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陈独秀本可以如其他中共领导人那样，多次去“朝拜”当时马列主义的“圣城”、国际共运的中心——莫斯科。但是，他只去过一次——参加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中共代表团只有三个人，陈是团长，团员是王荷波、刘仁静。王是一个地道的产业工人——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钳工，建党前就投入工人运动，建立浦镇机器厂工会，任会长，后率此工会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党，然后就作为代表赴俄，说明当时陈独秀对产业工人的重视。刘仁静实际上是翻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陈独秀虽然英文不错，但口语不行。所以陈在四大上的报告由刘翻译。当时的陈独秀可以说是“神采奕奕”。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旅莫支部领导人彭述之，在已与陈独秀反目成仇后的晚年，还这样回忆说：
陈独秀抵达莫斯科时，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岁出头了。他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43]
这再次说明，陈独秀是个风趣的人。大智者多数是幽默之人，人们没有想到一向在政治和文化阵地上叱咤风云、冲锋陷阵的陈独秀也有此一面，既不是面目狰狞的好斗者，也不是整天板着脸孔的训导士。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前排左一为陈独秀
彭述之感觉，中国代表团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他说：会议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所有应予关心的问题中，却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甚至对陈独秀作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领袖，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同时，对陈独秀的出席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此，陈独秀对中国留学生谈起这次四大时，没有多大热情。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因为共产国际对陈独秀那封4月6日信和中共中央曾经坚决抵制加入国民党并且总是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满。因为在刘仁静代表中国代表团所做的报告中说：“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即大会主题“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引者），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44]
这代表了当时陈独秀党中央同意加入国民党的真实思想：以我为主，利用国民党。从共产党的立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新上任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拉狄克却认为这样想还不够，他以教师爷的口气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即“学而时习之”——引者）”，并对各国代表说：“我们的中国党……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45]
彭述之说，这时的陈独秀对加入国民党行动上服从，思想上还有保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还力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便遭到来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反驳”。
可是，就是这个拉狄克，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得力干将后，严厉抨击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陈独秀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物色党的干部。对于共产国际四大，可能由于拉狄克的不礼貌举动，彭述之说，陈独秀“不愿多作评论，而当跟我谈到中国形势的前景时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一点上，证明陈独秀不愧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当时“最大的忧虑是如何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而最紧急的问题是干部的不足。
随着党组织健全、革命运动开展而要求的党内思想纯洁化和实干能力的提高，建党初期的骨干离去不少，陈独秀深感干部的奇缺。中央机关经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加深了所谓他的“家长制作风”的传说。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正好第一批留学莫斯科党员回国，于是，他们就作为二大的主要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应代表各省党组织，其中有刘少奇、彭黎和、袁达时等。
由于这批党员经过莫斯科党务和革命工作的系统训练，所以都成为党的重要骨干。他们的素质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为此，他觉得培养干部的重要，不能靠寻找自发成才的“千里马”，这样来的干部少、慢、难，而要靠自己有计划地培养。鉴于当时在国内没有条件办正规的党校，于是，他打算连续不断地派同志到俄国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也要转到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此事与俄国当局协商后得到允许。陈独秀当即给在法国的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兼青年团性质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书记赵世炎写信，劝其迅速回国。开始，赵世炎不愿去，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回信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46]这时，旅欧少共也正好为归属国内青年团事要请示陈独秀。
旅欧少共成立于1922年6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宣传部长兼机关报《少年》主编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10月，召开大会，决定加入国内的团组织，成为其“旅欧之部”，并派李维汉回国与团中央接洽。当李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北京时，陈独秀已经赴俄。少共中央得知后，当即又写信给陈，提出此要求。陈独秀复信批准少共加入国内青年团，但名称应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为这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解释了他们对共青团纲领的两个误解，指示他们在欧活动的方略。与此同时，国内党中央和团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做出回复，意见与陈独秀相同。于是，旅欧青年团就在2月遵循陈独秀指示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后回国。但是，据彭述之回忆，在做出此决定前，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陈延年、陈乔年等八人，就到了莫斯科。在吕克斯豪华旅馆与陈独秀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小小晚会。“陈独秀主持了晚会，发表他自称是庄严隆重的演说，但演说并不遂人意，他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的父亲讲话。然而全场却一致鼓掌，总的说来，是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此时，大家心里充满着的是同一希望，这希望也就是他曾经带给我们的。”
但是，据郑超麟回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赵世炎同意赴苏后，只是“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经过比利时、德国，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陈独秀早在1月初已经回国。
两人说法不同，郑说比较真实。因为他的回忆以20世纪40年代写的《回忆录》为基础。而彭的说法写于80年代。不知道彭说的陈独秀与两个参加共产党后的儿子首次“欢聚”的故事，来自何处。
关于陈氏父子是否有这次欢聚，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无足轻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是，陈独秀决定利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后来新建的中山大学，自觉地有计划地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即中共第一代领导骨干。这批中共骨干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艰苦奋斗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和陈独秀一起出色地领导了中国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数都牺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过多大的错误，但毕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时，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文件和论著中，陈独秀被定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典型代表。然而总结中共8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世界近代史近400年的历史，这个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
此事起因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这年1月，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及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列宁对中国代表团的接见，实际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战略问题：一个是建立上述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分两阶段进行。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纠正了1920～1921年建党时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排斥国民党的倾向，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及时和重要的。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已如前述，采取了党内合作方针。革命分两阶段进行的问题，是在中共二大上解决的。
