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还不赶快将它赶出去！”
我拿了竹竿，就去轰它。起初它不管不顾，后来终于受不了竹竿抽打在身上的疼痛，只好先丢下了小鸡们，逃到竹林里去了。
我们将受了惊的小鸡们一只一只找回来。它们互相见到之后，竟很令人冷爱地互相拥挤成一团，目光里满是怯生生的神情。
而竹林里的黑母鸡，一直在叫唤着。停住不叫时，就在地上啄食。其实并未真正啄食，只是做出啄食的样子。在它眼里，它的周围似乎有一群小鸡。它要教它们啄食。它竟然在啄了一阵食之后，幸福地扇动了几下翅膀。
当它终于发现，它只是孤单一只时，便从竹林里惊慌地跑出，到处叫着。
被母亲捉回笼子里的小鸡们，听见黑母鸡的叫声，挤作一团，瑟瑟发抖。
母亲说：“非得把这痴鸡弄醒，要不，这群小鸡不得安生的。”
母亲专门将邻居家的毛头请来对付黑母鸡。毛头做了一面小旗，然后一笑，将黑母鸡抓住，将这小旗缚在了它的尾巴上。毛头将它松开后，它误以为有什么东西向它飞来了，惊得大叫，发疯似的跑起来。那面小旗直挺挺地竖在尾巴上，在风中沙沙作响，边就更增加了黑母鸡的恐怖，于是更不要命地奔跑。
我们就都跑出来看。黑母鸡不用人追赶，屋前屋后无休止地跑着，样子很滑稽。于是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就拍着手，跳起来乐。
黑母鸡后来飞到了草垛上。它原以为会摆脱小旗的，不想小旗仍然跟着它。它又从草垛上飞了下来。在它从草垛上飞下来时，我看见那面小旗在风中飞扬，犹如给黑母鸡又插上了一只翅膀。
其它的鸡也被惊得到处乱飞，家中那只黄狗汪汪乱叫。道道地地的鸡犬不宁。
黑母鸡钻进了竹林，那面小旗被竹枝勾住，终于从它的尾巴上被拽了下来。它跌倒在地上，很久未能爬起来，张着嘴巴光喘气。黑母鸡依旧没有能够醒来。而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其它的母鸡也不能下蛋了。
“把它卖掉吧。”我说。
母亲说：“谁要一副骨头架子”
邻居家的毛头似乎很乐于来处置这只黑母鸡。他又—笑，将它抱到河边上，突然一旋身体，将它抛到河的上空。黑母鸡落到水中，沉没了一下，浮出水面，伸长脖子，向岸边游来。毛头早站在了那儿，等它游到岸边，又将它捉住，更远地抛到河的上空。毛头从中得到了一种残忍的快感，咧开嘴乐，将黑母鸡一次比—次抛得更远，而黑母鸡越来越游不动了。鸡的羽毛不像鸭的羽毛不沾水，几次游动之后；它的羽毛完全地湿透，露出肉来的身体如铅团一样坠着往水里沉。它奋力拍打着翅膀，十分吃力地往岸边游着。好几回，眼看要沉下去了，它又挣扎着伸长脖子流动起来。
毛头弄得自己—身是水。
当黑母鸡再一次拼了命游回到岸边时，母亲让毛头别再抛了。
黑母鸡爬到岸上，再也不能动弹。我将它抱回，放到一堆干草上。它缩着身体，在阳光下索索发抖。呆滞的目光里，空空洞洞。
黑母鸡变得古怪起来，它晚上不肯入窝，总要人找上半天，才能找回它。而早上一出窝，就独自—个跑开了，或钻到草垛的洞里，或钻在一只废弃了的盒子里，搞得家里的人都很心烦。又过了两天，它简直变得可恶了。当小鸡从笼子里放出，在院子里走动时，它就会出其不意地跑出，去追小鸡。一旦追上时，它便显出一种变态的狠毒，竟如鹰一样，用翅膀去打击小鸡，直把小鸡打得小鸡乱叫。
母走赶开它说：“你大概要挨宰了！”一天，家里无人，黑母鸡大概因为一只小鸡并不认它，企图摆脱它的爱抚，竟啄了那只小鸡的翅膀。
母亲回来后见到这只小鸡的翅膀流着血，很心疼，就又去叫来毛头。
毛头说：“这—回，它再不醒，就真的醒不来了。”他找了一块黑布，将黑母鸡的双眼蒙住，然后举起来，将它的双爪放在—根晾衣服的铁丝上。
黑母鸡站在铁丝上晃悠不止。那时候它的恐惧，可想而知，大概要比人立于悬崖面临万丈深渊更甚。因为人毕竟可以看见万丈深渊，而这只黑母鸡却在一片黑暗里。它用双爪死死抓住铁丝，张开翅膀竭力保持平衡。
起风了，风吹得铁丝呜呜响。黑母鸡在铁丝上开始大幅度地晃悠。它除了用双爪抓住铁丝，还蹲下身子，将胸脯紧贴着铁丝，两只翅膀—刻也不敢收拢。即便是这样，在经过长时间的坚持之后，保持平衡也已随时不能了。它几次差点从铁丝上栽下来，靠用力扇动翅膀之后，才又勉强留在铁丝上。
我看了它—眼，上学去了。
课堂上，我就没有怎么听老师讲课，眼前老是晃动着一根铁丝，铁丝上站着那只摇摆不定的黑母鸡。放了学，我匆匆往家赶，进院子一看，却见黑母鸡居然还奇迹般地留在铁丝上。我立即将它抱下，解了黑布，将它放在地上。它瘫痪在地上，竟一步不能走动了。
母亲抓了一把米，放在它嘴边。它吃了几粒就不吃了。母亲又端来半碗水，它却迫不及待地将嘴伸进水中，转眼间就将水喝光了。这时，它慢慢地立起身，摇晃着走到篱笆下。估计还是没有力气，就又在篱笆下蹲了下来，一副很安静的样子。母亲叹息道：“这回大概要醒来了。再醒不来，也不要再去惊它了。”
傍晚，黑母鸡等其它的鸡差不多进窝后，也摇摇晃晃地进了窝。
我对母亲说：“它怕是真的醒了。”
母亲说：“以后得把它分开来，让它吃些偏食。”
然而，过了两天，黑母鸡却不见了，无论你怎么四处去唤它，也未能将它唤出。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它自己走出来了。但—个星期过去了，也未能见到它的踪影。
我就满世界去找它，大声呼唤着。
母亲说：“怕是被黄鼠狼拖去了。”
我们终于失望了。
母亲很惋惜：“谁让它痴的呢？”
起初，我还想着它，十天之后，便也将它淡忘了。
