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健全全国组织，在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提出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第一年的辉煌业绩
相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当时尽管党员这么少，但在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积极领导下，依然发挥星火燎原的精神，一年里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第一，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的影响。1922年元旦，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上海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团员，与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00余人，工人50人，在上海市内散发“贺年帖”6万张。此帖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内容的口号和“太平歌”歌词，如“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推翻财主天下悦”，“不做工的不该吃”等。同时又在“新世界”等群众聚集处，散发反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传单2万张。群众见了说：“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了。”[23]
1月15日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两周年纪念日，各地党组织都在本地举行纪念会，散发了5000本纪念册。在上海全体党员联络几个革命团体举行的纪念会上，陈独秀任大会主席之一，并做演讲。广州党组织的这次活动，吸收工人2000多人参加游行。[24]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各地党组织又开纪念会，散发马克思纪念册两万本。另外，1月，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倡议的太平洋会议期间，上海散发小册子传单六万份，揭露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散发5000份小册子，表明中共联合国内民主派反对军阀统治的立场。
同时，中央还设立了“人民出版社”，印行马列和共产主义书籍12种，每种3000本。
以上这些，使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一面特殊的旗帜，较好地扩大了影响，为争取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
第二，全党工作的重点在劳动运动方面，因此陈独秀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也最多。
中央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设立分部，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的合法的机构。中央指示各地区委领导人直接负责开展工运工作。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最多时一期5000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发16.5万份。这时的工人运动因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对工人宣传教育，提高觉悟，同时发动和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争取改善待遇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本由张国焘负责，1921年10月后，张因率领中国参加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离去。李达主要负责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马林已经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体事务，并不久就离开上海，到南方去拜访孙中山，考察国民党地区的政治形势。于是全面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就由陈独秀一人承担。从宣传教育到建立机构，从发动罢工时机到注意斗争策略，从结束罢工的谈判条件到工会的建立和巩固，等等问题，往往是由陈独秀直接与工运骨干、工人代表协商决定。
据现存资料不完全的统计，从1921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指导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就全面阐述了工人运动的纲领和政策。
首先，文章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厂、矿山、交通（铁路、轮船）部门劳动的“近代产业工人”。因为这三种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些工人“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这一点认识，对于在产业不发达、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种劳动者占优势的中国活动的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使中共一开始就建立在近代产业工人的基础上，保证了它的阶级性质和先进性。
其次，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策略，文章指出：“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为此，“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
这个认识表明，陈独秀已经纠正了建立共产党发起组时那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个认识的确立，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民主革命的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对于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罢工，文章提出了谨慎发动、审时度势、尽量争取胜利的原则，指出：“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因为若在资本家企业失败时或劳动市场供过于求进行罢工，罢工失败，是劳动运动最大的打击。”
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工人组织与政治党派的关系，“最应该亲近”共产党，而与别的党派划清界限；工人团体（工会）自然首先在本地区本行业建立，但应该“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等等。[25]
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一个从事建党和工人运动才两年的共产党领袖，在理论政策和策略上，已经相当成熟，有了丰富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而没有国际工人运动中通常发生的机会主义因素。他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随着工运工作的开展，各地很快出现罢工斗争。陈独秀密切注视斗争动向，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及黄色工会破坏罢工的阴谋，协调各地区工人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即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因为他们觉悟到无论是路工是海员，无论在广东在他省，都同属一个劳动阶级，都应该互相援助，这就叫劳动阶级的觉悟”。同时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具体情况，教育工人除有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26]
为了帮助工人从黄色工会中摆脱出来，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陈独秀发表多篇文章，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性。在陈独秀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22年上海发动了六次较大的罢工斗争，并在这基础上逐渐成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会。工人们纷纷离开原来的“招牌工会”。那些招牌工会不甘失败，在1921年11月，以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会、中华印刷联合会的名义，成立“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与共产党争夺工人群众。陈独秀即揭露说：从前军界有“点名发饷”的规矩，于是多的不过几千人，少的甚至于数百人也称军称师。“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底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内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你说可笑不可笑”；“工人、军人都是国家重要分子……我们希望有好的军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军队、工会为国人所厌弃，这才是国家底幸事呵！”[27]
