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56页。
[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25页。
[9] 《包惠僧回忆录》，第367页。
[10] 参见意因（即郑超麟）《悼陈独秀同志》，中国托派多数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油印件。
[11] 《包惠僧回忆录》，第367页。
[12] 陈独秀的英文名缩写。在后来托派时期，内部化名为“D.S”，当时的翻译不规范，所以有人把“独秀”简译成“T.S.”，有人译成“D.S.”。
[13]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2页。
[14] 《包惠僧回忆录》，第370页。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59～160页。
[16] 《包惠僧回忆录》，第7页。
[17] 《包惠僧回忆录》，第431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1页。
[19] 《荷兰政府与各国警方密切监视斯内夫利特东来》各件档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5页。
[20] 《步军统领衙门探员刘汉超等关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北京、沪、鄂活动情报》，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21] 《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日、20日、27日。
[22] 《包惠僧回忆录》，第8页。
[23]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8页；《陈望道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24] 《民国日报》1922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8页。
[25] 《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
[26] 《答上海工界》、《“宁波水手”》，《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10日。
[27]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1月18日。
[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第198页。
[30]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谈话，转自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66，第109页。
[31]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2页。
[3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二大”和“三大”》，第587页。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2页。
[3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6页。
[36]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9/3009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78页。
[37]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24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3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3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第174页。
[4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3页。
[41]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2日。
[42] 《民主联合战线与劳资妥协》，《劳动周刊》第6期，1923年5月26日。
[43] 《陈独秀在莫斯科》，骆星幸译，法国程映湘、卡达尔记录整理《彭述之回忆录》之节录，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5、17期，1999年1月。
[4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2、353页。
[4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4页。
[46] 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乔年兄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第122页。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76～78页。
[48] 《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9] 《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50] 〔日〕江田宪治：《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张晓峰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7页。
[5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页。
[52]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203页。
[53] 转自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1930年。
[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670页。
[55]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6]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
[57]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8]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59]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60]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1]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1923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第671页。
[62]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
[63] 《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
[64] 《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65]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17页。
[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05页。
[67]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8] 《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第56页。
[69] 彭述之：《导言》，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
[70]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6页。
[71] 《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7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88、489页。
[73]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3/3145号，德文手稿，转引自《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7页。
[7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307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
[7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23页。
[76]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页。
[77] 《国民运动》，《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78]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79]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6页。
[80]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页。
[8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304页。
[82] 转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转向托派后散发的手刻油印小册子。
[83]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5页。
[8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67页。
[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33页。
[86] 《陈独秀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10页。
[87]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198页。
[8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38页。
[8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60页，
[90]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4、405页。
[9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92] 《越飞致斯内夫利特的电报》，1923年5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3页。
[93]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不晚于1922年1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5～406页。
[9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35、459、460页。
[9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鲍罗廷这位带着莫斯科新方针的国民党和孙中山高级顾问，用郑超麟的话说，由于口袋中带着大量的“草”——当时国民党急切需要的经费和军事援助，而且能与莫斯科最高当局直接联系，比马林初来时更是不可一世。当时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在给孙中山的推荐信中甚至这样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从这里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马林撤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国人——引者）。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你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1]
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国民党改造成俄国需要的样子，催促孙中山立即改组国民党。由于当时孙中山处于十分困难之中，而鲍罗廷手中有援助，孙中山对此积极响应，18日就写聘请鲍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书。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并落实原由马林和陈独秀拟定的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具体进行改组工作。谭平山（中央委员）和李大钊（候补委员）两名共产党人参加。
但是，国民党内立即出现一股强烈反对共产党加入的势力，特别是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泽如甚至写信给孙中山，攻击国共合作是“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对此，陈独秀在内心深处虽然对党内合作的方针有些动摇，如当时一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写信给维经斯基时幸灾乐祸地说的：陈独秀来信表示“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2]但是在行动上，陈独秀还是努力维护共产国际的方针，对国共双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尽量做工作，除了发表上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外，1924年1月8日，在给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一封信中，对国民党改组后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收党员“固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国日报》在头版头条《言论》栏，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摘录陈独秀信中有关党员资格及入党手续等修改意见，称赞陈信“很有见解，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最有警策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国民党另一位中央委员邹鲁以及骨干冯自由、马素等说改组后“国民党赤化了”，“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陈独秀驳斥说：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是因为“知道革命的势力不可分”：
