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开始穿衣裳。他穿得很快，不等苏原穿上裤子，他已经一切停当，走了。
6
于是后来的日子苏原便掐着指头等待下次与老马的碰头。他的心情焦躁而兴奋，多少还有些顾虑。不过一天天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日本人正积极准备秋季清乡的事，顾不上管他，只要没有病号，他便呆在“家”里。只是牟青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反常，寡言少语，时而发呆。牟青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予以否认。
除牟青之外，另有一个人也觉出苏原的异乎寻常，那就是高田军医。在所有日本人当中，高田军医是苏原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平常，高田总试图与苏原多接近一些，除时常到苏原家里聊聊天，在工作上也尽量给他以关照。高田中国话说得不赖，有些生活习性也接近中国人。然而不管高田做出怎样的姿态，苏原总是冷漠以待。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将与敌工老马碰头的前两天。
那天上午，高田着人招苏原到医疗大队，说有病号要他去诊断。苏原去了。却原来病号是高田本人。高田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苏原。他躺在床上，等苏原关上门，他坐起，用日语对苏原说：“苏原君，有件事我必须今天与你谈，再迟怕就来不及了。”
苏原惊鄂地看着高田。
高田又说：“苏原君，请坐吧。”
苏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对高田说：“请高田队长说中国话吧，我不懂日语。”
高田笑笑：“苏原君，我知道你会说日本话，事实上在这之前你自己已证实了这一点。”
苏原疑惑地说：“我证实了什么呢？”
高田说：“你不懂日语，又如何能听懂我的话并作出反应呢？”
苏原打了一个寒颤，他明白自己中了高田的圈套，懊恨异常。他不再说什么。
高田开始说中国话：“苏原君，我看得出你是个正派的知识人。当然，你的知识仅限于医学方面，别的，比方说谎、蒙骗、奸诈……这些一方面你品性上不曾具备，另方面你又没受过专门训练，所以面对战争，你难以应付。”
苏原仍不语，他不晓得这个法西斯军医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高田从床头桌上拿起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轻轻吐出烟雾。阳光从没糊纸的窗棂射进屋里，照得高田吐出的烟气迷迷离离。
苏原这时想到高田要他来的目的，说：“高田队长病了吗？”
高田说：“我没病。”
苏原又看了高田一眼。
高田说：“我开始已经说了，有件事我必须早早与你谈，再返怕来不及。”
苏原说：“高田队长要走吗？”
高田眼盯着苏原：“恰恰相反，要走的是你而不是我。”
苏原张张嘴说不出话来。
高田一笑：“看，苏原君，你的反应又一次证实了我的判断。”
苏原低下头去，十分地沮丧。心想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和老马的事情败露了，可究竟是怎样被高田察觉了呢？他无从判断，更不知道高田和北野将怎样处置他。
高田不再笑，神情一下子变得严峻，说：“苏原君，别担心，你不管要做什么我都不会妨碍你。相反，如果你需要，我还可以帮助你。”
苏原看看高田。
高田：“苏原君觉得奇怪吗？”
苏原不语。
高田又说：“我和苏原君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是生于医学世家，又同是在大学学习医科。不同的是你生在中国，而我生在日本。而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我生于日本，但我最终没成为一个武士，我想这也许与我畸型破碎的家庭有关系。我祖父是个制造商，很富有，可是缺少责任感。他在横滨、东京、大坂有三个家，一妻二妾。在我们日本，传统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连天皇也不例外。可是我祖父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人占有三个女人。当然，他也不敢怎么声张，借做生意之名，一年到头穿梭于三地之间。我父亲是祖父的正式妻子生的，所以祖父对父亲还是很抱期望的，他希望父亲能学习制造业，将来继承他的事业。父亲鉴于祖父的所做所为，对祖父一直是有成见的。他不肯按祖父的意旨行事，最终选择了医学。祖父一怒之下将父亲赶出了家门。父亲的人生道路是很曲折的，由一个穷学生到著名眼科医生，这中间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说来可叹，父亲没有继承祖父的事业却继承他对女色趋之若鹜的秉性。在他事业有成娶妻生子之后，又姘上了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将母亲与我们兄弟三人置之不顾。家庭的不幸给我的童年和少年蒙上一层阴影。后来我学习医学完全不是由于父亲的原因，而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的父亲的影响。我家住在横滨，横滨有一条华人街。我家就离那儿不远，从小我就和一些中国孩子交朋友，跟他们学中国话，有时也到他们家里去，吃他们父母做的中国菜。和我最要好的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是个中医，当我的母亲积郁成疾后多亏他的精心治疗才恢复了健康。他高超的医术为很多贫苦的日本人治好了病。他的收费很低，对那些赤贫的病人则不仅不收费还将药物赠送。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起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后来才晓得这是一句佛家偈语。是劝人行善救人的。他说假如一个人能给予别人两样东西，金钱和健康，那么给人以健康远胜于给人以金钱。我说我选择医学这一行是缘于这位姓唐的中国医生是毫不为过的……”
