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他不能或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明真相，但是，他又暗示退让方针是国际决定的，而自己曾提出“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退让方针，他明确指出：“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这实际上向全党暗示三二○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蒋介石的整个退让方针，都是莫斯科决定的，中共中央不过是执行而已。
关于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大胆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三二○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是当时年幼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宝贵探索，而这也就是陈向国际提出“退出国民党”策略的真实用意。
同时，这又说明在国民党右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面前，特别是四一二政变后，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并非错误，只是因为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才成了“错误”。
其实，在大会上，陈独秀就像一个傀儡，蔡和森说：“独秀在五次大会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规定的。”[23]罗易本人也直言不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了这个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他这里用了“长时间的反复磋商”，说明陈独秀党中央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抵制，但是无效，因此，在五大上，陈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还处处受到批评，并反映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
大会上争论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发展（包括北伐）方向问题上。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一贯主张实行温和改革的“减租减息”政策，后来由于两湖地区出现农民夺取土地的自发的土地革命运动，他在同意没收大地主、军阀和劣绅土地的同时，“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反对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制止乱捕乱杀。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主持的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又称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陈就与多数同志一起坚持这个主张，反对急进的土地政策。为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只“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开幕前一天），他在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上发言说：“这个问题甚复杂，牵涉甚大，全部的问题，现在在革命的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方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际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我的意思，方法与原则是可以相符的。”接着，他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七条意见，其中强调“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24]在当时武汉地区和两湖农民运动高潮中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在接着举行的中共五大上通过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规定：（1）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2）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3）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25]
实际上，正如陈独秀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所说，考虑到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和两湖地区已经出现的过火情况，他认为这些土地革命的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提出先进行北伐，等打到北京（军阀政府）后，再进行土地革命主张。这被称为“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鲍罗廷也是这个主张。
中共五大虽然吸收了陈独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见，却还是处处挨批。因为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后，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新方针的罗易，主张在北伐军占领地区先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再谈北伐。这是“先深入，后扩大”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拥护。
这样，在中共上层及国际代表方面，两种意见始终尖锐对立，不能形成统一的指导意见。
实际上，在激进两湖地区，已经形成类似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自发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区，则由于反动派及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强大，连“减租减息”的政策也不能实行。造成这种复杂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陈独秀的责任。因为，他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共产党方面说，主要是党的成熟程度决定的，即从事农民运动干部的数量和政策水平，不可能把农民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
请看联共（布）、共产国际提供的档案证明。
在三二○事件前，鲍罗廷自认为掌握了广东大权可以无所不为时，也对广东的农民运动无能为力。当时广东有92个县，4000万人口，60万农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但当时全国共产党员只有4500人。鲍罗廷说：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职业共产党员”做这60万农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这种自发行动”，“这意味着必然发生内战，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住农民。即使有更多的共产党员，我们也无法制止农民为实现自己迫切的要求而进行斗争”。[26]
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之间、鲍罗廷与罗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内战”。前者要想控制农民运动，后者则崇拜农民运动的自发性、狭隘的报复性和盲目的破坏性。
到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辖区达四个省约1.5亿人口，共产党员虽了有了大发展，达到1.5万多名，但在这么广大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维经斯基说：中共“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开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经费”；“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员而喘不过气来”[27]。谭平山则指出：新党员60%是工人，来不及进行培训就投入斗争，“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农会的领导权，但是党太小，有许多农民组织是在反对地主、土匪和政府军的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党还不能完成在这些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工作”。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无法解决的困难是，由于国民党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权，竭力破坏农民运动，经费问题，“党无力独立地加以解决”[28]。1927年1月，共产党员的人数达到5万名，维经斯基更是感叹道：一年多来“党大约壮大了10倍。没有足够的力量用来改造最近几个月涌入党内的群众”。[29]
至于说到陈独秀“反对武装工农”这一大罪状，已如前述，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干部和经济上面临的困境，是不应归罪于陈独秀的。陈本人是很想武装的，否则他怎会亲自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中山舰事件时，“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指鲍罗廷——引者）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因此遭到拒绝。[30]