黑母鸡失踪后大约三十多天，这天，我和母亲正在菜园里种菜，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不远处的竹林里有小鸡的叫声。“谁家的小鸡跑到我们家竹林里来了？”母亲这么一说，我们也就不再在意了。但过不—会，又听到了咯咯咯的母鸡声，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怎么像我们家黑母鸡的声音？”再寻声望去时，眼前的情景把我和母亲惊呆了。
黑母鸡领着一群小鸡正走出竹林，来到一棵柳树下。当时，正是中午，阳光明亮照眼，微风中，柳丝轻轻飘扬。那些小鸡似乎已经长了一些日子，都已显出羽色了，竟一只只都是白的，像一团团雪，在黑母鸡周围欢快地觅食与玩耍。其中一只，看见柳丝在飘扬，竟跳起来想用嘴去叼住，却未能叼住，倒跌在地上，笨拙地翻了—个跟头。再细看黑母鸡，只见它神态安详，再无一丝痴态，鸡冠也红了，毛也亮亮闪闪地又紧密、又有光泽。
我跳过篱笆，连忙从家里抓来米，轻轻走过去，撒给黑母鸡和它的—群白色的小鸡。它们并不怕人，很高兴地啄着。
母亲纳闷：“它是在哪孵了一窝小鸡呢？”
半年之后，我和母亲到距家五十多米的东河边上去把—垛草准备弄回来时，发现那个本是孩子们捉迷藏用的洞里，竟有许多带有血迹的蛋壳。我和母亲猜想，这些鸡蛋，就是在黑母鸡发痴时，我家的其它母鸡受了惊，不敢在家里的窝中下蛋，将蛋下到这儿来了。这片地方长了许多杂草；很少有人到这儿来。大概是草籽和虫子，维持了黑母鸡与它的孩子们的生活。
黑母鸡自重现之后，就再也没有领着它的孩子回那个寂寞的草垛洞。
一九九七年二十四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疲民
大约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还在做一个农民的时候，那天，我们正在地里割麦子，忽听西边有一阵紧似一阵的吵嚷声。众人皆抓着镰刀抬起头往西看。过不—会，就传来—个消息：西边李家的青桥，在场上脱粒时睡着了，身体向前—扑，一只胳膊伸进脱粒机被打断了。
我扔下镰刀，斜穿麦地往路上跑。李青桥曾和我读一个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是一路去一路回的好同学。
地里的人也都扔掉了镰刀，往西边跑。
李青桥和我不在同—个大队。我们赶到那里时，他已被人抬到抽水机船上。我只看到了他—张苍白如死人的脸和到处洒落的血，抽水机船就开走了。
站在河边上的人见船已远，便回过头来往打麦场上走。
那台咬下李青桥胳膊的脱粒机，此时正无声地张着大口立在夏天的烈日下。
有人用手指着：“就是那台脱粒机。”
几个姑娘还在余悸里，—个在哭，却并无眼泪，其他两三个或神情木然，或如风中之叶在索索地抖，或失去节制—样不停地向涌到这里的人诉说：“他困得不行了，总打瞌睡，那么往前一栽，就听见他一声尖叫，脱粒机咚咚跳起来……
我低头看，只见地上的麦子被血染成红色，一粒—粒地让人惊心。
不少人倒在麦垛下或躺在队房的墙脚下睡着了。
一场的人，都瘦黑如柴，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就在这里站着、坐着或倚在场边的老树上，久久不散。偶尔听见有人说话，更多的人则目光呆滞地沉默着。
人群中有人喊：“八队的社员回去了，回去了，回去割麦了……”
我望了一眼地上的红麦子，走出人群，往回走。路上稀稀拉拉地走了—行人。—路上，我总想着李青桥——
李青桥不太像农村人，生得很白净，用古书里的话说是个“美少年”。李青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胳膊。他的胳膊似乎比通常人的长。夏天，他只穿—件背心时，两只胳膊就完全地袒露了出来。长长的，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很精致亦很有力的一对胳膊。这对胳膊常引得女生偷偷地看，看罢脸一红，扭过脸去，可过不—会，又扭过头来偷偷地看。女生都喜欢李青桥，一半是因为那双好看的胳膊。李青桥是学校篮球队的，他篮球打得很好。他在场上跑，抢球、接球、送球，一双胳膊在人群里一闪一闪地，像本地水里的白跳鱼。投篮时，两只胳膊高高举在半空里，线条优美的两根，很迷人。他的手腕轻轻一磕，球飞—个弧度，刷—声入网，总要得到场内场外一片喝彩。我喜欢和他呆在—起。在—起时，就免不了要欣赏他的胳膊。他与你说话时，站着不动，两只胳膊自然地交叉着，放在胸前，样子很优雅。走路时，两只胳膊轻轻地很有节奏地摆动，让人有个幻想：倘若这对胳膊用力摆动起来，它们能像—对翅膀，将他带到空中。那天，我们走到一棵桑树下。其时，桑葚已红，一粒粒如奶头勾人。我仰望着，嘴里便津津地有了馋涎。“想吃？”他问我。我点点头，准备去找根竹竿来。“我能够着。”他一手抓住我，踮起脚，伸出右臂，居然就够到了一嘟噜—嘟噜的桑葚。他的手像雀喙—样，将桑葚一嘟噜一嘟噜地给我摘了下来。在他伸出右臂时，袖子便轻轻滑落了下来。前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雕塑展的开幕式，他的一件雕塑先是被—方银绸覆盖上，宣布开幕时，有人用手轻轻—拽，银绸滑落了下来，露出了那件雕塑，让人眼睛一亮。那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只够桑葚时的胳膊。
