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错误”都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党中央忠实执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前一年“九二八”为主要内容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信中开出挽救这个危机的唯一方法是撤换维经斯基。
“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些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45]
这三个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与正在猛烈批判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那桑诺夫立即被召回国，另外两位也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被处死。但是，他们反映的情况，特别是莫斯科与维经斯基、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的关系与差别，是比较客观公道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独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从。
莫斯科显然十分重视这封信，不仅立即派来了罗易这位更有权力的代表接替维经斯基，而且派来一个“审查小组”，审查每一个中共中央干部，逐个找他们谈话，企图在中共五大上撤换陈独秀。结果正如这封信中所说，由于“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没有找到替代他的人，只得维持陈独秀总书记的地位。这是后话了。
其实，被信中斥责为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也在总结经验，探索独立领导革命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吸取两次上海暴动的教训。于是，陈独秀迅速转向“左”倾并领导起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动。
* * *
[1]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184页。
[2]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198页。
[3]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207页。
[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39页。
[6] 《告全党同志书》，1919年12月10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第472页。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97～398页。
[8]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8页。
[9]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1～72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2、223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5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5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46、247页。
[14]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32、134页。
[1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11页。
[16]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50页。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2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10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29、530、588、589页。
[1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37页。
[19] 以上两个决定，分别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04、623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7页。
[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特字第68号）记录》，1927年3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51页。
[22]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0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258页。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5页。
[24] 《远东局的工作报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50、352～354页。
[25]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192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41、50页。
[26] 参见《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17～619页。
[27] 《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档案馆藏。
[28] 《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926年10月17日，《教育杂志》（伪装本），中共上海区委油印刊物。
[2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政治部政治宣传大纲》，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5、31页。
[3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88页。
[31]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8页。
[32]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 《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陈独秀原名实庵。
[34] 《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35]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36] 《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7]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38] 《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2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5、118页。
[39]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11号，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1～122页。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27页。
[41] 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877页。
[42]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2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5页。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号第50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23页。
[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特字号第48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04页。
[45] 《上海来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第140页。
十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从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败当天成立陈独秀为首的领导第三次暴动的“特别委员会”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成功后的3月30日，特委会开会共31次，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在会上都有重要发言，重大决策都由他拍板决定。虽然因在革命高潮中，有的决定带有“左”的色彩，但由于身处在第一线，对复杂多变又险恶的形势估计，采取的决策和策略，陈独秀有正确的，也有失误，但与莫斯科基本错误的指导方针形成鲜明对比。
