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秘密会议，在“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一面询问鲍罗廷“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一面却指示中共中央：“（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的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38]
平心而论，莫斯科的这个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义”上，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没有指出如何正确地组织防御，以保护上海的中共党员和工人的力量。而对于正处在头脑发热的陈独秀们来说，这是一个对业已开始的蒋介石反共政变示弱和挨宰的政策，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完全对立。“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39]罗还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反对国际指示。他说：“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决不投降与退却”。他认为与蒋“没有调和余地”，“我们不避免冲突”，“我们唯有与蒋奋斗，我们有实力有群众，只要策略应用得好，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何与蒋斗，他也没有办法，只说“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不取进攻的形势”。[40]罗的话显示出中共的无奈。
联共政治局所以做出以上指示，一是他们最清楚这几年来他们给蒋介石的援助之巨大与给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给一枪一弹），相差是那样的悬殊，中共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是他们对蒋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价值，就是这只“柠檬”的汁还没有榨干净；三是对陈独秀揭露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与敌人的勾结阴谋不相信，这是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不了解中国实情的死穴。因为，就在这个指示做出后第三天（4月3日）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指出中国革命分裂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呼吁立即建立工人苏维埃。[41]为此，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批驳托洛茨基，竭力为自己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辩护，说蒋“是服从纪律的”，“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会议通过决议，批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42]
于是，陈独秀不得不执行“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的指示，与当时乘苏联轮船回国到上海的汪精卫签署《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全党同志书》。后来陈独秀也称这是个“可耻的宣言”：“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43]
起草《汪陈宣言》
陈独秀党中央从准备反蒋到签署《汪陈宣言》，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莫斯科的指示对这个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从当时的档案看，陈独秀党中央及上海区委，在国际指示的影响下，也认为这是必要和正确的。
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后，周恩来把他安排到一个临时住处后，向陈独秀汇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的同志，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44]周恩来主张直接把汪送到武汉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陈同意周的意见。
但是，上海是国民党的老根据地，汪到上海后如鱼得水，处于危险境地的共产党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动，更不能限制蒋介石等在上海的国民党人与汪联络。于是，2日、3日两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等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吴自认为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摸到了共产党的底——早晚要推翻国民党，因此反共最坚决，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军将领实行清共。此正合蒋意，蒋提出马上做两件事：“赶走鲍罗廷”，“分共”。汪精卫显然没有忘记三二○事件中被蒋排挤的惨痛教训，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自图发展，因乍回国，既不了解情况，又无实力，需要等待时机再做决定，所以提出“缓兵之计”：暂时容忍，争取和平解决分共问题。蒋、吴反共，一想争取汪精卫，二要时间准备，同意了汪的主意。
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协议如下：（1）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3）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暂时取缔”，“制裁”；（4）“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指挥”。[45]
陈独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的共产党人还在梦中，遵照莫斯科指示，力图挽救危机，于是又落入蒋、汪的圈套。
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们，已经与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等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作声。陈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用吴的话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决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于是，陈被激起，答以亲笔做书面宣言。当夜，陈写了很久，即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次日，周恩来拿去给汪签字，拿回来时一看，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46]5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大报普遍刊登并宣传此宣言。
宣言称：“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这是两党领袖庄严的宣言。但是，对于陈独秀来说，本来是出于自卫而倒蒋，并不想打倒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现在做此澄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对于蒋、汪方面来说，完全是政客手段，麻痹共产党，使共产党丧失警惕。陈独秀则落入圈套，根本不是吴稚晖、蒋介石、汪精卫对手。
所以，当时各派对《宣言》的反应也很复杂。宣言公布当日，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要员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吴又故意挑拨说“汪陈宣言”“外间误会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汪大笑说：宣言“仅言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宣言“仅两党首领外交上友谊谈而已，不关于两党之政策也”。吴说：“治理中国止（只）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之可能。”
《汪陈宣言》发表后，中共江浙区委、江苏省委及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罗亦农在6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可不怀疑”。他要求“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47]
陈独秀本人也感觉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报纸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才觉悟到这是个“可耻的文件”。
这真是书生难敌政客。
