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报告接着谈到一个情况，虽然并不正确，却反映了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认识。他说陈独秀去年底去广东，是根据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央谈判的结果，“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这时苏俄对华工作的重点放在首先争取吴佩孚，其次争取孙中山、陈炯明这些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身上。这也是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华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他们看不起力量弱小、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党。给马林的任务只是对中共的工作顺便过问一下，远东局甚至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更没有给他成立共产党的指示。他说：“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后来因联吴失败才转向孙中山——引者），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支配。”[5]
这里所说的“伊尔库茨克局”就是从中国回去后任书记的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说明在1920年帮助中共建立后，“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取消极态度。所以，马林说：“从伊尔库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多少。”“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6]
所以，传统观点说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传统党史中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党组织，开始称“社会党”，11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共产党》机关报以后，就正式定为“共产党”。现在，从公布的共产国际关于帮助中国建党的原始档案和中国参加者（包括陈独秀）的回忆文章看，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组织称为“共产党”，各地组织称为“共产党小组”或“共产党支部”。虽然不太统一，但都有“共产党”之称。只有马林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在提到香港海员罢工时，说了“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1936年7月，一大代表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党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中国学术界就把这种说法统一沿用下来，以表明一大前没有成立党组织，把一大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唯一标志。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为建50周年献礼推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从马林提出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或“在陈独秀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时的思想情绪来看，他明显是要贬低一大前的党组织。他不懂得任何新生事物在产生时，都是不完善的。当时，从表面上看，1920年维经斯基回国后，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实际上正如上述，维经斯基走后，上海及各地党组织还是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状况来说，处在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讨论、教育、宣传和各地组织的筹建、完善、整顿阶段，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马林因此而贬低一大前的共产党，不愿意视其为政党，只视为“小组”，显然是一种偏见。
其实，关于中国革命，从上述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分析，共产国际给他的任务是研究调查，而不是成立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这个任务与1920年维经斯基的任务完全相同，而且维经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到1921年，情况好像又重新来过，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维连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等都没有了，只剩下“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的共产党小组”。这说明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混乱。
有人分析说，认识到来中国是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是尼柯尔斯基。此人早于马林到上海，过去都说他是受赤色职工国际派遣来华的代表，但荷兰保存的马林档案和苏联有关的档案表明，他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的，其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建立“统一组织”，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成立于1921年，而不是否定1920年的建党工作，这个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而且尼是主角，马林处于“帮助”地位。所以，马林“并没有十分看重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件事”，“实际上，远东书记处给他（指尼柯尔斯基——引者）的指令是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所有会议，而马林只是局限于帮助他执行远东书记处的任务”。[7]
这也符合马林在第二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的说法：“实际上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确说：“我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8]这再次证明马林并不负有到中国来成立共产党的使命。可是中国大陆学者总是特别强调马林是来帮助建立中共的，极少提到尼柯尔斯基。
因此，当时的俄共中央、共产国际、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不重视一大建党这件事，陈、李甚至不参加，就很自然了。
从陈独秀自身思想来考察，还有更深的原因。这位一贯把提高国民性、思想启蒙、唤起民众放在首位，然后才能有统一的有效革命行动的思想家、革命家，这时还是把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成员——放在第一位，特别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占相当优势的情况下，他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更不急于发动革命运动。因此，他对于一大前后上海方面遵照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参加一大，随后又催他赶快到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很不满意。
到广州接他回上海的包惠僧回忆说：“关于党怎么搞法，他（陈独秀——引者）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9]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而棘手的问题。因为自从外国殖民者侵入中国以后，他们见中国太大，又因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难以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只得寻找中国内部的代理人，而且由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代理人也不同。于是，一切革命党派和其他政治派别，在进行争斗时，总寻找对方与某个帝国主义的联系，指责对方拿某个列强的钱，是“卖国贼”、“走狗”等，激发民愤，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置政敌于被动。这个反帝反军阀的法宝，陈独秀当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厉害。所以，他在建立共产党后，对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就十分敏感。当时他还分不清西方“殖民主义”与苏俄宣扬的“国际主义”（实为“红色殖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大国，很难实行所谓“洁身自好”政策。