2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告上海工友书》，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可惜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太软弱没有决心”，致使工人“孤军深入”；但“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号召上海工人加紧团结，扩大组织，准备武装，向新的斗争中去。[1]
当日晚，他在特委会议上，再次总结第二次暴动经验，准备第三次暴动时，又提出重要意见，强调“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东，因浦东码头工人及流氓都可训练”；浦东军队较少，“容易夺取武装”；一再强调武器来源是“夺取武装”，“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陈还指示党务工作“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于“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2]
陈独秀为什么如此强调工人“夺取武装”？因为莫斯科反对工人暴动，不给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早在1月21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就莫斯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写道：“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甚至在武汉也是这样，“工人们将请求政府给以武器以保卫革命和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但是，莫斯科只热衷于给蒋介石的北伐军武器和经费，对共产党的要求不予理睬。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讲话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斯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吁：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工人还“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4]本来，在前一天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亲自签署做出决定：“拨给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准备发动第三次暴动时，莫斯科又撤销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出尔反尔？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没有记载，但显然是因为得到了第二次暴动失败又要举行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和需要购买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对中共继续举行暴动。因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同时做出一个决定：“必须提请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受到巨大威胁。”[5]这就是让赤手空拳的“群众运动”去对付“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是这样，使得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让工人自己千方百计地去夺取武器，在25日、26日的特委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说：不要占机关，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
这时，陈独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暴动成功和北伐军进上海后的政权问题。
上述2月2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发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会议，参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第二天发表的《告民众书》又指出：“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政纲。”[6]
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党中央还是要建立“民主政权”，工人代表只是这个政权中的一部分，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必然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因为蒋要的是独裁政权。不幸的是，他只知道在上海举行一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知道当时中国怎么可能维持一个上海孤立的“民主政权”！
陈独秀怎样实现他的目标呢？在2月28日的特委会上，他提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改选，因吴稚晖担心C.P.太多”，“我们可以申明，并不要‘五雀六燕’，我们就以名单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诉他，要三个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单”；“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要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民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到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7]关于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作用，赵世炎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有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要参加政权，不是派代表参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须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众。在政府中力争民众的利益，在民众中要有不断的公开宣传C.P.的政治主张。”[8]
这个民选政府的方案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的，或者说是他们建议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动前，国际代表就提出，在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用以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深入开展革命运动，促进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并称这一政权“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9]这个建议在2月25日阿尔布列赫给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说他们远东局的几个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会发生罢工的时候）”，与中国同志“讨论了鉴于事态的发展是否有必要提出关于建立由工厂工人、企业职员、大学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阶层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革命政权问题。这一建议的目的是：（1）通过对这次选举的广泛鼓动可以调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2）通过这个办法可以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中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几个领袖和上层阶层同将军们搞阴谋勾当，而实际提出关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实行民主专政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10]但是，这个建议因暴动很快失败而没有被采纳。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第三次暴动时，接受了这个建议。2月25日上海区委发布《告同志书》称：“我们应该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动摇之际，举行一次总同盟罢工，集中工人阶级的势力，催促孙传芳势力之根本覆灭，取得政治的领导地位，并夺取相当的武装。如此，北伐军来后，工人阶级的势力已表现并树立起来，我们自可在政治上占得相当的地位，引导一般民众参加政权，防止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11]
所以，中共为什么不等北伐军打进上海就进行暴动，与其说是针对当时统治上海的北洋军阀，不如说主要是针对将要来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陈独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装工人对抗即将进上海的北伐军，二是用民选市民政府对抗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作为手中没有强大军队而有民主理念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当时也只能提出这样的方案，却有乌托邦式的悲壮色彩。因为，从当时中国极其顽固的专制传统来说，不可能出现一个上海民主政府，北伐军进来后，蒋介石不独裁，也会有李介石、张介石独裁。此其一。其二，中共即使有10万工人武装，也敌不过蒋介石的北伐军。所以，陈独秀美好的民主理想，正在制造一个悲壮的历史剧。它是悲剧，虽然它是壮丽的。