而现在，他丢掉的就是这只当年帮我够桑葚的胳膊。回到地头，我无心干活，也实在无力干活。我再也不管今天能不能完成割麦任务，一头倒在了地头的楝树下——沉重如磐的疲惫。
高中毕业时，我虚岁仅十七（青桥大我—岁，也不过就是十八）。当时的劳动，实与劳役并无区别。我觉得课本中的那些对劳动所做的抒情文字、赞美之辞，是虚伪的，是—群不事稼穑或只是偶尔为之的浑蛋文人的胡说八道。若不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后，仅仅也就是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干活，为什么就龇牙咧嘴地连连叫苦、痛不欲生了呢？还有那个“种豆南山下”怡然自得的淡泊之人陶潜先生，对田间劳作居然有那么一份雅趣与意境，大概八成是因为那劳作是随意的，是属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那种全凭兴致的劳作。若将他弄到我所在的正在学大寨的第八生产队或李青桥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来试试看，不需多久，只给他三两天的磨难，看这位高蹈轻扬的雅士还能不能再“悠然见南山”？
人们像—群羊被轰赶着，头上总悬着—根鞭子，耳畔总是响着：“起来！起来！”田埂是做了又做，仿佛那不是用来走路的，而仅仅是供人来观赏的。即便是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会被总在田野上转悠的干部们下令重做：“在后天检查组到来之前，必须重做出一条田埂来！”墒是修了又修，不过就是用来流水的墒，竟然直得像用一根巨尺划出的一般。这一切，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那三天—次、五天一回的络绎不绝的各种等级的检查组。倘若那天检查组来，恰巧下起雨，路泥泞难走，人们就像蚂蚁—般稠密，—路忙着撒稻壳铺麦秸。施肥、锄草、罱泥、打冰草、搞绿肥塘……所有这—切，都不再是从前庄稼人的那种很经济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们成了—个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演示，使人们处在不停顿的旋转状态里。人们只有花费大量的劳力，通过精雕细琢，通过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来一争高低。而在地里干活的人数以及干活时是否肯卖劲的样子，也都统统成为一方干部“政绩”的综合指数。许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折腾。春夏之交，四下里到处，总是催人干活的锣声。那锣声敲得人心惶惶的。地头、村头的高音喇叭总是在一声连一声地叫唤着：下地干活啦！下地干活啦！那些日子，人们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的觉。农忙结束后，人们依然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全部的时间又早被各种安排填满了。你随处可见—个个疲惫不堪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员在往稻囤里倒粮时，从高高的跳板上摔落了下来。我亲目睹到后村—户人家，因晚饭后懒得再去检查灶膛，结果引起火灾，将全部家当焚烧—尽。那天，我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去镇上购买农药，竟然睡着了，从车上摔到路上，当场鼻血如注。
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文轩，是文轩，我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是到镇上来走—走？”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做了点小生意。”他抓住我的手，将我扯到路边，指着一只大木盆：“我卖鱼了。”我瞧见那木盆盛了半盆清水，一条条鲫鱼露着青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游着。他说：“人家贩给我，我再卖给人家。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说了半天话。
到妹妹的医院，还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上，我瞧见这小镇上到处是—些闲荡的年轻人。路边不是摆着简陋的台球桌，就是—家挨一家的酒馆与茶铺。一些老者把麻将桌支到了路边的树荫下，在那里不知光阴流流转地玩着，桌上用茶杯压了些小钱……
走在小镇上，我心里便总想着一句老话：休养生息、休养生息……
—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手感
在日本—住就是十八个月，将要离开时，有朋友问我，日本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日本人的手。