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两部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即“反帝反封建”。当时的口号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宣言》在解释这个纲领时指出：“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47]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重申了以上内容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幼稚、必须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就在这一年，为了宣传、贯彻共产国际对于以上两大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决议，以及中共二大和三大的决议精神，陈独秀先后写了两篇重要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48]、《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49]。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以下简称《资》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类发展史规律出发，精辟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这里如实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真正依靠中国资产阶级的经验教训，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却没有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为此陈独秀得出一个重要观点：
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
这个观点，明显是指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后帮助孙中山注意争取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言，但是，后来在批判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却被说成陈独秀站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立场上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共产党无关），“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此便“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肆意歪曲。
《资》文接着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一）“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又称“官僚的资产阶级”；（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多数是小工商业家、小资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因此，陈建议孙中山国民党在争取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时，也要注意区别对待，着重争取“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文章又说：“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只有“一条活路”，“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里，陈一方面是对国共两党内对国共合作尚有疑虑的人做工作，阐述两党两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对中国资产阶级做了区分，虽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但是对于毛泽东后来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资料。
《资》文最后总结以上观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是陈为当时已经接受国共合作方针的孙中山国民党归纳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文章提出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认可的正确方针，即“联共”方针。可是，后来却被一些人倒转过来，指责陈主张“资产阶级‘统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从而把它作为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铁证！这是何等惊人的歪曲！
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陈独秀从“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出发，分别分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缺点，即每一个阶级都有它的“两面性”。
对于资产阶级，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由于一些城市商联会“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这就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分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同时又指出：“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因为“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如此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为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科学分析资产阶级奠定了基础。
关于小资产阶级，他改变了上一篇文章中“非革命”的提法，指出：“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及其革命性，也做了精彩的论述，指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这也许是他接受胡适批评，纠正了对蔡元培的“不合作”行动全面否定的态度，同时对自己参加过的“工读”运动，也做了新的反思。自然，他也并不否定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
引起后来一些史家猛烈抨击的是这篇文章中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析。
他一方面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急进的先锋”“重要的分子”；另一方面又指出：“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三部分的状况：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尤其是还未与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环境绝缘；第二，“只有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中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他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而必须与其他革命阶级结成联合战线。这一点也为以后的共产党全部历史所证明，即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凡是稍微了解一些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人，无不承认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和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农民，陈独秀也做了两面的分析，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一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复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综上分析，文章最后得出两个重要观点：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
这两个观点，与上一篇文章中的“国民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一样，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后，长期遭到左倾史家的猛烈批判。
他们一不懂得阶级的人数与阶级的成熟是两回事，二不懂得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不是靠人数众多可以取胜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有四万万，为什么敌不过一小撮英国殖民者，因为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1923年时，工人和农民（主要指其中的贫下中农）虽然在人数上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比有绝对的优势，但在阶级觉悟上，即认识到自己阶级的使命、成立政党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上，还很不成熟，即陈独秀说的“幼稚”。共产党刚刚成立3年，而且人数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全国亿万工农民众；而资产阶级虽然人数少得多，也同样幼稚，但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已经历了29年的斗争历史，在全国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组织机构，比共产党更有经验，更成熟，少一点幼稚，其“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关于第二个观点，左派先生硬是截取头一句话：“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大肆宣扬陈独秀是主张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根本无视陈独秀接下来说的：像俄国1917年由二月革命后的情况那样，即使民主革命后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也可能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出现的有利条件，接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思想也是中共二大《宣言》的精神：“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称这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50]，绝不是主张在两次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二次革命论”。此其一。
