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21]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路线，要求鲍说服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上海，召叶楚伧去广州；尽快通过《民国日报》的新编辑人员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刘仁静。因为由于中共推行强硬路线，国民党中央委员兼《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递交了辞呈，可是又不离开上海，因此也影响到戴季陶、于右任不工作，而共产党员瞿秋白、沈定一、毛泽东都是候补委员，“不能任负责人”，所以国民党上海局的工作陷于瘫痪。此信提议：“务必尽快派汪精卫来上海。如果汪来此地，也许戴和于会同意予以协助，或者让某一候补委员（瞿、沈、毛）转为中央正式委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局才能继续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其二，《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给远东部的信》[22]。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名义，再次向共产国际控告鲍罗廷：
“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象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如在对于当时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国民党仍坚持老政策：同张作霖和卢永祥联合，在战争期间，不做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宣传”）、广州的商团事件（港英策动的反对广州政府的叛乱，孙中山为了准备北伐而不予镇压，让胡汉民出面“向商团作出让步”）、孙中山北伐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不同，“坚持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同时，在财务方面，“我们给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给国民党省党部的这笔钱转给我们中共的省委，用来资助那些在我们控制之下并对国民运动的实际工作提供很大帮助的省党部”。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鲍罗廷对此也予以拒绝。因为，他要利用这笔钱与国民党做有利于苏俄国家利益的交易，让国民党直接听莫斯科的话。
以上种种充分表明，为了保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保持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领导权，陈独秀党中央表现得像一头雄狮。
正是由于陈独秀如此不屈不挠的斗争，鲍罗廷与孙中山策划的企图控制共产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胎死腹中，没有起什么作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重组内阁，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又让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抢先掌握实权。段还与张作霖暗中勾结，竭力抵制孙中山进入中枢。各帝国主义也加紧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一贯直来直去率真的陈独秀，担心孙中山重走老路，不依靠工农革命而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卷入与军阀争权夺利的旋涡，结果总是以妥协与失败而告终。所以，他又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北上。
冯玉祥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另一工具，即将举行的天津会议也不过是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孙中山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采用肃清内部的政策，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而不是参加所谓和平会议。[23]
蔡和森支持陈独秀的看法，认为和平会议是军阀会议，也是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会议，他告诫孙中山：不可轻信军阀，小心上当受骗。
陈、蔡二人的立场，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立场。
但是，讲究策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鲍罗廷大不以为然。他一面向莫斯科报告了中共中央的观点：
中共中央反对孙逸仙北上，赞成发表关于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采取积极参与事件的态度。中共中央……认为在北京除了美国决定把吴佩孚撤掉，代之以冯玉祥外，实质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人民不会由此而变得轻松些，国家的解放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前进。[24]
一面与驻华大使加拉罕提出了另一种主张：
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果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削弱国民党。[25]
鲍在报告中解释他的所谓“利用机会”是，一要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符合时局要求的口号”；二是孙中山应该北上，“在各地公开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口号”。他并认为孙北上虽然有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包围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冒这个险，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包围不会比在广州工作的那种形势更危险”。
鲍的主张显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于是，他既说服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促成了孙中山的北上；也说服陈独秀中共中央支持孙北上。这说明陈在“联络委员会”上对鲍的情绪，这时已经缓解。正如维经斯基调解后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中所说：“像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过去的许多误解都已过去”；“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26]
不过，中共中央发表支持孙中山北上宣言时，已经相当被动，因为孙已经北上，不支持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中共广东区委在鲍的指导下，一直支持孙北上，认为此举可以使革命运动向北方发展。为了减轻这种被动，11月6日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中强调：“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孙中山在和会上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并指出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任务是：“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全国范围内的胜利。”[27]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运动即一个实例。
中共二大和三大，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主要是当前革命性质、统一战线和革命领导权。五卅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在整个运动中，中共中央能比较自觉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并自觉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是上海日商纱厂的资本家任意侮辱和殴打中国工人，无故开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发生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的惨案。中共就领导上海几十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当时还有上海人民反对列强各国租界越界筑路、蚕食中国领土的斗争，参加者有学、商两界团体与地方官厅和乡绅，一时“呈请当局之文字，当在千份以上”。还有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斗争。四提案是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和童工管理案。这四案若通过，将严重损害中国工商界和租界内广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沪上各界市民的强烈反抗。上海总商会等31个团体联名向工部局递交抗议书，表示除童工案“为有条件的赞成”外，其他三案“无论在法律上、国权上、事实上，均所反对”。
这三股斗争潮流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日、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包括了工、农、学、商等各阶级、阶层，完全符合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斗争的形式却是分散、单独地进行着。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历来对反帝斗争是消极回避的，况且，运动正好发生在孙中山3月12日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思想混乱。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地承担起领导运动的责任。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即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接连签发两个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的同志们，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一、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种团体发起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压迫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现在“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共青团——引者）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罗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28]
