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高君曼在对待子女的教育观上，发生尖锐分歧。陈独秀见两个儿子是可造之材，从孩子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对延年和乔年实行所谓“兽性”教育，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就是要把他们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旧教育制度培养的纤弱无用之人。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复批判旧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恶，指出：对比西方强国，我国青年“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活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陈独秀认为这样的青年将来不能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军人、实业家等。
陈独秀决心按这样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俩在家里住。学业上则出于他对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安排他俩与当时同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同在法租界学法文。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对这样做。她本有母性之爱，善良之心。见此情景，实在不忍。她本来就自觉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两个儿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两个孩子这般受苦，她与独秀多次争吵，说不拢，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赞化：“姐姐不在，小子无辜，我是姨妈，又是继母，他们也很训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谁能谅我？”希望至少让他们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按理说，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儿子，并不为错，况且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看似“父子情薄”，实则骨肉情深，望子成龙，有点当年“白胡子爷爷”教育童年乾生（独秀）时的遗传。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爷爷是想要孙子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独秀是要儿子成为于国家与革命有用的人才。但从君曼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难煞她了。尽管如此，君曼对独秀和延年、乔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尽量缓和父子的紧张关系。
不久，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接着，陈独秀北上，出任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君曼也携鹤年、子美来到京城，过起相当优裕的生活。陈的月工资是300元，但是，对上海的两个儿子还是那样“刻薄”，只让亚东图书馆老板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
两兄弟从小见父亲不顾家庭，对于妻子即他们的生母如此薄情寡义，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其“独秀同志”，毫无亲情可言。
然而，兄弟俩毕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后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愧为将门虎子，抛开党派偏见，应该承认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6]
这时，他藏在心底的对儿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样倾泻出来。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独秀与君曼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没有使他们分离，但陈独秀转入地下与君曼分居以后，情况就开始恶化。有人说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是一个“情”字。许多在事业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一碰到这个字，也会陷于尴尬。
分居后，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给君曼母子三人生活费。两人需要见面时，也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不幸的是君曼长期患有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时称“痨病”。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被催促回国，就是因为她此病复发，大口咯血不止。后来随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两年多的时间，经济条件较好，病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泼，一家四口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享天伦之乐。君曼之女陈子美晚年回忆说：她小时候甚受父亲疼爱。陈独秀在书房写作时，不准任何人打扰，唯有她例外。她还记得父亲的书桌最底一层成了她的专用抽屉，里面经常放有她喜欢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亲写个不停，把我给忘了；我也吃个不停，把父亲给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长。陈独秀辞去北大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后，生活条件立即恶化。而君曼的病又是“富贵病”，当时还没有发明有效的治疗药，只有进口药，相当昂贵，而且平时又要吃高营养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价猛涨，君曼的生活日益陷于困境。而陈独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就成为职业革命家，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工作及生活上，都无法再从事别的职业。当时的党组织不仅不可能给党的干部开工资，甚至还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进行一些活动，这部分的收入也微乎其微。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供给。虽然这些钱多是由陈独秀经手，但是，陈独秀是一个清廉之人，不会挪用这种钱，也不能挪用，因为这些钱来之不易，而且不够党的实际支出，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又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所有这些在马林的文件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在马林档案中，我们看到有四张陈独秀签署的收款条，其中两张用英文写的是：
今收到上海C.维里杰同志寄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4、5两月的经费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C.Chen（陈独秀签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来