其二，在这两阶段连续革命思想中，要想在民主革命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说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二大《宣言》说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自然是指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革命领导权，只是当时的形势是正在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主题是要消除两党内部有些党员对“党内合作”形式的疑虑，阐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未能强调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要争夺领导权。如果说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缺点，是可以的。因此引起了后来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的误解。但是在瞿秋白和彭述之指出后，他很快就改正了，并且在大革命初期的工作中，为捍卫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作了坚决的斗争，说明他的本意中，根本没有轻视工农、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
其三，陈独秀说的“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综观中国和世界历史，人类走出中世纪时，都要经过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要加一个民族革命，称民族民主革命，但不管是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还是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政权是不是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呢？不言而喻。甚至列宁的党参加的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俄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政权也落到克伦茨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总是比工农阶级成熟早些，有组织的政治军事力量大些。这种情况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停顿，要“不断革命”。所以，这种“二次革命论”最早来自马克思，不是陈独秀独创。
其四，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论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还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手中，都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才能过渡到更高一层的社会主义社会，想在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是空想的民粹主义。这个道理，陈独秀在当时不可能认识到，大革命后期曾有所悟，20世纪30年代才彻底认识，一再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
总之，陈独秀以上1923年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为当时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为党在国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依据，更为毛泽东在1926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败后，把这两篇文章定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是没有道理的。
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误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陈独秀为了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写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尽管如以上分析的那样，他本意并没有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但是在客观上的确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这一方面是他爱用“偏颇”的语言文字的缺点（同时，为了使思想明确、尖锐，这也是一种优点）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等问题，毫无经验、尚待探索的状况决定的。这个问题，即使是共产国际二大及据此精神而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不明确的，因此也导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确。二大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联合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确，另一方面在现实斗争中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党（小团体）此时还谈不上去领导别的党派，更谈不上去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何况当时的普遍观念（即传统观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各国的先例，无论是法英美，还是俄国的二月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也只强调保持合作中的独立性，并没有奢望中共去领导国民党和整个革命。应该说，陈独秀当时的思想也处于这种状况。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说：依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当前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等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二大没有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问题，却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51]而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就发生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特例处理的。
于是，二大精神和陈独秀的思想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误解，以为他主张在民主革命中放弃革命领导权。第一个起来批评陈独秀的是刚刚被陈独秀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瞿秋白。在陈参加莫斯科共产国际四大期间，由于刘仁静主译英语，更加需要的、精于俄语的瞿秋白就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翻译。他一直随同陈独秀口译会议讲话和笔译文件、大会简报等。瞿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执教，多次见过列宁，还是1922年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的学养和勤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较深的研究，可以说在当时成员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理论水平是最高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朝夕相处，见他是自己的同志，又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认识苏共领袖人物，也熟悉共产国际方面的事务，所以对他产生很好的印象。刘仁静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和陈独秀谈得很投机，和我关系也不错。”再加上当时干部奇缺，所以，陈独秀就动员他一起回国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其实，他这次也不是初识陈独秀，并早有敬仰之情。五四运动期间，他与郑振铎、郭绍虞、许地山等办新文化刊物《新社会》时，曾与郑振铎等一起拜访过“青年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还把这件事，写进了《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发表在《新社会》第3期上。这次回国工作，直接为祖国服务，也是他的愿望。他说：在苏联“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不仅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52]
回国时，瞿秋白与陈独秀原本同行，但见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于是，在到达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时，瞿秋白先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然后，二人先后到达北京——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迁到北京的。但是，不久发生吴佩孚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迁回上海。李大钊原本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一教授职位，执教俄国文学史，但北大的聘书迟迟发不下来。陈独秀党中央就委托他筹办已经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发表理论探索的文章，所以这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瞿秋白任主编，同时，他又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政治机关报《向导》，这都是陈独秀因才而用，充分发挥瞿秋白在理论方面的特长。他不仅编辑这些刊物，还亲自撰写重头文章。他抽空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瞿秋白运用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提出了一系列较新鲜的观点，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尽管不免有很多教条主义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匮乏的中共党人中，无疑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但是，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也就是他的弱点。1921年、1922年，瞿秋白在俄国两年，在马克思主义第一个胜利实验地——列宁主义的故乡，得以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具有了与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论修养，但是，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即长时期地脱离中国现实斗争的实际。一方面他能从理论和原则高度，敏感发现其他同志不易发现的党内和革命中发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往往在现实斗争中难以实行，他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屈从潮流或“洁身自爱”作壁上观，当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时，他会走向另一极端——“左”倾和教条。这种风格与陈独秀的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往往迁就现实、善于变化、讲究策略以致被认为“右”倾的状况，适成鲜明对照。于是，二人很快发生思想冲突。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广州，与陈独秀等一起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主持起草党纲党章。在会上，他拥护马林提出的全体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针，也听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此时“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53]等言论。对于三大通过的瞿秋白起草的《党纲》，在会后付印前，陈独秀又做了几处修改，例如：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一句，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并在“其余阶级”下面加了“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