苏原忽然想到，他的父亲也曾对他说过关于金钱与健康的话。此时此刻一种思亲的情愫油然袭上心头。苏原崇敬自己的父亲，无论是他的品德还是医术。在乡间医生是真正的名士，而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者会流芳百世。苏原的父亲苏老中医便可归于此中。说起来，苏老中医从医的经历颇有一种传奇色彩，在乡间传为美谈。他八岁那年，发了一次高烧，高烧退后耳朵聋了，然而从此以后竟不明不白地懂了医道，天赐一般。初见端脱是救治他的亲爹。那一日他爹在地里干活突然晕倒，抬回家仍然人事不省。他妈哭哭啼啼无所措手足，而他倒不慌不忙十分镇定。他找来一根筷子，抵住他爹的人中，再用力往下一按，如同钥匙开锁，他爹大叫一声睁开了双眼。在场的人看得愣了，一个小孩子如何得知此法，且在实施中又如此从容，实叫人惊异不解。后来他爹问他，他说当时他听到有人教他，只闻话音不见人影，叫他如何如何，他就照着去做。他爹听得将信将疑，一个耳聋孩子又怎会听到声音？不信却无别样解释。再一次是村里有一人病了，本家人抬了往镇上去看医生，他在街上看见了，对人说不必送了，赶紧抬回家吧。人家不予理会，急急地赶路，可在半路上病人就断了气。这又一桩奇事再次成为众口新闻。他爹却冷丁看到摆在这个失聪儿子面前的一条光明大道：从医。儿子将终生抱定这个金饭碗吃饭。那时的乡间缺少医生，尤其缺少正儿八经的医生，巫医倒有不少，鱼目混杂。巫医真正能治病者少，行骗诓财者多，因此名声不好。苏老中医的爹是个有见识的人，他担心乡人一开始便把儿子划入巫医之列，便将儿子送到镇上跟一个老中医学徒，这便算入了正道。学了几年，那老中医病故，已成少年的苏子熙便回村挂牌行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行医生涯。他一生中给数不清的乡人治好了病，医术精湛而怪异。尤其对一些疑难病症的医治颇为玄妙，一砂一石俱可入药，一草一虫皆能治病，使人难以区分医、巫两者之界限。至于他这奇特的医术究竟是得之天赐，还是得之镇上老中医的传授，不仅众人不晓，就连他的亲爹也稀里糊涂。总而言之，苏老中医的一生算得上是风光的一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的一生，死而无憾。况且他也死得甚是时候，倘若再晚些日子，北野这伙日本兵也就找上了他的麻烦。
苏原问：“那位唐医生后来怎样了？”
高田说：“战争爆发以后，举家迁到乡下去了。不久，我也应征入伍，从此不知下落。”
苏原不再问什么。
高田说下去：“苏原君，现在你已经对我的家庭、经历有所了解了。前面我已经说了，咱俩除了出生的国度不同之外，学业、经历大致相似，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可以设想一下，假若现实不是日本入侵中国，而是中国入侵日本，再假若你也被应征入伍，而且不是医生身分，是端枪的步兵，那么我问你，你会不会开枪杀我们日本人呢？
苏原不知道高田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个。
高田说：“你会的，一定会的，只要你是个士兵，你就不能拒绝杀人，杀人是士兵的职业。”
苏原说：“高田队长你错了，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人。”
高田说：“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假如二者供你选择呢？”
又是选择！苏原恨恨地想。在他的心中，选择这字眼，像一条蘸水的鞭子，北野用来抽过他，现在又是高田。这可恶的选择，可恶的日本鬼子！
高田看了苏原一眼，笑笑说：“当然，请苏原君不要误解，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杀人有理，证明杀人不可避免，而是涉及另一个问题：一个平常人怎样站在战争之中。战争犹如从天而降的泱泱大水，将所有的人淹没，卷入旋涡之中，无一逃脱。作为中国医生的苏原君没有例外，作为日本医生的我也没有例外。回到前面的话题，苏原君申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杀人，对此我不想妄加论断，我只说我自己，假如我是手操枪炮的步兵、炮兵，我想我避免不了杀人，因为我拒绝作战，将被指挥官以临阵怯逃者处死。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唯有真正的英雄才能将理想置于生命之上。而我们都是凡人，愈是凡人愈珍惜生命，我们清楚这很卑贱，这正注定凡人将永远望其英雄之项背，高贵对他们来说高不可攀。这是其一。另外，我们凡人远离理想，因此理想在我们的视野里十分模糊，这便影响我们对理想真伪的判断。比如说日本天皇将这场战争称之为大东亚圣战，目的是拯救东亚人，实现大东亚共荣。于是许多日本军人走出国门在别国作战杀人，心中倒怀有一种拯救人类的神圣感，这是怎样的荒谬与可悲啊！但值得庆幸的是，坐在你对面的高田军医既没有被编入端枪杀人的步兵行列，又不是被天皇鬼话蒙骗住的糊涂虫。