港币 贰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 三仟元
中共中央陈独秀
1923年5月19日
说到党的经费紧张情况，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告结束。事实表明，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多数党员没有职业。”[8]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红色工会国际2000金卢布的款项，要求各半用于工会工作和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马林给国际书记处的信说：“对于整个中国的工会工作来说，2000金卢布为数不算多；可是以前我们的中国朋友没有这笔钱，所有的开支都不得不从党的经费中支付。1000金卢布作为第二次（劳动）全体大会的费用是绝对不够的……这次大会应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计还要花费15000～20000。当然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作大会费用；可是即令大大削减代表的数目，接到这笔款子也只够应付准备工作。”马林的这个估计来自陈独秀。第二天，马林给国际的工作报告说：“劳动大会正在筹备……党中央同意工会国际的见解，认为铁路大罢工失败（指二七大罢工——引者）以后，最好举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但是现收到1000金卢布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9]
因此，这次准备在6月20日召开的劳动大会，终于流产，拖到1925年才举行。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创造了辉煌的新文化运动，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号，终于主要因经费困难而停刊了。因此，党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请求每月1000～1400卢布的援助。其中650卢布用于工会工作，770卢布作为政治工作和宣传的费用。马林对共产国际说：“这个数目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会太多的”，“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0卢布”。但同时，马林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内又说：“党务费用务必力争自理，现在几乎一切都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资助开支……党员的多数，乃至大多数都没有收入；我经常指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10]
陈独秀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雇用革命”，听了这样的话，看到党这样的处境，内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陈独秀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亲自制作详细的预算和每一笔开支的账目报告给共产国际。在马林档案中，就有一份陈独秀做的“支持拟议中的国民会议进行宣传工作所需费用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11]
党的经费是如此的困难，陈独秀的经济状况当然也就更困难，如上述马林报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余的钱，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党员那样，先缴党费。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30～4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被聘为商务印书馆馆外名誉编辑，但当时，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馆外名流为馆外编辑，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建党，愿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这说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过相当优裕的生活，至少能像胡适那样。说是月薪三百，但他是一个无功不受禄的人，实际上当时也无力为商务编辑或写作，商务是不会白白给他钱的，他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这可以从他当时的生活常常发生困难得到证明。
他的生活费，主要是1922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没钱了，他就到亚东图书馆去，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见，这位当年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北京大学月薪300元大洋的文科学长，又任过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的共产党总书记，现在窘迫到什么地步。
实际上，当时他家（嗣父陈昔凡）虽然生意破产，但家底厚实，还是很有钱的。因婚姻与革命，他与家里搞得很僵，但经济上家里对他是不吝啬的。可是如前所述，他连家里在北京开的琉璃厂古董店也不愿去。所以，他每次去亚东支钱，那些伙计（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相熟）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真是个硬汉子。可是他一个人当光棍硬汉子好办，妻子儿女怎么活？况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于是，君曼每次与陈独秀见面就吵架。汪孟邹多次劝解无效。到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既要协调与俄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的关系，又要处理与国民党的矛盾，更要领导全国的党务和革命运动，加之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干部又少，陈独秀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更无精力顾及家庭生活。他与君曼的感情终于破裂。双方曾一度协议离婚，后经汪孟邹劝说，未离。大约在1924年，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有君曼娘家的几间破草屋。陈子美认为母亲是最理解陈独秀的，读过许多陈独秀的文章，“母亲能成全父亲，了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则默默地带着两孩子隐居他乡，让父亲无后顾之忧”。[12]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可是，性如烈火的陈独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终于与一位女医生发生感情。这不是陈独秀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的孤独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为。人生犹如旅途，有时很累，很艰难，很孤独，需要外来的温暖、安慰和帮助，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憩息、补充给养以备继续跋涉。所以，陈独秀这次恋情及以后与潘兰珍的结合，与“富贵思淫欲”有本质的区别。按照当时陈独秀的经济状况，既无力帮助高君曼，同样也不可能有钱挥霍在情人身上。