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
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
（以上粗体字部分是后来瞿秋白说明这种修改时加的着重号，下同——引者）
瞿秋白还说：“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指陈独秀等人——引者）无意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54]
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编《前锋》创刊，又读到了陈独秀写的发刊词《本报露布》，其中写道：“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前锋，只顾打头阵。”而在《前锋》第2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上述著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强调说：“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等。
所有这些言论，就陈独秀的本意来说，已如上节分析，只是针对国共两党内强大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说明国共两党和各阶级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以使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能顺利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要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问题最多是说了些过头的话。但是，这些话对于瞿秋白来说，是那样的刺耳，不能接受，并立即产生出陈独秀党中央要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美化资产阶级、丧失对资产阶级动摇性背叛性的警惕、贬低工人和农民革命性的误解。当时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对，但他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瞿秋白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写了一系列文章，辨明马克思、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批评陈独秀的这些“错误”思想。当然，他是抱着一种“我爱我师，我犹爱真理”的心情写的，他对陈独秀的尊敬之情并不因此而减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陈独秀说的“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观点。他说：“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55]中国劳工阶级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会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政治党性高得多呢”；[56]尤其是“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57]
请看，二人观点貌似对立，实际是视角不同，应是互为补充。陈是从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强一些，所谓“强”，也只是相对少一些“幼稚”。因为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1905年成立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毕竟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自然比才成立三年的共产党、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强一些。而瞿秋白是从“社会地位”亦即阶级性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以及首先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企业中产生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反抗性更强，这也是事实，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陈独秀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的观点。他从马、恩、列的论述和欧洲革命的历史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往往利于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无产阶级必须在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58]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这种革命。因此，他主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去参与”，而且“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骨干”。[59]
其实，在实践上，二者是一致的，即当前要联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陈独秀所说民主革命力争资产阶级参加，否则就失去“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是针对国民党历史上不重视争取“革命的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言，并不是说整个民主革命要“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显然是误解。而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当时过多地考虑如何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劝说孙中山特别是国民党内强大的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尽快接受国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论事地或过多地站在国民党立场上、为国民党着想来说明国共合作的好处，并且的确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资产阶级的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须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才能进行自己的革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快地完成这场革命吧！这是当时在陈独秀身边工作的郑超麟感受到的陈的一种心情。[60]而瞿秋白则完全把这场民主革命视为无产阶级（共产党）自己的革命，给人以革命性更强的感觉。
但当时如此弱小的共产党如何去争夺领导权？如何担当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瞿秋白并没有考虑。这是一切教条主义者的特点，话说得很激进，很革命，至于如何去执行，能不能执行，是别人的事。
最后，关于民主革命的结局，陈独秀讲了两种可能性，即普通形势下，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也有可能像俄国二月革命后那样，无产阶级很快进行十月革命，再夺取政权。瞿秋白则根据马、恩分析德国和法国革命的方法，认为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取，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决不会胜利。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观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的。由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一面，因此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们的政治和组织力量一般地说也比工、农强（指有组织的力量），因此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等等。无产阶级要想夺取胜利，需要有特殊的条件，如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那样的条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高对资产阶级叛变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简单搬用西方国家的经验，而无视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特点，显然有教条主义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而结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断定是社会的倒退。因为资产阶级毕竟比封建势力先进，如英国、德国、日本毕竟还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
这样两种的不同思想立场，在实践中的表现自然是不一样的。陈独秀容易接受并贯彻莫斯科后来下达的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妥协让步的路线，瞿秋白则往往不愿意如此，即使组织上被迫服从，思想上却十分抵触或消极，因此一旦由退让的方针转变为进攻，他必然成为先锋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即混淆两种革命的不同性质，超越民主革命的范畴。
不过，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思想的最大优点是：确保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十分明确而坚定。他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61]而且，“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