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瞿秋白之后，邓中夏据其两年来亲身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也发表《论工人运动》[63]和《我们的力量》[64]两文，明确批评陈独秀轻视无产阶级力量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指出：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无产阶级攀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比较起来，恐怕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吧”；“只有无产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邓中夏在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和工人刊物上，这样教育自己的同志，只能助长党内的“左”倾情绪。如果陈独秀在与资产阶级国民党谈判做联合战线的工作时，甚至是执行共产国际方针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也这样口口声声地说要“领导地位”，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在领导权问题上，此时瞿秋白和邓中夏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从陈独秀方面检讨，其思想在客观上引起这样的误解，不仅是因为他在讲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时有过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也确有模糊之处，否则在语言上也不会走得如此远。但是这种模糊也是当时全党和共产国际思想状况的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探讨这些革命道理的同时，在莫斯科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先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远东劳动人民大会的精神，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状况后，得出了被称为“国民革命论”的第一个结论：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用电报把这个结论发给中共中央，李达说：“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65]于是，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做出了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决定。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东方部继续讨论研究，又得出了“国民革命论”的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并且写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66]这个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后才传到中国。之后，维经斯基等人通过与中共旅莫支部讨论的方式，把这个结论灌输给当时在苏留学的中共党员。[67]1924年暑期后，这批党员陆续回国，担任了中共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如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长，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尹宽任山东省委书记，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郑超麟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向导》编辑，王若飞任河南省委书记，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等等。他们团结一致，在党内贯彻“国民革命论”。同时，维经斯基也再次奉命来华，与彭述之等一起，帮助筹备中共四大，负责起草大会文件，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贯彻。
由于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俄共在华谋求苏俄民族利益的方针还没有发生冲突，因此，莫斯科没有干扰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贯彻。
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68]彭述之的观点比瞿秋白走得更远。所以，他后来转向托派并成为超越陈独秀的极左派多数派的领袖，甚至第四国际的首领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后来说：这篇文章写成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69]显然，当时已经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彭述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摆出了一副挑战者的架势，希望引起与陈独秀的争论。
陈独秀怎样表示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长，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员瞿秋白、邓中夏的意见；但对于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要写入四大的文件，他不能回避了。他读了彭述之的文稿后，写了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的回应文章，与彭文一并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本来就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说他有这个思想是一种误解，因此不存在与人争论的问题，反而可以趁此机会澄清人们的误解。陈独秀强调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70]
彭述之期望的那种情况——“陈独秀反对革命领导权”，没有出现。陈独秀当时没有采用已经通用的“领袖”和“领导者”这个词来表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思，这显然是考虑到了当时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即力量还小，又是以参加国民党的形式进行革命，所以，所谓“领导权”只能通过“督战者”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要对孙中山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陈独秀在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无产阶级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思想达到了一致。陈独秀以这个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都贯彻了这个思想。陈独秀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采用“总书记”这个名称。
至此，在是否放弃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党内一些干部对陈独秀的误解完全消除。以后的事实表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坚定地贯彻四大精神，以各种方式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
而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国民革命期间，虽然国共两党的革命目标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但由于两党都要争夺领导权，对中共具有控制力的共产国际有时指示中共放弃领导权，有时又强调争取领导权，所以，革命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曲折的状况。
提携毛泽东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轨道，贯彻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则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举数例如下。
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2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根据中央《通告》，湖南党支部把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委的任务。
中央《通告》规定1922年7月前各区必须各发展30名同志，成立区委。湖南党支部成立后，于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长沙区委的机构，为中共二大的及时召开和建立中央委员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人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因忘记了开会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党员发展到4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
在湖南建党过程中，陈独秀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陈独秀与陈公培介绍他俩入党后，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让李任中共湘区委员及团区委委员，并派他到当时工运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又如：1922年5月，陈独秀又应毛泽东的要求，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到湖南任教于衡阳第三师范为掩护，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的党组织，并于次年春，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
在陈独秀党中央的帮助下和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在当时的全国五大区委中，思想最纯正，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