十八个月里，我去花店，去瓷器店，去菜场……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我总能看见那些手，在不停地劳作，动作迅捷，轻重得当，分寸感极好。我常觉得它们很像我家乡池塘清水中—种体形柔韧秀气的鱼：它们忽上忽下，忽东忽西，灵灵活活地游动着，其间，忽遇微风吹来，或是受了一片落叶的惊扰，一忽闪，泛出一片银银鳞光，转瞬间就不见了，而你正疑惑着，空虚着，它们却又从另外的地方，轻轻盈盈地游到了水面上。东京吉祥寺有家小小的瓷器店，我常去那儿观赏。就那么一间屋子，却摆了无数的陶瓷制品。我真佩服那几个售货的小姐和先生，他们的手在不停地整理着货架上的物品，或撤换下几只杯子，或新添上去几只盘子，那—拿—放，只在一瞬之间。若客人想买一只杯子，他们居然能一伸手，就在—个挨一个的杯子中间，轻而易举地取出来—只，而当客人看后不打算买时，又一伸手，稳稳当当地将它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陶瓷制品，很娇气，极易破碎，那货物又摆得那么稠密，总让人有些担心。但我从未见过有一只杯子或一只盘子因他们的失手而跌落在地上打碎的。在狭小的空间中寻购货物的日本人，似乎身体与手的感觉也都颇好。我无数次地去过无数家这样的瓷器店，就从未见过一回有人碰落物品的情景。
这些手在你眼前不停地闪现，将东西包成应该包成的样子，将东西摆成应该摆成的样子，将东西做成应该做成的样子，准确，到位，干净利落，绝不迟缓和拖泥带水。你见着这些手，就会在心里亮闪闪地跳动着—单词：手感。
你若再去凝视、品味那些实物，如家具，如文具，如点心，如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你都能透过这些东西的表象看出—双双手感很好的手来。
他们还会很刻意地把他们的手感想办法传导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个东西手感很好。它们给你的手带来了舒适与惬意，甚至是快感，以至于你会沉湎于这种快感之中。我手里使用的一台OLYMPUS相机，抓在手中时，那种让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润到心上。那几个恰到好处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砖的外壳所有的生硬与僵直。几个手指正好放在这些凹痕里。此时，那些个手指，犹如—个懒洋洋的人见到有弹性的床、软和而温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会像春天里的几只小鸟埋在窠里不想出来。
在感叹的那一边，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国——
当你去看中国的物品器具时，你就无法拒绝一个强烈的印象：粗制滥造。那些活，总是做得简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细也不求漂亮。仿佛，只要有那样—些东西，便也就是制造的目的与终点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住在：三十二楼的四楼。打开水时，要到二十八楼去。宿舍里有四只水壶，其中有两只还是北京产的名牌水壶（我真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品牌），那壶把简直就是块薄铁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犹如抓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当我从二十八楼将四壶水提到三十二楼四楼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门踢开，立即放下水壶，然后不住地甩着被壶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阵，再去看看那几乎要流出血来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护着。令人伤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壶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从前，锋利如刀。这些制造水壶的人，他们的手难道就失去知觉了吗？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手感都没有了吗？从中关园搬到燕北园之后，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几家瓷器店，竟然没有挑出几只我稍微满意的碗来。且不说那图案几十年来就那么单调的几种，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还不怎么圆，十只碗叠在一起时，总是那么令人揪心地晃荡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时不在意，在刚买回来的一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却要问：中国人，你能生气吗？——都生气，还不气死？