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陈独秀关于建立上海民主政权的设想是真诚的，而且鉴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的国共合作总方针，他当然知道这个民主政权必须由国民党人参加，并且必然以国民党政权的名义出现，所以必须与国民党上海领导人协商。恰巧当时共产党第一次工人暴动失败，又在准备第二次暴动，社会上关于“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的谣言四起。掌握上海国民党实权的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听信谣言，对去协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临时革命政府”的共产党代表罗亦农、汪寿华表示坚决反对，说：“倘若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12]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还对第二次起义中海军响应者提前开炮事对共产党不满。
陈独秀听汇报后给吴稚晖等写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谣“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望吴“万不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他解释海军提前开炮，是因“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承认这是个错误。[13]
吴、钮、杨阅此信后，表示满意。“吴说从前的确误会，我们以为C.P.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可见，当时稳定上海的国民党相当重要，而陈独秀凭其地位与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别人无法替代。为此中共特委会决定以后仍由陈与他们接洽。
陈独秀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还想收回帝国主义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无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共更是这样。更何况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向华大量增兵的时候。而2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民众书竟说：“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须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其实陈独秀还是讲究“策略”的，主要表现在为建立民主政权而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上。当时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政权性质如何，表面上都是国民党的政权。那么，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权不落在国民党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新右派手中，而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呢？陈独秀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颇费心思，最后决定以发展国民党员的名义，大量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而为了对付像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陈独秀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没有找到，但在吴稚晖3月15日未刊日记中却保留了一段精彩的内容：
夜，开会，到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杨杏佛……会内见陈仲甫致余、惕、杏三人书，录一段如左：
稚晖、惕生、杏佛先生，顷间思及三事谨陈如左：
上海市产业、文化均有高度之发展，故不得不取渐进方法，发展民众政权，而同时忽视了党的领导权也是一个错误。惟党在上海之领导方式，简单以党的机关命令行之，已万万不够（因上海民众已有组织而要求政权了）必须党之本身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党的力量充满了各方面，使党的决议都能够——在一切民众会议中充分通过执行，如此才真是以党治国，以如此方式领导民众，训练民众，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训政之精义。欲成此种训政方式（约五十人中有一党员）方能运用，即在苏省，亦须如此。然此时上海市即江苏省国民党党员，均不满万，为数太少，马上取得政权后不是党不能管理政治，便是党的独裁，所以此时省市党部宜发出紧急命令于各下级党部，大大的征集党员，上海市以五万为标准，江苏省以十万为标准（这是可能的，望稚晖先生勿以为我发疯，要送我到病院里去！）此时征集党员可以来者不拒，因为现在还在军阀压迫之下，不似北伐军到后投机分子纷纷加入也。[14]
这封信说明陈独秀一是对上海所谓的左派领袖吴、钮、杨的绝望：因为从五卅运动、第一及第二次上海工人起义中，陈明显看到这些所谓的左派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只知道在打倒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力量衰弱而且动摇，根本靠不住。但是从当时革命性质和国共合作的政策出发又不能把他们甩掉，正如罗亦农在2月24日特委会上所说：“国民党毫无力量，连钮惕生的命令都毫无效力。”在第二天的特委会上，陈独秀则说：“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现在对我们只是说，你们去做好了，没有一定主张。”[15]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罗亦农也说：“杨杏佛现在对于市党部很横行，所有市党部决议案任意更改，现在群众很反对他，我们决不去抬他在群众中的威望。”[16]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3月8日，赵世炎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问题，要使左派有群众，而且这个群众是受我们的影响的。”[17]这就是通过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吸收左派群众。这些群众，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次日，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许多领袖人才，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斗争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18]
几十年后中共老资格的党史专家胡绳在总结国共斗争的根本规律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讲这段历史（指1919～1949年——引者）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和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19]
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大量国民党左派党员，另一个考虑是大力发展共产党和纠察队，把非工人出身的先进分子视为共产党的外围，培养其加入共产党，如3月15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所说：在大力发展国民党同时，“自然随带可以发展C.P.与C.Y.的组织”；“党的内部工作，要加紧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最主要的为发展党员的工作。从上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只发展一千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此为提高党的威权最主要的工作”。[20]
其实，这个原则对于工人也是适用的。如赵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所说：“在产业工人方面，则要以全体工人加入国民党，工人群众不能同时有两个党，但现在事实上工会不能不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加入国民党，可以广大的加入，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关系。”当时上海有国民党员7000余人，但一有号召即能立刻行动的仅有2000人，其中一半为共产党员。这个数字对于进行第三次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周恩来说：“军事组织，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指共产党——引者），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21]