从这两个通告的内容看，陈独秀党中央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从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事件出发，但又不以此事件为限，掀起一个反帝反军阀的大运动。二、以上海为中心，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两点表明：党中央决心通过局部事件，把经济斗争引上政治斗争轨道，从工人运动出发发动一场全民族的反帝解放运动；三、第二个通告中还有“应设法令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的文字，是指与国民党合作，即这场运动应与国民党合作，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5月30日，3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发生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惨案。陈独秀当晚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并联络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上海总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全市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会议还决定斗争策略：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尽量减轻华资厂商的损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罢”斗争在次日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以“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国600多座城镇，1700多万人参加，实现了陈独秀党中央的预想。
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共中央通过机关报《向导》周报和新创办的《热血日报》，密切关注、及时报道运动的状况，不断地发表告民众书或一系列评论，及时指明运动方向，纠正错误倾向，揭露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据当时直接参与指导运动的张国焘说：整个运动由陈独秀“居中指挥”，其他人分工是：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协助陈独秀抓总；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工运，李立三还负责对外联络，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联络；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负责联络国民党；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王一飞联络学界。
陈独秀对运动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思想路线上。
6月至8月运动高潮期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七个文件（有的是与共青团中央联署），还发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上，发表多篇未署名文章。如6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及第二天发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杀与中国自由运动》，针对当时上海上流社会冒出的调和妥协和“速了”倾向，批判了依赖和相信政府与外国交涉、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一开始就为这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又请全国愤激的人民注意：“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29]
更可贵的是这份告民众书在揭露帝国主义离间破坏政策时，理直气壮地表明了共产党坚决领导这次运动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如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清，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和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则进一步指出：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并指出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30]
可见，这篇文章与他签署的上述两个通告及告民众书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彻底的反帝运动纲领。
6月20日，当运动波及全国，并在青岛、汉口等地发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的严重事件，各地出现局部妥协解决的倾向时，陈独秀又发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并且指出：“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31]
这就有意识地把反帝斗争与国内革命结合起来了。虽然当时不可能实现这个主张，不可能“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和成立“国民革命政府”，陈独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这个幻想，他的本意在于提高全国人民的革命意识。所以，6月底7月初，当出现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委员会与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进行谈判，六国委员会以中国收回会审公堂等条款与“五卅”无关，不予讨论而破裂），而全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省港大罢工进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复杂状况时，他在坚持“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的同时，又提出了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行动”；“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32]这个主张，还写进了7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书》中。[33]
历史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否定了陈独秀党中央的“左”倾盲动设想，五卅运动最后因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和人民觉悟程度的状况，以妥协而结束。但是，联系到随后广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进行的北伐战争，应该说，他的这些主张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做了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如与上海总商会会长大资本家虞洽卿之间的联络。李立三奔走于他们二人之间，倾听虞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一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与财政总长李思浩交涉时，还请虞写介绍信。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首先发生动摇，如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会提的十七条要求减为十三条，并首先退出“三罢”等。陈独秀一面发表《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34]等文章批评他们的动摇，一面还通过同乡某某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运动进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罢工以及南京、青岛、河南、北京的局部罢工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如陈独秀所说的显示出了“极伟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这个胜利，陈独秀总结为这样几个成果：一、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由工人总罢工的带动，“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它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二、工会组织的广泛建立，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它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有第三个重大成果，即极大地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通过这次运动，共产党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终于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重大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党员人数由年初中共四大时的994人，在运动结束后的10月，达到了3000人，年底更达到了10000人，比运动前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成功领导运动而在群众中威信大增、在运动结束时大力发展党员的结果。8月18日，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联合发表宣言《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指出“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是艰巨而长期的，“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要有统一的政治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武装的镇压和破坏，大、中、小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压迫下先后退出了战斗，陷工人阶级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少数先进工人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在这紧急的关头，如何结束运动，对年轻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陈独秀立即发表多篇文章，果断改变六七月份坚决进攻的策略，指导运动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胜利成果的情况下，转向防御与收缩，即“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性质的民族争斗”，他指出：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就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联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他明确否定了武装暴动的主张，指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所发的几个通告中，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精神，要求罢工工人有组织地“复工”：“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领导者的策略也应该有进攻和防御、退守。
对照陈独秀六七月份发表的主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实践，已经使陈独秀相当成熟。