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后来，这被激动地浪漫地讴歌过的“劳动人民的一双大手”，怎么就变得如此粗糙、如此钝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们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写手的（扭转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换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绘祖国锦绣江山的手…）。有许多关于手的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词。我在想：这些手在做了这么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总该实际—些，将房屋，将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细—些、地道一些、美观—些、稍微像点样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问这衰弱的原因：
可能与制度相关。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堕落与懒惰。失去了勤奋思考、勤奋劳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东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风”的生存“厮杀”，从而让—双双手闲置起来，久而久之，失去了灵性。
社会的连年动荡和反复无常使人心涣散不聚、失诚不古，使人消极存世、玩世不恭。失去人生的庄严与认真，自然也就失去了做活儿的庄严与认真。
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与绝对化的生活，否决了—种有情调的生活。生活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只剩下实用价值。面对一件器物，人们仅仅只想到它是否可以用于盛水或者用于烧煮，而不再能剥离这些实用，而暂且将它孤立出来作为审美之物。于是，所有的器物便日甚一日地只作为一件件纯粹的实用之物了。于是也就不求手的灵敏与精巧了。
对传统的变态性背弃与毁灭，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前无古人，一无傍依，无根萍漂，茕茕孑立，先人们几千年创立的生活境界毁于—旦，先人几千年营造的审美趣味被弃于荒郊野外，先人们的手之聪明，手之灵巧，手之无穷美感已在记忆中被抹煞而不剩—痕。手失去能力的承继，而苍白无神。
而“工具意识”的缺失，是被我认定了的一个大原因。
日本人之所以将活儿做得那么好，很要紧的—点是他们十分在意工具。他们总是借助于最合理、最精当、最得力的工具去做活。由心到手，由手到工具，把他们的意志、精神、美学趣味很完满地外化在那些对象上。这个小小岛国却是个工具大国。我去商店时，总爰往卖工具的铺面走，一到那儿，见了那五花八门的工具，就欢喜不已，并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我从日本回来时，送友人的礼物大部分为一些工具）。平素散步，见那些干活的总是驾一辆工具车而来，车门一开，就见那里面很有章法地布满了工具。那时你就会觉得这活是无法做不好的。并想：那人操作起来，手里有件顺心的工具，那劳动—定充满了快意。而中国人干活，对工具却很不讲究，还常工具不全，甚至干脆就没有工具。我请湖北木匠封阳台，他们竟然只有一把凿子。我以为，—个稍微好一点的木匠，就应该有好几把凿子。三分、五分、七分的，平口、斜口、圆口的，是不能少的。他们就一把，只好将就着用，既费时费力，又将那些眼儿凿得很不像样子。装完玻璃抹泥子，竟没有抹泥子的工具，而用手指去抹，结果被玻璃的边沿划破，血淋淋的。麻木着也不去包扎，血和了泥子继续抹，玻璃上净是血指印，让人想到这里曾有过—桩凶杀案。
但最被我认定的—个原因——我以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化教养的缺乏。记得恩格所有段话，说得很透彻，大概意思是说，那些穷人，由于文化的缺乏，而使他们的感觉钝化了。人的心灵感觉与生理感觉的敏锐，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说到底是文化教养上的事。那些末流的饭馆、发廊、小商店，为什么总把音响搞得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使人不得不掩耳而过？除去现代人寻求刺激这个原因而外，就在于这些缺乏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其感觉钝化。你觉得躁，但人家不觉得躁。你能发现—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个在很高文化意境中的人，也如此打开音响去听音乐吗？