陈独秀的“地下恋情”，终于慢慢“失密”。先是同志们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来看文件或开会，修饰穿着得比较整齐，猜想他一定有一个女伴照顾着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说：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一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13]但是，这种事还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终于被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识破，与独秀大吵一场。
10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晚8时，仲翁（即独秀——引者）来，想见君曼女士。”
14日日记写道：“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话，抱怨陈独秀不管她。
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说道：“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这么一来，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喷发出来：说她去看病，穷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为要省一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宁后，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而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其实如上所述，他哪有钱“接济心爱的人”，更没有“过天上的好日子”，不过是苦中找乐，孤独中找点安慰，在繁重而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可见他也与父亲一样，并非无情，而只是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一天天过去，大家近乎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江浙区委甚至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江苏省长陈陶遗是松江人，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想从陈陶遗口中得到一点风声。结果也不得要领。于是，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张国焘在与工人部闲谈时，甚至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差不多要哭出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14]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仲甫因病而“失踪”月余，是事后陈独秀本人的解释。当天，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广州，已经上船了，中央交通员立即到轮船上把他找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陈为自己的冒失行为开脱说：他原先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一点自由主义，不知道他这个中共总书记的重要性，以致造成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不料想，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个美丽而不俗的名字，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这足以说明当初这对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陈独秀这个人和与他相处的这一段浪漫生活。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
这时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轻松环境解除了人们对“陈独秀”这个名字的恐惧感，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年轻人，这时也明白了他母亲当初硬要认陈独秀为父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伙同另两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信，说要认亲——认陈独秀后代传人，而陈独秀是他们的外祖父，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做起了与他们的母亲同样的梦。又说母亲陈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后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众所周知，由于江青在30年代以“蓝苹”艺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混迹过，为了掩盖她在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丑事（有一张坐在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厂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残的重灾区，许多著名的演职人员，受尽残酷迫害，有的死于非命。陈虹的死，之后施芝英的死，以及他们的子女去新疆“建设”，乃并不偶然。
三位年轻人并不知道，陈独秀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文革”中发生的一般的冤假错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倾史的沉淀物，更涉及中共头30～40年的主宰——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大问题。所以，当时以忧国忧民、满怀激情做拨乱反正、推翻了许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总书记，虽然对陈独秀案也给予了同情和关注，并专门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给这位年轻人去了长途电话，表示中央将对陈独秀功过重新评价，询问他们现在的生产状况及要求。[15]但是，当他们几次提出简单的要求时，却再也杳无音讯了。于是他们寻求社会的帮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吁。有一份材料转到了已过八旬的历史见证人郑超麟的手里，于是，郑超麟终于知道了这个隐藏在心中60多年的这个陈独秀“神秘情人”真相，并把记忆碎片黏合起来，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说：陈独秀这位医生女伴，看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个小家庭持续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动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间），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今33号。“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6]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时，陈独秀为策划并亲自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天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怎能让施芝英放心。即使陈独秀不能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说清自己每天的行踪。