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北伐战争消极，就来积极进行自己的“国民革命”，俗称“大革命”。它的目标是要解放工农大众；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北伐战争”，目标是打倒北洋政权。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与国民党的北伐宣言唱反调，提出走国民会议的道路：“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国民会议的运动“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并且为这一运动制定了一个23条“共同政纲”。[1]
北伐战争在当时被视为革命的武装打倒军阀的武装。而陈独秀党中央却高喊什么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是，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很快被淹没在北伐军胜利的号角声中了。但是，共产党依靠民众进行工农革命的原则不能变。于是，陈独秀党中央立即修正了自己的态度，首先，7月25日，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指出：“这次国民北伐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应该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2]接着在31日，又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一改原来对北伐悲观的估计，承认“唐生智已占长沙，迫岳阳……北伐军大有长驱而下湘赣进窥武汉形势”；“北伐军之胜利，已唤起了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小军阀均有输诚革命政府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次，中共中央决定把北伐战争与国民会议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各地民众积极响应北伐，赞助北伐的同时，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伐胜利的地方，使之成为“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渡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总之，建立解放民众的民主制度：“从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3]
应该说，这是陈独秀独立自主制定的路线，体现了陈独秀思想中一贯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个策略生不逢时，与蒋介石追求的“军事独裁”目标不相容，而对中共起支配作用的莫斯科，见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如此不堪一击，被自己低估的北伐军如此胜利进军，也一改原先反对北伐的方针，对中共的民众运动和民主政权不感兴趣，一心想靠有军事实力的蒋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于是，陈独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时陈独秀正当壮年，又有最美好的理想——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那时是革命潮流向上时期，陈独秀不可能认识到，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以暴易暴，很难产生民主政权。蒋介石等军阀决不允许自己打下的地盘上，建立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政权。
同时，陈独秀起先明确反对北伐，现在又连发指示拥护北伐，虽然转变得较委婉，但始终没有做坦率的自我批评。郑超麟评论说：这样，在干部中，“对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很大的打击。张国焘认为，当初不是我错了，是陈独秀错了。瞿秋白也是这样认为的”。[4]
在汪、蒋之间
陈独秀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就立即行动起来。在7月31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一号》中，分别对广东根据地、湖北、江西等战争地区及东南与北方非战地区做出了不同的工作指示，总的精神是，“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即在北伐中要“保护民众利益”，“要求政权的民主主义化”。因为，这时的广东和北伐军占领区内，已经出现了陈独秀担心的情况，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有以下记录。
张太雷说：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有较广泛的开展，北伐后，借口筹措军费，“在农民中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反对北伐。当地的市政府官员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实际上是反对农民的。广州的县长（宋子文）为了支持豪绅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处对农民发起攻势，或许不起义的农民运动就会被击溃”。
关守森（音，广东区委组织部长）说：“在北伐的借口下，他们想取消结社的自由”；“东部地区卫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农会。他宣布，他将把反对当地市政官员的行动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行动，作为反革命予以惩处”。
彭湃说：“在汕头，蒋介石的走卒何军长（何应钦）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演说，在北伐期间，罢工就是反革命。”
总之，正如参加这次调查的鲍罗廷也承认：“这次北伐使蒋介石发动的政变（指三二〇事件、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为这一政变内容的整个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5]
于是，陈独秀对北伐战争的发展更加警惕，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农民众运动上，企望以工农运动的力量战胜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势力。但是，一心想利用蒋介石进行投机的斯大林和鲍罗廷，醉心于在上层玩弄权术，不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他们只要求工农民众做北伐军的带路、侦察、修工事、救护伤员等苦力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武装起来，更不允许进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北伐开始时，鲍罗廷甚至公开对陈独秀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6]鲍罗廷为中共规定的任务是：“应当集中精力在工会和农民当中做工作。共产党人应当知道，蒋介石现在在前线作战，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要支持蒋介石。他们应该对北伐完全放心。”[7]进入9月份后，由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再加上唐生智率领的第四、六、七军在湖南、湖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实力迅速增长，而蒋介石率领的第一、二、三军在江西战场上屡屡失利，威望下降，于是，鲍罗廷为雪耻加紧进行所谓“迎汪抑蒋”（把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接回来）“以唐制蒋”活动。这种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非蒋系军官及共产党内不少人的支持。
蒋介石鉴于“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派人到上海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赴武汉，“请C.P.勿赞成汪回”，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执着于民众革命和国民会议运动、光明磊落、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不屑于鲍罗廷的谋略，向蒋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我们赞成汪回”，但有三个条件：“1.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8]对于蒋、唐关系，陈独秀党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是：“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9]
这就把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原定的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打倒蒋介石”的设想，完全否定了。陈独秀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针，除了莫斯科不允许在北伐胜利声中倒蒋之外，他认为国民党中的其他人并不一定比蒋好，正如他过去一贯反对孙中山北伐取“联甲倒乙”方针一样；另外还想给蒋介石一个回头的机会，因为对于蒋介石这个人，不仅陈独秀，包括全党和共产国际，的确还看不透。而陈独秀的根本思想还是把希望放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上，不论是北伐，还是革命。所以，陈独秀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向党内进行解释。