—个乡下人说话，非把声音提那么高，同样也是因为钝化。你不妨稍微留神—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敲你的门，与—个女大学生来敲你的门，其轻重会不会是—样的。那个乡下人的敲门可能就算不得敲门，而是擂门。漫长时期的文化教育的放松乃至缺乏，使中国文盲遍地，从而造成了他们感觉的钝化。中国欲想恢复先人们的荣耀，除去要注意以上种种原因，大概非得拼了命抓文化教育不可。那些凤毛麟角的民间巧手，绝不能证明着文化教养的不足、稀薄乃至空无并不影响—个国家、—个民族的手乃至于心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个星期后，我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购买一盏台灯，选定之后请卖灯的小姐—试，试完后，她却再也不能将台灯顺利装回盒子里去了。于是，她就用开了蛮力（这事倘若放在—个小伙子，我倒还能容忍，而现在却偏偏是个姑娘，并且看上去还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她想如炮手装炮弹—样将这台灯重新塞回去。我连忙阻止她：“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路上，我眼前总是有那双胖嘟嘟的富有肉质的手：袖口耷拉在手面上，手不太干净，但指甲却被涂得血红，光泽闪闪……
晚上，我决定趁我刚刚归来，感觉还尚未麻木和漫漶，赶紧将以上的文字胡乱地写下。这些文字，恐怕要被那些“爱国之士”斥为是一些“不爱我之国，不爱我之族”的文字。但愿我之心，不被“护国者”们看歪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天北京大学燕北学院
乌鸦
这种鸟，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它是一种邪恶之鸟，一道不祥的符号。在中国的电影里，这东西总出现在荒凉的野地或阴气深重的坟场或老宅背后一株孤独的枯树上，随着突然的一声凄厉而苍老的鸣叫，一种险险，一种恐惧感便顿时裘上你的心头。
我们并不能说得清乌鸦到底怎么了。但它在我们的感觉上，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十分遥远，以至于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描绘出它的体态、目光与飞翔或行走的徉子。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印象，一团纯粹的黑色，一个在天边冷飕飕、阴沉沉地瓢动着的幽灵。
我小时候，很早地就在一种氛圉中感卫到了这种鸟的阴鸷。因此，一儿到它立在风牢的顶端或从林子里哑然飞过，就赶紧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并闭上双目。
上六年级时，我从父亲的书柜中翻出一本鲁迅的《故事新编》来，那里头有篇《奔月》，居然有好多文字是说这样一件事的：羿将天下鸟皆射杀，现只剩下乌鸦了，他只好射杀乌鸦为他的娇妻嫦娥做炸酱面乌鸦的炸酱面。我一边毛骨悚然地读这些文字，一边感到有点恶心：乌鸦的肉是可以吃得的吗？那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的嫦娥，倒也没有我的“毛骨悚然”与恶心，但她对这样一种生活似乎大为不满：“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的炸酱面？”后来，读到嫦娥背弃羿与家独自飞往月亮上去了，我就在心里很支持她：人怎么能忍受得了总吃乌鸦炸酱面呢？说老实主知，我当时在心里不怎么同情那个成了孤家寡人的羿：一个让那样漂亮的老婆一年到头总吃乌鸦炸酱面的人，有甚值得同情？
一句话，乌鸦在我的感觉里一直不太好。
1993年10月，我去日本东大讲学，一住18个月，这才对乌鸦的印象有所修正。
乌鸦在日本文化中的形象似乎并不坏。听说，在日本的传说中还有乌鸦救王子之类的动人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乌鸦倒成了一个勇敢而智慧的义鸟。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不讨厌乌鸦，更无中国人一见乌鸦便要生疑、便有不祥预感的心态。在日本人看来，乌鸦是鸟之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并无特别之处。他们像对待其他鸟一样，完全是用了平常心来对待这些黑色精灵的。
初时，见了东京乌鸦到处乱飞，我心中颇为纳闷：这样的一种鸟怎么在此地竟有如此待遇？甚至，我在第一次上讲台之前，听到了它的一声叫喊时，心中还大为不快。那天，我西装笔挺，夹了公文包，颇为“气宇轩昂”地出了寓所。我在心中默念：这第一堂课必须讲好，要讲得特别好。我把自己的信心打到了顶处。就在我走出寓所一百米左右时，寂静无边的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沙哑的鸦鸣，我就觉得头上明亮的阳光下划过了一道黑影。未等我去看它，又是一声鸣叫，这声鸣叫居然就在我耳边，随即，我看见一只乌鸦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鬼鬼祟祟地飞到林子里去了。我竟学着小时候的样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几天心里就一直不痛快，直到知道我的课讲得并不坏为止。