陈独秀签订了《汪陈宣言》，以为上海的局势可以放心了，4月6日即登船赴武汉，因为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催促陈赴汉，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问题都应集中力量在武汉解决。
陈独秀在4月10日到武汉。蒋介石12日就在上海撕毁与汪精卫达成的协议和《汪陈宣言》，发动反共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被屠杀。史称“四一二反共政变”。
一种观点把这次共产党的灾难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和《汪陈宣言》。因为这个宣言解除了共产党的思想武装。宣言的确被蒋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说在事件发生前共产党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共产党自己有情报来源。据郑超麟回忆：
驻扎在闸北的第一师（即薛岳——引者）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一天，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甚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进攻计划了。有个黄埔（军校）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云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对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48]
请看，陈独秀的阿Q精神胜利法——蒋介石反共胜利是政治上的失败——几乎感染了全党。但这是一种充满绝望的声音。蒋介石的最后失败，不在于反共，而在于他的独裁，在于国民党官僚体制的腐败。
* * *
[1]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工友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6、147页。
[2] 《特委会议记录》，1924年2月24日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8～153页。
[3]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6页。
[4]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8～129页。
[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88号（特字号第66号）记录》，1927年2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89号（特字号第67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3、136页。
[6]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告民众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67页
[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19～227页。
[8]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9页。
[9] 转自杨天石《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5页。
[11] 《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1页。
[12]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页。
[13]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878页。
[14] 转自杨天石《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5页。
[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8页。
[17] 《中共上海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97页。
[18]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1页。
[19]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页。
[2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1页。
[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311、340页。
[22]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页。
[23]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7、249、251页。
[24]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7页。
[2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8～284页。
[26]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7页。
[27]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页。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5、347页。
[29]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30]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1页。
[31] 《徐梅坤回忆录》，未刊稿。徐是参加“三暴”的共产党骨干分子。
[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3页。
[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7页。
[34]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0、392页。
[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9页。
[3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7页。
[39]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托陈派小组织散发的油印小册子，中央档案馆藏。
[4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6页。
[42] 《真理报》1927年4月6日。但是，斯大林讲话中为蒋辩护的话，没有见报。此话保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中，后披露在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见第389～390页。
[43]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手刻油印件。
[4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当时郑超麟在场，陈独秀就住在郑的房子里。
[4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申报》1927年4月8日。
[46]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4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8]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
“不堪回忆武昌城”
陈独秀晚年在给友人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写的一首七绝诗中写了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对1927年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愤慨，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他虽为中共总书记，却受到多重包围和挤压，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为，最后还要代人受过，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首先，由于中共受到四一二政变及其后广州四一五李济深政变的打击，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急剧下降，也开始失宠于莫斯科。