如果她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知道他干着“造反”“杀头”的最危险的事体，一个热爱生活而没有革命观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里知道，情况还不仅如此，这个多情的男子，乃是当局要缉拿的、报纸上天天形容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样，虽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踪，也令女方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南京出狱后到武汉，因在武汉接连发表抗日演讲，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某日，陈虹找到陈独秀，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保存的陈虹档案中看到，陈虹自填出生于1921年，到施、陈同居时（1925年、1926年）已经是四五岁的女孩了。所以，陈独秀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陈虹也没有错，因为施芝英领养她的那一年，也是施与陈的同居期，所以，陈虹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陈独秀认作“养父”。因为陈独秀与施芝英相好的日子里，这个女孩还小，不懂事。以后十来年，陈独秀又是被国民党政府万金悬赏缉拿的“共匪首领”。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诉已经长大的陈虹关于陈独秀的事。现在，陈独秀成为经常见报的“大名人”，于是，施本人因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让陈虹来认这个“父亲”，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当年四五岁的陈虹，哪还会有陈独秀这位“养父”的印象。不过，对于陈独秀来说：既然当初那段恋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认，况且又不是亲生骨肉，再加上自己还在“浪迹”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这个累赘。对此，当时武汉的反动报纸就很感兴趣，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陈独秀既然不认此事，报纸炒作一阵后，也就平息了。从此，无论是施芝英还是陈虹，再也没有来打扰陈独秀，只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将陈独秀的那张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后，镶嵌在镜框里。施芝英的这点隐私，竟然瞒过了与她同床共枕几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见这“情”字了得！
可是，陈虹却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敬仰陈独秀这个名人而要求陈认她为“女儿”这件事，却给她后半生及其子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说到陈独秀的儿孙，受到冲击最大的要算是女儿陈子美及其儿女、小儿子陈鹤年及其儿女，以及自称是陈独秀女儿的陈虹和她的儿女。
幼年时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女儿、有过三年美好生活回忆的陈子美，1925年因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父亲的安全，不得不与母亲一起与父亲分离，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亲去世时，她才19岁，在杭州电信局工作。母亲过早地离开人世，父亲又不能联络，一下子把她抛进孤独的深渊，不久便与比她大10岁的男子有妇之夫张国祥结婚。张并没有告诉她已有妻室。婚后生了五个子女。在日本侵华的烽火中，他们转辗流亡上海、重庆，吃尽苦头，最后落脚在日本统治下的山东泰州。因生活困难，陈子美经常奔波于泰州、上海、南京之间，做小生意，时称“跑单帮”。这是一种不适宜女人干的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日伪军封锁各交通要道的环境中，等于是在刺刀下讨生活。她身上有陈独秀的遗传基因，胆大心细，活动能力很强，富于冒险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没有出事，后院却着起火来。在家的张国祥又寻新欢，一再欺骗和愚弄陈子美，她忍无可忍，毅然与张离婚，来到上海。出于母爱的本能，她本欲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但被张拒绝。到沪后，她继续靠跑单帮生活，后与一位叫李焕照的男子结婚。李比她小十岁，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两个儿子。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庆时学过妇产科技术，就当上了里弄里的“接生员”，因技术好、服务态度好，颇受各方赞扬。但是，好日子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灾难终于落到了陈独秀的后代身上。一向循规蹈矩过着平静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陈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挂上“大右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的牌子，游街示众，反复批斗，受尽折磨和污辱。
年轻时的陈子美和晚年在纽约街头的陈子美
但是，突然而降的横祸，倒又一次唤起她血液中的陈独秀精神。她不愿像千万个受害者那样，逆来顺受，任人宰割。1970年，58岁的陈子美，在一天夜里，带着“红卫兵”给她的遍体鳞伤，身系五六只酱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个小时，偷渡到香港，从此杳无音讯约27年。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还有人说她“自杀”了。
1997年9月14日，中国《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吴琳琳女士写的一篇报道，终于揭开了陈子美离开大陆后的传奇。
她到香港后，因躲避港英当局将偷渡客遣返大陆，又吃尽千辛万苦，最后亡命美国。1989年加入美国籍。在这个过程中，她又把两个在国内学校中同样因“陈独秀问题”受到迫害的儿子接到美国，并帮助他们成家立业。1991年以后，因年迈多病失去劳动能力，靠美国政府补助金过日子，到1997年已积欠公寓管理费达1.4万美元。公寓管理公司于这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限令其交纳此款，否则到期不交，她将被赶出公寓，流落街头。《环球时报》报道“陈独秀女儿在纽约陷于困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热情关注。笔者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向中共中央呼吁救助陈子美，并在社会上发起募捐运动。[17]最后，老人得到了以“中华海外联谊会”名义提供的9000美元的经济援助，终于渡过难关。老人感谢国人和华侨同胞的关怀，曾想回祖国看看，最后因体弱多病，医生劝阻不能远行，未能遂愿，2004年4月14日，在遗憾和孤独中客死纽约。[18]
