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从组织决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职务和《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的编辑工作，由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碧兰接任。不久，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合，由同居而结婚，后来经过了几十年革命战争年代急风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验，一直白头到老，始终没有分离，倒是一对真正的“模范夫妻”。
其实这些事不必忌讳或隐瞒，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圣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爱问题上有些不妥，并不影响一个人的总体形象和评价。如上述王辩、尹宽、向警予、蔡和森，即使发生这类恋爱纠纷，谁会抹杀他们的革命工作、玷污他们的烈士形象呢？陈独秀本人更是如此。
* * *
[1] 《访问陈松年谈话记录》（刘禄开、李永堂记录），1979年7月25日、26日。
[2]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第85页。
[3] 《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4]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5]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第85页。
[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7] 吴琳琳：《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美陷于困境》，《环球时报》1997年9月14日。
[8]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1/306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9]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0/3055、297/3060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2～193页。
[10]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307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279页。
[1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4、274页。
[12] 吴琳琳：《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美陷于困境》，《环球时报》1997年9月14日。
[13]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第227页。
[14]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页。
[15] 参见《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6]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第229页。
[17]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呼吁：捐助在纽约陷于困境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1997年10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为救助陈子美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3期，1998年2月。
[18]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关于陈子美在纽约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4期，1998年8月；《纽约陈子美来信》，《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5期，1999年1月；《陈独秀与中国》总41期，2004年6月1日。
[19] 孙其明：《陈独秀身世婚恋后代》，济南出版社，1995，第176页。
[20] 《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1] 《访问陈松年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5月25日、26日，林茂生、王树棣访记，未刊稿。
[22] 郑超麟：《记尹宽》，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第64页。本节有关王辩的情节主要取材于该书。
[23] 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174～175页。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陈独秀能抵制鲍罗廷、孙中山策划的控制中共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又能领导五卅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国民党组织内和实际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期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路线对帝国主义比较强硬，实施进攻的策略；在国共关系上，也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
但是，这条路线从1925年秋天以后，随着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变化，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是这年10～12月，德国先后与法国、比利时签订了边界协议，苏联认为这是欧洲吸收德国建立“反苏联盟”，助长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气焰。二是苏联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国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战争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于11月转胜为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乘机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国民党内，由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的强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来就一直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以冯自由、邹鲁、谢持等一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为首，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活动，终于在11月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非法通过决议反苏、反共，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抗。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而在广州，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员、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战，取得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胜利，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7月1日将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勾结英国帝国主义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刺杀了孙中山逝世后最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领袖廖仲恺，结果广东派中实力最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怀疑而驱逐出广州。许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被蒋介石接替。蒋又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原来被视为“中派”的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等人，也开始转变为“新右派”，对苏俄和中共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开要争夺革命领导权。戴季陶甚至公开散发他写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共信不立，团结不固”；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脱离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国民党的分裂，造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严重危机。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俄国外交方针和指导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党中央也被牵扯其中，后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当时，维经斯基在帮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却做好五卅运动的善后工作后，就与陈独秀共同筹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给莫斯科的两个书面报告中，表示了他与陈独秀共同的意见：对鲍罗廷的中共工作“一切为了国民党”的方针不满。他们认为从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动摇性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刺杀廖仲恺的事件来看，国共关系应当调整，即“采取与迄今为止不同的形式”，共产党要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县组建农民协会），而不是一味扩大国民党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报告中，在提到他与陈独秀商量的意见（将由陈独秀起草提供给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时，更明确地提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要从联盟转向联合。”“现在就需要采取这种过渡方针。”这里所指的“转向”，就是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为此决定：“不让新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说明，只有在采取这个方针的时候，中共对于国民党才“不一定要进入领导机构”，强调现在只做这个“转向”的“过渡”工作。[2]
这个思想的确是当时陈独秀的真实思想。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与共产派之间建立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单纯的国民党”号召时指出：
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3]
在公开的宣传和斗争上，陈独秀必须这样说，以维护共产国际的党内合作的方针。但是，实际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立场上思考那样，站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立场上，希望共产党能独立，退出国民党，成为一个“单纯的共产党”；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可以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联合行动。