二、大力发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由于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铁道工会，毛泽东在粤汉铁路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中，花了较多的精力。除了亲自深入工人中外，他还在陈独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去、郭亮等得力干部，去各地组织工会、办工人夜校，因此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运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大的工会都由区委直接领导，毛泽东还出任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超额完成了中央的任务，因为中央只是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在这个基础上，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23年2月8日，大规模的罢工达八次之多。“二七惨案”后，全国反动，各地工运成果相继丧失，唯独湖南工运红旗岿然不倒。安源工人俱乐部曾被誉为“小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原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在被争取过来后，英勇斗争，在1922年1月指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时，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派李立三陪同黄爱父亲到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军阀罪行。陈独秀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不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广州等地也开类似追悼大会。上海的追悼大会由与陈独秀一起开辟工人运动的李启汉主持，陈独秀亲自参加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追悼死者应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再次赞扬湖南人的“最富于革命的反抗精神”。接着，陈独秀向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布置了5月初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毛泽东回湘后立即选派易礼容等三人为代表参加“劳大”。陈独秀指导的这次大会特别关照湖南的运动，通过了“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三、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的一面旗帜。
由于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混进了一些思想各异的分子，党的一大后，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1922年5月5日，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新的团章和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71]毛泽东在这年3月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时，就得知改组青年团消息，立即回湘布置，并于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团中央索要“千份”新团章，并说衡阳一县，已有团员50余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1922年7月全国团员达到2000人，而衡阳一个小县这时已有50人；长沙一区就要团章“千份”，可见其工作之优秀。为此，陈独秀党中央十分赞赏长沙区委的工作，曾决定团的二大在长沙举行，后来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改在南京举行。
毛泽东湘区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72]
这种情况，在马林的《工作记录》上也有反映。他在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报告中说，《向导》周报的销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团的“情况很糟”，中央机关报“《先驱》12期，但有5000册没发出去。长沙小组最好，那里的团员人数230，上海110，广州40，浙江40，济南府20，安徽15，山西20”。[73]在说到党的经费时，马林又报告说：“我告诉（中共）同志们，党务费用务必力争自理……党员的多数，乃至大多数都没有收入，我经常指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组织，那里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74]
同时，陈独秀早就有意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于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后，一是全国工作的开展，党中央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二是由于党内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干部的反对而退党，中央工作干部缺少的问题越来越尖锐。陈独秀在调国外学习的同志回国的同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正好这时李维汉从法国回国，1923年1月，中央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区委书记，接替毛泽东的工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成了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举行。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三大的各项决议案和中央委员人选。张国焘依然不同意党内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1924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原由陈独秀兼）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来看，二人在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二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的致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二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共产党员）的委托回长沙，筹建了湖南国民党的系统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又受陈独秀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实际上，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毛泽东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又付出了巨大精力。所有这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史上，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自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共产党称“联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阻挠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就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中央，通过一系列反苏反共决议。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与反共派运动》、《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等多篇信文，给予批驳。毛泽东配合陈独秀的行动，在国民党一大上，与李大钊等人一起，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种种错误后指示：“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75]
这个文件表明，当共产国际的指示较正确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毛泽东等在执行国共合作方针时，也是正确的，对于“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革命领导权”，是十分坚定而明确的。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
正是通过这三四年陈独秀的提携和工作中的锻炼，毛泽东才迅速成长起来，特别在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对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领导全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为他日后成为中共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总结。以往观念总是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视为批判陈独秀1923年两篇“右倾机会主义”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既吸收发展了陈独秀两篇文章的成果，又总结了他自己在陈独秀指导下工作的经验。这时期的二人关系是互帮互助的，陈独秀对毛泽东则给予了更多的帮助，绝不是互相对立的。
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说1923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及其他类似文章、讲话和报告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是误解，最有力的证明是从1923年、1924年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开始，陈独秀就旗帜鲜明地、不屈不挠坚持对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批评的态度，起到了如陈所说的“督战者”的作用。