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取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得比蒋好……（我们）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10]由此看出，陈独秀对蒋还抱有幻想，反映了他常常动摇和妥协的弱点。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通报16日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席会议的结论：认为北伐后广东政府勾结反动势力摧残工农学革命民众，出路有三：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第一办法太危险，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11]可见，“蒋汪合作”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是远东局的方针，归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针，陈独秀不过是奉命执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揭露蒋介石突然提出迁移国民政府阴谋，企图以军挟政，要求“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各省组织自治政府，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减少军事独裁倾向”。[12]
同日发表的《中央局通告》，再次重申“汪蒋合作”“蒋唐平衡”，“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与汪精卫”，“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强调：“照以上办法，既迎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通告最后重申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之全部意义。2.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13]
其实，由于北伐进展顺利，斯大林和鲍罗廷越来越信任蒋介石，所谓的“利用”，变成了“依赖”。因此到11月，鲍罗廷及其影响下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中共广东区委和两湖的中共党组织，放弃了当初“以唐制蒋”的策略，改成“扶蒋抑唐”。为此，陈独秀党中央在9月11日专门致函广东区委，批评他们受了蒋介石的影响，意在“扶蒋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错误”。不久即证明，陈独秀的预言是多么的正确，他始终对北伐的胜利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蒋介石的用心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陈独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础上（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思想，表现在他10月17日给各级党部的信中：
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湖南矿工各省路工外，别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都能够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谈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14]
接着在陈独秀给11月5～6日给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的材料《陈独秀论农民问题》中，提出：“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15]
在这份材料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纲领，其中心内容是“减租减息”、农村政权归农民，带有农村自治的“民主”性质，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温和的、实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后，被联席会议通过。
为此，11月中旬，陈独秀党中央还特别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农委”），任命毛泽东为书记，成员有彭湃、阮啸仙、陆沉等七人。农委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湘、鄂、赣、豫、川各省农民运动，并开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11月15日，中央局决议做出了《目前农运计划》，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并具体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点地区与注意事项。[16]
过去，陈独秀曾被指责为轻视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农民运动。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说明，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也是陈独秀党中央培养起来的，陈一开始就把毛泽东放到中央农委书记的位置上。而当时进行农民运动的资历最深、成绩最大的是被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联系到中共三大前，陈独秀点名调地方干部毛泽东到中央出任其权力相当于委员长的中央秘书的事实，陈独秀对毛泽东真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毛泽东是陈独秀最早相中的“千里马”。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只是反对毛泽东式的“过火的农民运动”和无法执行的莫斯科极左的农民运动纲领。
以上史实表明，陈独秀在蒋介石独裁势头无法抑制的情势下，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这就出现了蒋介石军事北伐与工农运动竞争的形势。但由于起决定作用的莫斯科站在蒋的一边，注定了共产党工农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总之，陈独秀反对鲍罗廷、斯大林在上层玩弄政治计谋，主张主要依靠工农进行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保护民众利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革命也好，战争也好，不应该拒绝计谋。当时斯大林（鲍罗廷）与陈独秀双方都走入了一个误区：把群众运动与上层的斗争割裂开来；他们也不懂得北伐战争与民众运动也是互动的。
如此看来，对待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四种方法。两条路线是：一条是斯大林和鲍罗廷的路线，依靠蒋介石的单纯的军事北伐路线；另一条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远东局）的路线，在不反对北伐的条件下（因为北伐已经胜利展开），主要依靠工农运和动国民党左派的路线。四种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是利用（实为依靠）蒋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鲍罗廷看出蒋在打下南昌后有反苏反共倾向，开始在上层倒蒋；维经斯基主要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但为保护中共，主张以国民党左派为主；陈独秀在屡次退出国民党、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被推翻后，反对鲍罗廷的策略，执行远东局的方针，但对国民党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力量为主。就是说，他与远东局之间也有差异。
尽管如此，维经斯基还是比较支持陈独秀党中央的方针。他在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两次写信或致电莫斯科，以北伐胜利造成的工农民众受压制、蒋介石军事独裁倾向加强的危机为理由，批评鲍罗廷“三二〇”以来对国民党上层“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策略，要求“撤换鲍罗廷”，并准备推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争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即国民党左派——引者）”的政权，坚决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并认为只有坚决斗争，“才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7]