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向苏原君申明，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头脑不清，都支持天皇和大军阀们发动的战争，无论是日本本土还是本土以外战场上的日本人，都有许多反战者在行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原一直听高田说下去，高田毕竟是日本人，他有限的中文水平限制了对自己思路的表达，因此苏原听得似是而非，但大体的意思是领会了。高日关于英雄与凡人的说法，细细体味不是那么好驳斥的，想想自己和妻子到现在还苟且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这不正说明自己是无法与英雄齐肩的凡人吗？承认自己是凡人而不是英雄，这或多或少会起到宽容自己的作用。只是高田后面的话他尚怀疑，就算日本人中间确有反战者存在，高田会是吗？不久前高田在枪杀中国人刑场上的情景，苏原记忆犹新。
他说：“高日队长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
高田说：“这一点我在开头便阐明了，为了我们的合作。”
苏原说：“合作什么呢？”
高田说：“从大的方面说为中国的抗战早日取得胜利，从具体方面说，将中国的抗日英雄从法西斯的枪口下抢救下来。”
苏原不由冷笑笑，说：“我倒是看见过高田军医和刽子手合作残杀中国人的事实。”
高田无语。
苏原又说：“请教高田队长，难道这就是你说的日本反战者干的勾当吗？”
高田叹了口气，说：“苏原君，我知道要得到你的信任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我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等见了你自己询问吧，反正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
小城的夜晚是宁静的，黑暗掩埋了一切，使整个城镇失去了轮廓。如果不是城四周堡垒透出的灯光犹如凶神恶煞的眼光监视着这块地面，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是战争岁月。
苏原对小城的街区很不熟悉，何况又是不见星月的夜晚，跟高田三转两拐就迷了路。他渐渐觉得这是高田有意达到的效果。他问高田要把他带到哪里去，高田说你不必多问，知道太多对你对我都没有益处。
高田对北野说了谎，这一点苏原是知道的。天黑之前高田将他带到北野的司令部，北野正在和一个军官下围棋。那军官是苏原在刑场上见到的那个尖下巴少尉。高田和苏原先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苏原曾于业余时间钻研过围棋弃法，从技艺上说差不多已经入段。只看了几着，苏原便看出两人棋艺平平。当看到北野明显投错一子时，他不由自主地“哦”了声。这一声便引起北野的注意，他转头看看苏原，说苏原君有高明之着？苏原慌乱中向高田投去一瞥，高田忙将北野这句其实已被高原听明白了的话翻译出来，苏原连连摇头。北野笑笑，说改日和苏原君对奕一局。高田又翻译出来，苏原仍然摇头。这时高田便向北野报告，说刚听说城里出现痢疾病例，他要和苏原去查看一下，采取措施，否则在城里蔓延起来，殃及部队，后果严重。北野挥挥手算是应允，高田便赶紧带苏原出了司令部。苏原从高田对北野的欺骗似乎觉出他是日军里一个神秘人物。
高田终于在一条短街的一幢瓦屋前停下。他警惕地向四下看看，没发现异常，便踏上台阶敲了几下门。等会儿里面传出脚步声，随之听一个男人沙哑的本地口音：从集上割肉回来了吗？高田回应：没割肉买了鱼。里面男人的声音：买的什么鱼？高田回应：偏口鱼。苏原觉得这回答很古怪，高田何曾去集上买回什么偏口鱼？
门开后，显出一个矮小身影。暗中看不清面目，但苏原能分辨出是个上岁数的老人。高田和苏原走进院子，门又被关上了。屋门是敞着的，里面有微弱的灯光。高田和苏原走进屋后，那老人便在外面将门关严，自己留在院里。
穿过堂间走进右侧的一间住屋，苏原看见一个青年人斜倚在被窝里。油灯下，他的脸色极其惨白，像糊上一张白纸，由此也显出一副清朗模样。青年人见了高田连忙欠身招呼说：“恩人来了？”说完又将目光转向苏原。高田介绍说：他是你的同胞，是医生，今天请他给你看看伤口。你这几天感觉怎样？”青年人说：“愈来愈好，伤口已收了疤。”
青年人脱下上衣，苏原见他的胸部缠绕着纱布，纱布很干净，没有血迹。苏原看了高田一眼，便走近炕沿，伸手在青年身上一层一层往下解纱布，当纱布完全脱下来后，他看到青年人的左胸上有一块鸡蛋大小的圆疤，这位置让苏原惊讶不已，他问道：“是枪伤吗？”青年人说是。苏原又问子弹是从前还是从后射进去的？青年人说从背后。苏原又让青年人转身让他看，果然看到一块比胸部那块略小些的疤痕。从前后这两处对应的伤口看，子弹无疑穿过了心脏，而这个青年人竟没有死，真是不可思议。
高田说：“他是被日本人枪决的，那时候你我都在现场。”
苏原吃惊地瞪大眼：“你说什么？”
高田说：“你应该记得的，那个村庄那次夜袭，第二天白天五个中国老百姓做为嫌疑犯拉到村外河堤上枪决……”
这件事苏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转向青年人问道：“你就是被日本人枪决的人吗？”
青年人说：“是。”
他又问：“那你怎么又活过来的呢？”
青年人指指高田，说：“是恩人救了我。”
苏原质疑地看看高田。
青年人又说：“枪响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看见的头一个人便是为我治伤的恩人。”
苏原问高田：“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高田说：“我已对你说过，我是反战的日本人。”