陈鹤年在父母分离、母亲去世后的经历更是坎坷。他出生于1913年反袁斗争之时，正逢革命连遭失败，他也随父母四处逃亡，特别是未离母亲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这个过程中，给他最大温暖的是伟大的母爱。因此他与母亲的感情无比深切。直到1990年代，他还对自己的女儿陈祯祥说：“你的奶奶不但长得秀气、文静、漂亮，性情也极温和、善良，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还很有文学修养，不仅懂得古体诗，还会做格律诗，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总是让人听得入神、入迷。”[19]他与父亲陈独秀虽因母亲的关系颇有怨恨，但毕竟还有骨肉之情，并有过北京大学时期的美好时光，因此母亲去世第二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他立即去南京探望，并提出要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陈斥为“胡闹”。他并不因此生气，还是经常去看望父亲，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他在南京《民声报》工作。陈独秀狱中写的《辩诉状》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声报》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陈鹤年为了继续深造，辗转到北平入致诚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半工半读。不久与同校女生许桂馨结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华北时，夫妇俩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陈独秀的基因又发挥作用，他成为“北平三大领袖之一”。之后，他即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青年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6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青团解散，民先队即代替共青团）。北平沦陷后，他成为中共北京西山游击队的交通员，在城内做秘密工作。后来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辗转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战乱中，失去了组织关系，饱经苦难。抗战胜利后，又因是陈独秀的儿子，被国民党当局逼走香港。陈鹤年考进《星岛日报》工作，继而又学父亲陈独秀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少年文艺》（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陆解放后，该刊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因港英当局查禁改名为《新少年》。他们全家原本想迁回内地，但许桂馨带着四个孩子先行回去，满怀激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时，却因“陈独秀问题”遭到不公正待遇。许桂馨一说是陈独秀的儿媳，连工作都难找，“幼儿园都不要我”，最后到一家职工医院先做挂号工作，后到药房，直到退休。大女儿陈祯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折磨；二女儿陈祯荣（陈红）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陈祯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许桂馨更被诬陷为“特务”。因此，陈鹤年的暂留香港，成为常滞，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们都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陈独秀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实为施芝英养女的陈虹，后来进入新四军苏南军区文工团（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跟随部队（新四军，然后是解放军）转战南北，后经人介绍与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张燕认识，1949年结婚，解放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化妆组工作。张燕则在上影乐团工作，1960年病逝。陈虹“为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工作”，并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但没有想到，因为说过自己是“陈独秀女儿”的话，使她和儿女以后的生活遭受许多苦难。
她的儿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诉道：在“陈独秀问题”压迫下，“母亲只有抱着立功赎罪的态度，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中勤奋努力地工作。但几十年中冷嘲热讽，我们同母亲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骂、鄙视。“文革”期间又因‘陈独秀女儿’受株连迫害，隔离，批斗，劳改，写交代，受尽欺辱。他们逼迫母亲写‘与陈独秀的罪恶勾当’。母亲终于被折磨成重病缠身。他们照样不被放过批斗、写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无法下床，还让我代替她写交待。但批斗会仍不放过。母亲必须手托着膨胀的肚子去参加批斗会。1969年7月21日凌晨，终于死在上海广慈医院。病危和火化时，厂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三个母亲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工作”，受尽折磨，并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0]
1953年底，毛泽东视察各地乘船路过安庆时，与安庆地委书记谈话，问到陈独秀问题时说：“陈独秀晚年犯错误不小，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他就是这个地方人，可能还有家属，你们去访问一下，若有家属要给予适当照顾。”据陈松年说：“这以后政府给我家每季度补贴30元，后来省委统战部通知，每月给我家补贴30元，一直到现在（1979年——引者）没有中断过。”[21]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月工人的中等工资。所以，在陈独秀的家属中，元配高大众一系包括陈松年及其四个子女，一直没有受到冲击。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陈独秀自己这样处理家庭与爱情，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又怎么样处理党员的恋爱与家庭纠纷呢？这是人们很感兴趣的问题。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写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恋爱与革命”写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恋爱故事与纠纷，以及陈独秀处理这些纠纷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少数中年人之外，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运动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反对旧伦理观念的束缚，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更为强烈。青年们（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一下子从长期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一时成为时尚。但由此也发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恋爱的纠纷事件。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外，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类纠纷。