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现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后第五天，他们二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广大工农群众，“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76]
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其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这时，共产国际主要从苏俄的利益出发，陈独秀中共中央主要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矛盾，开始明朗起来。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推翻反苏俄的北洋政府。
这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也是同中有异：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反对北伐战争，又反对革命低潮时期的农村武装割据。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旧政权，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更坚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武装割据。这种差异长期以来被视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重视武装斗争，陈独秀轻视武装斗争，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这又成为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陈独秀只是教条主义地看待欧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准备时期，也要坚持武装斗争。以后的历史也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
不过，革命应该依靠工农群众，不能依靠军阀甲打倒军阀乙，更不能依靠外国列强。这是一个分清敌我友的战略路线问题。陈独秀的立场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除了直接写信给孙中山之外，还在党刊上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劝告孙中山，说理充分，态度诚恳，甚至到“垂泪而道之”的程度。
他指出：我们一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二是反对“国内军阀的压迫”，因此，“逼迫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像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7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照孙中山国民党的历史，说得更具体、更恳切、更尖锐：“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最后，他甚至这样说：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党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78]
陈独秀如此恳切、如此苦口婆心的规劝，充分显示了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高尚风度。
忠于马克思主义依靠工农革命战略思想的马林，也不满孙中山国民党继续推行“依靠军阀倒军阀”的路线，为此，他在1923年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坦率地承认在中共机关报《前锋》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并且认为国民党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79]他在同一天给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和6月8日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又指出张作霖只是利用孙中山以在与直系曹锟的上海谈判中谋取“副总统”的位置，而孙中山任命伍朝枢为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长，是为了“避免招惹港英当局”。[80]
7月21日，马林给廖仲恺的信中，对国民党的纲领、领导体制到策略路线上的错误，更是全面地进行了坦率的批评。
关于纲领，马林批评国民党不反帝。国民党“认为不用触动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一切事务。”因此，“国民党对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世界大战、1919年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召开时的运动、京汉路大罢工的大屠杀、抵制日货运动）采取了既不领导也不参与的态度。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
关于领导体制，他说：辛亥革命时，“采取了符合家长制传统的领导方式，这种个人领导方式延续至今，对党的发展极为不利”；那时以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本应使国民党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国民党的体制，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及它政治宣传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于党的新策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策略路线，他说：“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81]
这封信对国民党的分析，与1922年陈独秀的4月6日信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坚决的。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原则问题。如果国民党继续走“依靠军阀反军阀”的道路，那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就改变性质了，而且这是毫无胜利希望的投机行为。
当时马林和陈独秀为孙中山草拟的“国民党改组计划”，也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在荷兰保存的马林与陈独秀为孙中山拟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计划二件草案中写道：“党的执行委员会由21人组成”，名单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党的总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部长和国内各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或“设立由党的总理、组织部的三名部长和宣传部的三名部长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旨在改变孙中山一人独裁的旧有体制。而且，在各部部长人选名单中，除了组织部长人选为张继、廖仲恺外，全是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列为三个部长的人选：宣传部、联络部、知识分子部。
这个名单，充分表现出当时马林和陈独秀执行的党内合作方针，的确是利用国民党、掌握国民党领导权，进而掌握革命领导权。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雄心壮志”是一厢情愿的，不现实的。但也雄辩地证明，当初陈独秀同意国共合作方针，没有一点后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但是，正如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4月6日信中指出的，孙中山还是那个老脾气，只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的批评，“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屡次对马林说：
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2]
当时，马林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我们《向导》周报上的批评太苛刻”；“孙中山告诉我，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83]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84]后来，孙中山虽未采取此极端措施，并且看在鲍罗廷带来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分上，还指定陈独秀为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从此种下，第二年七八月份终于发生了要成立联络委员会控制中共的事件。
可见，国共要合作，又要争夺领导权，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国民党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共产党则采取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由于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牵制，采取了“知其不能而为之”的态度。因此，他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表现，始终是动摇和无奈的。
1923年6月，北京发生直系曹锟驱逐总统黎元洪事件，政局动荡。陈独秀主持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85]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但是，迷恋于依靠军阀的孙未予理睬。致使陈独秀感叹这个印发了6300份（其中300份为英文）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报有反应外，“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对孙中山的工作，“亦无结果”。[86]