苏原说：“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他真的是从枪口下活过来的？”
高田说：“正是这样。”
苏原不语。
高田说：“我知道你还不相信我，是啊，一个深晓人体构造的医生怎能相信子弹穿过心脏而未导致死亡？问题是子弹没有穿过心脏，是擦着心脏下端的边缘穿胸而过，就这样。”
苏原紧盯着高田：“你是说射手的瞄准出现偏差？”
高田摇头说：“日本兵个个枪法很好，又隔那样近，哪会出什么偏差呢？”
苏原说：“可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击中心脏？”
高田没立即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另找时间谈吧，我们不能在这里呆得太久。”
高田转向青年人说：“你的伤已经不需要再治疗了，今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问你的名字，可我们俩是有缘份的。你说是吗？”
青年人眼里聚了泪，在灯光下闪亮，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高田伸手拍拍青年人的肩，声音低沉地说：“不要说这样的话，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无计其数，罪恶深重，我所做的不能弥补其万一啊！”
苏原的心被高田的话触动，可他没说什么，只是向青年人问道：“你要回自己的村子吗？”
青年人摇摇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村里人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枪毙了，我已经‘死’了……”
苏原一怔，又问：“那你又能到哪里去呢？”
青年人说：“我想好了，我要去参加抗日队伍，打日本鬼子。日本人刚打过来的时候，村里许多青年人都投奔了抗日队伍。我没去，我胆子小，心想老百姓万般不如个平安。可想平安日本鬼子不给平安。那天夜里听见枪响我连大门都没敢出，日本鬼子硬是说我给抗日队伍通风报信，拉到村外去枪毙。‘死’了一回，我现在倒不怕死了，真的不怕了，你信不信？”
走在街上，苏原耳畔仍回响着那个死而复生的青年人的话：死了一回，我现在倒不怕死了，你信不信？他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因为他没像他那样“死”过一回。可是在内心，他倒真的希望能像青年人那样死去一次，用死洗刷尽身上的屈辱，然后迎来心中企盼的涅槃。
7
北野弈棋时卜乃堂翻译官正在隔壁，他听见高田向北野报告要和苏原一起去查看痢疾，顿时暗喜。他喜的并非痢疾而是苏原的妻子牟青，他想趁苏原不在时到她那儿去。
也许唯有汉奸卜乃堂心里明白：当初他坚持将并非是医生将苏原的妻子一起带走完全是出于一种秘不可宣的目的。在苏原家中，他看见了苏原年轻妻子那楚楚动人的容颜，这容颜叫他怦然心动，不能自己。他非常清楚自己：如果说这世上确有某种诱惑可令他行善或作恶，那唯有女色。他对女色趋之若鹜，却带有某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便是挑剔。不仅一般女子不能使他入目，哪怕再娇艳的女子他也能一眼便看出暇疵，在长期浊居日军军营的压抑岁月里，像这般对一个陌生女子动心并生出歧念，实为罕见。每当慰安妇来到军营，日军将士便如同迎来节日般欢呼雀跃，争先恐后进去发泄一通。他却漠然以置。他虽是中国人，北野也给予他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可对于异国女子，他在心理上难以接纳。那种地方他只去过一回。即使这唯一的一回他也没做成什么事情。他觉得那个清秀的日本女子下巴有些短促，这美中不足便使他如鲠在喉。他没有进一步动作，也没有说话，只是漫不心地看着那女人一件一件从身上往下脱衣，当脱得干净了，他丢下张票子便走了出来。日本兵可以将任何一个遇见的中国女人的裤子剥下来奸淫，事实上他也有机会这么干，但这种事他确实没有干过。他那干枯的心田似乎在等候一个雨露般女人的浇灌。而当他看见苏原的妻子时便蓦然意识到这个期待已久的女子终于出现在面前。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清楚，如果这次擦肩而过，怕今生再也不会得到这样可心的女子了。于是他努力说服高田军医将这个女人与他的丈夫一并带走。
自随北野到莱阳驻守的三个多月中，他心里每时每刻都惦着那个让他倾慕的女人。但他并不崇尚纯精神的柏拉图式恋情。他是个性格孤僻的人，这种人对事物总有某种程度的偏执。在学校读书时，学校每周举行一次舞会，教职员工和大年级学生视为节日。而他一次也不参加。他有自己的“理论”，认为男女以跳舞的方式调情是对人精神的亵渎，是卑琐虚伪的情感窃求。男女之间的关系要么无爱无缘旁同路人，要么有爱有缘灵与肉二者完全结合，非此即彼。也许正是这种极端的情爱观点导致他至今孑然一身。
司令部与苏原夫妻住处一街之隔，卜乃堂一撂脚就过去。别看这么方便，可平时单独见牟青一面也很不容易。做为北野的翻译，他必须紧随其左右。只在北野不需要他时才有一点自由。
卜乃堂敲了门。
只要丈夫不在家，牟青总是在里面插上门栓。有人敲门先问明是何人，然后告之丈夫不在家。她不轻易开门，今番听到是卜乃堂的声音，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将门开了。尽管她对他十分鄙视，可她总不能忘刑场上他为她遮挡的那一幕，她领他一份情，一份既辨不清颜色又说不出味道的情。