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一开始领导共产党的工作就具有“慢慢来”的思想，与俄共和共产国际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孤立无援状态的“急迫”心态格格不入，这里就埋下了日后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共产国际无穷矛盾与冲突的基因：一边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利益，一边是立足于苏俄的民族利益；一边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要慢慢来（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边是根据苏俄的要求快快干，恨不得一个早上就使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一个与苏俄友好甚至结盟的国家。
所以，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国际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这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对困难看得多一点，把时间想得长一点，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与农民——的力量和觉悟估计得实际一点。
但是，这种思想，在革命激荡的年代很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主流派思潮所认同。
但是，平心静气考察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看看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再看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欧洲和俄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出来时，无论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取得胜利，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再到十月革命的胜利，都经过了几百年的很长的过程；再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更不知还要经过多少个世纪。陈独秀当时说“可能要一百年上下”，已经是极而言之，但还是估计不足。
如追随陈独秀半辈子革命的郑超麟在陈独秀逝世时写的悼文所述：单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启蒙与革命运动、社会变革的规律来看，典型的法国大革命，先是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批判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以提高国民的觉悟，半个世纪以后，才有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传播半个世纪以后的19世纪中叶产生，又过约半个世纪，到20世纪初的1917年才发生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在欧洲，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党指导下的革命运动，花了约150年的时间。[10]
而在中国，从1915～1919年的启蒙运动到1920～1921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五六年的时间。除了少数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比较熟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绝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别的各种错误思想中徘徊，更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了。这说明，中国要在几年时间里走完西方150年所经历的思想、革命、社会变迁历程，必然会遇到许多西方和俄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是对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严峻的考验。
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国当时所处世界的动荡和新思潮的传播，才使中国先进分子产生种种错觉，以为既然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来临，那么中国就可以不必走西方已经走过的几百年弯路，而是可以直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实行共产主义。殊不知，先进的思潮可以很快传到中国，个人的世界观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那样），但是，社会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还是全体人民思想习俗，从封建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几天、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陈独秀思想中的价值、尴尬与无奈。一方面，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较快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担任了共产党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要急”，还是先要统一思想，特别是先进分子要统一思想，就是如包惠僧说的：“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11]
所以，要不是广州实在待不下去，陈独秀不一定这时就接任共产党领导工作。
形势强于人，陈独秀就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从广州来到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角色，主持起中国共产党最初年代的工作。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尽管陈独秀上任时还有以上“慢慢来”的思想，但他干起来一点也不消极。他就是这种风格：要么不干，要干就雷厉风行。
在20世纪50年代联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原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份用毛笔写的《中央局议决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书记T.S.Chen”。[12]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中央第一个工作文件，而且从其苍遒的笔迹和署名来看，这是陈独秀亲笔起草并签发的。这个文件表明，陈独秀回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就担负起了建立中共全国组织并领导全国革命的工作。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主要处理了两个很麻烦的事件，排除了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重大的干扰。
第一件事是与马林的冲突。马林染上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风。马林本来就对陈独秀不参加一大有意见，更对陈当上中央局书记后迟迟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满意。他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中国共产党书记，应该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于是才决定派包惠僧到广州把陈接来。
陈独秀到上海后，发现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党的建设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与马林有着广泛的分歧，并在几件具体事情上，爆发了冲突。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帮助建党工作的正式代表尼柯尔斯基根据指示，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会议必须有他参加”，马林向国际报告说：“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13]当时中共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陈独秀及党中央这样的态度，无可置疑；二是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擅自密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三是张国焘与马林商定，关于一大后成立的专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给工作人员发薪金。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14]这种情况，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挟马林以自重，封锁中国同志，更造成马林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对立。李汉俊、李达等都对马林的傲慢态度和张国焘的附庸作风十分不满。
陈独秀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极大伤害，斥责张国焘和马林的观点是“雇用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15]“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16]