这是陈第一次公开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这个思想早在1924年13日陈写给维经斯基信中，为反对鲍罗廷与孙中山策划国际联络委员会以控制共产党的斗争时，就有流露，指出：“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但是，这一次他明确说出这个意见，准备写进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并让维经斯基报告给共产国际，结果还是没有获准。陈独秀后来回顾说：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实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为了贯彻国际指示，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非但没有写进陈独秀原先提议、维经斯基也曾赞同的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反而批判了这个意见，指出：“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是一种很大的错误。”[4]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莫斯科最高当局不会同意陈的这个提议。
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在研究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决定：指示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5]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看了维经斯基的8月19日报告和加拉罕9月16日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后，就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毫不掩饰地以“老子党”的口吻责怪中共犯有“左”倾幼稚病。[6]
接着，瓦西里耶夫根据联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剧关系”的决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简称“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关系：
（一）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三）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四）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参加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指示还强调：“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接受指导”；“俄国工作人员尤其应在这方面接受指导”。[7]
这个指示精神，就是以“谨慎”和“避免加剧关系”为名，不仅令中共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全面退让，而且要主动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内的领导职务，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领导权。
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只凭一两个书面报告就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做出这样评断和指示，一味批评共产党符合实际的积极的政策，而丝毫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动行径。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原先保持共产党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的政策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
还应指出，这个指示与一个月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这个指示强调：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坚定地、但又必须非常谨慎地）争取做到，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最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基本上像我们红军所做的那样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黑体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举行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中共应当通过自己的同志来保持和争取参加并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工作”的决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联共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由强调保持中共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激进方针，转向中共向国民党退让，成其附庸、苦力，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酿成“陈独秀大革命悲剧”的转折点。因为，从9月到12月，如前所述在欧洲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这条路线的“转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是这样的。10月2日，瓦西里耶夫亲自给维经斯基回信说：“您8月19日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请看，把“无产阶级是领导者”的观点视为“左”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弃领导权吗？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后，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要求改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的提议，指出若“迷恋于这一新方针，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觉得广州就走在这条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例如驱逐胡汉民和解除许崇智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我们收到鲍罗廷发来的每一条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广州因左倾而在陷入孤立和毁灭”。[10]14日，他在给季诺维也夫转送维经斯基9月28日信时，又说：“我们对错误的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很显然，（中共）党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指维经斯基——引者）中有一种倾向，应当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认为，这里需要我们采取强硬的路线。”[11]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强硬的路线”，而莫斯科却要对中共采取“强硬的路线”。
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出广东，陈独秀党中央和陈延年为首的广东区委认为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也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表明莫斯科与中共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的巨大差异。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虽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放弃并自我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但同时还保留了向党外联合过渡的通道，如明确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为新右派：“在国民党内，假借‘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派。”并说：“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化。”为此决定：“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具体说来就是：“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各级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12]
必须指出，这里说的“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是指准备实行退出国民党的策略而言，而与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有本质的区别。
这次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左派”队伍中抽出来，共产党只是站在“赞助左派”的立场上，让国民党左派和右派自己去争斗。陈独秀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再包办代替国民党的事务，推动左派起来积极负责，也是从共产党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过渡方针考虑的。
对此，传统观点采用王若飞的说法，即批判这次会议把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机会主义轨道，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王若飞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
其实，陈独秀（包括维经斯基）对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国共斗争的形势、国民党左派没有力量、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左派”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议决案》就明确指出：“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13]7月13日，当孙中山决定利用右派进攻对共产党施加压力时，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导致后来“退而不出，办而不包”，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国民党”的总方针。
维经斯基在11月11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为自己和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制定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准备过渡到党外联合，推动全国的反帝运动——辩护，认为过去几周的运动表明，我们“正确地对待了国民党”。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在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击败右派”。[15]
对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党中央为一方，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两次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得到解决。前一次会议上“伏龙芝的信”和后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指示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做出，其有关内容如下。
（一）在中国反帝问题上，“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对此，决定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2.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睦邻关系；3.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4.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16]
