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诺夫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全体大会上做了六个小时的报告，阐明了为什么必须对蒋介石让步的理由，第一条就是“不吓跑大资产阶级”。他认为事件“是由三种矛盾造成的”：（1）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2）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向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方面摇摆）；（3）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是香港“政治买办”，“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面对这些矛盾，他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来直接实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务。”他认为“三月行动无非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此，他批评苏联顾问包括中共在广州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引起的后果是：“1.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可见，布勃诺夫为当时的广州描绘了一幅多么危险的图画，并认为这是引起中山舰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指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行为：“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在作战部队中政委有权签发每一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委有更大的权力，而且还有俄国顾问，他们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等等。对此，他提议“司令部不是以俄国顾问为首而是中国将领。这个方针当然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
具体对三二〇事件时的形势，布勃诺夫说：“在21日夜间我们接到报告说，20日行动可能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得出以下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由于作出这种让步，我们取得了某种均势。”[35]
从事件发生后一度出现“反蒋联盟”和蒋介石的冒险与心虚状况来看，布勃诺夫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即使苏联顾问团有对“中国将领”包办太多，监督太严的错误，也不能让中共陪绑，改正顾问团的错误，而牺牲中共的利益。
蒋发动此变，本来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并无必胜把握的情势下的冒险试探，所以，20日下午，他应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并表示他的行动不是针对苏联的，随后，又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呈书表示反省，自请处分。但是，蒋也没有想到，他的行为竟然把这位“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吓成这样。于是，布勃诺夫亲自出面与蒋介石谈判，蒋提出俄国顾问团包办太多等许多错误。布表示决定撤销季山嘉团长及两个副团长的职务并令其回国。汪精卫失望之极，先是隐匿不出，继之出走他国。所谓“反蒋联盟”立即瓦解。李之龙被查办，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全部被清除。蒋介石的试探性进攻得到了全面的胜利。
对这个事件，传统的中共党史著述多引用张国焘提供的谎言，说是陈独秀党中央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并派张“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纠正广东区委主张反击的“左倾错误”。[36]
张国焘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陈独秀党中央难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然后再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所以，张国焘的回忆一发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这个谎言，指出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没有派他去“执行妥协政策”。
实际情况是，上海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广州发生的事件，起初只从报纸上得到零星消息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因此除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变”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37]等到3月底，布勃诺夫回国路过上海，陈独秀才从其口中得到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并听信了布的一面之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三二〇事件的策动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意即与蒋介石无关，而蒋采取行动，是由于误信共产派有倒蒋阴谋的谣言。在驳斥此谣言时，陈又说了这样的话：“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38]
这说明，当时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广东区委及俄国人一样，还把蒋当作“左派”，不过是听信了右派的谣言。其实，蒋介石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的是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开始时，他要争取苏联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维持国共合作，打击公开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派，被苏联和中共视为“左派”。待到蒋反苏反共时，才把他视为“中派”和“右派”。这里，蒋有一个由“假左”到“右”、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中共对其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本来，事件既然已经由布勃诺夫代表莫斯科最高当局处理完毕，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从，无权改变了。问题就出在陈独秀还不想完全盲从，对布的话还是不放心，想有一点独立性，像过去对鲍罗廷那样，了解事件的详情，特别是了解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介石的态度后，再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采取自己的政策，以资补救。于是，他一面决定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陈独秀甚至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但是，张国焘去后，没有及时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对蒋政策：
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它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均中央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广东省委员），并指定彭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与鲍罗廷商讨上述政策。
但是，当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电报告鲍罗廷4月底到达广州，彭述之起身赴粤时，鲍罗廷已经先两天返回广州。他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认为“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作，势必退出国民党”；而“这个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莫斯科是不能允许的。他“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等代表的广东派）的反革命政变，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击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39]
由此可见，鲍罗廷和布勃诺夫在执行莫斯科退让路线上，出发点是一致的，把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老右派开除后还留剩的广东系右派的威胁视为最大的危险，把克服这个危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这次鲍罗廷说出了对蒋的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是为了利用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鲍罗廷就是以这个策略说服了最初主张反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斯大林后来公开把这个策略比喻为“榨柠檬汁”，宣称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40]鲍罗廷、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目的在于利用蒋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离开莫斯科的驾驭而成为反苏势力。其实他们对中共也是这个策略。不过陈独秀经常闹一点小脾气，动不动要一点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独立性”。对此，莫斯科用组织纪律和不给武器、少给经费以及所谓“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之类措施，很容易把他制服了。但是，蒋介石对苏联来了一个“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钱和武器壮大后“反戈一击”，要置斯大林和中共于死地。斯大林有强大的苏联作作盾，输掉一局无所谓，中共就不一样了。在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争斗中，夹在中间真正被双方利用的、牺牲最大的是对中国革命满怀忠诚而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