自然，还必须指出，当时陈独秀党中央能有这样的转变和灵活的策略，是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早在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及其指导者联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也是比较激进的。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演讲，在讲述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时强调，共产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工人与资产阶级联盟时，必须“保证无产阶级有这个联盟当中的领导权”，“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运动爆发后，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并很快意识到中国的斗争具有以往没有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亲自撰写了《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指出：“让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滚出中国去！”这一口号，使“中国工人正在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哨”。因此，共产国际多次作出决定，号召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监督各国政府“不准干涉中国”。各国人民广泛响应，特别是英国工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抗议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离中国”。
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还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直接帮助中共中央领导运动。这是6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给维经斯基的指示是：一、“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的加剧”。——这就是运动初期陈独秀和党中央发表一系列激进主张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发生杀害和殴打外国人事件……以使帝国主义者不便进行尖锐的武装干涉。这种警告首先应由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显然是吸取了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注意了这一点，从而使运动一直健康地发展。三、“采取措施，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让政府分裂和瘫痪，以使帝国主义者无法用中国政府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陈独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绍信到北京做财政总长李思浩的工作，争取其支持运动，就是贯彻这个指示。这个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运动高潮时，维经斯基发回莫斯科的文章说，“甚至有一些中国军阀也参加了反帝斗争”；“曾同日本携手合作的军阀张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众怒”。
7月份，在五卅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关头，共产国际又专门发来指示信，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也做出重要决定，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前一阶级工作“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之后，指出党对此转折应有所准备，并发出以下指示。
第一，力争使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为了巩固胜利，尤其是在遭到失败、实行机动策略应付退却时，必须有一个十分坚强而灵活的纪律严明的集中统一的党组织，有一个借助完善的党团依靠广大群众性工农组织的党。”为此中共“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并采取一切措施力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运动的结果，中共达到了这个目标，完成了由知识分子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转折。
第二，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中央应通过党员顽强而巧妙的工作，力争在中央的领导下使企业和农村地区的党组织真正成为实际上的领导中心……在维持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联盟的同时……表示自己的特有的阶级面目。”——关于这一点，运动中陈独秀发表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有明确的体现。
第三，争取农民是关键的关键。“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的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关于这一点，由于运动较快走向低潮，中共当时党员人数太少，未能顾及。但是，运动结束以后，党中央认真研究了这个教训，利用国民党农民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和农民武装，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第四，学会从进攻转向退却，从公开转向秘密。“中国共产党应该密切注视运动的一切意外转变，并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可行的要求，从而可以有组织地让工人复工并保留工人组织。”“党在争取公开合法存在时，还应该考虑到时局情况，务必要做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退却，转入秘密工作状态。”而7月2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决定更明确地指示：“来自中国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运动正在走向低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把结束罢工同准备进一步的斗争联系起来。”8月4日，维经斯基在北京与加拉罕研究贯彻这个指示后给莫斯科的信报告说：“今天我们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我们将在上海和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基本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我们是这样设想以后的策略的。先提出经济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为同外国企业主的交涉打下基础，然后，我们声明（即向工人群众说明），工人不得不退让的主要原因……工人们宣布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就返回工作岗位，同时通过工作理事会宣布，他们将支持北京政府”，条件是“它将继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为满足争取独立……而斗争”。
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几个宣言和陈独秀几篇文章对运动策略急转弯以及五卅运动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时，维经斯基还帮助党中央“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做了准备，建立了工会的地下机构，通过我们的党团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建立了党团与党的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上可见，当时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毕竟是久经锻炼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所给予的指示（从战略、策略到具体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刚刚成立四年的党，领导如此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以上指示无疑对中共是极大的帮助，是保证这次运动成功的重要条件。尤其是维经斯基，他为指导和帮助陈独秀党中央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总之，五卅运动时期，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这种情况与以后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虽然当时帝国主义与军阀当局竭力攻击和挑拨中俄关系，挑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中央非但不隐瞒和回避这种关系，反而理直气壮地宣告：“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以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35]
最重要的是，在五卅运动中，特别是运动结束时，陈独秀为这次运动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政策和策略，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陈独秀最后总结的经验教训归纳为两个方面：“（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了敌人方面——帝国主义及军阀——内部冲突而利用之。”具体阐述如下。
一、运动的进行和胜利，必须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并且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学生是先锋。“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它被压迫的民众联合。”于是，工人阶级“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学生也“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奋斗”；因此成了“最急进最勇敢的先锋”。——当时运动还没有扩大到农村地区，所以这里未谈农民，并不是陈独秀故意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二、为维护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必须照顾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了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三、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和背叛性。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多次进行中肯的批评，指出：“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外，别自提出十三条……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四、应该认识并利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卖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状态中。”“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的问题比其它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所以，中共在指导运动中，利用这种矛盾，重点打击英国，其次日本，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是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一开始就认识到并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陈独秀也提醒人们，利用矛盾并不是对某些帝国主义产生幻想，“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