先到武汉的张国焘回忆说：“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断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李大钊等人虽然躲进俄国大使馆兵营，还是被军阀张作霖的军警搜捕，于4月28日杀害）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他对同志们的责难，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郑超麟在回忆当时中共情况时说：“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到武汉后做陈独秀秘书，旁听中央会议——引者）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骂”的是陈独秀，“不敢还骂”的是张国焘。所以，郑又说张国焘“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见此时陈独秀受挤压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郑在谈到在武汉第一次旁听中央工作会议时还说：“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袁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常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2]上述张国焘大骂陈独秀而陈不敢回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造成陈独秀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武汉早已成为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动失败后，去了汉口。张国焘和谭平山也跟随北伐军到了汉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在这年4月随罗易等经广东到了汉口。这几个人，不等陈独秀到来，就在汉口成立了“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所以，陈独秀来到武汉时，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二是莫斯科正在酝酿中共五大，并计划撤换总书记陈独秀。郑超麟回忆：有一次聊天，罗亦农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拟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为什么要撤换他呢？据郑分析：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路线的。所以必须撤换他。为此，莫斯科派了几个人来，专门考察中共高级干部，找每个人谈话。于是发现能够代替陈的人有三个：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提出强硬新理论的瞿秋白，中国工人运动元老、兼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国焘。于是，“谭平山想当总书记，瞿秋白也想当，张国焘也想当。他们三个人都想抢这个位置”。[3]但是，全面综合后又觉得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信还是最大，在这风雷激荡的时期，公开攻击并撤换他，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三个候补领袖也各有问题且不相上下。
结果决定，保留陈的总书记位子，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以使他不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古代“清君侧”的策略。所以在中共五大上，最初提出来的新中央名单中，既没有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没有过去上海区委和北方区委的负责干部。这个名单实际上的“改朝换代”倾向太明显了，以至国际代表团主席罗易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4]所以，这两个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毕竟还是被排挤出了中共决策层。而且在中共五大后，他们两人和其他原来接近陈独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钊的位子，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王若飞去上海，尹宽去广东省委任宣传部长，郑超麟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实际上，陈独秀本来就没有决策权，只是贯彻莫斯科的路线而已，虽然有时还想闹点独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现在连贯彻莫斯科路线时，在中共党内的具体决策权也没有了。鲍罗廷和罗易，不再把陈放在眼里，有事多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商量，做出决定后再形式上通过一下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完全被孤立起来的陈独秀只有跟随，没有独立做主的权力。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武汉地区的土地革命时所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罗易“站在陈独秀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5]
武汉时期的陈独秀就是这样，夹在两个权势者的中间，不仅在党内受挤压，还要受这两个国际代表的夹板气。
一是当时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是神圣不可批评的，二是陈在提出异议后往往被迫违心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三是纪律不允许陈独秀向全党和外界宣示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决定、指示、训令等，于是，党内，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中，都以为一切路线、决定都来自党中央甚至于陈独秀本人。即使极少数知道点内情的人，也只敢指责远东局。
例如，4月18日，中共上海特委会讨论中共中央对沪区工作决议案，认为上海失败虽为客观环境所造成，但主观上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第一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斗争的策略；第二没有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周恩来提出错误的责任问题，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等；对于这种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领导全国……此次运动东方局也要负责”。[6]
关于执行国际执委七大路线的争斗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大革命失败“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时说：“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对于鲍罗廷，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说鲍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对。[7]吴玉章则说：有一次，陈与吴及汪精卫商谈局势，有人反映，农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亲游街，农协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暴跳如雷：“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也附和说：“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8]
这里牵涉大革命中后期复杂的理论、路线、政策和责任问题。对这些问题，当时全党思想极其混乱；这个混乱本来是共产国际造成的，而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又更加剧了混乱。
为了澄清混乱，统一全党的思想，召开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酝酿和主导五大的指导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甚至五大召开的提出，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大会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原则的贯彻等，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执行的。可以说是中共诞生以来，共产国际干涉最广、最深的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从。而在会前的准备期间，他曾做了相当激烈的抵制。
首先，五大的指导思想是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了一条一百八十度转弯的“左”倾路线，与“九二八”指示制定的右倾路线完全相反。
这条“左”倾路线的要点是：（1）莫斯科对形势的估计，原来是反对北伐，现在却被北伐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个中国已经胜利在望。这种观察，由于在遥远的莫斯科看中国，根本看不到帝国主义已经在革命阵营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这个致命的危机。（2）对国民党的政策，原来指示中共在党政军中放弃领导权，现在则强调无产阶级要从已经变得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革命的领导权，特别在军队中共产党要“担任某些领导职务”。（3）对统一战线，原来强调要联合资产阶级，现在则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就把资产阶级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评陈独秀多次提出的“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而且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原来指示不要参加国民党政府。（4）对土地革命，原来不准进行阻碍北伐的农村斗争，现在强调革命的“重点是土地革命”，否则“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5）对革命性质和前途，原来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现在则提出革命发展的前途将“超越资本主义”，“走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斯大林说：“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国家”。