当时虽然党员很少，但由于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内仅上海就成立了烟草、机器、印刷、纺织、邮务五大工会。北京成立了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武汉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扬子江铁厂和烟草工人三个工会。长沙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和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在这个基础上，陈独秀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出今后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工会、全国纺织工人总工会；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上海、广东、武汉；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即培养工会干部的党校——引者）：北京、上海、汉口、广州。
可见当时陈独秀党中央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宏伟规划和巨大热情。相对于当时只有195名党员的共产党来说，这样的工作成绩和规划，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很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达100次，罢工工人数21万。而且，由于贯彻了陈独秀提出的谨慎发动、争取胜利的原则，再加上反动当局和资本家初次面临如此规模的罢工潮，没有经验，惊慌失措，大多数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故而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的美称。
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与困惑
1922～1924年，使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是国共合作。这也是给陈独秀一生带来辉煌同时又带来灾难的事件，还是中国史学界至今争论不清、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
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出生于荷兰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在资本主义的荷兰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会主义而投身工人运动，并同情荷属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参与了印尼共产党的建立。在斗争中，他获得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的经验。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以自己的斗争经验，衷心拥护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会后被派往中国。于是，中国的斗争就成为他贯彻这种理论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广阔的试验场。
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世界革命及其理论和策略的信仰和忠诚，所以他能较迅速地结束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冲突，1921年10月下旬由张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国民党控制地区的状况，并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直接接触。当时广州正在举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次反英大罢工于1922年1月12日爆发，6000多香港海员参加，3月初即增至十万人。罢工坚持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在对中国南方的形势和国民党的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以后，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并要中共中央迁往广州，遭到陈独秀党中央的断然拒绝，气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说成“早产儿”。[28]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中国革命运动状况。报告显示，他的确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第一，关于形势，报告说：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巴黎和会“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冲动，已经完全消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因此，学生的组织从那时起也变得没有价值了”。“整个生活从政治上看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还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阶级能在当前这个时代指出前进方向。”
第二，关于工人阶级，报告说：“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仍然是中国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来自贫苦农民中的劳动力却为数众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农村的家庭保持着联系”。“工人绝大部分目不识丁。”
第三，关于农民，报告说：“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
第四，关于南方和国民党，报告：“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总是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分子）、士兵（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工人。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而“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报告还说国民党领导人“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并愿意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第五，鉴于以上情况，马林再次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以“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同时他也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一个原来不了解中国、第一次来中国又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只通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就能写出这样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除了他对国民党的观察有点表面化之外，其他情况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远比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这些激进派实事求是而高明得多。过去一些中国学者说报告高估国民党资产阶级，低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特别要指出，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学者把后来大革命失败归罪于党内合作策略时，都追溯到这个策略的始作俑者马林，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马林对这个策略的实施是有条件的：第一，共产党“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第二，实行这个策略的目的仅仅是使共产党早日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通过国民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总之，是一种“借壳发展”的策略，完全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的。可是后来，这个策略被俄共中央操纵的共产国际批准并迫使中共接受后，马林就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接着派鲍罗廷来执行这个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弄巧成拙，被蒋介石反利用，斯大林、俄共中央、共产国际及他们的代表与蒋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弃了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并且只是为着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利益而严重损害共产党的利益，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责任是不能由马林来负责，更不能由陈独秀来负责。