五、应该认识并利用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及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陈独秀对各派军阀在运动中的表现，也做了具体分析，发现“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因此，他指出：“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所以，陈独秀在运动中，派李立三对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后收束运动时，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之一是：“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这种策略，与总战略上“打倒军阀”的口号，是互相补充的。
六、对于中间派应在斗争上引导教育，不应打击。革命任何时候都有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中国革命中经常出现把中间派与反动派一起打击的政策。后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甚至把中间派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陈独秀却指出：“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它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今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已经80多年，现在回过头去观察，陈独秀早在1925年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多么可贵，多么深刻并有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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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70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1982年，第11页。
[3] 陈实庵：《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演讲集》第1集，民智书店，1927，第42页。
[4] 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与谭平山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43～444页。
[5] 参见《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73页；《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12页。
[6]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97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电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4页。《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4辑为1998年出版。
[7]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37页。
[8]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05页。
[9]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93页。拉斯科尔尼科夫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10]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给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96页。
[11] 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55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31页。
[12]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86～188页。
[13] 《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15页。
[14] 《共产国际档案丛书》第1辑，第507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3、224页。
[16] B.N.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7。
[17]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72～75页。
[19]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28～529页。
[2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2～534页。
[2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5～536页。
[2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7～540页。
[23] 独秀：《肃清内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1924年10月29日），《向导》第89期。
[2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65页。
[2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66页。
[2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78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56～57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34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50～353页。
[30] 《向导》第117期，1925年。
[31] 《向导》第118期，1925年。
[32]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33] 《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58页。
[34]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3/3136号，陈独秀英文手稿，《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0～151页。
[35]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大屠杀告全国民众》（1925年6月5日）；《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3、375页。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1922～1927）
父子无情亦有情
1921年、1922年，陈独秀两次被捕，此事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特别是对陈独秀，决定让他单独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党中央和其家里人。平时陈独秀自己到党中央机关来办公，阅看和签发文件，他走后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样，他就与高君曼和两个孩子——陈鹤年、陈子美隔离分居了。
如前所述，陈独秀与高君曼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韪，姐夫与小姨子结合，曾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二人真心相爱，又一直生活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而且终日忙于救国救民的大业，因此二人的爱情生活曾相当甜蜜。在高君曼方面，过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上所述现在也有人从一份稀有刊物上发现高君曼约在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前写的两首组诗，其对陈独秀的感情，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于史料湮没，关于高君曼的为人，现在鲜为人知，甚至至今没有找到一张她遗留下来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儿子陈鹤年在香港观看《日出东方》电影后，对女儿陈祯祥说：“你奶奶长得比电影中的‘高君曼’还要漂亮。”这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也是一位贤妻良母。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移居上海后，君曼为了让独秀全力从事党的工作，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劳作，还在陈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梧（李达夫人）、王钊虹（瞿秋白夫人）等发起“星期演讲会”，邀请陈独秀等到各个学校、团体去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毓贤高等小学校所做的《宗教问题》的演讲，就是这个演讲会组织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世界上也少有恒久的爱情。二人的裂痕最早缘于对子女的教育。
陈独秀长子、次子，左为陈乔年，右为陈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败时，陈独秀被通缉，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千辛万苦逃到上海，投奔父亲。这两兄弟之间的情谊与陈独秀少年时与其兄的情况相似。延年个子高高，浓眉大眼，皮肤较黑，平时沉默不爱说话，一天到晚看书，无书不看，一目十行，记忆力很好，尤其古文写得好。“安庆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后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参加革命后，特别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无暇写文章了。但由于他的博学深思与聪慧，演讲和口述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从广州到上海向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一时没见着，就由他讲，郑超麟记录整理下来后，十分感叹地钦佩他的这种才华。陈延年对于父亲陈独秀，受母亲影响，对父亲的薄情颇有怨气，所以一直称陈独秀为“同志”。弟弟乔年则相反，个子比延年稍低，但长得清秀，像个白面书生。他“性情活泼，好谈笑，有朝气，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情趣，无事打打闹闹，一片孩子气，天真烂漫。但后来长大后，讨论问题时，则一本正经，毫不放松，辩论批评，绝不马虎，是则是，非则非，正义凛然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