关于革命发展方向，当时有两层意思：一是北伐战争向何处去？二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发展？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革命完全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这个问题，中共五大上出现了四种意见：一是继续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呼应，向河南省推进，直捣北京。二是东征蒋介石，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见。五大前他们就致信党中央，指出：“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京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31]三是南进广东，打倒李济深，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四是向西北发展。这是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东南反动势力太强大，向西北发展可以接受苏联援助。当时这种意见被斥为“向西北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由于罗易实际上操纵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严厉批判了鲍罗廷、陈独秀“先扩大，后深入”的主张和向西北发展的路线，决定了先在武汉地区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
这使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难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汉等“死”了。
其实，在中共五大上争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共产党的发展已经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而武汉的北伐方向决定权掌握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手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被正在动摇、即将反共的唐生智、朱培德等新军阀所操纵。他们是绝不会服从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大必须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无论是改造国民党、深入工农运动，还是争夺革命领导权，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所以，决议案又狠批陈独秀关于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才能执行独立政策的主张，宣称：“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性；（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主张……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32]
就这样，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左”倾的决议案，企图统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败的革命，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陈独秀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由于在会上处处挨批，威信扫地，更被国际代表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放在眼里了。
陈独秀根本不想接受莫斯科和罗易推行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于是，他除了消极应付以外，只得跟在鲍罗廷后面跑。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陈独秀消极抵制国际执委七大路线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经被罗易和远东局中的激进派视为机会主义者。但是，致使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和全体中央委员及国际驻华代表共同抵制所谓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
中共五大闭幕不久，即1927年5月18～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会议，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继续依靠武汉汪精卫推行的中国路线，顺带也点名批评了陈独秀的两个思想：“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将政治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33]他坚决主张保卫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发展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并要求把反对派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批评公之于众。这表明双方斗争已经白热化。但他毕竟是少数派，他的主张遭到大会的拒绝，并被斥为“反党罪行”。全会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分裂行动，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这就减弱了国际中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主张的力量。
受到托洛茨基攻击的斯大林，决心坚决捍卫他的“国共合作”主张，并进一步向“形左实右”的路线发展。早在中共五大结束后的5月13日，斯大林主持联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给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发去电报，提出三点建议：（1）在“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这里虽然有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时的主张之一“反对没收北伐军人的财产”，但是，没有明确对中小地主的政策，实际还是没收一切土地。（2）“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3）“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34]
现在没有材料说明这个电报是否发出，陈独秀对此有什么反应。但是，它却是紧接着发出的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的雏形。因为，正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期间，5月21日，武汉国民党第三十五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反共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指示，组织长沙附近农军于30日围攻长沙的叛乱部队。汪精卫得知后大发脾气，指责事件是由农运“过火”引起的。鲍罗廷怕国共破裂，主张国共双方组织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过火”。[35]陈独秀为此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也一面批评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动摇”，一面批评“贫农幼稚行动”；同时指出“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36]于是，陈独秀签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同时，鲍罗廷率领国共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去长沙查办许克祥，遭到许的恫吓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党内激烈争吵。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过蔡和森提出的强硬方针《两湖决议案》，号召农民依靠自己的势力解决许克祥，自动没收土地，发展5万以上农军，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
这说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顾国共合作破裂；要么维护国共合作，而阻止农民革命；对工人运动也是如此。
总之，在群众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再加上共产国际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产党的理智决策与感情用事，很难达到统一。正如陈独秀的秘书黄阶然后来回忆的：当时陈独秀十分苦恼，白天去开会，“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深夜一、二点钟”才睡，还不断地对天长叹：这种政策“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37]
正是在这革命危机的情况下，5月30日，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处理了托洛茨基问题后，联共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决定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发去了被称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的电报：