马林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大胆的创造，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革命中也没有先例，所以，史学界称其为“斯内夫利特策略”。
与此同时，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思想也有重大转变，随着十月革命引起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退去，列宁更重视殖民地附属国特别是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支援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成“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就意味着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而成了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目的本来是想将使这些国家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向社会主义发展。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不但要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要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而且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其国内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般也比较幼弱。这样，列宁主义实际上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比俄国共产党艰巨得多甚至难以达到的目标。共产党和工农参加民主革命的结果几乎全被资产阶级甚至封建贵族所利用来改朝换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也经历了1927年的失败，才达到1949年的胜利。
列宁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亲自接见了由张国焘、张秋白（孙中山指派的国民党代表）、邓培（铁路工人）组成的代表团，促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他问张秋白和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回答：“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张国焘也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宁很满意。[29]
1922年三四月间，在马林于中国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孙中山的工作，提议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因看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30]因此，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中央虽仍不同意党内合作，但对国民党的对立态度有所转变，其结果是接受建立联合战线总路线，[31]但还是坚持与国民党党外合作。
陈独秀听取张国焘汇报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和列宁接见情况后，深以为然，表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同发展；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对列宁提议国共合作，陈独秀“深表同意”。
于是，就决定按照去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通告，举行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并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于李达家中召开。代表的产生方式，有别于其他各次大会，不是各地选举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32]结果有12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根据上述《中央通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兼《向导》主编，张国焘为组织部长。
但中共“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33]陈独秀对于国民党的情况和这些毛病，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从1901年参加革命起，他就与后来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在一起奋斗，关系十分密切，并参加他们组织的励志社、青年会、暗杀团、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小团体，以及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一系列活动。但是，他却和苏曼殊、章士钊等几个朋友相约：不加入同盟会。他领导的“岳王会”成员，后来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唯独他例外。所以有人说他是“不参加同盟会的同盟会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太了解同盟会、国民党的毛病了。
关于“投机取巧，易于妥协”，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胜利后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在力量对比上，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力量大于革命派的力量是一个客观原因，但陈独秀主要不满于革命派纲领的错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以为推翻清政府就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最明显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陈在东京时，他身边发生的章太炎、刘光汉与孙中山之间的钩心斗角和章、刘以后的堕落。特别是刘光汉（刘师培）这位旧学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左很快被清政府收买，成了同盟会中的坐探，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对柳亚子谈起这件事时，还表示他对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叶楚伧等人对陈独秀在广东教育改革成绩的忽视甚至否定，更加深了陈独秀的这种观察。
至于斗争方式上，“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更是孙中山的弱点——对外依靠列强，尽管列强一再欺骗和欺压他；对内依靠军阀甲反对军阀乙；战斗力量依靠会党（即帮会，往往是“土匪”）和华侨，而不依靠工农劳苦群众。
陈独秀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使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甚至说出“宁死不参加国民党”的话来。
陈独秀所指国民党的这些缺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满”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具有推动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复杂、不依靠工农，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不是孙中山一个人能够克服的，而其重视军事斗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大优点。
因此，马林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遭到强烈反对，不仅是陈独秀，而是全党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特地给维经斯基一信，郑重表示：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信的最后强调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34]
可见当时全党态度之坚决，似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必须指出，当时陈独秀反对的是党内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后，陈独秀党中央坚决扭转了一大时排斥与资产阶级党派联合的观念，而树立起明确的统一战线观念。就在给维经斯基写信的4月份，陈独秀在上述《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就有所论述。接着，6月1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向全国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35]
可见，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早在1922年就被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自觉地认识到了。而且历史证明，使共产党最后胜利的法宝，恰恰是这个“党外合作”的统战政策。
陈独秀写此信目的是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阻止马林的意见成为国际的决定。但是，没料想，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马林报告后，做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决定。