陈独秀建议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上海民主政府。争取群众也好，发展共产党员和纠察队也好，都为了在未来的胜利中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市民政府。3月19日，已是第三次起义前夕，在公布的罗亦农在15日活动分子大会阐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时透露：“我们在此地可以下一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是革命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此项民主独裁制之实现，我们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阻碍。因为按照共产党的目标，未来的上海市民政府“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这样的市政府就必须有三个特点：一是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参加政府。二是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不像从前的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三是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
显然，按此目标建立起来的市民政府，绝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是苏联式的苏维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时势所限，还是以“民主政府”称之。
罗亦农详细解释了陈独秀说的“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的含义：“全上海有二百万人口，其中有七八十万是中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意义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C.P.应领导工人群众，联结小资产阶级在市民代表会议中合作。这就是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实际以工人为主体，C.P.去领导。”
于是，为了贯彻陈独秀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决定，罗亦农布置关于“国民党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了“要赶快发展国民党员。上海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同情于革命，至少十万到二十五万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大大的开放门户，吸收他们进来，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职员、学生及许多自由职业的群众”。[22]
国共两党的斗争，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终于发展到争夺政权。但是从上述陈独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实际。一是他们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二是他们没有一支可以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干部队伍。而且要在一两个月内发展15万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所利用”的国民党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数量上达到了，素质上根本不可能达到。当时的工农分子多是文盲，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党员，怎么可能掌握政权，管理好国家。所以，陈独秀的这个主张只能说是“左”得可爱的绝望的挣扎。
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
3月1日，北伐军到苏州、松江，由于张宗昌为首的直鲁联军乘孙传芳败退来争夺上海，三千军队进入上海。守卫上海、松江、苏州的毕庶澄部队动摇，并有欲投降北伐军的消息。当日晚，特委会举行会议，分析形势，看到“普通人民非常动摇”，“上海将成无政府状态”，“兵工厂有兵来接洽，可出卖军械”，决定加紧准备武装暴动。陈独秀最后说：“以后口号要规定原则：一、不要笼统，要切实。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号可定：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政府，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四口号。”[23]
“收回租界”，意味着要用实际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同时，次日，中共上海区委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又称：“李宝章已跑，孙传芳已完全倒台，张宗昌的军队也四面受包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大暴动，夺取武装”；“帝国主义及军阀都惊慌，一般人民都赞赏”；“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把孙、张军阀打倒后，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组织上海市政府”。[24]由此可见，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对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看不到当时形势的复杂性。首先，北伐军打到上海，也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着让工人纠察队去先夺取上海。其次，即使共产党先拿下上海，接着面对的就是一路反共杀到上海的蒋介石军队，上海工人纠察队很难与之对抗。所以，这次暴动虽然可歌可泣，但却是一次没有胜算的冒险，而受害最大的是共产党和上海工人群众。
3月5日，陈独秀参加上海特委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时机和指挥问题。关于时机，陈独秀最后归纳为：等待北伐军“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指直鲁联军）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会议讨论了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最后由陈独秀决定。陈还决定：“党的方面士炎代理书记。”罗亦农提出整个行动由特委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处理。赵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从而确定了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总指挥”的地位。所以可以说，第三次暴动的胜利，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辉煌的顶峰，以后就风光不再了。
关于暴动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代表人数至少1000人，工人占一半。工人、学生的负责人，“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会议最后议定了暴动胜利后市政府15名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员有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7人。国民党员有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何应钦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晓籁等。[25]关于这个名单，在前一天的特委会上，陈独秀还提出：“市民政府最后必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然后打电（报）到武汉国民政府请他批准，事前就用谈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6]这个名单后来反复协商，在3月12日举行的市民代表会议上正式选出市政府成员，扩大到31人。
可见，陈独秀对此是考虑周全的，既有民主，又考虑到组织程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方案又是一个乌托邦的方案。
实际上，陈独秀对于当时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心诚意的。3月6日晚，他与罗亦农一起到钮永建办公处晤见钮、吴稚晖、杨杏佛。吴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那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说：“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十九年了”，“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27]
3月19日，北伐军白崇禧指挥的部队打到上海南郊龙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特委决定发动第三次工人暴动。陈在下午1时和晚上两次参加特委会议。当日，罗亦农下达了第三次武装暴动的预备动员令，并开始总同盟罢工。为了吸取“二暴”时罢工与暴动、夺权脱节的教训，上海区委制订的行动大纲强调：“此时上海民众的责任是：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用民众的力量，最后的根本的消灭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上海民众的直接政权。”[28]次日，为了保证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提议：国民党“市党部及民众方面，赶快派代表去见白崇禧、薛岳（当时是同情共产党和上海工人起义的北伐军先头部队首领——引者），要他赶快来取上海”。同时，中共上海区委制定了上海各部详细的“作战计划”。