1.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的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6.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38]
这个指示中，第二条比较理智，也与陈独秀的主张相符，但在这个指示的原始档案披露之前，人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本人在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败后）所做的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39]演讲中精心摘取的内容，没有以上第二条。
这个指示中的第四条，即要共产党“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一直被作为斯大林重视中国武装斗争，陈独秀反对武装斗争的重要证据。其实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许共产党组建自己的军队，甚至不允许武装工农。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早在大革命初期，莫斯科领导人对共产党人掌握军队，似乎有所考虑。1925年5月5日，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曾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会议还做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队和提供50万卢布、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的决定。可是，不久改由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因此这年出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九二八”指示中这样的文字：“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战斗力和为未来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而是“巩固和加强军队”。为此，“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而且“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从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计阻止和限制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的发展。
后来，维经斯基等国际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武装工农，特别“在农村，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40]但莫斯科始终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国际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拟答应拨款10万卢布，但因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临时取消了这批拨款。只是在3月22日上海暴动取得胜利后，24日举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才做出一个事后追认的决定，致电鲍罗廷并转国民政府：
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这说明，在莫斯科看来，中共在上海接连三次武装暴动和武汉收回英租界时建立的工人纠察队是非法的，现在被迫承认，也用“为数极少”来限制它。
莫斯科为什么如此害怕工农武装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装会吓跑国民党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此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认为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才能战胜北洋军。在国民党军队纷纷叛变时，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公开宣称：“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紧急指示”，却突然要中共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7万人的“可靠部队”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话说“不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现在的军队”，显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斯大林联共中央政治局，又两次致电鲍罗廷等，同时也带上了陈独秀中共中央，强调“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并点名武汉的张发奎部队，可以视为“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43]这就是后来大革命失败时，造成工农武装涌进张发奎部队和南昌起义时打“国民党”的旗号，拥护张发奎，向广州发展，最后又遭失败的最早的最高指示。这种“遥控”，而且具体，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败和牺牲。
鲍罗廷、罗易等，对联共最高当局的这个紧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7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落实。
在会议上，陈独秀大胆、直率批评“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逐条分析批驳了“紧急指示”：（1）关于土地革命，陈认为“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2）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陈指出：“国民党的领导机构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3）关于组建工农新军，陈认为“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因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必须要“同军阀进行接触”，“进行谈判”。在“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4）关于组建革命法庭，陈认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44]
这是陈独秀主持中共以来第一次明确抵制莫斯科指示。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一是由于受到工农运动的冲击，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控制在反对工农运动以至反共的军阀、政客手中，想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贯彻紧急指示，等于让他们自己打倒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二是如果让共产党依靠工农的力量去执行，实质就是让共产党去打倒国民党，但是，由于北伐以来国民党新军阀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共产党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国民党的压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每一个中共领导人和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远在莫斯科的领导人不清楚。所以他们才凭主观想象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发来这种形左实右、矛盾百出、无法执行的指示。在这次会议和以后几次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上，陈独秀一直坚持上述态度，甚至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45]鲍罗廷也明确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甚至“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认为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共产党人应该反对国民政府，而这必然会导致十分危险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则担心莫斯科出尔反尔：“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瞿秋白口头上“完全同意”莫斯科指示，但也“回避明确提出问题”。[46]
只有罗易一人认为可以执行“紧急指示”，他只是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有点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即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才可能“挽回局面”。正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所说：“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说：“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而“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还对罗易进行封锁：“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我没有钱，甚至党的预算也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鲍罗廷恰恰因为执行“过去的政策”的成功，在前一年北伐高潮中，获得了斯大林颁发的红旗勋章，深得联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罗易不敢明说撤换鲍罗廷，只说：“所有俄国的负责同志都认为局势危险，并反对鲍的政策。情况不正常。一个人无视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负责同志都不能监督他……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而对陈独秀则完全不一样了，罗易用严厉的口吻说：“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这里必须创造条件使你们的指示得到有力贯彻。”[47]然而，即使从罗易自己汇报的情况来看，造成革命危机“主犯”是鲍，陈不过是“胁从”。