整理党务案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三
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后，大喜过望，立即酝酿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主义，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
此案当然也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这个史实，过去为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被长期埋没，1975年彭述之在批驳张国焘谎言时，才揭露出来；周恩来也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无意中作了旁证：党中央派彭述之来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41]
其实，当时鲍罗廷已经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且在彭述之组织的中共“特别委员会”上申述了与在三二〇事件上对蒋让步一样的理由。彭述之能有什么办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办法，就是陈独秀党中央的“反蒋计划”和退出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外联盟，[42]不能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三，即使他没有办法，亦不应把这次陈独秀党中央无权无法改变的莫斯科的让步，作为“罪恶”都扣在陈独秀一人身上！
蒋介石给莫斯科的交换条件是答应进一步打击他们最害怕的广东系右派，逮捕了吴铁城（公安局长），赶走了孙科（原广州市市长、孙中山之子，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和伍朝枢（广州市长，离粤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关监督及外交秘书职务，古应芬的内务部职务也将被撤销。而这些也是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得意扬扬地向莫斯科汇报说，这样处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43]
这充分说明，苏联在这场交易中是如何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鲍罗廷手中又怎样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筹码的。
鲍罗廷又反过来再给蒋丰厚的回报，竭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蒋假意“惶愧力辞”时，鲍竟声言蒋若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顾问一职。[44]
就这样，通过这次交易，鲍、蒋二人的互相信任达到了别人无人替代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只有两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45]
综上所述，所谓陈独秀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让步”，都是联共、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让步，陈独秀中共中央曾经抵制，但是被否定了，进而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又不得不违心地服从。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组织部长）、林伯渠（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等，不得不全部辞职，而且紧接着应蒋的要求，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也全部退出了学校（从此，该校成为专门培养蒋介石嫡系将领的基地）。而蒋介石则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为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彻底失败，种下了总根。
所以，陈独秀后来愤怒地指出：
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派远东局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46]
事后，连一位国际代表也承认：“整理党务案”“是在蒋介石直接施加压力情况下并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装示威之后通过的，不是根据同共产党人的协议，而是为了反对他们而通过的”。[47]
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后来的联共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恰恰把这三次让步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反扣在陈独秀一人头上，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冤案。
经过这次“整理党务案”事件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成党外联盟。他认为这时实行这种转变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并将其写进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但是）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些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48]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陈独秀的这个要求和主张。
而且，正是基于这种退出国民党的立场，陈独秀才在这封信中说：“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可是，传统党史论著，均以此证明陈独秀是接受“整理党务整理案”的。这是多么惊人的对历史的曲解。
反对北伐风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多次依靠南方军阀进行北伐，都未出师而夭折，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遗嘱的中心思想。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自认是孙中山的第一继承人，高唱“继承总理遗志”，无论是统一中国，还是实现他个人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拿破伦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打倒北洋军阀也是其实现民主革命纲领中“打倒封建主义”的具体目标，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问题，并做出“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的决定。
陈独秀虽因在上海患伤寒“失踪”未参加会议，但事后对这个决定是拥护的。
3月1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进一步表明支持北伐的态度：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纳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对势力所包围而陷落。[49]
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的思想，与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在这次北伐问题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了；革命不能在广州等死，必须向外发展。在经受了“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的打击后，鲍和广东区委以及陈独秀中共中央，都迫切地期望如此。而鲍与陈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饱受莫斯科和国民党双重打击后的陈独秀情绪消极，只得跟随鲍罗廷走，简直到了鲍唱陈随、亦步亦趋的程度。
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莫斯科这次对北伐的态度，出现了与鲍、陈相反的情况。他们遥控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为了推行所谓的“喘息政策”，它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妥协。而如果国民党北伐，一是必然引起各帝国主义攻击与国民党结盟的苏联；二是有可能在中山舰事件上使莫斯科大丢脸面的蒋介石新右派集团在北伐中迅速壮大，使其在国民党内的夺权行为合法化，越来越难以为莫斯科所驾驭；三是担心北伐导致北方张作霖、吴佩孚进一步联合进攻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为此，早在1925年12月3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为会议决议的斯大林指示就说：“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50]
内容类似的决定还在1926年4月1日、15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一再重申，并指示中国。直到1926年5月6日的联共中央政治会议得知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北伐实际上已无法阻止，而且湖南唐生智由于受到吴佩孚的压迫，请求广东政府支援，否则广州将失去湖南这个屏障。于是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在坚持原议的前提下做出一点松动：“（苏共）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但是，这月20日，斯大林等人收到布勃诺夫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又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拧紧了反对北伐的螺丝，“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51]
在以上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莫斯科如此三令五申阻止北伐，但没有成效。鲍罗廷显然由于赞同北伐或感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法阻止北伐，对莫斯科的指示置若罔闻。于是，联共政治局责令共产国际直接向中共中央施加影响。1926年6月，忠于职守，既认真执行莫斯科指示，又努力保护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趁奉命来华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会，尝试调解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北伐问题上的关系。他在这月11日报告莫斯科说：