在那里，我实在无法躲避乌鸦，天长日久，从前的感觉渐淅麻木，对乌鸦的陈见也日益变得淡漠。
首先，东京的乌鸦对人无任何戒心与畏惧，使你根本无法与它拉开距离。它们无处不在，几乎装点了你眼前所见的任何一个画面。我们要去吉祥寺购买东西，必经井之头公园，而这公园又是乌鸦的一个大本菅，那里的乌鸦多得满眼都是。它们就在你眼前肆元忌惮地刷刷地下，甚至就在你的脚下觅食，挥之不去。那摇摇摆摆很固执的样子，仿佛一定要让你将它看个仔细：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鸟？
对乌鸦的阅读完全是被动的，但阅读的结果是至少是：抛开种种文化的附着，作为纳粹意义上的鸟，乌鸦却是一种难得的经得起审美的鸟：
那黑才叫黑，如墨，如漆，如星月全无的深夜，且又有光泽，飞起来时，仿佛像绸缎在阳光下滑动，那分寸得当的喙有着牛角的质地，显出了一些贵重，而两只眼睛更使你觉得从前的印象简直没有道理，那棕黑的两粒，如珠如豆，晶晶闪亮，无一丝阴森，更无一丝怨毒，恰恰相反，倒有一些纯真、柔和，还有几分只有善目慈眉的老者的眼睛才有的那种亲和。假如有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立在一片晶莹的雪地上，其情景如何？假如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穿行在如雨的樱花里，其情景又将如何？它在地上走动不是走动，而是跳动的样子也很好。我原以为乌鸦在地上的前行，是像鸭子一样晃动着往前走，结果发现，它根本不会走动，而是轻轻地跳动着前行，很有节奏感。觅食时，偶然受了惊动，会一转脑袋，往天空一望，其神态还有几分憨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飞翔。井之头公园的上空，常有鸽群和野鸭群飞过。鸽子的飞翔固然迷人（我少年时曾被这种飞翔迷得不能自已），但鸽子的飞翔有时候带了少许的表演的性质。它们在天上飞，盘旋，忽如旋风一般上升或下降，久久不肯停歇，总让人觉得它们有点在买弄自己的飞翔。而野鸭的飞翔又过于单调，直通通地四平八稳地在天上飞，全无一丝变化，加上长脖子短身体的体态，似乎不那么让人觉得飞翔的优美。而它的下降，简直使人觉得笨拙。它们落在水面上时，绝无一点轻盈与优雅，而竟如一块一块砖头，噼里啪啦地直掉在水里。乌鸦的飞翔，既不同于鸽子，更不同于野鸭。它不在天上作无谓的盘旋，绝无卖弄之意，但只要是飞，就将它飞好，飞出样子。它们似乎最喜欢那种从一株树到另一株树、从屋顶电视接收架到电线杆的顶端、从地上飞到树上或从树上飞到地上这样子的有目的的飞翔。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它扇动大翅，潇洒自如。倘若在行将到达终点之时，它忽然改变了降落的主意，此时，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一丝野鸭在突然改变飞行计划时的那种局促与僵硬，而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穿越了极其有限的枝隙与叶空，其情形如一页薄纸轻风送力，一瓢而过，不留一丝改变原意的痕迹。
最值得看的是它的那对翅膀。乌鸦之所以飞得那样好，似乎与它的长翅有关。它的翅膀与它的身体相比，是超比例的。有时，它立在地上，也会将双翅展开，这时你可得到静观。那翅黑而优雅，你就会觉得古代白话小说中形容一个女子的漂亮，说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实在是一个很传神的形容。
东京的乌鸦，顽强地逼迫着我改变着对它们的看法。我发现在从前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乌鸦的观察实在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乌鸦竟然还是一种淘气、顽皮的鸟。井之头公园的一些大树下放了一些自行车。这些车大多是被遗弃的。乌雅们常落在车座上，它们歪着头看看那车座之后，就开始用喙去啄那车座，直啄得那车座都翻出里面的海绵座垫，发现里面并无什么其他内容之后，它们又去啄还未啄过的车座，乐此不疲。有些车，只是在这儿临时放一放，也被啄开了。主人来了，一见此情景，就会骂它们一句：“八格牙路！”它们就叫着暂且飞开去，但过不了一会，又可能再飞回来做未竟的事业。人们似乎并不记住这里有群乌鸦会啄车座，依然还是把自行车不住地停放在这里。它们还经常把一些东西叼到天上去。我几次看见它们把人扔下的空啤酒易拉罐叼住，飞到枝头或人家屋顶上去，然后在那儿摆弄易拉罐，仿佛要仔钿看一看是否还剩下几滴酒好喝。一只乌鸦不知从何处叼得一块白绸，在井之头的上空悠悠飞过，那白绸张开来，引得地上的人无不仰头去看。一天，我从东大讲课回来，正走在路上，偶然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绝黑的乌鸦叼了一只鲜亮如红宝石一般的西红柿在蓝天下飞着。这回，这只乌鸦倒有点表演的心思，在天上长久地飞，竟一时不肯落下。那真是一幅颜色搭配得绝好的画。后来，它终于飞到公园的林子里去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天地间毁灭了一道风景。