这里，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罗易创造了“放弃主犯，专打胁从”的模式。因为鲍罗廷的政策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政策，这就注定了罗易的最后失败。但是，他创造的这个模式，却被不断模仿，大家都来把全部脏水泼在陈独秀身上，而把斯大林视为“完全正确”的化身。
罗易在电报中批评谭平山遵照鲍罗廷的主张而率考察团（鲍罗廷也参加）去长沙解决马日事变时指出：“陈（独秀）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诬陷陈“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动’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向农民进攻”。为此，他不仅主张撤换陈独秀，而且首次提出：“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他说：“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体建议是：“在国民党内设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由拥有同样全权的鲍、加（伦）和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是罗易自己——引者）组成的三驾马车应对整个工作负责”。他强调：“尽管有莫斯科的正确指示和极大帮助，但当地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组织措施，就会丧失一切。”[48]
在当时站在中共之上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鲍与罗如此对立的情况下，再加上当时极其混乱的局势，陈独秀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不是可想而知吗！
在对待“紧急指示”问题上，柳克斯也赞同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这样，“不能执行”“紧急指示”，就成了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讲实话，对莫斯科说“不”，鲍、柳二个俄国人深深地知道，会遭到怎样的命运。于是，书生气十足而又不设防的陈独秀被引进了圈套：本来应该由三个外国人向莫斯科报告的任务，却由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
6月1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会议和联席会议讨论的情况，致电共产国际再次详细解释了暂时不能执行“紧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开展是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他们用来反对土地革命的借口，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等等。“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陈独秀毕竟“高高在上”，了解情况不深，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陆沉除前述农会私自处死大批绅士外，还说：“过去由县司法机关审理的所有诉讼案件现在几乎都在农村就地解决，县司法当局抱怨无事可做”；“地主和豪绅大批迁居城市，他们当中最反动者的财产（包括土地）被农民没收。仅阳新县就没收这种财产达100万元。湖北全省所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价值，据省农民协会计算达2000万元”；“在罗田和黄冈两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地主自己自愿去农民协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害怕农民，一旦暴力没收，农民可能不仅没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财产”。[49]
当时国民党著名学者陶希圣因不满武汉工会、农会的做法，几次阻止农会滥杀无辜农民，而被农会捕走。陈独秀得施存统报告，下令释放了陶。后来陶希圣投桃报李，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后，生活困难，陶曾聘陈在他主持的艺文研究社刊物上写稿。
一是武汉地区的农民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二是共产党又处于幼稚阶段，没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加以引导。所以，农民运动出现上述“过火”现象是必然的。问题是对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陈独秀给国际的报告就以湖南为例子说：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速，但“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件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最后，陈独秀为了照顾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说服他们放弃错误的指示，苦口婆心地说：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收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50]
这里，陈独秀再一次表示了两个与莫斯科完全对立的立场：“紧急指示”行不通；汪精卫不可靠。[51]
但是，第二天，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告发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国际指示，“共产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并逐条驳斥了陈独秀的报告：“第一，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有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引者）只是原则上作出了没收（土地）的决定，但把没收的具体实施时间作了无限期的推迟。第二，湖南的将领们多数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第三，关于过火行为的说法基本上是虚假的，是为宣传目的伪造出来的。第四，国民党在夏斗寅叛变前就反对土地改革。第五，湖南多数农民协会不是由流氓组成，而是由佃农和贫农组成的。当然无地的农民更为革命。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2]
被“四一二”之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继而又被急转直下的挫折撞得头破血流，同时遭到托洛茨基反对派猛烈攻击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莫斯科最高当局，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们哪听得进陈独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绝执行“紧急指示”——拒绝挽救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制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罪名（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又被升级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莫斯科见罗易借批判鲍罗廷而否定“四年来”的政策，当然不能听他的话而撤换鲍罗廷。罗于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紧急指示”的副本送给汪精卫，想依靠汪来挽救局势，并且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见后“非常吃惊”，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陈友仁得知其内容后，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于是，他们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长情报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向汪精卫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立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个严重事件，也报复了这位多次向联共最高当局告他状的印度人。共产国际不得不做出撤职、“召回”罗易的决定，批评罗“违反了纪律”，“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并任命纽曼来华接替他。[53]
自以为忠于莫斯科的罗易，被这一闷棍打得晕头转向。他在6月28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表示强烈抗议（虽然他必须服从国际的决定）：“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这里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我严格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你们的指示行事，共产国际却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违反了纪律，无视和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将在莫斯科证明，对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后，他又说“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陈（独秀）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局势非常严重，“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却要召回自己捍卫了正确政策的代表”。[54]