进屋后卜乃堂显得有些拘谨，很不自然，坐得很规矩，也不说话。待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才镇定些了。他先向牟青询问了一些日常琐事，表示无论她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全力相助。之后他又告诉说司令部有人要去青岛，如她有家书或物品可让去人携带，他来负责安排。牟青摇摇头。自从奔丧被日本人劫持，至今还与家人不通音信，她不想将目前的处境告诉家里亲人，怕他们担心，也不愿叫他们背上汉奸家属的名声。她只想能和丈夫早日逃出日本人掌心，为自己和家人争得清白。
想到家，她的心情又一下子变得沉重。
又是沉默，良久，卜乃堂又说：“秋季清乡就要开始，又要有许多中国人被杀。”
这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牟青一怔，继而愤愤地想：还不是你们这些汉奸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才使那么多中国人被杀？你姓卜的怎有脸说出这种话？！
大概卜乃堂从牟青的表情也猜出她内心所想，看出她对自己的愤懑，便叹口气说：“牟青，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把我看成是个没品性的人，可你知道，世上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牟青反诘道：“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这种事情吗？”
卜乃堂闷闷回答：“包括。”
牟青吃惊地抬眼向他一望。
卜乃堂的声音仍然低哑：“我们都算有文化的人，文化能使人将事物看得透彻，能使人挣脱主观的束缚。不是吗？只说汉奸，既然被称之为奸，便肯定不为优良，用什么恶语咒骂都不为过。可是话说回来，当汉奸的也不是我卜乃堂一个，既然都知道汉奸不光彩，像臭狗屎，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当这臭狗屎呢？真的说不清楚。你不妨想一想，自从日本人打到中国，中国迅速形成一个非常的庞大汉奸队伍，而德国人打到欧洲，欧洲人投靠变节的人就很少，这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不排除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德国人傲慢骄纵，刚愎自用，不屑于借助于外力，不鼓励投降变节；而日本人狡猾、圆通，他们惯于招降纳叛。但归根结底，中国能形成这样庞大的汉奸队伍是有着自身的深刻原因。可以追溯历史，也可以通观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历朝历代的帝王，还是当今的各路军阀，都是极其自私自利的极权者，‘国’只为他们所有，国人只被视为奴仆，任其盘剥，任其宰杀，毫无半点悯惜之情。国民永远处于可怜无助的境地。于是国家、民族的概念早在国民心中扭曲、变质，甚至逆化为敌对物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已沦为无国之民。无论谁来谁去，姓张姓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皆无区别。老百姓只是要生活，要饭吃，‘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最认的一条真理。”卜乃堂将这套“汉奸合理论”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使她觉得既新奇又不可思议，不可否认，这当间有她能够认同的地方，如对国民精神状况的概述；也有她不能认同的地方：他作出的结论。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不幸，处境悲惨，但总是不可以做亡国奴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桩桩罪行不足以证实了这一点？卜乃堂的“理论”显然是偏执的，是为自己来辩护，况且，这些话从他这样一个真本实料的汉奸嘴里吐出来，就变了味道。
卜乃堂两眼直直地盯着油灯如豆的光焰，似思索又像在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至于我自己，我投日本人的原因很具体，不是为生计而是为报仇。我父亲是叫中国人杀死的，一个军阀旅长。那时我家住在吉林，父亲是个邮差，一次送信，自行车不小心撞在这个旅长的吉普车上，碎玻璃划破旅长的脸，他火冒三丈，硬是给我父亲派个日本奸细罪名，开枪将父亲打死。埋葬了父亲，我就找他报仇。日本人从满洲里开到吉林，那伙军阀逃到了关内，他们口口声声抗日，日本人就在关外，而你们却跑到关里。那时我报仇心切，一怒之下就投了日本人。我断定日本人迟早要打进关内，我就可以借助日本人找那个狗日的旅长报仇。父亲的奸细罪名是强加给他的，我的这顶汉奸帽子是自己扣在头上的……”
牟青觉得从卜乃堂嘴里讲出来的事情总是那么不可捉摸，似是而非。她觉得他是个怪人，神经兮兮。
她说：“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只是告诉我你当汉奸当得很合理？”
“不是。”
“那是什么？”
卜乃堂直直地盯着牟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坏人……”
牟青一怔：“你这话又奇怪，你要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卜乃堂说，“你，你占了我的心……”
牟青惊讶不已。她向卜乃堂望去，忽然觉得他的模样很怪异，他的眼珠几乎瞪出了眼眶，就像手术台上将死的病人努力向世界投最后一瞥。她觉得可怕极了。