由此看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国主义阵营全面退却。为此，中国也必须停止一切反帝宣传和行动，以免被人谈论“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在1926年4月1日召开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称这个新政策为“喘息政策”：中国革命“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因此，不仅苏联“需要延长喘息时间”，对当时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日本“需要作出让步”，并力求同中国现有政府“保持真诚的关系”；中国革命也要与苏联外交政策相适应，必须设法“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搁下“国家命运问题”，“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联共政治局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对此辩解说：这不能错误地解释为“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17]这种辩解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是一份迫使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关于对待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问题，联共中央认为：“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象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对中国现时政府方面也一样。”[18]——这是重温与吴佩孚政府联盟的旧梦。
（三）批评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维经斯基和上海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在推动反帝运动，支持冯玉祥反对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19]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20]
这就是要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为冯玉祥的人民军抬轿子，在南方为国民党做苦力。它的出发点，一是希望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讨好，争取吴佩孚政府对苏友好；二是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将来代替吴佩孚而建立一个对苏真正友好的政权。为此必须使中共屈服于帝国主义、吴佩孚和国民党。
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12月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传达斯大林上述“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时，再次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包括陈独秀）“太左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以外势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评维、陈的“计划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考虑欠周”，是斯大林的“最高指示”给予了“修正”。[21]
应该指出，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针对加拉罕、维经斯基执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联共支持冯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来考察，这条路线的确有“左”倾的色彩，但是现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且一刀切，连中共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右派都不允许，这使中共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实际上，联共中央对当时国际与中国形势的分析并不正确。因为无论国际或中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东方亮”，即使欧洲出现了联盟反苏的形势，并不意味着在东方就必然出现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状况。五卅运动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并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须实行退却。恰恰相反，南方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陈独秀实在有些想不通！
迄今已经出版的陈独秀诗集，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写的，中年的几乎没有，笔者在收集资料时，只发现一首他1925年秋写的诗，内容明显表示对上述形势特别是国际指示退让和四届二中全会上自己“退出国民党”意见被否定后的不满、消沉、希望、矛盾的心绪。
羁情脉脉感年芳，余梦愔愔入渺茫。
汉世只传方朔异，南游空叹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为鲈鱼亦归去，黄尘京国使人狂。[22]
乙丑新秋 夜坐偶咏调
独秀（陈独秀印章）
头两句表示了对当时形势恶劣和自己主张被否定后的低沉心情。“白塔”“黄尘京国”表明这首诗为作者在北京所作，应该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与北海湖之间（或在湖中划船），所以能看到白塔、明月，映照着湖中的荷花。假如北方的形势像国际所说这么糟糕，南方却充满着希望，即使不如张翰那样回归南方吃鲈鱼，我们也要回归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联共却从自己错误的形势分析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路线由进攻转向退却，并认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也应当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维经斯基被迫放弃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思想，然后再迫使陈独秀改变主张，毫无保留地贯彻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而贯彻这个指示，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五一五”整理党务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让步。经过周恩来的归纳，[23]过去人们把这“三大让步”，说成是形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标志。现在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绝密档案揭开了真相，完全是联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为，再强加给陈独秀党中央。陈独秀曾抵制过，但没有成功。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联共是怎样任意摆布陈独秀当猴耍的：先是陈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强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后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当陈这样做并取得一定成效时，又突然批评他“左”倾，又强迫他及中共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与苦力。陈本人的悲剧一是对社会的发展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原则，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摆弄；二是他领导的中共太弱小，特别是没有武装，也只有听人摆布。
国民党二大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一
关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原来的立场是十分强硬的，而鲍罗廷是右倾的。1925年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讨论有关国民党二大上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问题。陈独秀企图加强共产党力量，提议从一大时的3人扩大到7人。为此，3月2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谈到孙中山逝世后的形势及“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时，决定“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24]
但是，鲍罗廷反对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做了妥协：“同意最低限额——4人。”[25]
当时在上海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的维尔德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鲍罗廷给加拉罕的电报，并评述说：“上周，鲍罗廷同志在前往广州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会议进程、交换意见情况和相互关系，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觉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这可能是上次国际联络委员会事件留下的后遗症。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鲍罗廷还向加保证，他帮助拟定的《关于国民党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不会直接攻击右派”，但是，他却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只会待在租界里，在罢工之类事件发生后，才发出指示。他甚至强调说：“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26]似乎有改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之外，另一个根据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在联共档案中“没有找到”，但其内容自然主要是鲍罗廷的这个电报。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给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个口吻，只批评和管束中共，不谴责国民党右派。
其实，当时鲍罗廷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的主要矛盾是：鲍罗廷要求中共围着他这个国民党的顾问转，而中共力量有限，又必须开展全国的工作，难以满足鲍的要求。维尔德对此有较为公正的评价：“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同志的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确信，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它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此外，还向那里的农民学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虑到紧急派35名积极的工作人员到冯玉祥的军队，又派70人去河南军校，以及全国罢工运动的浪潮，那么应当肯定中央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可能。”由此看来，鲍罗廷对陈独秀党中央的蔑视和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少是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又瞎指挥。
但是，8月份，在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中广东地方实力派胡汉民、许崇智策划的刺杀廖仲恺事件。廖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重要的左派。而在上述鲍罗廷给加拉罕电报中，“胡汉民政府”本来是被鲍罗廷“看作是向较为革命的政府过渡形式”。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乘机利用廖案发生后的时机，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驱逐胡汉民、许崇智出广东，进而又利用国民党中枢出现的权力真空，其势力迅速膨胀。中共广东区委也利用这个形势，制定了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时执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即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共产党人的中央委员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鲍罗廷也别无选择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然而，远在莫斯科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广东形势变化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甚至对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继续执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为此不惜向国民党右派让步，更不要说蒋介石等名为“中派”的新右派了。