这样就把全党的思想完全搞混乱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秘书的陈修良回忆这种混乱以及陈独秀靠边站的情况时说：
共产国际执委七大后，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口号不大明确，是指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作为一个目标奋斗，当时都不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解。我曾问过向警予同志什么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说：“当时中央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人说：中国处在俄国的二月革命时期。还有一种人说：中国已经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论不决。”当时由于对革命的阶段问题不明确，后来又对于苏维埃政权口号不理解，到底是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搞民主革命，说不清楚。
瞿秋白当时是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经常讲这个问题，市委的干部训练班上也讲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任务是打到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看来也非当即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一提出，对于城市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就有争论了，城市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有分歧了。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听到公开的辩论，我们听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实际行动上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口号还是“国共合作到底”，其实内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变后明朗化了。不过武汉还没有公开化，党内也并无什么组织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甚至有不少在武汉政府工作的党员，大吃大喝之风相当盛行，女同志多喜欢找军人结婚，因为他们钱多，其中有许多是党团员。无怪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对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时武汉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汉政府不失败才是怪了。”可知人们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陈独秀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跃，如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俄国人——国际代表特别活跃，常常公开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他们都说：“中国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9]
上述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精神，完全根据斯大林11月30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10]
为什么说这是个“左”倾路线呢？
从理论上讲，当时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惯性力；二是由于苏联总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中国”式的“友好邻邦”——“红色殖民地”；三是由于中共和工人农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发动起来，也时时想在行动上超出“国民革命”允许的范畴。就农民运动而言，北伐战争的进行必须有农民群众的帮助。而农民一起来，首先要求减租减息，进而要求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正当要求。但是农民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须摧毁旧政权和旧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于是一场尖锐的农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当时情况最为复杂和微妙的是，由于北伐军官家属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工农群众一起来闹革命，就直接触及他们的利益。曾在广东帮助毛泽东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任中共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陆沉，在当时就对维经斯基说：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新阳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部分是交给县当局，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最近省农民协会处理了165名因从事各种反农民的活动而被农民逮捕的绅士。在该省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县，村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农民协会手里”。[11]
不仅农民运动如此，城市里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相当“左”倾的状况。刘少奇后来在给宋亮的一封信中谈苏区工人“左”倾问题时说：“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和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12]
而工农运动自身也分裂了，农民协会到城市中来捣毁过左的工会。这说明农民运动也并非都是走极端的。所以大革命最后的失败，除了国民党反共这个主因外，也有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当时中共和工农都在幼年时期，这些问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单纯归结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是简单化了。不如说是共产党自己打败了自己，不能完全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
这就出现了一种讽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军与北洋军浴血奋战；一面是在后方，工农群众革北伐军军官家属的命，甚至农民革工人的命。所以，陈独秀说这“简直是乱搞”，并非言过其实。这样的革命怎么可能持久？怎么可能胜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陈修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到上海工作后说：“我到上海后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上海人拥护国民党，不拥护共产党，上海工人也并不拥护共产党，他们对共产党好像共产共妻的谣言很多，我很不开心……觉得非常孤独。”[13]这是“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莫斯科及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已经没有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当时情势下，怎么可能去贯彻国际执委会七大会议的路线呢？而且，这条路线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点：第一，上述一系列转变，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现，而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线的。第二，《决议》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产党员去掌握革命领导权，同时又强调“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第三，国际的决议做出后一个月，又给中共一个指示否定决议的精神，强调“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排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在接着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规定：“共产党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党应设法使党员担负党（国民党——引者）内的领导职务，但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14]