到了春天，我还发现乌鸦竟是属于那种情感很投入的鸟。这时节，是它们恋爱的季节。这段时间里，井之头一带的乌鸦完全失去了往常很绅士的样子，在枝头飞来飞去，鼓噪成一片。它们似乎完全陷入了痴迷与疯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林子间飞翔与追逐，不吃也不喝。那天，我坐在井之头公园的长椅上打量它们，发现它们一只只皆瘦弱下来，瘦弱得几乎只剩下一对翅膀。那焦渴而无望的目光，简直使人感到震惊。有时，它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直弄得空中黑羽纷纷。有一只乌鸦竟然疲惫地从枝头跌落了下来。它在昏迷中晃动着站起来，又振翅飞向枝头。那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让人无端地在心里涌出一番同情。
几乎是整整一个春季，它们就这样失魂落魄地燃烧着生命，直到夏季来临，树木苍绿之时，它们才在浓萌中渐渐平静下来。
自然乌鸦也有可气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不知疲倦的叫唤，使我常不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宁静。居室不远外有根电线杆，有一只乌鸦居然能持之以恒地从早直叫到晚。我想找根竹竿到外面去轰赶它们，又怕我的日本人邻居见了说中国人待乌鸦态度不好，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轰赶。有好几次思路被打断，怎么也接不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无聊地去细听起这前前后后的鸦声来，我发现，乌鸦的叫声绝非一种：有发“哇”的、有发“啊”的，那根电线杆顶上的一只，竟然发“呜啊，呜啊”。来了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你听得懂鸦语吗？”她笑了：“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我也笑了：“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是日语。”日本朋友大笑。
东京井之头的乌鸦耽误了我不少文字，这也是事实。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对乌鸦的一味放纵，鸦群无限扩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光乌鸦啄破垃圾袋或到垃圾桶里乱找乱翻这一条，就使他们很伤脑筋。这些乌鸦一清早从林子里飞出去觅食，并不往郊外飞，只是在城市的上空转，见哪条巷里无人就落下来，将那些待收的垃圾袋三下两下就啄开，结果将垃圾弄得满地皆是。对此，日本的电视台常组织专门的却带有几分喜剧性的讨论：如何对付乌鸦？日本人善动脑筋，对付的办法无奇不有。电视里曾作过表演，开始颇有成效，但乌鸦很鬼，一种方法往往试过几次之后，就被它识破，并恶作剧地嘲弄那个方法，使人觉得十分可笑。
日本的乌鸦，似乎有城乡两拨，城里有城里的乌鸦，乡下有乡下的乌鸦。城里的乌鸦啄垃圾袋，乡下的乌鸦则偷吃农人的果实。电视里很完整地放映过一段乌鸦偷吃果实、农人想法阻止、乌鸦还是卷土重来的过程：那鸦群如同一支巨大的空降部队，从空中突然降到一块葡萄园来，将那葡萄一粒一粒地啄掉了。一个上了岁数的农人敲响盆子，将它们轰起，但农人刚一离开，它们又重新来了。农人没法，只好坚守在葡萄园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农人固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以便给乌鸦输入一个信号：那农人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穿棕色衣服的是农人。农人假装睡着了，等乌鸦一来，又突然起身，这又给了乌鸦一个信号：我只是躺一躺，并未睡着。这样试了几下，农人见有了效果，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身上的衣服剥下裹住一个稻草人，让它躺在葡萄园里，自己回家了。但那些乌鸦智商颇高，高得能识破人的诡计。它们先是在空中不停地飞，不停地叫，然后记探着往下落，往“农人”脸上屙一泡屎，刚要落下，又突然起飞，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过之后，便在心里认准了：真人是没有这番好耐心的，就哗啦啦落下，把葡萄架搞得直晃悠。吃饱了，它们竟不立即飞去，在葡萄架上歇到夕阳西下，方才飞去。第二天，那老农人望着那个不剩几粒葡萄的葡萄园，一脸悲哀，都快哭了。后来，他抓来一支猎枪，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鸦群开枪。