马林对孙中山坚持旧的策略也很恼火，于是建议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孙中山“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87]
7月18日，马林离华前夕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说得更坚决：“你们看见，孙中山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你们随时可以通过上海找到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原文如此，估计是21000元——引者），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88]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89]
顺便说一下，马林如此醉心于共产党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为这些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很长时间内必将是民族主义的运动”。[90]这种认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说是正确的，可以医治急于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急性病。这也是他虽然独创性地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却很快被共产国际抛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马林与陈独秀上述批评孙中山的意见，与维经斯基的意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贯彻了当时共产国际主流派的意见。早在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萨法罗夫（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电报中就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者）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91]
但是，这时的苏俄，由于吴佩孚拒绝承认苏俄继承旧俄在中东路的特权，拒绝承诺苏俄在外蒙古不撤军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被吴佩孚骗到一笔不小的俄国军事援助，并用这批武器屠杀了大量中国工人以后，不得不放弃重点联吴的政策，转而接受马林的联孙政策。然而，援助孙中山的第一个条件是“孙一定要让张（作霖）接受我们对铁路（即中东铁路——引者）的要求，并立即同我们缔结一个关于铁路的协定”。[92]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环境中成长的马林，与莫斯科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曾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侵华的一切权益，自然也包括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的权益。但是后来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他们改变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实权仍掌握在苏俄手中。马林则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当归属中国，不应该由中俄共管。马林的这个主张也是为苏俄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在他看来，中俄共管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这同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苏俄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毫不含糊，在民族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苏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苏俄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这样做特别必要，因为俄国的敌人现在正指挥着他们的整个宣传机器，妄图证明俄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推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政策”。他又说：“帝国主义娓娓动听地对东方各国人民表示广泛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必须有事实作为证明。”他强调，俄国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区别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93]显然，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问题的看法）与俄共及其领导人确立的总的对华政策存在分歧。因为俄共（布）领导人（由于列宁病重，这个时候主要负责人是斯大林）固执地坚持苏俄在中东路的利益，这使马林失去了俄共领导人的基本信任。
就这样，苏俄领导人决定换马，另派鲍罗廷来执行新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和人事上的变动，没有一开始就通知马林。他们先是给马林降职，1923年1月，撤销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职务，并且不再由他联络孙中山；进而断绝他的经费（包括他的生活费），逼迫他自动离华回国。其实，当时的马林还是很想继续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以便全面启动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因此他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谈道：“孙现在已经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这里专门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那会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这样说：“如果我加入了国民党，参与改组工作（我已经替孙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愿意同时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那么我可以无偿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能照旧完成我现在的工作。”但是，马林的这封渴望布哈林给他“至关重要意见”的信又没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时说：“自从5月31日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无音讯。”[94]
于是，马林终于愤怒了！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表示：“无论如何，请回答我本月发出的电报，况且，不该让我总这样滞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电报，你们还是照老样办事：只寄新闻简报，而不给我一分一文生活费用。给我新闻简报表明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一个老共产党员，也需要钱维持生活。”[95]可见，这时的马林过着多么狼狈的生活。于是，他断然决定回国。
1923年7月下旬，陈独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迁回上海。马林随往，继而离华回莫斯科。后来，孙中山和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再来华工作，他也表示愿意，但是，由于上述他与莫斯科的种种分歧，这位很有独立见解、与陈独秀党中央曾有尖锐矛盾、最后与陈独秀在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独立性等问题上有较多共同语言的国际代表，再也没有被允许来华。这位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创造了国共“党内合作”战略的功臣，最后竟被无情地抛弃了。1924年3月27日，他回到故乡荷兰定居。与此同时，代替马林的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华。
马林离华，鲍罗廷来华，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苏俄与国民党关系一个波浪的结束，又一个波浪的开始，即由若即若离，到如胶似漆；对于中共也是如此，是一种状态的结束，又一种状态的开始，即在与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中共中央从还有一点发言权，到完全被压服；在国共合作中，从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争取领导权，到完全成为国民党的附庸。
于是，历史翻开了陈独秀最悲壮、最屈辱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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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368页。
[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9页。卢是文艺评论家、哲学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家。
[3]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243页。
[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26页。
[5]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马林）谈话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51、252页。
[6]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马林）谈话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52～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