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七大路线和莫斯科为执行它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陈独秀党中央和国际在华代表无所适从。所以，陈独秀开始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再加上当时中央委员和各级干部为了领导紧张剧烈的革命运动，也很难集中，他主张推迟五大的召开。对此，从当时的鲍罗廷、远东局和罗易到后来的学术界，一直指责陈独秀在党内“不传达”“正确的国际七大执委决议”，对其持消极态度。这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连布哈林在国际七大执委会议上的报告也承认：“问题难就难在我们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军队和革命地区”，最后只能“在我们主宰的地区通过渐进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5]（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于前期推行右倾妥协路线的结果，在右派掌握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情势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以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为例，国际执委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翼手中（六个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是不受欢迎的。维经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蒋介石掌握国民党领导权时，共产党“没有参加政权的可能性”。[16]但是，在“四一二”后，武汉成为所谓左派政府时，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决定，让谭平山和苏兆征分别担任农民部长和劳动部长时，他们却长期受到排挤，连一张办公桌和工作人员都没有，因此根本无法工作。最后，为了缓和紧张的国共关系，不得不“辞职”。
但是，执意贯彻这条路线的罗易和多里奥（与罗易一起来华的国际代表，法国人）向莫斯科告状说：“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4月）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指上述国际执委七大决议——引者），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十分勉强地做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辩难”二字，说明通过这个决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不仅如此，决定还异乎寻常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国际）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又指示各地党组织，在讨论和执行国际提案时，“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18]
但是，革命局势的发展不出陈独秀所料，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始公开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进一步具体化，并令中共立即对“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变”。斯大林这天签署了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九条决定，其主要内容是：（1）改造国民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2）改造军队。“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工作”；“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必须加强军队中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19]。
这个“三三”决定，似乎摸到了中国革命危机的症结所在，即由于推行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党政军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实际上是联共和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不让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现在，一下子要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党政军领导机关，夺取领导权，无疑是水中捞月。况且连国际执委七大决议都承认：“自广州政府建立以来，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中。”掌握军队的又都是新军阀，岂能让共产党来夺权。所以，他们用屠杀和“礼送出境”的办法，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有些当了军“政治部主任”等，只能做军事长官的帮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说“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和“三三”决定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必须通过武汉国民党政府来执行。特别是“四一二”之后，斯大林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作为依靠对象，称武汉成了“革命中心”，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于是，国际新路线还来不及贯彻，形势就急剧恶化，发生了上海和广州等地的反共政变。武汉地区内部也不断发生军官叛乱的事件。
对此，罗易等人不敢追究莫斯科的错误和责任，却把责任推到陈独秀党中央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状说：“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罗夫（即罗亦农——引者）、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即维经斯基——引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21]甚至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最终“理解了决议”，“但把它压了一个多月时间（到3月初）。并说他们在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持保留意见”：拒绝参加政府和国民党机构；不同意让工人大批地加入国民党，也就是隐蔽地退出国民党；借口广州军队是军阀军队，不同意争取军队；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思想是与国民党所赞成的上海国民代表大会相对立；等等。[22]
从罗易的这封告状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内心深处还是坚持“国民革命”的理论和“退出国民党”的方针。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于是，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使中共更加陷于混乱，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大会仍由陈独秀任执行主席，并代表中共中央做两年来工作报告。报告检讨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过去反对孙中山北上、主张退出国民党、没有积极地坚决地帮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动时没有估计到敌人的力量，马上想在上海实现民主专政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了一个领导人勇于承认错误，不搞文过饰非的磊落态度。在中共党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会上能做这样的自我批评，是极为罕见的。其实在这个检讨中，由于国际的压力和党内的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之言。例如：谈到三二○事件时，他说：“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却—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前述国际绝密档案表明，这些想法、意见和措施，都不是陈独秀的，而是处理事件的布勃诺夫为首的苏联考察团及鲍罗廷的。因为陈当时被迫同意了这个退让方针，所以，他必须为它辩护，否则就是“反国际”了，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