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52]
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把说服陈独秀中共中央改变支持北伐的态度作为第一项任务。21日就做出决定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53]
虽然从1920年建党以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情谊深厚，但前者很快发现，这次劝说陈改变对北伐的态度，远比当初劝他建党难。维的理由就是莫斯科历次决定中反复重申了的，但陈对此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抵抗的理由也是之前的。在6月30日举行的远东局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这样表示：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一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54]以致维在第二天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哀叹说：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是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
但是，维经斯基远东局没有放弃，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中国实际中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情况：蒋介石已经利用准备北伐向工农人民进攻了，他让右派（叶楚伧）领导农民工作，“广东开始了豪绅向农民的进攻时期”。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维经斯基着重指出：
（广州政府的）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里，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元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55]
因此，维经斯基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56]
这对于广州的革命都要特别是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情况。原来，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从一个根据——广州政府内外危机——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伐，对外发展；反对北伐，巩固内部，互相拉锯平衡。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蒋介石利用北伐加强独裁，还加强对工农民众的进攻。这个砝码加在反对北伐一边，平衡随即被打破。陈独秀在经过维经斯基耐心劝说后终于惊醒，倒向反对北伐一边（后来维经斯基与鲍罗廷辩论时说：“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长时间交谈后写的。”），并且立即行动。首先统一中共中央内部思想。于是出现了郑超麟（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回忆的情况：
某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办公室开会，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两票对两票。反复辩论了几次，最后，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张国焘不也回骂，默然了（这反映了陈的威望，也暴露了陈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引者）。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然后，7月7日，即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前两天，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完全接受维经斯基所说的观点，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北伐观与解放人民的问题联系起来，揭露并反对在当时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北伐，主张准备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文章写道：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
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
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57]
文章最后指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地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从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察，陈独秀这篇文章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看透了蒋介石急于北伐的用心，坚持了共产党人堂堂正正的革命立场。后来北伐战争的实际进程，也证明陈独秀的这个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历史必定要走曲折的道路，北伐已经无可阻挡。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击和压迫的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反蒋派人士却积极拥护北伐，他们想从北伐中摆脱身处的困境。为什么这两个事件对鲍罗廷也是一种打击呢？因为，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鲍罗廷对其在中国两年的工作成绩十分自负，甚至在北京对来华将去广州考察的布诺诺夫使团吹牛说：
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我们从那里赶走了帝国主义，正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今后……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我们在那里已经不是外人，我们毛遂自荐，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
在广东几乎没有军阀，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在中国其余地区的那种军阀……但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蒋介石、谭延闿、吴铁成（原文如此，应是李济深，因为吴是警察局长，不是国民军军长——引者）和朱培德无可非议。[58]
可是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给了他一闷棍，彻底否定了他对广州局势乐观的估计和对蒋介石“完全可靠”的评价。布勃诺夫对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对苏联顾问的严厉批评，更是对鲍罗廷这段吹牛话语的最辛辣的讽刺。鲍罗廷在受此刺激和打击后，决心对蒋进行报复，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农的力量，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二是看不起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中蒋介石与其他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上，把革命变成单纯的在上层“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为此，他为北伐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但蒋介石和“保定派”（当时除蒋为军长的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出身——引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从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59]。
中共广东区委受鲍罗廷的影响，更饱受广东系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压迫与欺侮，积极拥护北伐，企望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进行报复，打倒蒋介石。
广东地方军政集团和其他非蒋势力，包括国民党左派和第一军除外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蒋介石离开广东或摆脱由俄国全力扶持（特别是军事援助）的蒋介石军事独裁。也有少数人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及孙科，怕蒋介石在北伐中强大起来而加强其军事独裁，对北伐心存疑虑。
所以，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一发表，广东一片哗然：国民党“中派及右派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接受黄埔同学这个控告后，开会讨论，李济深第一个站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60]
9月1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场和观点，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61]
在当时北伐已成大势的情况下，陈独秀能看透蒋介石北伐的用心，并力排众议，提出反对北伐的主张，固然表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但也表现了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因为当时是否北伐的决定权，在广东方面，主要是蒋介石、鲍罗廷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做出了反对北伐的决定，广东国民政府还是在7月1日誓师北伐。陈独秀7日发表的反对北伐的文章成了马后炮。而且由于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发动革命群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蒋介石”放在首位。于是，当中共广东区委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时，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62]所以，后来周恩来批判陈独秀说：关于在北伐中对蒋介石的方针“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63]