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要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机，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共产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够利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来做阶级争斗的共产运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当然不免而且应该包容许多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共产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这班资产阶级，来做共产运动，来革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命？共产派如果这样头脑昏聩，他们还懂得共产主义么？[3]
当时的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也不得不逐条驳斥邓泽如的信。他以陈独秀上述给《民国日报》的信为证据，说共产党遵守国民党党纲，“阴谋”何来之有？仲甫现在处处为国民党建成革命党着想。你们这些处处自称对党忠诚的人，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吗？
由于鲍罗廷、陈独秀、孙中山三方的共同努力，国共合作的方针，终于克服国共两党内部的重重阻力，得以顺利执行。1923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首先指出当前国民党改组中的严峻形势，没有盲目乐观：“自大会（指中共三大——引者）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然而，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第二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中局（即中共中央——引者）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这里又表现出陈帮助国民党的真诚态度。随后布置中共在国民党一大改组会上的策略如下：
1.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2.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与国民党合组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的诸事。
3.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
4.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党章（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候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从这些郑重、具体、仔细的布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对待这次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新领导机构的建立非常重视，对于在未来国共合作中捍卫共产党利益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并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味道。
于是，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本意是“容共”）。大会最后选举的24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17名候补委员中，有7名为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推定的各部人选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李大钊为北京执行部执委，于方舟为候补执委，毛泽东为上海执行部的候补执委。这个名单，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马林和陈独秀原有的设想，陈独秀在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受马林和陈独秀计划影响，在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了1/3至1/4的比例。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中央组织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当时中共党员总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担任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作。据1923年12月2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在国民党一大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经建立起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党部。
但形势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共帮助改组国民党，为其大量发展党员（提供新鲜血液），很快走到中共愿望的反面。因为从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几个月的时间内，共产党自己的活动却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
对于这种状况，担任国民党中央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对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有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而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我们做群众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4]
但是，一心为着苏联的利益来帮助国民党的鲍罗廷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这样不仅能挽救国民党，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产党“人心振奋”起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也称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言论……制造麻烦”。[5]
鲍罗廷来华前后，在莫斯科向马林、加拉罕，在北京向俄国公使馆了解情况并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后，竟然对中共得出了这样一个十分藐视的结论：
共产党人有时举行集会，好象他们总共只有40人（陈独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说“现在共有党员420人”——引者），他们研究共产国际的提纲，因为已译成中文，好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活动。
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国民党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产党说成国民党的“私生子”。[7]于是，他就一头扎进广州国民党的怀抱，为了俄国的利益，竭力扶持国民党并与之进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产党只是他与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交易中的筹码。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后如此努力为发展国民党工作而没有因保持独立性及争夺领导权闹矛盾，表示满意。
对此，斯大林在听了鲍罗廷汇报后，一度产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绪，但又认为是“必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当时给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说：
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判断，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在鲍罗廷的通报中应该给予共产党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让俄共和国家领导同志了解中国解放运动中真实力量对比……几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长时间交谈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当向他说明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等等情况时，他感到很惊讶。[8]
可见，维经斯基对中共的态度是与鲍罗廷不一样的。他约在1924年4月中旬来华，先到北京，在了解北京共产党人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情况后发现，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当时北京的国民党员已经有1300名，但是，两党党员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却日益尖锐。为此，他批评说：“我们的同志完成对国民党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义务。但是他们对这种义务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们的同志必须谨慎从事，但终归要十分明确地说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看确实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他们做工作。”[9]
为了纠正这个倾向，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动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全会（1924年5月10～15日）。会前，他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以深刻的印象。会上，“关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10]最后通过决议，改变了一系列重大认识和决策，具体如下。
一、改变过去共产国际决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
二、改变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指出“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11]
三、改变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宣传更重于组织”，“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指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者）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也不能认组织与宣传是“同等重要的”。
四、改变过去笼统支持国民党的方针，强调应当把国民党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伍”。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五、坚持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自由。“我们仍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
为此，会议强调：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2]
很明显，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强调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独立性，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的发展，强调团结和训练工农群众的阶级精神和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一句话，就是要争夺革命领导权。
这就是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思想，并且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产国际执委内部一些人的支持。
于是，陈独秀在中央扩大会议后，马上向广州的鲍罗廷提出公开共产党人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共产党也就取得批评国民党的自由。