“你，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卜乃堂说，“在苏家泊头次见到你，我一眼就看出你的……不凡，唉，你看我又用了不凡这字眼，男人对他倾慕的女人总是不知该怎样形容……”
牟青总算明白自己面临着什么了，顿时一股恼恨升上心头，她不能容忍这个真本实料汉奸如此亵渎自己。她愤愤说：“我不要再听你说什么啦，你走吧！”
卜乃堂不动身。
“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牟青说。
卜乃堂抬头看看牟青，不无怨恨地说：“你，你嫌弃我给日本人做事，可你丈夫不也同样吗？”
牟青一下子呆了。
“我丈夫和你一样？”她像问卜乃堂，又像自问。
“就是。”卜乃堂又说。
“你胡说！”牟青几乎在吼，“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干事，我们……是被迫的，这个你清楚的……”
看来卜乃堂执意要将自己和牟青还有她的丈夫苏原绑在一起，这样才能和他们的“地位”摆平。他说：“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其实是没区别的，麦季清乡后，抗日队伍已将苏医生列入汉奸的行列了……”
牟青哭了，哭得很厉害。卜乃堂的话戳在她的心窝上，她边哭边嚷：“我们不是汉奸，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要逃的，我们迟早要逃出去的……”
卜乃堂很后悔不该将话说得太重，同时也清楚今晚不会再有进展了，遂起身恋恋不舍走出这“不凡”女人的家。
8
回到高田军医的住处，高田开始对苏原讲述。他说：“我将这种从刑场上秘密抢救中国人生命的试验定名为‘生命通道’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当前提为胸部枪杀时，为子弹提供一条不会致人于死地的安全通道。然后进行抢救。我不知道当今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位医生从事这项研究，而我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是纯偶然的。那是到中国战场不久，一次，我所在的通化混成第一宪兵队在临江县抓到十几名抗日游击队员，稍事审讯便执行了枪决。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宪兵枪手杀了人便撤回了营房，第二天天亮掩埋时却发现少了一具尸体。报告给宪兵队古川队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军佐闻听火冒三丈，立刻命令部下全力搜索这个竟然能从他枪口下逃生的中国人，宪兵找到一行由刑场通向外面的血迹，还有人爬行留下的痕迹，便断定是那个中国人留下来的。宪兵循着清晰可辩的标记向前追踪，大约追出三、四里路光景，发现那个逃出的人躺在地上，已经死了，身边注了一大摊血。也许宪兵们出于‘交差’的考虑，将这具尸体运了回来，撂在宪兵队院内。我就是这时候看见的这个中国人，他看上去很年轻，脸上还没长出胡须。他身上的衣裳已被血浸透，左胸的枪击口清晰可见，形如一朵紫鸡冠花。大概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思维，我头脑中立刻跳出一个疑问：这个年轻中国人为什么遭枪杀却没有立即死去？是他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心脏，还是子弹压根儿就没将他的心脏击穿？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这一想法使我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起来。尽管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确以后我将有什么目标，可于直觉中，我感到遇上了一个非常奇妙而重大的研究课题。我决定开始行动。我去请示古川队长，说我要对这个中国人进行医学解剖，找到这个中国人迟死的原因，以防止今后有类似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一个古怪字眼，医生没能将人救活可称其为事故，而一个刽子手没能将人一下子杀死也同样可称其为事故。后来我想肯定是这个古怪的字眼损害了古川队长的自尊心，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将这个中国人尸体搬到我的手术室里，开始进行解剖。我不许任何人留在我身旁。我先向这个死去的中国战士深鞠三个躬，这是替我罪孽深重的国家向死难的中国人谢罪，也是为我自己又将令他再受创伤而深表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下进行完解剖过程。解剖结果证实了我判断的后者：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子弹擦着心脏下沿飞出体外，就是说这个中国战士没立即死去是由于枪手射击的偏差。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这个结果十分奇妙地使我产生出另外一种联想：假若当时能立即将他从刑场上撤出并进行抢救，这不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了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由此再进行一种反向思维：如果事先能给出射手一个错误的导向，使其射出的子弹小心翼翼的躲过心脏去，那么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这一思维便是我的‘生命通道’计划于理论上的开端。