首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似乎没有理会陈独秀4月6日信件的意见，而是站在马林一边，在7月18日会议后，立即签署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与菲力浦（即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36]
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后初期的情况，由共产国际给马林这位“钦差大臣”一把“尚方宝剑”，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听马林的。
其次，由共产国际负责人拉狄克亲自主持拟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称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
一、“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这表明还是强调把国共合作后的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愈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这表明国共合作只限于统一战线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应该退出国民党。
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一个小组，在全国开展工作，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组织中华民国。“如果可能，这个组织的建立应取得国民党的同意，但是又应该完全不依赖国民党。”——这是想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个共产党，即“党内有党”，这是后来造成国共合作出现矛盾并最终破裂的导火索。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根本不允许“党内有党”。
四、“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体”。[37]
从这四条内容来看，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我为主，利用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随时退出国民党的灵活性。而不是后来那样，做国民党的附庸，国民党屠杀时也不退出。
由于马林同时提议“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负责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革命运动，而且这两个国际“应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够了，共产国际又做出了《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38]——这就是说马林具有了相当于远东局书记的权力。这样，马林不仅是中国的“太上皇”，还是远东的“太上皇”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次共产国际做出这么多决定，却没有一个直接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而只是又给了马林一把任意处置中共的尚方宝剑。为什么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陈独秀4月6日信还是起了点作用。就是说，共产国际一方面无法反驳马林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竭力反对，强调自己的独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独立性的同时，把权力给你马林，等你回去说服中共以后，再由共产国际做出正式决议。——这个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能不能通过，最后看你马林的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当时俄国的外交利益出发，莫斯科正在做联吴反奉的好梦。由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和我国东北地区争夺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于日本，而直系为了与奉系及南方的孙中山争斗，有意表现左倾，向莫斯科示好，争取援助；又通过李大钊向共产党和北方工人特别是对于他用兵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京汉铁路线上的工人群众表示友善。这种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马林所说：俄国人这时“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而孙中山却把掌握中原的吴佩孚视为他北伐的主要障碍。他的策略是与奉皖结成三角联盟，先打垮吴佩孚。奉、皖也利用这一点，迎合孙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频繁接触。在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之前，踌躇满志，对马林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不太欣赏，声明在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事实上是不可能”[39]的，现在只考虑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所以，这时共产国际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方针时，马林还没有说服国共双方同意。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执行的是莫斯科的“联吴疏孙”的方针，当然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国共合作的决议和指示，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和马林回中国后的工作，以使莫斯科保持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莫斯科这种态度在马林回中国后利用陈炯明叛孙、逼迫孙联俄联共，又以共产国际的权威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还没有转过弯来。以至于在1922年11月召开共产国际四大时，拉狄克在发言中，当着陈独秀等中国代表的面，竟然还说出要共产党联吴的话来：
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作后盾，但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人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期间，党代表牢牢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军队使用。在中国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斗争……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同志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40]
把吴佩孚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把反日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是多么错误的观念和荒唐的逻辑。
就这样，马林对莫斯科的“联吴疏孙”方针憋着一股气，同时，又以那样的身份和“全副武装”，于8月中旬来到上海，一面命令共产党执行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一面做国民党的工作。为此，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频繁接触，还把李大钊调到上海，帮助工作。因为李对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有较大影响。这时，孙中山因受到陈炯明背叛的沉重打击，处于“光杆司令”的极度困难和绝望的精神状态中，所以，非常欢迎共产党和青年团这批“新鲜血液”的输入，以挽救国民党。这也就是他非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只同意党内合作的根本原因。但共产党内，除了李大钊等个别人之外，陈独秀等绝大多数还是抵制共产国际的方针。
于是，8月28～30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决定。会上，由于陈独秀等多数中央委员继续反对马林的意见，发生激烈争论。马林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陈独秀反对，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马林只得拿出“尚方宝剑”，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不同意也得服从。陈独秀无奈地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他提出的条件是：孙中山必须取消按手模宣誓服从他等封建独裁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关于这一点，马林在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认为是国民党的缺点，所以是支持陈独秀的。李大钊也表示支持。但张国焘、蔡和森仍反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表决，最后以多数通过了陈独秀的意见，但没有形成文字决议，提供给中共三大做出决定。