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施高塔路四达里，原是一个党校），周恩来（中央军委书记）和赵世炎（上海区委第二书记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住处），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掌握情况，提供建议，参与指挥整个暴动。[29]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二暴”后离沪去汉，蔡和森在莫斯科，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上海。彭述之总是在陈独秀发言后，表示“同意老先生的意见”，被党内视为唯陈命是从、自己没有主见的人物，没有威信。
由于鲁军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溃退，上海工人暴动各区的战斗较为顺利。先是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同时，约有两三千工人纠察队与鲁军溃兵及各警署警察进行巷战。双方激战两日一夜，多数地区被纠察队攻下，敌人最后集中到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火车站一线。敌人由于有白俄装甲车及英国装甲汽车的支援，战斗十分激烈。“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线总指挥白崇禧方迟疑间，又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30]
21日凌晨3时，陈独秀亲自来到指挥部，见闸北天通庵火车站的敌人顽抗，工人起义军久攻不下，牺牲很大，曾写一字条交人送到前线，建议“把我们的武力撤退到乡下去”，条子送到时，形势已经好转，此议未被采纳。最后的北站守军大队逃散时，薛岳的部队赶到，完全将溃兵全部俘虏，并进驻北站。至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获得胜利。
1927年3月22日，对于中共和陈独秀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联合其他进步阶级阶层，乘北伐军兵临城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日，在暴动中成立的上海总工会进驻湖州会馆公开活动。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武装。[31]对于陈独秀个人来说，是他从1902年加入青年会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自己领导的革命（虽然局限于上海地区）；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成功领导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他一生革命活动的顶峰，而且是在对抗共产国际意志的情况下实现的。虽然后来他领导托派时期曾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自2月23日中共特委会成立至3月22日上海“三暴”胜利，从这期间的特委会和上海区委会议原始记录及实际运动考察，对于上海“三暴”，陈独秀处于总的领导地位，罗亦农则是总的执行者，赵世炎和周恩来次之。所以，在胜利后的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扩大活动分子会议上，当陈独秀做报告后，有人提议：“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一致拍掌）。”[32]
从“三暴”胜利后的第一天（即23日）晚上特委会会议开始，陈独秀每天都在考虑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并做出一系列指示，主要是：
1.要想法使左倾的薛岳部队“留在上海”，并同意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要求，以保护革命成果，保护工人和群众的利益；还根据“苏联同志”（即远东局）的意见，发动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团员参加该部队；选出1500工人，帮助他扩充军队。但“不要把薛岳弄得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紧他的政治工作，最后要弄到无论谁都不能来（代替薛），来就同他打，但应尽可能免冲突，同时准备最后冲突”。[33]
2.整编工人纠察队，要调得力者百余人为干部，作为纠察队中心，加紧训练；其余复杂分子，实行淘汰。
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余的送交薛岳外，暂时不能交出去。
4.因受蒋介石操纵，虞洽卿、钮永建、陈光甫、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员不就职，就取消、再选，补选；政府委员要就职，并通知领事团。
当时中共与蒋介石（26日来到上海）斗争的焦点也是这几个方面。其结果是：薛岳部队被蒋介石轻易调走，代之以投降过来的旧军阀、反共的周凤岐部队。为此，陈独秀曾主张“我们要赶快以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并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领袖，与市党部代表去找蒋说薛在沪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么办”？但都无济于事。陈为此叹曰：“留薛未见有效。”[34]
3月26日，根据陈独秀指示，上海区委发动百万民众起来拥护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国民党方面主要委员还是不就职，中间派委员就职了也不敢任职，市政府名存实亡。
最后的冲突是解散工人纠察队。陈独秀和中共做了最顽强的抵抗，25日晚，陈独秀针对所传蒋介石部队要解散工人纠察队一事指出：
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
这充分说明，“三暴”胜利以后的陈独秀是明确主张与蒋介石决斗的。他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甚至指名“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南京惨案，英美打死中国一两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35]
但是，如何与蒋决斗呢？陈独秀也有顾虑。在3月28日的特委会议上，他说：若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冲突，“太阶级性了”，“完全失掉联合战线”，即国共合作破裂。为此，他一面提出搞一个反英运动：“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这里所谓的“反英运动”，也如陈所说只是宣传、英厂罢工和抵制英货。陈的设想是蒋必不反英，民众即可反蒋：“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并提出“口号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国兵”。[36]一面则请示国际。彭述之后来回忆说：在特委会议上，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罗亦农、周恩来也是这个主张。周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他所指挥的一师驻上海闸北）和严重（他的军队分驻苏州无锡一带）可能站在我们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国际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请示外，陈独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汉，商议重要决定。
可见，虽然陈独秀和中共明知蒋要反共，却无制止的有效办法。先是想靠薛岳部队和组建左倾的市政府，说明中共实力的软弱，最后的所谓“反英运动”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三项措施反映出陈内心不可言语的无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的右派军队决斗，没有胜利的把握。所谓“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所以，中共发动“三暴”及其后的反蒋斗争，如当初的巴黎公社，乃是形势逼出来的壮举，反蒋而建立上海民主政权，并无任何可能。“三暴”胜利后的中共处于更加危险的位置上。
有学者认为，对这时的陈独秀，与其说是“右倾”，不如说是“左”倾。实则无所谓“左”与“右”，只是做了他无可奈何必须做的事情。
办法也许是有的，如发现蒋介石要动手镇压中共和工人纠察队时，立即转入地下隐蔽起来，或撤退到农村去。但是，那时的陈独秀和年轻的共产党人，在“三暴”胜利后的“头脑热昏”之中，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觉悟，二不可能做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拼命中流血牺牲，成了其唯一的命运。
问题在于，当时的莫斯科却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做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陈独秀党中央请求武装反蒋的电报发到莫斯科后，3月2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作出决定，给上海党中央发去如下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7]这就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逼蒋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蒋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