这一计划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这条神奇的安全通道，二是对抢救出来的人进行有效的止血以及止血之后全部恢复治疗。相比之下，对前者的探寻重要而艰巨，因为即使这条通道事实上存在着那必定是十分狭窄，除却要避过心脏还须避过左胸其他重要器官。另外，子弹的入口在前胸或后背这两种情况又会致使这条通道发生相应的‘位移’，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便不会成功。当然只要在理论上能得出一种肯定的指示，那么在实践中经不断的探究，终会取得成果。这次解剖使我的‘生命通道’计划诞生于胸。我向古川报告，说我找到了‘原因’，我说当于弹射入人体后，并非是沿直线向前穿行，而是一条向上弯曲的弧线，子弹就有可能绕过心脏去。这个逃走的中国人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则须对通常的射击点进行修正，向下压低。无知的古川竟相信了我的话，问我可做怎样的修正。我告诉他可事先在人犯的后背上标出经过修正的人射点位，枪手瞄准此点位射击便可。古川遂表示以后处决人犯先由我做出标记。宪兵队枪杀中国人是家常便饭，抓到人随便给个罪名便拉去枪决。说句残酷的话就是，我便有了许多的试验机会。为此我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每当我站在被杀者身后为其描划标记时，便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祈求上苍能让我标出一条正确的可让我的中国兄弟免于一死的通道。每次枪响，我的心便是一阵狂乱的颤栗，犹如我自已被击中那般。我快步奔向倒于血泊中的中国兄弟身旁，检查他们是死是活，倘有一息尚存，我便以进行解剖为名，将其抢出刑场。在手术室里我精心进行‘生命通道’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为幸存者包扎止血，倾尽全力将我的中国兄弟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说到这里，我断定你心里会产生诸多疑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很清楚实施这项计划将面对重重困难，比如怎样掩人耳目，不使人产生怀疑；怎样将救活的人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送走……总之，一切的一切俱难以想象。然而世上的许多事物都相辅相承，只就‘生命通道’计划而言，对我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古川还有现在的北野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大日本国皇军军医竟敢背叛天皇，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中国人效力，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正应你们中国一句叫做‘灯下黑’的话，同样，大日本帝国太阳旗下也是黑着的，我就是在这‘太阳’的黑影下实施着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当然，有这黑影的保护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困难需要一样一样地克服。我不能与任何日本人合作，也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医生，只能单枪匹马。在关外的最后日子里，我侥幸与中国的抗日队伍接上了关系，遇有来不及抢救的伤员便通知他们，让他们接到那边去进行抢救。自从有了他们的配合，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实施得更顺利，更有成效。我做了记录，这三年来我总共救治了五名中国人，有抗日战士，有普通百姓。换防后救活的便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刑场上的情形你亲眼见到了，自不用我多说，那是‘生命通道’计划的首要部分，北野是我的新上司，他不像古川那样愚笨，可他同样也没理由对我怀疑。我一再向他说明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救治日本伤员做努力。这才使得我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实施我的抢救计划。当然我还受益于我的‘军医队长’的身分。在医疗大队那块天地下，我说了算，这是我进行抢救至关重要的基础。那个青年人在我的手术室里昏迷了两天，没苏醒过来，他的伤势很重，肺受到很重的破坏，腔内大出血，而这时部队又要开拔，无奈，我便将他装扮成一个日军重伤号，混在那次夜袭中受伤的日军伤号中间让人用担架抬着，跟着医疗大队行军。到了莱阳城，他又被送进我的手术室。这时他醒过来了。我从他嘴里知道这城里有他的亲戚，为安全起见，我偷偷将他转移到他亲戚家，我按时去他那里为他医治。今晚你见到开门的那个老头儿就是他的舅舅。说到这里，如果你不再对我所说的事实抱有怀疑的话，那就听我再说下去吧，这也是我要说的重要部分。我希望你能参与这项‘生命通道’计划。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从事的这项计划并不完善，成功率很低，正如上次你所见的五人中只有一人获救。这是我最大的苦恼，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理论上说，这条安全通道应适合于任何人，事实却远非如此。面对这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你既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又是一名深晓人体经络的中医世家的传人。我相信你是我与之合作的最佳人选。为了中国人的抗日事业，我想你一定会与我合作，希望能尽快得到你的答复……”