维经斯基的这些信和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怒。因为三二〇事件对蒋介石的让步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苏联国内严密封锁，不使其成为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口实。维经斯基偏偏要触动这块心病，斯大林自然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斯大林被北伐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和成功的，早在9月23日，北伐军打到武昌时，他就在度假胜地索契欢呼“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18]所以，斯大林先后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严词拒绝维经斯基的主张和建议，批评他是“左的幻想”，说这种错误会吓倒国民党并“使它向右转结成联盟”；批评他“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为时过早和极其危险”；不准发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批评发动农村斗争“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19]1926年10月，共产国际甚至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进行土地运动，[20]而这时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精神十分明确：在北伐进行中，禁止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特别禁止进行工人夺取政权、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运动，只维护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政权。这与鲍罗廷推行的策略完全一致。所以，接着联共政治局不仅不撤换鲍罗廷，还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进而改组远东局，维经斯基被撤职，并置远东局于鲍罗廷领导之下。[21]
这样，就使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线与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线发生严重冲突，而胳膊扭不过大腿，陈独秀自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关于这一点，维经斯基在下台前曾有深切的体会。
三二〇事件后，由于莫斯科认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陈独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破坏莫斯科的基本路线，直接威胁到苏俄在中国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事件后，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中共的控制。
第一，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用布勃诺夫的话说：对中共，特别是“对广州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把对它的领导工作与我们在全中国的政策结合起来”。[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则参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中央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23]。
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必须经过远东局批准，而远东局必须请示莫斯科。如此实行仅一个月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承认：对中共中央“我们远东局起了领导作用”，“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还发生“不经党中央的事先决定就派俄国同志到党的地方组织工作”的情况。这样的文字似乎是在做检讨，但并不想改，所以远东局三个月工作总结还得意地说：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我们还要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24]
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中国的局势复杂，远东局……胜任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他们发现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第一点，陈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而不是像他们和莫斯科那样“满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回答”（即就事论事，甚至颠倒黑白地说蒋介石的挑衅是中共的“左”倾错误引起的）。这表明陈独秀在某些问题上比远东局高明，看到了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由此，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自以为可以“在莫斯科领导远东的工作也是十分错误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由此导致的后果反而教育了远东局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莫斯科的路线有问题。特别是当时任远东局书记的维经斯基，一直比较同情中共的困难处境，一度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和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的主张。他认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线，对于中共来说，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抱怨说：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要事事迁就国民党；既要领导国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又不能担任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利用”，以致国共合作本来是要“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实际却在走向军事独裁。
对此，维经斯基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了解了这些，“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26]
维经斯基当时已经是一个得到过列宁赞赏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在中国工作几年后，竟有如此的认识和感慨，那么，对于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来说，执行这样一条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线，将会遇到怎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陈独秀生来就具有挑战困难和顽敌的品性，从北伐军打到杭州开始，中共中央连续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另一方面则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装暴动，更是为了抵制蒋介石到上海反共的图谋。因为这时，他已经基本上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
1926年9月1日，北上的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挥师东进，攻入江西，与在福建作战的北伐军同伐孙传芳部队。孙两面受敌，抽调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防务空虚。同时，10月16日又传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向上海进发。上海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因与孙有矛盾（孙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务帮办、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所以虞极反孙”，极希望共产党帮助其“取得上海政权”。[27]曾在孙中山时期策划过武装起义的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活跃起来，“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28]由中共上海区委出面，组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暴动。1983年公布的档案材料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这次暴动“以商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引者）为主体”，“以国民党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引者）二人为主力”；在未来的市政府中“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不拿政权”；“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29]当时钮永建号称有1000人（实际只有100余人），上海工人纠察队也只有200多人。
这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幼稚。以如此的实力，何以夺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民众的自由是靠民众政权保障的，何以由资产阶级政权所恩赐？