但是，鲍罗廷一方面认为：“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另一方面，他又说：“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党中之派，是不能免”。共产党作为国民党中的左派，与右派竞争，可以复活国民党，“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而当时的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由于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军阀的重大事件，不讨论，不表态，不斗争，“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所以，他深感迷茫，希望找到“根本上解决”的途径。[13]
恰巧在这时（6月），因发生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事件，国民党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与鲍罗廷的初次冲突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张继发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其中有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团员组织党团以指导党团员工作的内容。于是，他们在6月18日以此为证据，再次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自身的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绝不宜“党中有党”。实际上，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等人发表的任何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被国民党人看作“党员反党”的证据，从而接连发生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在这次弹劾案之前，此类案件已有20多起，涉及党员达2000余人。7月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对邓泽如等弹劾案提出三点意见：（一）须有表示态度的宣言；（二）应开中央全会讨论办法；（三）呈请孙中山做出决定。
7月7日，由汪精卫、邵元冲起草的这个宣言发表，称已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言论、行动有分道而驰的倾向，于是反对派借此肆意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中央委员会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惩，以整肃纪律。”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国民党内掀起了新一轮反共浪潮。
由于陈独秀一再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批评国民党的路线，这次孙中山不像上次那样去反击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边，利用反共浪潮，压一下陈独秀，用纪律来制裁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
孙中山一向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在接受国共合作方针时也答应改组国民党，包括改变旧的路线政策，因此，陈以为对其坚持适度的批评不至于引起严重问题，但是，现在看到孙不去反帝和压制右派，反而来压制共产党，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写信给维经斯基，在讲述国民党将开中央全会“讨论和决定所谓的共产党问题”后指出：
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应译成“制造”——引者）反对派。[14]
陈独秀的话有些偏激，但指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之强大，共产党（自然包括苏俄和共产国际）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这种认识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结果，不幸被其言中。
其实陈不明白，苏俄在中国推行的国共合作方针，不管他们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强烈反应，最后结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
同时，即7月21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缓和列强与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要求：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表示不满右派的意见。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15]
从这些措施中可看出陈独秀党中央对于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持十分积极的态度。这时，虽未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表示：“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也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
同时，从以上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对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身上，希望他们采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
但是，陈独秀的希望落空了。鲍罗廷虽然感受到国民党内反共倾向的强烈，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承认：“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包括孙中山在内……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会参加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但同时又认为：“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像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16]于是，他非但没有制止孙中山的行动，反而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共产党问题。
这时，瞿秋白正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并未经中共中央同意，被鲍推举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鲍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当瞿从鲍处得到消息，鲍与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7]
但是，这个决定到达广州为时已晚。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已经结束。在会上，鲍罗廷和瞿秋白虽然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辩解，会议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赞同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关国民革命者，实有为国民党周知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施以指导，使之对于国民党应如何尽力，这与国民党党务、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18]就是要求中共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在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决议，就意味着共产党失去独立性，完全接受国民党的监督和领导。
这里，党内合作方针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然在路线政策上和组织上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对此，无论孙中山还是国民党右派的要求，都不过分。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标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据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提示，资产阶级往往在革命关键时刻动摇叛变，所以，共产党又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包括对国民党错误的路线政策的纠正和领导职务上的安排。所以，实现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样两党的合作势必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这个冲突，只有一方完全服从另一方，否则联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说，党内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长久的，应该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党外联合就自由、灵活得多，能联合的问题上联合，其他方面各保持独立。或能联合时联合，不能联合时各行其是。陈独秀7月1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对于苏俄来说，国共合作这步棋刚走出，还没有收到成效，决不允许改变。所以，鲍罗廷的态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国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陈独秀，根本不了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当广州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推行的损害共产党的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十分沮丧，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19]
然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提出两点强调意见：一是提醒鲍罗廷“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二是要鲍罗廷“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这是中共再次向共产国际要自尊。
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如何答复，现在无证可查。但陈独秀决不罢休，力图挽回影响。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中央委员高尚德赶往广州，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只能由共产国际去处理，中共中央却可以处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接着，10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专门通过《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20]，决议实际上不仅对瞿秋白，而且也对鲍罗廷再次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
决议指出，鲍罗廷和瞿秋白没有看清孙中山为代表的中派“只是想利用右派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屈从于它”的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错误地认为，我们应当帮助中派哄骗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让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结果我们遭到两大失败”：
（1）我们对反动派镇压措施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结果我们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主动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
（2）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
最为可贵的是，决议以批评瞿秋白为引子，以无畏的胆识，主要点名批评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鲍罗廷在广州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改变了原来陈独秀和马林对孙中山的批评——只“依靠军阀倒军阀”的单纯军事路线：
“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派的作用并同他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是“目前不仅国民党中的许多右派分子是反动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虽然具有模糊的革命愿望，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国民党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难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决议最后强烈批评了鲍罗廷不尊重中国党、独断专行的作风：“中共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即192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还分别发出了两封极其重要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