9
苏原感觉到自己的灵与肉一起陷入深深的泥潭之中。牟青和他吵了架，为这个多事之夜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在他们数年的婚姻生活中，总的说来，是美满和睦的。苏原属于那种正统气味浓烈的男人，比较刻板；而牟青则属于女学生气未消的女人，有独立意识，热情，又不乏女性的柔顺。他们虽在同一所医院工作，却从事着不同的专业，苏原是外科大夫，牟青是药剂师。苏原医术的高超与牟青风姿的动人使他们这一对让周围人刮目。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婚姻。如果说他们之间稍有芥蒂的话，那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在苏原看来，在这兵荒马乱年月里，要孩子不合时宜，是累赘。而牟青则不这么想。她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对美满夫妻拒斥自己婴儿出世没有道理。当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歧异并没给他们的感情造成很大损伤。他们毕竟还很年轻，一切俱可从长计议。然而在这个夜晚，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牟青质问苏原为何不设法赶快逃出日本人营地？为何要与日本人高田打得火热？为何不警惕自己的汉奸身分为事实？这一连串的质问平时牟青也曾向苏原提出过，只是不像这晚这样激烈罢了。这自然与卜乃堂那番鬼话有关，她着实不能接受自己的丈夫沦为汉奸的事实。她忽然觉得丈夫变得陌生变得不可理喻。苏原听着牟青的吵闹，无话可说，虽然是夫妻，他却不能袒露心扉。他不能对她说他滞留于敌营主要是她的缘故；他不能对她说自己已与抗日队伍接上关系，老马很快便能将他们救出；他也不能对她说高田是日本人中间的反战者，他要求与自己合作研究“生命通道”计划。这诸多本可使妻子释然的事实他不可以向她透露，对此无论是老马还是高田都叮嘱再三。他唯有不断向妻子保证，他不会与敌人同流合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要保护她爱护她，并早早一起逃离敌营。可这些话以前说过多少次，现在说只不过是再重复一遍。一个整夜牟青都不肯理他。他想对她施以温存，牟青只以脊背对之，这一男人化解女人怨怒最奏效的方法不得实施。由此苏原也体会出妻子内心的痛苦是多么深重。
苏原如约去澡塘见敌工老马，却没有老马的踪影。从澡塘出来，他无比失望。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点也猜测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即将发生什么。在这之前，他对这次与老马的见面抱有很大的希望。老马许诺将他们夫妻援救出去，他也相信老马能说到做到。可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他心里沉甸甸地，陷入一种茫然失措欲哭无泪的境地。
然而苏原却不知道，敌工老马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失约的。他在前往澡塘途中发现后面有可疑的人尾随，便立刻警惕起来，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行进路线，径直朝城中心走去。他想找一个人多的地场甩掉后面的“包袱”。到城中心他又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天色向晚，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他无处隐匿。于是他瞅准一家杂货店踏进门去。那时他还不知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本应该进到那爿与杂货店毗邻的中药房。可没有。虽说老马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敌工，可是危急时也难能万无一失。
老马在离开杂货店时被日本人的暗探逮捕。
当晚没有审讯，被搜身后老马被关进牢里。
第二天早饭后，老马被押到北野的司令部院里。本来北野要亲自审讯，后来由于一件要紧的事要处理，审讯便交给了尖下巴的岛田少尉。
卜乃堂为岛田担任翻译。
司令部本来有一间审讯室，但不常使用，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日本人更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拷问中国人。
岛田没让人给老马松绑，也不叫他坐。老马蹲在地上。岛田也没有坐，他站着，十几个日本兵也在他身后站成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