所以，尽管维经斯基11月11日的书面报告表示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帮助左派，击败右派，但是，最后，为了贯彻“九二八”指示和12月3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维经斯基再次被派来华“纠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叫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国民党二大问题。陈独秀被迫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将在第二次国民党大会上不增选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并且为了让对方能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还告知大会延期召开。在这次谈判后，中共中央在执行莫斯科妥协路线的前提下，确定了在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方针，并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这样在对待实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当时谁也没有认识的假左派蒋介石）问题上，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即打击右派和扩大左派，没有分歧，但对于“中派”，中央是“联络”，广东是“孤立”。然而人们不知道，特别是广东区委不知道，双方争论的背后，莫斯科在起决定的作用。陈独秀对于戴季陶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来是有清楚深刻认识的，他所以取“联络”政策，是因为必须服从莫斯科的指示。
结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在大会秘书长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使共产党人争取到了一些职位，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但在36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却有15人。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最严重的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只有一人。中执委和中监委一起开会时，就形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而且当时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陈友仁等，是很没有力量的。这就为比戴季陶还隐蔽的新右派蒋介石等上台、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辟了道路。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上中央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开始跳跃式上升。不要说莫斯科不了解情况而没有料到，连在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也没有料想到前门驱逐老右派，后门迎来更加贪婪、凶狠的“伙伴”。
这就是执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剧与国民党的关系”和“不吓跑中派和不无所谓地刺激右派”的结果。而紧接着在以下两个事件中，更加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二
国民党二大后，硕果仅剩的几个国民党左派分享了反对以谢持、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胜利、共产党同时退让的成果，汪精卫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三职，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共产党虽作了退让，也保留了中央几个部门和重要省、市党部的位置。特别是当时对国民党和广东局势有重要影响的以季山嘉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站在汪精卫和中共一边，而且对共产党倍加呵护。
为此，季山嘉明确反对莫斯科要求共产党从国民党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撤退的方针。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国民党二大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中国，在国民革命运动迄今所依靠的社会集团中，发生了角色的变动和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目前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以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姿态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离开领导岗位。”他特别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军，即所谓黄埔‘党军’”；“因为这个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个军的各个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团和连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退出国民党为时尚早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做分裂或离开国民党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需要预先为此掌握群众和为自己打下基础，那么我们离开军队……那就是幼稚的”。
然后，季山嘉提出了与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对立的四项“工作方法设想”：
1.共产党人的整个工作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该部也主管组建工农武装。
2.共产党人要进入相应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并以国民党名义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目的是防止这些组织产生右的倾向。
3.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部队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并把它们工作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4.部队中的共产党支部不公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27]
可以看出，季山嘉对共产党的确倾注了满腔热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共产党人不仅在国民党中央及高级党部内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也不小。在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特别是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共产党还掌握着10余万参加工会的工人和60余万农会会员，其中工人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汪精卫当时被莫斯科和中共视为第一个大左派，认为他继承孙中山遗志，贯彻三大政策，对鲍罗廷也十分依顺，“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并曾同意国民党二大选举时广东区委提出的使共产党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员会占多数的方案。[28]
广东以上这种状况，是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在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刘、杨叛乱战争中，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的结果。
但是，这种形势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隐藏着更大野心的蒋介石与其他各派，尤其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又说：“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29]4月9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30]可见他心中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也从老右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能公开地反苏反共，因为他当时毕竟羽毛未丰，还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即利用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努力，打倒北洋军阀和南方其他军事势力，包括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所以，他必须使用谋略。
黄埔军校中有一些自称是孙文主义学会人，与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有联系，主张反苏反共。他们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广州的商轮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黄埔港要求保护之机，由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假称“蒋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由广州到黄埔“听候差遣”。这时蒋介石不在黄埔而在省城。之后，又因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使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返省？蒋介石于是猜疑起来，认为自己没有调令，却调中山舰去了黄埔；而现在发现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舰调回省城；随即惶惶然联想起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共产党要干（掉）他”、汪精卫要“赶走他”的传言，认定此举是要“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的“阴谋”。蒋介石起初颇为踌躇，曾想离开广州退到汕头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转而与身边亲信密谋后决定，就地“反击”。20日，他宣布广州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和苏联顾问住宅。史称“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31]
事件发生当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苏联顾问团提议采取强硬方针，动员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集中，依靠当地驻防的共产党人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的第二、三、四、五、六各军，通电反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32]周恩来也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33]就是说出现了“反蒋联盟”。汪精卫更是站在这个联盟的一边。21日傍晚，蒋介石以探病为名访问汪精卫，只见汪“怒气勃勃，感情冲动，不可一世”。[34]当时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正回国述职，代理团长季山嘉支持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反蒋计划。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诺夫根据自己的判断，获得莫斯科批准后，决定对蒋取退让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