如上分析，当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正式做出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是，马林却充分引用共产国际给他的权力，压服了中共中央。陈独秀是一个言而有信、光明磊落的人，既然服从，就决不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于是，我们看到他在思想上仍有保留的情况下，行动上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密切配合马林的行动。
杭州会议一结束，陈独秀即与马林、李大钊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孙听取陈独秀等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在9月4日召集了国民党各省市50余名负责人开会，讨论改组问题。会后，在孙中山同意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按手模宣誓效忠于他的情况下，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6日，陈独秀等9名国民党骨干即被孙中山指定组成国民党政务改进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廖仲恺等21人为国民党本部参议。4月10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命令，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与马林共同制订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一计划后，委托陈独秀修改，制订出一个更详细的计划，最后为孙中山所接受，开始改组工作。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发挥其宣传、教育方面的特长，对国共两党内对党内合作方针尚有疑虑或激烈反对的党员做工作，在多家刊物上发表阐述国共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文章，造成一种重大的舆论影响。
例如，他一接受国共合作方针，就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重要文章，宣传国民党的革命性，号召大家都来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中国现在政治状况的特点之一是“政党之萎弱”。由于这月中旬刚刚被捕后保释，为了对付反动派的耳目，他故意写道：“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意在说明共产党还“很萎弱”；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极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因此要倾覆封建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41]
《民国日报》在刊登此文时，特加“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
同时，陈独秀的文章还针对有些国民党员担心共产党来赤化国民党的疑虑，指出：中国阶级斗争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成及意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期还未成熟。”
对此，《民国日报》在9月14日发表重要文章《国民党主义并无变更》，解释由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引起的“种种揣测”和“殊多误会”，称：“中国国民党为民国惟一之政党，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已允加变通……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党纲，则决无所更变。陈独秀君最近曾有《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曾载本报来论栏），其加入中国国民党，于思想上亦似无矛盾也。”
总之，陈独秀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政党都很幼稚和萎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强大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国民党有民主主义的历史的影响，所以应该把国民党作为这个联盟的形式。
不过，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明显受到了马林观点的影响，改变了过去一贯的特别是4月6日给维经斯基信中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这表现了他理论上的弱点以及思想方法上时有片面性，过于敏感，容易受表面现象所惑及听信他人之言的缺点。例如，9月20日，他为了说服党内反对者，在机关报《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是什么》，竟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他的错误在于一个阶级在某个历史阶段提出符合“国民的一般利益”的政纲和党员中有其他阶级的成员，并不能改变这个政党的阶级性质。正如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纲是反帝反封建，保护资本主义，允许其他阶级成员入党，并不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一样。不过，陈独秀的这个错误观点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改变了。
由于中共中央接受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加上11～12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对此再次加以确认，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做出了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这同陈独秀一样，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为当时国民党的表面（如支持香港罢工等）所迷惑，抹杀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
二、关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党内合作的形式。“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以上两条，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来对照，陈独秀是接受的。
三、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原则是：
“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目的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这些规定无疑是十分明确而正确的。中心思想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支持国民党是有条件的：“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失去了这个条件，中共就应该及时退出国民党。
这就表明：除了对国民党性质判断失误外，共产国际当初制定这个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正确的方面，明显是受了陈独秀4月6日信的影响。此后，陈独秀在宣传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时，还强调：“此种联合，纯粹是两阶级革命行动之联合，决非两阶级主义之联合，此绝对不容混同者也。”[42]但是，在1925年8月以后，共产国际受了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压力，逐渐违背这些原则，剥夺中共的独立性，使其变成任国民党宰割的附庸。陈独秀在这个过程中也深受其害。
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个党内合作的方针，也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孙中山所以同意甚至欢迎共产党加入，是要共产党接受他领导，真诚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不是借用国民党的旗帜搞什么共产主义。这一点，孙中山也是光明磊落的，他通过1922年初《孙越宣言》（孙中山与越飞分别代表国民党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公开声明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所以，这个党内合作的方针，一开始就酝酿着日后必然分裂的悲剧。
陈独秀由竭力反对党内合作的方针转变为积极贯彻这个方针，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这个转折，也即对这个方针，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在读了托洛茨基的有关文章后，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个方针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根源。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与上述陈独秀的观点相同，认为这是错误的方针；另一种意见认为，方针本身没有错，是当时共产党走出知识分子小圈子、成为全国群众性政党的最好途径。问题是后来斯大林和鲍罗廷执行时犯了错误，没有允许共产党保持独立性，更不允许共产党在合作发生危机时退出国民党。笔者持后一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