把北伐中帮助蒋介石坐大的罪责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真正反对打倒蒋介石而且大力帮助蒋介石的，是莫斯科。因为，他们见北伐一路凯旋，7月12日攻取长沙，9月就攻克汉口、汉阳，莫斯科立即改变原来反对北伐的态度，倾全力帮助蒋介石。结果，即使中共广东区委和鲍罗廷想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打倒蒋介石的企图，也成了泡影。与蒋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额经费及武器供应相比，在上海的陈独秀党中央既无钱又无武器，拿什么“打倒蒋介石”！
所以，对于陈独秀来说，不是要不要反对北伐、要不要反打倒蒋介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反对北伐、能不能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很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双重压制下，陈独秀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尽管他作为中共总书记和他那特殊的个性，为捍卫党和革命的纯洁性还要出来顽强地表现一番，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陈独秀当然知道是徒劳的，不过是再一次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骨头精神！
* * *
[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55、656页。
[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93页。
[3] 《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05～406页。
[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65页。
[6]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78页。
[7]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95页。
[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57、658页。
[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65页。
[1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04页。
[1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13～714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16、417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86页。
[1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07页。
[1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8页。
[1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740、721页。
[17] 《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1926年4月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94～198页。
[1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0页。
[1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页。
[2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0页。
[2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3、744页。
[22] “方朔”，即汉代大臣东方朔，传说以怪异的方式推进改革而闻名。“鲈鱼”“归去”，指的是西晋大司马张翰因不满朝政，提出辞官回家乡苏州吃鲈鱼去。
[23]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24页。
[2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90页。
[25]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3页。
[2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2～614页。
[2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8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82、85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参见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陈孚木当时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欧阳钟报告》及《欧阳钟供词》，1926年3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
[33] 《关于1924年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5] 参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99、100页。
[37]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页。
[38] 《广州事变之研究》《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9]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6、7、8页。
[40]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27年4月5日。这个讲话由于很快被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所嘲弄，没有见报。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刊于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第389～390页。
[4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42]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8页。
[43]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4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蒋介石同留守后方将领们会见时的谈话》，1926年7月26日；《鲍罗廷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附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65页。
[46] 陈独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组织机关报《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39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98～99页。
[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81页。
[5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页。
[51] 以上分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241、268页。
[5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3页。
[53]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1页。
[5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17页。
[5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20页。
[5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9页。
[57] 《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8]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17日于北京，《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47、120、140页。
[5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69页。
[60]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9～80页。
[61] 《向导》第171期。
[62] 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6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由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是从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开始的。共产党一般称其为“第一次大革命”。后来由于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大革命，遂将革命推向高潮。但由于国共两党追求的目标不同，革命一开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存在两条路线和两种命运。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追求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共产党的目标是追求人民的解放，至少在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是怀着这种纯洁而崇高的理想。他们希望北伐战争能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虽然，这一点，当时他们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也由于党的纲领所定，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理想主义者往往只见遥远的目标，不考虑当前的实际。上述在北伐开始后召开的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还在做这样的决议：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这次北伐开始后的重要会议，竟然根本不提北伐，也不制定对北伐的对策，完全是准备另一套共产党武装暴动的方案，把北伐战争让给国民党去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