结果，10月23日，上海工人仓促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当天就因夏超部队被孙军击败、钮永建及其联系的起义部队临阵动摇，使工人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于是，传统观点又给陈独秀加上一条“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罪状。其实，正如上述在暴动前一天（10月22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电报所言，这次暴动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正是远东局定的方针。陈独秀只是在上海区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方针而已。维经斯基的电报称：“南方军队最近取得的胜利使孙（传芳）开始崩溃……反孙斗争正在上海广泛展开，12个月前采取的在争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帜下将孙逐出上海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排除在最近几天内成立由商人和国民党组成的、主张正式或非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委员会。”[30]
维经斯基反对鲍罗廷在上层“玩弄权术”，而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为主，加上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制蒋。殊不知国民党左派十分软弱，所以，他及远东局的策略就夹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而结果往往徒劳，不得不服从莫斯科，同时又同情并说服陈独秀党中央执行莫斯科的路线。
上述莫斯科对维经斯基的批评和惩罚，首先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失败后做出的。由于他最早看出了“利用蒋介石的策略反被蒋所利用的危险”，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他首先遭到整肃。大革命后期，特别是武汉时期，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实权掌握在鲍罗廷和罗易手中。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第一次暴动失败后第二天，中共上海区委就总结经验，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次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毫无力量，不要把他们力量看大。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的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为主体”。[31]这个方针成了陈独秀党中央指导以后两次暴动的指导思想。远东局在事实教训面前，也不得不违背莫斯科指示，默认这个方针，放弃让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暴动和掌握政权的计划。
北伐的形势发展很快。但是，随着东路军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明显地暴露出来。1927年初，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领导人，要求迁都南昌，以实现他以军制党的个人独裁，制造了一场迁都之争，在中共、鲍罗廷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击下，蒋败，但革命阵营的分裂公开化了，各种反动势力都朝蒋走来。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大资产阶级势力甚至与奉系军阀公开联络，相互勾结。2月21日，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公开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推翻三大政策，并且唆使党徒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工农组织，杀出反共第一刀。接着，从九江、安庆，在北伐的同时，一路反共，杀到上海。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见此情形，怒不可遏，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和批判。
1月21日，陈独秀借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发表文章，对蒋介石与各方反动势力勾结和革命形势的危急做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接着，他列举了报上刊登的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安福系、上海的买办阶级等所说的引诱蒋介石反共反苏的话语和给予的一系列互利互惠的条件，惊问（实问蒋介石）：“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进而又说：
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32]
过去中外学者在批判斯大林时，都说只有托洛茨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提出过警告，斯大林被北伐的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去！以上证明，比托洛茨基早三个月，陈独秀已经用十分明白的语言，发出了这个警告。
2月16日，陈独秀又以“实”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呼吁人们：“留心着，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33]同期又以“独秀”发表《张作霖宣言之解剖》，以张作霖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之宣言，呼应上文指出：张作霖“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34]
3月12日，针对蒋介石2月21日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指出：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之自然流露”。[35]
3月18日，陈独秀发表题为《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一文，直接在标题中点蒋介石的名，警告蒋介石：“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要求蒋介石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煸惑、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3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军打进浙江省时，中共中央决定既不想完全让北伐军攻占上海，也不等到北伐军攻打上海时扮演配角帮助拿下上海，而是抢在北伐军攻占上海前，亲自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所以，暴动目的宣传上是配合北伐，实际相反，主要是反蒋，与蒋争夺上海市政权。这充分表明，陈独秀党中央已经完全认清蒋的反共真面目，不再对他抱有幻想。正如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1月25日传达中央指示时所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C.P.，而爆发直接冲突。”[37]2月16日，在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举行第二次工人暴动时，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又称“士炎”）强调了这次暴动“革命的前途”“反蒋”的性质，按照“中央及国际报告”大纲，要有系统地做好宣传工作。他又说：中央“要我们赶快做反英运动”；“现在蒋介石要来，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会议决定：“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表示民众力量”；“我们现在要给民众知道，蒋实反革命，说北伐军、国民政府很好，而蒋不好，再将蒋之罪状宣布，特别是工人群众。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38]
第二天上海区委发出的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更是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宣传”，并且列数了蒋介石的九大罪状。[39]
因为当时北伐表面上还在胜利进行，蒋又是总司令，所以反蒋斗争必须讲究策略。“只用口头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时，也只揭露事实，不予声讨。这是陈独秀提出的方针，他本人发表的以上文章就是这样处理的，即使点到蒋的名字也是只讲事实或客观反映报纸上的报道。
所以，陈独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1927年1月、2月，已经开始反蒋运动。与鲍罗廷及武汉不同的是，上海是依靠工农民众的力量，而武汉是依靠上层。
但是，由于武汉国民党上层实际控制在软弱无力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手中，他们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防止蒋介石向反共独裁方向发展。所以，陈独秀党中央在3月13日直接致函国民党中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打倒军阀“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接着责问武汉为什么不反蒋：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且有“蒋介石……现在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请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的这篇演讲。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40]