看来，罗易也被莫斯科混乱的政策弄得满腔悲愤。
面对罗易造成的更严重的危局，鲍罗廷“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并再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55]
其实罗易深谙莫斯科的想法，即依靠武汉国民党来拯救革命。不过他的行动如毛泽东后来的评价是“冒失鬼”而已。于是，罗易被撤回后，出现了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斯大林亲自出面直接向汪精卫做工作。汪精卫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于是狮子大开口。他曾对罗易表示：“同意此项计划，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时到来”[56]，并要求1500万卢布。罗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致电汪精卫：“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支持土地革命的农民……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同时向汪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并说明“现在我们无法满足”1500万。但第二天斯大林得到武汉回答，不提供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复：“再给武汉国民党政府汇款200万卢布”，同时指望第一笔汇款能用于“组建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30日的联共政治局会议记录称：“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57]斯大林在苏联南方索契休养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解释这种“金钱外交”时说：“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性，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58]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谈到了苏联承认蒋介石的问题。斯大林说：“三年前我们承认了张作霖。如果问题发生在现在，我们就不会正式承认他。现在承认蒋介石，就是打击武汉（武汉还存在）和向张作霖挑战（请回忆一下中东路事件）。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最好等一等，要维持现状。”
这简直是在赌博，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因此这次连提也没提一句。而对给了中共巨大打击的蒋介石，连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反而要承认他，现在只是考虑使武汉国民党的面子问题，暂时等一等，看来，早晚是要承认的。
被撤而尚未离华的罗易见斯大林如此“慷慨资助”汪精卫，深感委屈。他在6月29日直接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讽刺地说：“尽管有对我的荒唐指责，我还是对于我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满意，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整个活动时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忠实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证明，从我到这里时起，我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共产国际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损害我的名誉的同时，承认我的所有建议都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这个事实令人振奋。”[59]
是的，罗易是最有资格对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说这种话的。因为，他一直在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做给汪精卫看“紧急指示”的蠢事时，也是如此。甚至所谓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在采纳了罗易5月28日、30日的两个报告中的意见后做出的。罗易在报告中说：武汉和南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汪（精卫）是中央委员会内唯一的左派”。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组武汉国民党，又要依靠汪精卫的主要根据。罗易又说：“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是反动的，然而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农群众组建“可靠部队”或改造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根据。罗易说：“武汉政府的武装部队总数约10万人，其中5万人集中在湖南湖北两省，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是独立因素，当国民政府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支持，但它们随时都会不知羞耻地起来造政府的反。”这就是“紧急指示”中能提出具体数字——“要运动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并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的主要根据。
但是，罗易毕竟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带着一心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和后来“紧急指示”的执着，对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形势没有深切的了解，就与莫斯科互为影响，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后的失败。直到7月8日，莫斯科终于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失败。这一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写道：“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了工人武装、讨伐农民……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采取两项应急措施：第一，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和拥护它的群众中……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二，批判陈独秀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质的错误。”[60]
陈独秀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又从一开始经历甚至“领导”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所以他看透了这个“紧急指示”是一步死棋，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这是他被说成“抵制国际英明指示”的重大事例。
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与此同时，被蒙在鼓里的陈独秀在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的监督下，对来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训令还是尽量执行，并设法努力减少党员和工农民众的牺牲。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应变会议。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的莫斯科指示。陈独秀说：“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武汉国民党已经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61]瞿秋白则是紧跟莫斯科。俄罗斯研究共产国际和中苏关系专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演讲，介绍他看到的一度开放又很快封闭的莫斯科秘档时说：“夜里，瞿秋白很虚心地与陈独秀讨论领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国际代表的意见批判陈独秀。”这里，不是说瞿秋白是个两面派，而是说瞿秋白经常是个矛盾的人。直到最后牺牲前写的《多余的话》，他叙述了在这种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撼。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这帮人书生气的可笑与窝囊。不管是中共退出国民党，或是退出国民政府，决定权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后又取决于国民党。莫斯科已经指示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中共如何抗拒！汪精卫国民党若像蒋介石决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国民党！所以，结果是先服从莫斯科退出国民政府，后被汪精卫赶出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