尹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一大前，山东党组织三位创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儿——王辩，特别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里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辩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听尹宽在会议上讲话，那风趣而激情的话语、广博而新鲜的马列主义知识，把她紧紧地吸引住。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露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认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有一点个人崇拜。尹宽很快感受到了王辩的感情，对她也多加关照。于是，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调上海工作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她随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犹豫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他走了。结果在山东引发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宽调上海后，先是任上海区委书记，可能是这个原因，很快下台，转任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此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严重影响党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渐渐冷静下来，见中央不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正式婚礼，并请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做证婚人。中央担心开了这个先例，别人效法，也没有答应。问题就搁置了一段时间。陈独秀虽然本人主张恋爱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也是肺结核，大口吐血。这种病有传染性，王辩为情，毫不畏缩，尽力服侍他。尹宽一时很悲观，想到自己会一病不起。有一天对王说：“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22]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的工作，然后，中央任命罗亦农任书记。王辩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们也只好收场了。
郑超麟说：当时去莫斯科读书的，有好几位女同志。她们在国内都有爱人，但到莫斯科后都移情别恋。为此，尹宽寝食不安，也担心王辩变心。当时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悬殊。一般女同志经不起“围攻”。但王辩是一个例外。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说尹宽多虑：“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里念念不忘你尹宽，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会。”事实也果真如此。可见二人是真心相爱，而且爱得很深。
1927年，王辩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宽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务和叛徒破获，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这样的革命情侣生活，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1926年与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陈碧兰说：“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年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23]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安徽共产党组织终于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王辩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宽还支持了一段时期，营救无效，以后也逃到上海。王辩出狱时已是1929年秋天。这时尹宽与陈独秀等人已转向托派——中共的反对派。按照莫斯科的标准，反对派就是“反革命派”。党中央向王辩介绍情况后，劝她不要再与尹宽见面。但往日的情爱，难以割舍，还希望用爱情的力量把尹宽拉回来。因此，她坚持要见尹宽。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尹宽住处相见。这时的王辩，已经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涩和稚嫩，她当即与尹宽及在场的郑超麟夫妇争辩起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劝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结果失败，她拂袖而去，从此再也不与尹宽见面。
痴情的尹宽，永远也忘不了王辩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某菜市场转悠，希望遇见王辩。直到解放后，他因托派问题入狱，遇见山东籍的人还要打听王辩的下落。后来终于打听到，高兴地对狱中的郑超麟说：“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早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时与蔡和森是一对情侣，后来结婚，是当时党内干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结婚的一对，人人羡慕他们是“模范夫妻”，“最佳情侣”。在男女关系上，她表现得很正统，很严肃，看不惯党内一些浪漫事件。开会或闲谈时，陈独秀有时拿男女关系的事情开玩笑，她在场就会正色严词地提出抗议，弄得老头子下不了台。别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称她是“党内马克思主义宋学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调北京区委工作后，她在上海发生了情变，爱上了彭述之（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蔡又奉调回上海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火车站未见她来接，引起怀疑。经多次盘问，她才讲出实情，说自己爱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团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加上团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代表开工作会议，向警予也参加。散会时，蔡站起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了妻子移情别恋的事。一下子场上气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许久不能说话，因为太出乎他们的意料。
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由她自己来决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说一句话。独秀说：“你究竟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她也没有回答。独秀提这个问题也的确让她难以回答，特别是当着大家的面，而且是当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个是丈夫，一个情人，叫一个女同志如何启口。于是，当场开了一个特殊而奇怪的中央会议，也许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当着三位当事人的面，讨论三角恋爱纠纷，并做出正式决定：独秀、秋白、国焘三人提议：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然后留驻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并不反对。于是便作为组织决定执行。为了尽量缩小这个事件对党的工作的影响，陈独秀嘱咐在场者对此事严守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