此函表明，陈独秀不仅对蒋介石不再抱有幻想，而且对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不抱希望了。这就促使他下决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不顾莫斯科的态度，在身边的远东局的默认下，独立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19日至23日，中共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但是，仍由上海区委出面组织，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在总同盟罢工后立即转入武装暴动，给敌人留有时间调集力量，结果又被镇压。工人被迫在24日复工。
在这次暴动期间，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但是当罗亦农、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与吴稚晖商量时，吴竟认为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抗议”。罗亦农等解释此委员会仅为对付军事，吴才勉强同意。同时，23日，陈独秀亲自致函吴稚晖，驳斥右派散布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谣言，望吴“万勿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41]
同日，共产党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再发动第三次暴动，陈独秀亲自参加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扩大武装组织，准备再次暴动。会议还决定成立指导第三次武装暴动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位优秀的中共领导人组成。这就坚定地表示了中共亲自掌握这次暴动领导权的决心。
与瞿秋白的分歧
但是，在暴动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始终不敢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与瞿秋白发生尖锐的对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动前夕，上海区委动员暴动的活动分子召开会议，瞿秋白要求参加会议，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则让彭述之而非瞿参加。彭代表陈独秀党中央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做报告时，没有提出“工人夺取政权”的口号。瞿秋白知道后，提出一个新的暴动提案，指出了彭的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并担心国共合作局面的破裂（这在当时的远东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拒绝了瞿秋白的提案。他们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领导暴动，参加新政权，但只能建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联合政权，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不能排挤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按照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状况，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在当时革命高潮时期思想“左”倾化的氛围中，这种思想容易被视为“右倾”。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动引向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评过陈独秀。这时在他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严厉指责党在“二暴”中的错误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即没有竭力鼓励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42]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评当时有崇高威望的“老头子”陈独秀，只敢批评紧跟陈独秀的党内第二把手彭述之。因为，他写了《意见书》后就离沪去武汉，埋头撰写长篇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又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批评“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批评1923年以来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放弃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错误。所以，瞿秋白没有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动。
他的这篇长文章在4月中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散发。瞿秋白的主张和行动，为中共五大前后莫斯科寻找陈独秀的替代者、五大后陈独秀实际靠边站和最后把大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陈独秀，客观上提供了炮弹。
说是“客观”上，是因为瞿当时不了解真情，并不想陷害陈独秀，只是他的“左”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
实际上，在他离开上海后，陈独秀党中央在总结“二暴”失败教训后，接受了他的批评，拒绝莫斯科“不准暴动”的指令，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形势，领导“三暴”取得了胜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维经斯基报告，远东局支持中共中央准备进行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时，斯大林主持的联共政治局会议就做出决定：“远东局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43]
这个决定表明：莫斯科仍坚持10月29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维经斯基信中的立场：“广州胜利后形成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广州和浙江的军队来成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政权委员会（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时，远东局的设想——引者），那这是合适的，但要靠武装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泪之中。需要小心谨慎”。[44]
看来，莫斯科担心的是上海暴动失败于统治上海的奉鲁联军旧军阀，而不是暴动成功后的中共和工人群众淹没在蒋介石屠杀的“血泊之中”。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指挥者与身处上海复杂局势中的中共中央不同的感受和对策。不过，今天看起来，不管是失败于旧军阀，还是蒋介石，对于中共和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为中共以后走农村发展的道路和用正规军夺取政权，取得沉痛的教训。
在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发生分歧同时，莫斯科的驻华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之间也发生了更严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前夕，青年国际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共产国际远东部成员（负责指导中国共青团）N.福金、共产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A.阿尔勃雷脱三人给联共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详细检讨了“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变”，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上海暴动的失败，宣称：“最后使我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的支持……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立即加以干涉，则它对于党及中国革命，都会发生严重后果”。该信认为错误和危机的总根源是：中国党的领袖们“仍旧以为：既然中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则由此人们只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权与经济状况中的一些微细的改善。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表明，这三个人是站在把中国革命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考察国民革命的，与瞿秋白的观点完全一致。信中例数了陈独秀党中央在维经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一系列错误：“害怕群众运动”，“反对土地革命”，“在北伐军占领区不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武装工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参加军队”，等等，总之是在党政军内不进行“无产阶级为夺取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宣称中共党的领导“只能领导党与工人阶级走向失败与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