陈独秀介绍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就这样，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闹得很僵。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17]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于是，陈独秀几次拒绝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并要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张国焘甚至认为“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马林也对陈有绝望之感，挑动张国焘来领导共产党。他向张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甚至鼓励张像列宁当年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他的老师”。[18]
第二件事是再次被捕。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统的斯内夫利特（马林）档案表明：至少从1920年12月起，荷兰政府就知道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进行革命煽动”，并通知马林护照上允许经过的各国政府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尤其得知他将来华的消息后，更“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不使之入境”。虽然这一切企图都未得逞，但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经意大利、新加坡来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国警方及荷兰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公使及荷兰驻沪总领事的监视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虽然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中途还是被侦探侵扰，最后一天通过各项决议和选举，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而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由于与马林接触，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再说，陈独秀1920年春节前脱离北洋政府警察的监视后，从广州回到上海，由于广州的反陈派大肆宣传、造谣，诬蔑陈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当局的注意，于是上海密探也跟踪起陈独秀来。看到他与马林相会，一位密探捕风捉影，竟然编出这样的情报来：
广州见陈独秀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词句，故极端反对。全省人民请求陈炯明省长将其驱逐出境。陈不得已避居琼岛。彼处人民亦不容留。万分无法，遂即潜行来沪与在申一般无聊政客既第一第二两届议员相周旋。恰有俄之过激党徒古立脱甫（即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引者）来至上海，正拟传播该项主义无人与其接洽之际，陈独秀遂往见焉，自称为中国过激党首领。古立脱甫欢迎之极，接洽妥协立拨巨款交陈，请其酌派相当之人分赴各省积极煽惑一般劳动界为入手，然后渐及军人，以蒙俄攻至张家口，北京必致动摇，届时彼辈为全体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说，这个密探的想象力相当的丰富。
于是，10月4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捕，同时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党员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并搜出《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用假名“王坦甫”，以为掩护。但是，随后去陈家拜访的国民党名人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被蹲守在那里的暗探逮捕，带到捕房，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后放了。陈独秀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实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因为，被捕前陈曾接到马林一封长信谈及中共工作，他怕此信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陈独秀被捕后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登记
陈被捕一事在报纸上披露后，全国又掀起营救浪潮，但起关键作用的却是马林。因案子发生在法租界，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钱聘请著名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又找铺保保释，并打通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26日，法国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唯查出《新青年》因有“过激”文字，判罚一百元了案。[21]
若如张国焘所说，马林本来可以乘此机会除掉与他不合作的陈独秀，扶持张国焘为中共领袖的。但马林却如此大力营救陈独秀，可能是因为陈独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十分看重的人，马林是不能凭个人好恶弃之不顾或不予救助的。
由于在这次营救中，马林出了大力，加之陈独秀本是一个重感情、重实际的人，从开展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与马林和解了。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已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于工人运动和印刷宣传）。
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也做了妥协，收敛了自己傲慢的态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两天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由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22]
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当然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产国际的钱。一是他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联系，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名誉编辑，工作虽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点生活费。二是他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讲，有稿费。三是他还不断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书社出版了他的《汉译英文选》，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著的《模范英文教科书》的第一、二册。1922年，亚东又出版了他的《独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汇编。此书十分畅销，出版后两个月内就售出6000册。那时的版税高，此书的版费，竟然补贴了陈独秀此后大半生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费。
陈独秀排除了以上干扰，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中，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国组织。由于马林已在10月下旬离开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个《通告》可以视为中共中央独立做出的。它文字简练，布置各区委以下工作任务：
（一）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三）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四）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另外，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半年多的时间里，要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说明陈独秀当时的工作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也说明党中央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工青妇的工作，是全面领导中国革命。
而且，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表明，这个工作计划在“明年七月”即中共二大前出色地完成了。一大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二大时达到“一百九十五人”，超过了150人的指标。五大区委得以成立，因此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